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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汉口也挤身到了淮盐集散地的行列之中。
漕运和淮盐的刺激，极大的促进了汉水运输业的发展，为汉口成为四大商业名镇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繁荣与商税的不断增多，促使政府对汉口的经营加大。
明崇桢八年，汉阳通判袁（火昌）主持，在汉口修建了袁公堤。
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成为一个稳定的商贸新镇。
这个时间距离汉水改道只有大约200年的时间。
从袁公堤建立之日起，汉口的商贸便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了。
虽然在历次的战乱中，汉口都曾经遭到重创，但由于有汉水这个天然的良港，汉口总是能从战乱中迅速复苏并更加繁荣。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
”这是康熙年间的诗人潘（未中多一横）留下的两句诗证明了这一点。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盛世，汉口终于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商业市镇。
《大清一统志》这样描述汉口：
“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
这个楚中第一繁盛处，被码头、被商船、被数不清的来来往往的商人们包围着，经营着，最终形成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且“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的商业重镇。
作为一个商业重镇，汉口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
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
”而让四海九州的货物云集而来的，都是各地的商帮。
这些商帮中，有一支称为宁波帮。
宁波帮自进入汉口，便成为商帮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这支力量从汉口镇开始形成之时便来到汉口，直至今天，仍然在汉口的商业、建筑、营造及金融诸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主要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各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摘自《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第一版）。
这是对宁波帮的定义，实际上也可以用于其他行帮，因为行帮是中国传统商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地域集团。
商人们靠帮会组织互相照顾，互相扩展商业地盘，传递商业信息。
但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商帮集团。
这个明末清初兴起的商业集团，迅速活跃在国内各重要的商业区域。
明末清初，正是汉口成为全国重镇的兴旺时期，作为华中的商业重镇，宁波帮逐渐扎下根来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汉口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宁波帮在汉口的作为，也是有一个历史大背景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由于条约中规定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开始进入汉口。
随着英租界的划定，又相继划定了四国租界，租界的划定与外国商船的陆续到达，武汉开始从闭塞走向开放，冲破了原有的地区性封闭，由一个内地商品集散地向一个外向型通商口岸转变，西方各种势力纷纷叩关而入，工厂、洋行、银行大量涌入。
西方势力的扩张，使汉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改组，在这种大变动和大改组中，汉口开始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格局。
这种城市格局最突出的表现，是汉口已经转化为外向型的通商港城，农业文明逐渐退出了原本就不太重视农业的城市结构中，城市重新构建了新的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华洋杂处，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中西文明在碰撞中逐渐交融。
张之洞督鄂后，洋务运动兴盛，近代商政举措推动了华人开办近代化工厂的步伐，华人设计的近代化建筑也迅速在城市中出现。
汉口的开埠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使汉口的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
商业的发展又带动的金融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控航运业的兴起。
而这些，都给善于开拓并注重质量的宁波帮以施展自己的大好良机。
因此，在武汉开埠并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宁波帮的身影。
应该说，在汉口走向近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宁波帮在汉口的各类商业活动均可圈可点。
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批在武汉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宁波帮代表人物。
比如宋炜臣、沈祝三、虞洽卿等，他们或在近代汉口实业界、或在近代汉口建筑业方面，展示着他们的才能。
在这个大舞台上，还有著名的建筑设计方面的泰斗和设计师卢镛标、庄俊的活动足迹，他们的杰出建筑的一部分留在了汉口。
今天，翻阅任何一部反映武汉近代历史的书籍，他们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二
应该说，在明末清初的商业重镇中，大汉口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商业中心和商品转输之地，经商环境自由，商品贸易繁盛。
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纸张、木材、食盐、茶叶、药材、瓷器、铁器、烟草、靛青等传统日用品涌进武汉，并通过武汉向四周扩散。
宁波人向来头脑灵活，以善于行商而著称。
汉口的商业浪潮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前来追商逐利。
他们逆江而上，利用航运优势，运载茶叶、毛竹、长屏纸、绍兴酒、温州明矾、福建杉木、江西瓷器等货物沿江而行，然后又装载楚地土特产及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沿江东下，"
贸迁于楚浙之间。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向武汉及邻近省份倾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等洋货，占据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市场，并不断向上游渗透，市民对于诸如玩具、铅笔、图书、利器、假珠宝、肥皂等洋货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为了与洋商争抢长江中上游的巨大市场，各地的一些洋货商号，也纷纷来汉设立分店。
在中外大批商品的倾销下，汉口作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的地位不断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宁波商人最初是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
同时，宁波商人凭借自身敏锐的经营头脑和商业才能，在汉口开办作坊、商店和实力雄厚的大公司。
为了加强同乡间的相互联系，为了进行商业情报的交流并开展同乡会的活动，宁波会馆就应运而生。
宁波会馆的存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宁波籍在汉经商人数众多；
其二，宁波籍人在汉口的经商活动颇有成绩。
在汉口的商帮中，宁波帮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商帮力量。
在经商方面，宁波帮“其货无所不居”，在武汉百货、家俱、国药、服装、饮食、粮食、钟表、水产海味等传统贸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领军地位。
在宁波帮经营的商号中，亨达利钟表、茂记皮鞋、达仁堂药店、宝华洗染店、祥康、怡和、首家服装店、五芳斋汤圆等，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成为武汉市至今仍有很高声誉的“老字号”和名牌产品。
宁波人在武汉经营钟表的很多，亨达利钟表行是其中的佼佼者。
亨达利钟表行是宁波镇海人陈文生从德商礼和洋行手中买下的，几经搬迁，于1922年后迁至中山大道（现557号），更名“亨达利钟表店”。
主要经欧美等国钟表，且以门市零售为主，同时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
最让武汉人记忆深刻的是，江汉关上的大钟就是亨达利钟表行安装的，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由亨达利公司进行大钟的保养。
新式皮鞋在武汉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宁波人宋炜臣就开始在武汉生产经营军装和皮鞋。
他从上海聘请的皮件师傅李厚谟在辛亥革命后自设了“茂记皮革制品商店”，成为了武汉皮鞋业的开创者。
1921年始兼营皮鞋、皮靴，并以做工精细，选料考究，造型新颖博得人们的信赖，茂记名牌逐渐形成，成为了武汉地区最知名的皮鞋店。
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奉调印度加尔各答后，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
解放初期，茂记皮鞋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的皮鞋供应专点。
“茂记”皮鞋从此名扬中外。
今天的同仁堂中药店武汉分店是宁波帮国药业在武汉开办的名牌药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该店由宁波慈溪人乐良才创办的“乐家老铺”发展而来，最初落脚在北京，1669年由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药店，药店既坐诊行医，也制作丸散膏丹出售。
由于工艺精湛，疗效好，很快便名震京华。
1920年，同仁堂第十一代传人乐达仁在汉口黄陂街创办达仁堂分店，店内高悬“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销售牛黄清心丸、小儿回春丹、狗皮膏药、大活络丸、虎骨酒、参桂鹿茸丸等成药。
每日营业额都相当可观。
1934年，又在汉口开设分店。
汉口达仁堂药店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同修仁德，济世养生。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祖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自律。
达仁堂凭这种“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信条，在武汉赢得了市民的信任。
武汉洗染业的龙头是宝华洗染店，由浙江镇海人贺宝庆于1911年在法租界开设。
最初的店面只有18平方米，为一小作坊。
宝华洗染店加工精细，服务热情，加之位于法租界内，逐渐赢得外国人、官僚买办、华侨及中上层社会的客户。
几经扩展，小店发展成为了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等高档服装洗、染、烫、缝纫和织补业务。
贺氏也广交上层人士，曾与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过往甚密。
1931年汉口大水后，许多小洗染坊被迫关门，唯有宝华洗染厂很快恢复营业，并针对水灾损毁的衣物给顾客以赔偿。
20世纪初，一批夹着一把尺子和剪刀的宁波裁缝来到汉口，凭借自己高超的裁缝技艺，成为武汉西服业的开山之祖。
这批裁缝带来了武汉服装技术的革命，也将宁波服装业所用的一种竹尺（宁波竹尺，又名华洋尺，后称老尺。
现一市尺等于老竹尺一尺一寸）带进汉口，成为各中西服店普遍采用的一种裁缝工具。
正是因为这批裁缝的高超技艺，宁波人在汉口开设的服装店也成为汉口一流的服装店铺。
最著名的当属祥康、怡和两家。
这其中，于1909年在法租界玛领事街（今中山大道以北的车站路一段）开业的祥康西服店是武汉第一家西服店。
祥康西服店的诞生是武汉服装业的一次革命，它结束了西服裁剪师多年沿街揽活的生涯，开始了坐店经营的历史，西服业作为服装业的重要分支从此在武汉确立。
1931年创办的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武汉经营的男服为主，兼做女服的著名西服店。
店铺原本开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
40年代后期，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抗战时由南京迁至汉口的首家服装店则专门经营女子西服，刚迁至武汉时，称为姐妹服装店。
1944年，易名首家服饰公司。
该公司凭借其对服装独有的理解和对武汉服装市场的了解，将首家制衣定位于专制高级女式西服，这种独特的经营路线，使首家独享武汉女式西服的利润。
尤其是抗战胜利后，首家成批缝制的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度风迷武汉。
这三家服装店在汉口经久不衰，一直是武汉服装名店，1980年还被命名为特级商店。
和钟表、西服、皮鞋同时进入汉口的，还有西式家具。
欧风东渐，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人的意识形态、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样式新颖、豪华气派、色彩艳丽的西式家具逐渐成为中国家庭摆设的主打家具。
在木器业中，宁波人费荣卿创办的乾泰裕家具店生产的家具，兼采中西之长，把西式家具的结构合理、式样新颖、造型独特、注重涂饰等长处和中式家具的庄重自然、牢固耐用、讲究雕镶等优点相结合，形成乾泰裕家具独特风格，其双元线套装家具更为用户所称道。
因此，乾泰裕家具在式样、结构、选料、做工、漆色等方面均为同业之冠。
民初《汉口竹枝词》中就有捆写到：
“旧式铺陈不在行，大家都要摆洋装。
甬人贩卖西家具，讲究铜床与铁床。
”从竹枝词中也可知宁波木器商人在武汉西式家具业中的影响及其地位。
宁波帮所经营的商号为什么能在商贾云集的汉口扎下根并发展壮大，纵览上述老字号及名牌产品，可知，宁波帮最重要的是讲究质量和服务。
无论哪个行业，都讲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既不偷工，也不减料，都是通过质量与诚信赢得了顾客的支持与信任。
这是宁波人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这些名店至今能留存在武汉人记忆中的法宝。
三
武汉的百货业，旧称京广杂货业。
经营广货者曰广货铺，经营京、津货者称京货店。
宁波百货商经营洋货及上海产的鞋帽、服装纺织、日用化妆品、工业用品、橡胶制品等为主，间及少量广货，因而被称为广货店。
虽然宁波百货商在武汉实力较雄厚，但规模小，经营品种少。
宁波百货商真正大显身手而扬名武汉，则是在五口通商后，宁波对外开放，洋货如潮水般蜂拥而入，宁波当地有限的消费，难以容纳，当地有头脑的宁波商人将目光投向内陆市场，以专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推销洋货，扩大洋货的销路，实现其发家致富的梦想。
19世纪40年代，宁波镇海商人方承志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从事洋布贸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宁波百货业大军，活跃汉上。
他们以新颖的货品及独特的经营技巧，成为武汉百货业的中坚。
宁波帮商人以善经营、精管理闻名于武汉商界。
武汉商界的各个领域都有宁波帮在活动。
百货业中的很多领域，比如参燕业、海味业、糖业、裁缝业、丝绸业中，宁波帮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的一统天下。
清道光年间，武汉的新街是百货荟萃之所，为繁华中心地段。
这里的苏、宁、京、沪、川及外洋等地百货商品琳琅满目。
广东、宁波等地的商品百货商品成为武汉市民生活的时尚用品。
据1935年《汉口商业月刊》载：
汉口的百货业有51家，分别由徽帮（下江帮）、本地帮（一曰汉帮）、北帮把持，三帮之间竞争激烈，界限严格，尤以徽帮居多。
而此时的徽帮，其概念包含着徽州、江宁、苏州、宁波、绍兴等籍的商户。
他们资金雄厚，大多集中在青龙街、戴家巷、帝主宫一带做批发生意。
而徽帮中，宁波百货商是颇具实力的。
抗战结束之后，在汉口经营百货业的浙江籍客商多达57家，其中仍以宁波百货商居多。
这时的如聚成百货商店、鼎新百货商店、大昌商店、中国化学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改造所等等，均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百货界之翘楚。
武汉宁波百货商在经营百货业时眼光长远，他们一般内靠本帮、本地区有实力的富商巨贾，外联上海，瞅准上海丰富的货源、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百货管理经验，除从上海大量进货外，还与上海实力雄厚的百货商进行联合，引入资金，借鸡生蛋，在管理上学习借鉴上海的百货业管理经验，改进或淘汰武汉百货业规模小、品种单一、落后的经营方式，使武汉百货业大跨度地向现代化迈进。
风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爱国国货运动也与宁波籍商人有密切关系。
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致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
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生产的颜料、洋针、洋线、扣子、洋伞、洋铁、肥皂、香皂等日货开始在中国泛滥。
加之美、英、法、德等国的丝袜、唇膏、香水、洋油、香烟、留声机等欧美洋货，武汉成了西方列强的消费市场，洋货的大量倾销，极大的阻碍或制约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一时间，有识之士发出了：
“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惊呼经济的灭亡，为时无期矣！
”的呼声。
早在民国初年，客居武汉的宁波镇海籍客商唐爱陆便在汉口开设了一家名为爱国公司的百货商店，专售国货。
这是自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开“专售国货”之先河的商店。
唐氏在武昌首义时，曾担任民军后勤工作。
首义之后，筹资2万，开设爱国公司，销售天津爱国布、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国货精品，以引起国人对国货的重视。
正是秉承这一爱国传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国货运动中，宁波籍客商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力促武汉中国国货公司（或国货商场）于1937年7月成立。
由于时值抗战，公司西迁。
1945年10月，在宁波人魏吉甫等人的精心筹划下，武汉国货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下设总务、会计、营业三部，营业部下分绸布、化妆、内衣、棉织、鞋帽、文具、搪瓷、五金、食品9个营业柜，有部主任、柜长、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各司其责。
商品进货必须由营业部主任亲自看质评价后，才能确定是否购进。
武汉国货公司所在地江汉路是一个繁华的门市区，地段好，商店多，既有专业绸布店，又有百货业同行。
但是，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魏吉甫在经营武汉国货公司期间，大肆宣传国货，弘扬国货，为扩大国货的营销量，魏吉甫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力求式样新颖，品种齐全。
在经营方式上，也非常讲究。
如在服装、内衣柜的经营方面，以“名、新、全”取胜，当时社会流行的白府绸、条子衬衫都有，有高档品，也有大众化品种，同时规定顾客买去的商品可以退换，顾客在买东西挑选时，尽量帮助选好，避免顾客往返。
比如白衬衫出售时，容易脏，他们就备有试穿衣，在量好大小后，让顾客尽情挑选。
对于顾客的退换要求，也尽力满足。
武汉国货公司作为武汉地区最早实行现代化商业管理的企业，突破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建立了武汉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以股东代替了店老板，以聘用制、练习生制取代学徒制，其人事、财务及商品管理和销售服务管理系列，均效仿近代企业模式。
正因为如此，武汉国货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便发展成为了武汉百货业的骄子。
1949年后，该公司改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作为武汉百货界的骨干企业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
在汉口的实业界中，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宋炜臣，他是近代汉口实业界的巨子。
他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筹建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富池口等多家近代企业，成为汉口近代民族资本的巨头，在武汉近代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
因此，谈宁波帮在武汉的实业，宋炜臣当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
1896年，宋炜臣从上海来到武汉。
此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
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就是于此时发端的。
而此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的创业不仅持一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而且还给予积极的支持。
因此，当宋炜臣提出开办燮昌火柴厂时，张之洞立即给予了10年的专利权。
这10年的专利权，给予燮昌火柴厂充分扩展的空间和时间。
为促进企业的发展，宋炜臣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很快便使燮昌火柴发展壮大，垄断了湖北、河南、陕西一带的火柴销售。
宁波帮实业界人士在汉口的创业从燮昌开始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不仅如此，由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坚持支持民族企业，也给了宋炜臣第二次机会，使其可以放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用事业。
也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宋炜臣顺利地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的11名巨商，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
对于宋炜臣申请创办水电公司的、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要求，张之洞大力赞赏，不仅全部答应了宋炜臣的要求，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并“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再次给予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
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
”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才顺利成立。
1908年秋，既济电厂首先落成，两座欧式发电厂房在汉口大王庙汉江边建成。
内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3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业之冠，也大于汉口的英商电灯公司和德商、日商电灯公司。
既济电厂的落成，让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的繁华市区，因万家灯火而光彩夺目。
汉口市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的汉口六渡桥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水塔。
水塔的历史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这个从1908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塔，就是既济水电公司用来流转宗关水厂通往自市区中心的自来水之压力所用的。
这个曾经鹤立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的建筑，是当时汉口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
1909年水塔竣工，汉口人在全国较早地喝上了自来水。
自来水厂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水厂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规模上也堪称第一。
两年之后，既济水电公司把水管铺进了租界，那些高楼大厦间的洋人们，也开始喝上了中国人提供的自来水。
近代的武汉，是全国唯一的租界与华界并行发展的城市，也是近代亚洲一流的城市。
作为亚洲一流城市的标志之一，便是公用事业的发展。
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既济水电公司电厂与水厂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让武汉公用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是武汉近代工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是武汉近代市政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个近代企业的兴建，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作为汉口公用水电业的发端，也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促使了城市管理机制的萌生。
而这些，都与宁波帮宋炜臣、朱葆三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宁波人对近代武汉的一个重大贡献。
汉口历来号称九省通衢，长江、汉水养育了武汉。
由于陆路交通的不甚发达，汉口商业的兴盛与水运密切相关。
水运的发达促使了武汉商业贸易的兴盛，强化了本地区的商贸优势，吸引各地商人通过水路来汉导财运货，商业贸易和航运业便成了汉口商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由于宁波与汉口的地理条件相似，都是得水独优，因此，宁波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
在古代运输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宁波人曾经靠内河帆船运输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汉口地区贩运了500余万石粮食，其运输能力可见一斑。
汉口开埠之后，宁波帮依托汉口这一商业重镇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长期积累的商贸经验，在汉口开展了自己的水上营运活动。
宁波帮在武汉的商业营运活动范围之大，面积之广，仅仅只次于当时的上海。
1861年汉口开埠，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依托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的商贸经验，活跃于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大汉口成为上海之外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他们在宁汉之间从事航运、水产、银楼、火柴、水电、杂粮、银行等行业，其中属于独家经营的则为长江夹板船航运业。
由于宁波帮的船运业长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各口岸，更使宁波帮了解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商贸货物的需求，从而在长江沿线架构了一条由宁波帮主控的商业航线。
至清末，宁波帮共有70多只夹板船在长江沿线从事货物运输。
近代巨商叶澄衷就是靠木帆船起家的宁波商人，他也曾经营宁波、上海至武汉的航运业，自置帆船100余艘。
直到20世纪，宁波帮依然控制着汉口和长江下游港口之间的水上货物的运输，并成为了汉口城市中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
他们向汉口输入棉纱、棉布、绸缎、海产，购回杂粮、黄豆、桐油、牛油、麻、棉花和大米，这种大规模的运输与销售，促成双方年贸易额在35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数额之巨甚为可观。
宁波商人发达的航运业在武汉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城市间的商贸往来与发展。
如此巨大的商业贸易，最终必然会出现资历雄厚的航运业的巨擘。
在从传统帆船到近代轮船业的转变中，宁波帮顺应航运要求，及时调整营运思路，迅速从困境中走出。
他们相继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经营长江中下游航线的客货运输，其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在武汉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以虞洽卿、陈薰、严义彬等合资创立的宁绍轮船公司和虞洽卿独资兴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及鸿安商轮公司最具代表性。
其中宁绍轮船公司名列长江六大轮船公司之一，三北轮埠公司发展成为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堪称民族航运业中的巨擘。
宁波帮在长江航运业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虞洽卿。
虞洽卿兴办实业的想法萌生于1906年。
这年，他从日本考察商务回国后，有感于西方势力不断侵夺长江航权并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乘船者。
为了与西方航运势力相对抗，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08年邀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宁绍同乡，创办了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
1913年，宁绍轮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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