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前进历程党史党课讲稿32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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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此使得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三件大事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大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下一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胡锦涛总书记这里面讲到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今天要讲的29年。
（三）将“探索”确定为29年的主线的两个佐证：
一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讲过，我们现在从许多方面来说，正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二是薄一波同志在领会小平同志这段话之后用六个字做的一个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党建国六十年的这条主线，也很好地说明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脉相承的。
前30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认识的不太清楚，以至于在实践中犯了错误。
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开放。
可以说前30年的探索基本上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后30年我们接受了前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找到了正确道路，这是前后两个30年的本质区别。
但是从探索这条正确道路的意义上来讲，前后两个30年是一脉相承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29年的主线就是探索。
二、探索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29年的主流和本质
（一）政治方面的成就
第一，奠定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一是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立这样一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没有“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
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那里也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二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有了“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
当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又能集中处理国事，还能保障人民必要的民主活动。
建国以后，我们将人民代表大会制确立为我国人民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
三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也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
我们党在建国以后非常珍视这种合作关系，把各民主党派保存下来，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民主党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
这个制度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
四是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明确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四大基本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实现了除台湾岛屿之外的全国范围的国家统一。
这里面包括实现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第三，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经济方面的成就
第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
这些经济战略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是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建国之初，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借鉴别人。
当时世界上我们能借鉴的只有前苏联。
可贵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很快就发现了前苏联体制中的一些弊端。
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我们国内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闹事事件，然后出现了“波匈事件”。
由此，毛泽东同志开始认识到前苏联的那套体制有僵化的东西，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你看每一棵树长的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们都要跟苏联一样呢？
！
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也非常有智慧的战略。
那么，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呢？
没有现成的答案。
当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分头带队到各部门、各地方去搞调研，最后形成一批理论成果。
这批理论成果体现在两个文件里面：
一是“八大”会议的文件；
二是《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讲到，我们提出了很多办法、原则和苏联相同，而方法有我们自己的一套。
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革”发生前。
这时候提出的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
二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
建国开始，我们提出“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
当时我们照抄照搬前苏联，搞了一段片面发展重工业。
后来很快发现这在我国行不通，另外，我们也看到片面发展重工业这条道路在前苏联、东欧也行不通。
毛泽东同志说，苏联、东欧搞片面发展重工业引起两个弊端：
一是货币不稳定；
二是货物供应不足，特别是农产品、轻工业产品供应不足。
他说，中国要搞工业化不能走苏东的工业化道路，而要根据中国国情，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根据这个国情，我们制定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经济，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特点；
三是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当时前苏联说咱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必每个国家都去搞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我就够了，你们各个国家适合发展农业的发展农业，适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不必都搞独立完整，各个国家应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唯有中国没有。
当时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理由就是我们一定要以经济的独立保障政治上的独立，与这个方针同时提出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由此，我们战胜了之后不久遇到的难以克服的经济困难。
新中国刚一建立的时候，我们处于极端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在政治上，美国胁迫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敌视中国；
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这段时间长达20年之久。
当时我们只能从苏联、东欧那里得到一点援助，但是不久我们跟前苏联的关系恶化，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正是因为之前我们就有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才克服了这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四是提出了“四化”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提出来的是“三化”，后来发展成“四化”，当时“四化”的内容和现在也不太一样。
从“三化”到“四化”，从当时的“四化”发展到后来的“四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当时还提出了“分两步走”等一系列宏伟目标；
五是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
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上敌视我们，在经济上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使我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我们从来没有过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西方世界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
在西方世界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的时候，我们提出一定要打破封锁，争取外援这样的战略思想：
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另一方面要争取外援，争取外援是为了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时，我们还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当时提出争取外援包括吸收外国的资金，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等等，虽然这样提出来了，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美国长期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放弃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所以我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得不到外面的援助。
第二，在上面这些经济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
分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建国头七年。
建国头七年我们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我们在极低的起步基础上，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
二是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
原定“一五计划”是1953年到1957年完成，我们在1956年底就已经完成各项指标，到1957年超额完成。
“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们之后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第二阶段，1957年到1965年“文革”发生前。
这是我们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我们犯错比较多，有很多失误，但是有一条没有变，就是这十年当中我们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年到1965年间进行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原因是我们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到1965年我国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具规模，最后建成是在1979年，由叶剑英同志在人代会上宣布：
我们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现在已经建成。
可以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我们现在全国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经验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决议》说，这些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欣欣向荣的，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被“文革”的发生突然打断了。
第三阶段，“文革”十年。
一方面十年内乱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党和人民跟“左”倾错误一直在做斗争。
由此，“文革”十年对经济的损害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
第一次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经济急剧恶化，到1972年经济又有所恢复。
因为1972年到1973年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急剧恶化的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第二次就是1975年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
这个期间国民经济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有若干进展，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
如果粮食得不到保障，对于一个国家是真正危险的，在这个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
二是工业交通发展得比较快，建成了一些新的铁路干线，特别是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等等；
三是基本建设有很大发展。
建成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并且投产。
比如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等等都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再有葛洲坝水电站也是在这个期间开始动工的等等。
这些若干进展或者说若干成就，也是我们党和人民同“四人帮”斗争的结果。
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文革”动乱国民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文革十年”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第四阶段，“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是1976年到1978年。
《决议》称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虽然只有两年，但是这是我国发展中很重要的阶段。
这两年应该怎么定位？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讲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确定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这两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胡耀邦也说过，这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决议》对这两年讲了成绩和错误两个方面，错误比如说“左”倾错误继续，还有“两个凡是”等等；
成绩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教育、科学、文化也从这时候开始走向正常等等。
这29年经济方面的发展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成就。
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
其中“两弹一星”就是在这个期间发射成功的，“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在当时打破了美苏核垄断，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提高了我们的国防能力，从长远讲这个意义不可小看。
“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我们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证。
其他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成就今天就不讲了，大家看《党史二卷》上都有。
（四）外交与国防方面的成就。
外交方面的成就：
这个时期我国面临着恶劣的国际环境，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支持。
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
最重要的一点，我国的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是在这个期间得到恢复的，还包括我国支援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他们的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所以这个时期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这一切都为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或者说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
国防方面的成就：
这个时期我国国防方面的成就也很多，比如说我国原来只有陆军，在这个时期发展成集海陆空，加上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
同时，这个时期我们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发挥了坚强的柱石作用。
这期间，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取得了珍宝岛战役的胜利，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了国家安全，保卫了边疆。
以上讲了29年的成绩，虽然是初步的但是极其宝贵。
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三、探索中的失误和原因分析
我们党在这个期间，在工作上、在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就是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搞了20年的“左”，20年的“左”指的就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我们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20年的“左”。
在编纂《党史二卷》的时候我们要求成绩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错误写透是什么意思呢？
错误写透不是要渲染错误，因为光渲染错误，不讲成绩，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利于我们总结教训，不利于我们克服错误，不利于我们以后不重犯，反而还会使群众失去信心。
错误写透就是既要写出错误的内容，又要挖掘犯错原因。
（一）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及其原因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表现在：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冒进，接着出现反冒进，以后出现批评反冒进，之后出现“大跃进”。
首先，提出加快经济建设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讲，同我们经验不足有关系；
从客观上来讲，跟当时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太大有关系。
那时候的差距比现在的差距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所以压力太大，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
当时在毛泽东同志的头脑当中有两点非常明确：
一是认为建设速度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二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的条件。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毛泽东同志觉得建设速度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原因。
一方面，西方世界敌视我们；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比我们先进好几个世纪。
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以比他们更快的速度发展，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他们。
对此，毛泽东同志有着深刻的忧虑。
当时，毛泽东同志讲过一段非常激愤的话：
这个地球上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只有我们一个，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贡献，但是全世界都看不起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人类没有贡献，我们太落后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应该对人类有贡献，我们可以对人类有贡献了。
对人类有贡献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超过美国，如果我们不能超过美国的话，我们就对人类没有贡献，就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就没有理由在地球上待着，就要被消灭掉球籍。
这段话感染了全党全国人民，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提出超英赶美，可以说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同意的，大家都想赶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赶快过上好日子，我们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没有错。
第二，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条件的原因。
当时我们认为出现了十到十二年的和平时期，这个估计是没错的，因为1955年开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是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
二是1955年4月到7月的日内瓦会议，这两个会议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
这两个会议以后党中央做出了一个分析，就是在十到十二年的时间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不起来，帝国主义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有十到十二年的国际休战期。
当时党中央有一个共识，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段和平时期加快建设速度。
“大跃进”客观上造成了很多的失误，但是倾注着党中央毛泽东以至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尽快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
错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么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
比如当时的“大跃进”没有经过试点，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在全国就大规模的展开了，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
那么，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总的来说还是建设经验不足，对规律认识不足，对国情认识也不足，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
具体来讲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简单地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一些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搞人民战争，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建设时期，我们简单移植这种做法，以为只要搞群众运动，就能高速发展经济。
我们说发动群众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大跃进”运动中千千万万人赤手空拳最后炼出一堆废铁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这就是只知道发动群众，没有掌握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典型表现；
二是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为阶级斗争。
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毛主席说，“大跃进”是促进，促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就是促退，促退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右”派，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一路这样的帽子戴上去，大家都觉得很可怕，所以都不敢讲真话，不讲真话就讲假话，讲了假话，上面就信，信了以后就更加讲假话，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大跃进”能够发动起来又不容易纠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庐山会议”，事实上，“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毛泽东同志首先觉察到的，所以，他提出要纠“左”，当时纠了九个月的“左”。
在1959年七八月份召开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是一个纠“左”的会议，纠“左”的会议怎么变成了一个反“右”倾的会议呢？
原因是彭德怀的一封信。
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彭德怀觉得纠“左”不彻底，就给毛主席递了一封信，俗称“万言书”，这封信批评了我们党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否定三面红旗，这封信上去以后这个会议的性质马上变了，开始了反“右”，在全党展开了一次为时半年之久的反“右”倾运动，结果就是继续“大跃进”，由此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从纠“左”逆转变成了反“右”，原因在于毛泽东同志纠“左”并没有全盘反对“大跃进“，而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批判了“三面红旗”，毛泽东认为这是“左”，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来理解了。
（二）所有制急于求纯及其原因
所有制急于求纯指的是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
表现在一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出现偏差，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
讲到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观点，有些人说“三大改造”是错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又私有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三大改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是必然的。
因为当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搞工业化靠小家小户搞不起来，同时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冲突，同国营经济之间有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等等很严重的冲突，当时不实行“三大改造”的话，工业化搞不起来。
事实上“三大改造”的结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是一个历史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做法过急、过快、出现偏差。
导致了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
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
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
手工业方面合并过急过快，形势过于简单化，这些做法同当时的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过于拔高的一种表现。
之后的1958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就是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致社员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有，然后搞一平二调，之后又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又刮“共产风”等等，结果是损害社员利益，影响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生产。
所有制问题上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高的根本原因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反思错误，重新认识国情做出的一个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认识就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阶段。
超越阶段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不足。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起码有两次在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认识。
第一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大改造”结束不久，他在一次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时他把这句话叫做新经济政策。
他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太短了，我这个新经济政策要实行的长一点，但是他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
第二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年困难阶段来了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大家反思错误，在反思错误阶段他提出了一个正确观念，我们现在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
为什么两次正确认识都没有付诸实践，都被他自己抛弃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实践经验不足，我们只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感性认识不充分就没有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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