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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从前一样，这种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仍然不能单靠观念上的权威来维持，无论这种权威是怎样被传统神圣化了的，它必须拥有足以制服反对者和维护并加强自己权威的物质力量。
这种物质力量，就是警察、监狱，特别是军队。
正因如此，当时还只是日本兵库县知事但后来四次出任日本首相、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就积极建议朝廷编一支常备军，“并尽量斟酌欧洲各国军制，以重新改革我国军制，由朝廷亲自统帅（中略），对内可以镇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万国。
”（日本《法规大全》兵制一，《春亩公文录》。
引自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137页）军队作为国家的核心部分，是保证国家机器安全运转的必要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日本建立它的国家机器时在这方面有所例外。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建军目的，除了它自身的安全考虑外，一开始就与领土扩张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长州藩士出身的重臣、被某些后人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就以改革内治的名义，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
他建议：
“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如斯则天下陋习可立即一变。
”（《木户孝允文书》第三。
《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139页）尽管木户的这番雄心壮志决非当1868年内乱时连军费都筹不出来的新政府所能做到的，然而天皇制刚成立不久便开始策划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一点对于认识天皇政权和它所要建立的军队的性质，却是绝对不应该被忽略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天皇制确实为帝国主义这个怪胎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最为适合发展成长的孕育环境。
为了把扩张的心理冲动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日本利用1884年朝鲜的“甲申之变”，便开始按照“非常时”情况对军制进行改革，大力扩充军备。
军制改革的核心人物是新由德国归来担任陆军次官的桂太郎少将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少将。
他们根据对欧洲各国军制的考察，把建军目的分作两种，“其一，是只防御敌国入寇，并严守局外中立，欧洲二等国之建军目的是也。
其二，是大扬武威，当国家缓急之秋，诉诸武力以决雌雄……即所谓养他动之兵者，欧洲强国即一等国家之建军目的是也。
”（《公爵桂太郎传》，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220页）他们认为日本军备也应和欧洲列强一样，以侵略性的（“他动的”）军队作为建军目标。
于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特聘德国麦克尔少校为指导，以富有侵略性的普鲁士军制为模式，修改征兵法，建立师团军制，将之一步步变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
连桂太郎本人也承认：
“不能不认为后来可以进行大陆作战的基础是在这时建立的。
”
在剖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军事体制原因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的军事、政治决策机构。
井上清认为，日本军制史上和全部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就是作为一个独立机关，脱离政府而直属于天皇之下，分别设立了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
从此，统帅部和军令部便脱离一般政治而独立了。
”（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205页）而这一点才是天皇制军事政治体制的实质和核心。
参谋本部设于1878年，它的前身参谋局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隶属于陆军大臣。
而新设的参谋本部则直属于天皇，它不但不受太政大臣或其他任何人控制，而且参谋本部还可以把已经决定的军令事项下达它过去的上司“陆军卿责令执行”，这样一来，与其说从此“统帅部和军令部便脱离一般政治而存在了”，毋宁说它实际上造成了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局面，为军人更多地干预政治扫除了一道重要障碍。
因为规定陆军大臣只限由武官担任，如果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向政府提出要求，而政府不予采纳，军部便可以通过迫令陆军大臣辞职、不提出后任等，使内阁出现危机。
这样作的结果，是军部不仅决定着陆军大臣的人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首相的人选和政府的政策走向。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就是自明治维新后的1885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先后有20余人一次或数次出任过日本首相，其中包括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东条英机这些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在内，出身职业军人仅有据可查者就有14名之多。
其余某些非职业军人出身的首相如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等，之所以能被军部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热情丝毫不比那些职业军人出身的首相逊色。
当一个并未受到外来威胁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是偶然而是经常由职业军人来操纵时，这个国家所携带的战争基因和扩张意图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了。
这种政治、军事决策体制起码大大简化了战争的发动程序，只要国家机器的中枢部位产生一丁点儿的战争冲动，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切切实实的战争行为。
（二）既是战争动因又是战争基础的日本经济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产物。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同时又是交战国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总较量。
在这方面，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后所表现出来的三大特征就对其日后走上大规模的战争道路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特征之一：
发展势头异常迅猛的资本主义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接触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时间起点并不比中国早，是资本主义国家列强中起步最晚的一个。
明治维新前，当英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工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之时，日本全国才仅有四百多个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
经过改革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与“殖产兴业”两大富国强兵方针推动下，自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生产就以持续的跃进速度上升，此后只用了30多年时间，日本就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家族的重要成员。
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1899年时，日本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到1937年时，它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了4%。
而且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包含着相当多的科技含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两艘最大的战舰都在日本，这就是主机为15万马力、排水量均为6万4千吨的大和舰和武藏舰。
制造如此巨大的高性能战舰，至少要有3000多种工业配合。
能够显示日本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还有它的飞机制造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曾使美国人非常头痛高速灵活的菱式战斗机，日本人仅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就生产了10000余架。
所有这些，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特征之二：
资源贫乏，市场狭小，严重对外依赖的经济。
日本经济这个先天性致命缺陷，过去长期被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表现并不突出。
但当它的经济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并且在这条道上越跑越快时，资源缺乏的制约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现代工业是以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开始起步的，这一切都要求有相应的工业原料作保证。
而对已经走上快速发展轨道的日本工业来说，铁矿石、锰矿石、铜、铝、锌、镍、煤、原油等9项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中自给率最高者也不过50%，其中原油、铁矿石、铝、镍等几乎全部依靠进口。
这一切使日本现代工业的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发展的高速度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资本要求自己不断增殖的天性，决定日本的经济列车一旦和资本主义并轨，要想不在高速前进的过程中半途抛锚，就必须为自己寻找可靠而稳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选择，但资本的本能性冲动就是走资本主义先驱已经走过的道路建立殖民统治，而建立殖民统治却只有一条途径可供选择，这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动侵略战争又是其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内在要求。
特征之三：
靠掠夺发展起来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就是它的侵略扩张史。
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50万两白银的所谓“赔款”；
1882年，日本出兵朝鲜，通过强迫与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除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外，同时又勒索了50万日元“赔款”。
如果说日本在这两次小规模战争中只能算是小有收获的话，那么，通过“甲午战争”，它则是大发横财了。
这场侵华战争日本共从中国索得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折合当时日币约3.5亿元，等于它是年财政收入的4.37倍。
这是日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大的一笔国外来源，对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输血补髓的作用。
正是利用这笔“赔款”，日本进一步扩充了军备，确立了金本位制，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并如日本历史学家依田家所说，“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
”（依田家：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第21页）之后日本以占八国联军三分之二的兵力积极参加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得以与列强共享《辛丑条约》对中国的赔款勒索利益外，日本仅在天津一地就单独掠夺了200万两白银。
随即爆发的日俄战争又使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日本称为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它通过军需品定货，商品、资本输出和对外的军事侵略，成了当时举世瞩目的“暴发户”，由原来3亿日元的债务国一跃成为拥有17.4亿日元的债权国。
至于从对朝鲜和我国台湾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中及1931年后从我国大陆掠夺的财富，更是难以计数。
综上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决定了它不仅具有侵略扩张的内在需求，而且具备侵略扩张的物质基础，更因侵略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而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刺激。
（三）扩张目标异常明确的对外战略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奉行一种从属于西方列强的战略，其设计者吉田松阴在1855年写道：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
……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
”（引自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第7页）吉田设想尽管在当时未能立即实施，但其长期意义在于，它确定了日本殖民大国化的方向，即从海洋国家变为大陆国家。
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富国强兵之路的一步步成功，扩张欲望日趋强烈，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目标就越来越明确。
1906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高级成员田中义一在《随感杂录》中主张，“脱离我从来之岛国环境，成为大陆国家”。
而在此这前日本首相山县有朋于1890年提出“利益线”概念，则标志着史称“大陆政策”的北进战略的正式形成。
“利益线”概念的提出，显示了日本走向殖民大国化的特有方式，即利益线位于国界线外，一俟变成国界线，便进一步向外扩展。
1894年，日本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北进战略，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割断了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并割取了中国的台湾，实现了利益线和国界线的向外扩展。
山县有朋在随后呈给天皇的一份上奏文中写道：
“如欲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不可不谋求扩大利益线。
”（松下芳男：
《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1956年版第439页）他还在1906年设计了一幅统治全中国、称霸远东的蓝图：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之生产力富饶，足以使国家富强，而控制台湾海峡，则足以称雄远东。
东以朝鲜为根据，西自中国南部开始，逐次谋求实利之进展，则可接近完成我之雄图矣。
”（参见米庆余：
《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同年，山县有朋在《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中提出：
“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中国为有利。
”（参见井上清：
《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第73页）此后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这项以实现日本由海洋国家变为大陆国家的对外战略始终是日本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
（四）作为侵略扩张社会心理基础的武士道精神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
侵略扩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须要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心理作为思想基础。
这里，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是日本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日本1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
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就特殊在它不仅是职业的、世袭的，而且是社会的一个上层等级，是日本封建政权野蛮统治始终一贯的政治支柱。
日本军事封建帝国的历史特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阶层的顽固存在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也因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武士文化的支持而变得格外危险。
这种危险性主要来自“武士道”精神的如下特点：
其一：
它本身内含的强烈侵略扩张要求。
“武士道”精神的基本道德观念是“忠、义、勇”，其传统精神是崇尚武功，以杀伐征战为荣，其基本的政治信条认为日本乃“万邦之本”，其基本的政治理想是“征服世界”。
这些思想观念尽管相当粗陋，但却是根深蒂固的。
其二：
强烈的忠君、忠主观念。
这种观念，同历代统治者对武士阶层的刻意培养、驯化息息相关。
武士阶层连同“武士道”精神在内，归根到底只不过是统治者豢养的奴仆和精神统治的工具而已。
只有在这个阶层中培育出浓厚而强烈的“忠君”、“忠主”思想，它才容易被愚弄、驾驭和利用，才能见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
换言之，“武士道”精神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依据，就是由这种观念决定的。
这种观念就使“武士道”精神的信奉者成为一个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是依靠理智而是凭借盲目顺从决定行动的群体，即使抛开这个思想体系中固有的扩张意向不论，它也完全能够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心理基础。
更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军事改革，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日本政府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而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向军队灌输“尊重天皇、忠于天皇、为天皇贡献一切”的封建道德观念，以武士道和为天皇效忠卖命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
1878年8月，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公布《军人训诫》，其要点为：
军人对“圣上”，“即使有关御容等细节，亦不得发一言”，必须把天皇当成神崇拜；
对于上级的无理横暴，必须绝对服从，绝对禁止关心政治等。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
所有这些，更是大大强化了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统治者在侵略扩张中的固有作用。
其三：
广泛信奉的社会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在名义上被法律所废除，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武士道”精神却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一部法律的颁布而销声匿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废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不再属于哪个特殊社会阶层，也因为过去的武士成为新政权的掌权者，它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变相地加倍鼓吹、倡导这种精神，这些反而使它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军队中尤其如此。
如果考虑到日本自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起，之后经过不断修改，服兵役逐渐成为每个男性公民的一项不可逃避的义务，除有残疾者外，每个男性一生中都要应征入伍过几年军旅生活，在其中接受诸如《军人训诫》、《军人敕谕》那样的教育，就可以理解以“忠君”为内核的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基础有多么广泛了。
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采取自杀性攻击行动的“神风”突击队员，那些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日本战败后和军人一起自杀“殉国”的无数平民，便是对这个观点的有力说明。
近代以来，“武士道”精神已有的扩张要求又因日本盲目优越民族心理的蔓延而加剧膨胀起来。
这种盲目优越心理在“脱亚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此理论的始作俑者福泽谕吉（1835——1901年）曾大言不惭地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脱颖而出，“移到西欧文明”，而亚洲其他国家仍处于落后状况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能坐等“邻国开明”，而应“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女学杂志》也沾沾自喜地赞扬日本：
“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
”在“脱亚论”者看来，依日本之现状，侵略不但无罪，而且成为日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对此，福泽谕吉的弟子、同倡“脱亚论”的尾崎行雄就肆无忌殚地宣称：
“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
“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二、关于中国方面
对蓄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具备了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心理及舆论准备，这是对战争行动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但它能否把侵略欲望转化成实际的侵略行动，又受到了侵略对象这个外部因素的强力制约。
由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所决定，战争贩子在发动战争前，必然要认真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战争期望效益。
即战争投入和获利可能之间的综合指数比。
如果引爆自己的一座弹药库只能猎获到对方一只母鸡，唯利是图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种蠢事。
第二，战争保障条件。
包括侵略对象的地理位置及由此派生的兵力运送、物资补给等多种因素。
这就决定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再强，也不会把那些地外遥远、鞭长莫及的国家选作首要侵略对象。
第三，战争预期结果。
即在和侵略对象综合战争能力的比较上，预计战争最终是否会以己方胜利结束。
如果日本明知对方是一颗铁胡桃，决不会冒着把牙齿硌掉的危险去啃它。
在这三个必考虑因素中，中国广博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与日本只“一衣带水”之隔的特殊地理位置，早就使日本觉得中国这块“肥肉”不仅最值得“吃”，而且也很方便“吃”。
加上日本强大的运输能力及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可将该地和朝鲜作为战争后方基地，因此侵略中国内地对日本来说在战争期望效益和战争保障条件两个方面是不存在多少障碍和顾虑的。
这样，也就使战争预期结果这个外部制约因素的重要性显得格外突出起来。
而日本对中国这方面的顾虑之所以会在30年代彻底打消，可以从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得到说明，但能从根本上影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决心的，应该说主要是以下因素。
（一）列强一百余年为对中国的持续侵略，已经给日本造成了中国可以任意宰割的深刻印象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近百年的历史区间内，帝国主义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侵略队伍也几乎包括了这个时期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
在影响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方面，这个过程的其他方面都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两点需要格外指出：
第一，在这近百年内，在所有由外国挑起、日本多次参加的对华战争中，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和割地赔款而告终的。
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日战争和八个列强联合侵华战争等，莫不如是。
唯一的例外是1884年的中法战争，战场上获胜的中国，选择的却是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和约》结束战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不仅使炎黄子孙扼腕痛心，令法国人也莫名其妙地感到意外。
在表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方面，在表明清政府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方面，这次例外可能比其他几次战争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造成的心理挫折更大，也更能坚定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决心。
通过多次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便没有哪个列强会对清政府这个外表依然十分庞大的封建帝国再会感到望而生畏。
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女学杂志》1894年8月号刊登的一篇社论就很能说明这种观点之变化。
社论说：
“勿言中国为大国。
因何而知其为大国焉？
答曰地理！
面积3497700平方里、人口42388万！
可悯可笑！
此面积至少将分裂为六、七国，乃自然之趋向也。
如瘫痪，如残疾，如中风之病人，苟血流不循环周流于全身，则五肢虽大，岂能谓身躯高大焉！
？
中国亦如斯，其人民无统一之语言，其帝王频繁更迭，君不见，正有数万之同志正觊觎当今之帝位焉！
如此之邦，何谓大国！
”（参见依田家：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第23页）正因如此，日本才会感到不仅有责任“启导”中国，而且对“征服”中国的能力充满了自信。
第二，抗日战争前列强对中国持续侵略的近百年，是对中国敲骨吸髓借以养肥自己的100年，是中国国力因此而不断衰微的100年。
每被迫同外国打一次仗，就要割一次地，赔一次款，成为清朝末年主要的外交事务。
从鸦片战争到八个列强联合侵华，仅各种不平等条约所列赔款一项，中国就须支付12亿两以上的白银，因片面最惠国待遇造成的关税流失更是难以数计。
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从而更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勒索。
在列强的联合、轮番侵略面前，中国就像一个被强盗盯上了的营养不良症患者，因身体虚弱而经常挨打，打败了就要向对手输血；
因输血而自己更弱对手更强，因虚弱又招致更多吸自己的血被养壮的敌人来打……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得出了可以单独打败中国的结论。
清政府垮台后一个时期，西方列强因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但中国因军阀混战而造成的生产破坏和社会发展停滞并没使国力消耗的步伐放慢多少。
以至到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仍是那么不堪一击，竟狂称在三个月内就可以灭亡中国！
（二）分崩离析的国家政治，使日本感到侵华有机可乘
中国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着更多的依赖。
以中华泱泱大国之人力、物力，只要中央对它们的征调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任何企图入侵的外敌就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
但也正因如此，一旦中央集权名存实亡，或地方割据形成，内耗加剧，上述特点又因极易被蓄意入侵的外敌利用而变得格外危险。
这不仅是一种逻辑可能，也是被多次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近代最为恶劣的典型事例即是由英、美帝国主义策动、由清政府东南各省督抚积极响应的“东南互保”。
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清政府虽在名义上仍行使着中央权威，但这种权威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地方势力在列强入侵面前“自保”倾向也已十分严重。
这个“互保”联盟的出笼，使同一个中国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部分：
北方，中国军民在为反对八国联军入侵而浴血奋战；
南方，是与反侵略斗争毫不相干的战争“世外桃源”。
这种独特的“战争”现象，除充分证明清政府的腐败外，也向世界列强尤其是日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他时入侵中国，也有可能不必同整体的中国而只是同部分的中国作战。
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能否寻找到或能否抓住这样的时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选择的30年代就正是这样的时机。
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
但随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又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和政治争斗的深渊。
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直、奉、皖、蒋等各派军阀，今天彼此勾结，明天又相互征讨，他们谁也不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只为争夺中央权力或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党同伐异。
后期虽然国民党在名义上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但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各派军阀除在对付共产党时多少有些默契外，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则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军阀长期统治和混战的结果，是直接加深了中国的政治和民族危机。
也使日本感到此时侵略中国，不仅不必过多担心遭到中国会以倾国之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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