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手机依赖情况研究现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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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依赖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关心爱护这一群体，促进青少年顺利成长成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

本文试图就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一综述，以便对此感兴趣研究者可以较为了解而全面地了解本领域内最新学术成果。

一、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概念界定

（一）青少年的概念界定

青少年手机依赖实际上包含两个概念，即青少年和手机依赖。

关于青少年的定义很多，为了讨论方便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本文采用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少年概念，将一部分18岁以上的青年人划归到这一范畴中，即14～25岁。

（二）国内外文献中关于手机依赖的概念界定

手机依赖（MobilePhoneDependency），又称手机成瘾（MobilePhoneAddiction）、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CellularPhoneUse）、过度使用手机（ExcessiveCellularPhoneUse），是一种使用手机过度的异常行为，国内也有人称之为“手机焦虑症”或“手机依赖综合症”，这些概念内涵基本一致，但范畴略有差异。

目前手机依赖在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公认定义，学者们多从医学、传播学、社会学角度加以描述或界定，不同学者的界定的手机依赖诊断标准或特征指标也不尽相同。

国外学者目前多以描述性症状为主判断是否存在手机依赖情况。

如以Walsh为代表的很多人都认为手机依赖的本质是技术成瘾，将其临床症状作为手机依赖的指示特征。

还有一种观点从“软瘾”角度解释过度依赖手机现象，“软瘾”（softaddition）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JudithWright提出，它是指那些强迫性的习惯、行为或情绪，如果过度执行或出于错误动机而为之，都可能成为“软瘾”。

这从另一个层面上解释了手机依赖现象，而非直接把它看作心理疾病。

国内学者当前对于手机依赖有三种不同的概念界定方式，分别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种角度入手。

第一种从医学角度出发，如韩登亮、齐志斐结合手机综合症的精神病学标准，将其界定为：

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

再如师建国将其界定为个体因使用手机行为失控而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这一概念被他人采用频率较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都认为手机依赖会导致省生理、心理出现问题或相关功能受损，前者强调手机的过度使用，但是“过度”的该如何定义测量没有提出明确的标准；

后者则认为手机依赖属于行为失控，虽然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九种具体的诊断标准，可以让人通过症状自测是否具有依赖症，可行性较强，但是这些症状间的关系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二种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将手机依赖看作一种心理疾病。

徐华等人在“行为成瘾”（BehavioralAddiction）的框架下研究手机依赖，认为手机依赖与通常意义上的成瘾行为一样，虽然可能并不直接涉及具有具体生物效应的物质，但是反常地从事这类活动会导致个体痛苦受到伤害。

这类也是国内相关研究目前的主流观点之一，譬如梁娜和梁烁在80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调查报告中也将手机依赖看作心理疾病。

第三种是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其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病理现象，这种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并不属于主流，宫佳奇等认为，“手机依赖”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疾病，并分析得出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主要是对其通讯工具功能的依赖。

本文认为第三种角度更适合去研究，将手机依赖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能够避免先入为主的负面判断，有利于研究者更加客观地去分析手机依赖现象。

二、青少年手机依赖情况的研究概况

手机依赖是近十多年来兴起的课题，目前，相关研究在学术界属于起步阶段，整体文献总量较少，但是自08年以后对这方面的关注有升温趋势，青少年手机依赖是其中较受关注的一个主体。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最早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01年，是一项关于手机用户使用情况和主观症状的医学研究。

随后日本、韩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均进行相关调研。

日本学者通过对本土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调研，发现在缺乏交际渠道的情况下，手机成为青少年与社会接触的中介，初中生使用手机的短信功能远超过电话功能，KIYOKO等人认为手机对初中生的心理、社交和健康影响应当被进一步关注以预防手机依赖。

韩国的W.K.Park以成瘾心理模型为依据，编制了韩国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并得出对手机过度依赖的行为与惯例动机（RitualisticMotives）具有相关性。

芬兰的Leena，K等人通过对2001年的芬兰全国性的青少年健康与生活方式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实际样本数为3485，调查对象为14～16岁的芬兰青少年），研究过度使用手机行为与吸烟、酗酒等已知健康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过度使用手机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健康风险行为对健康的影响一致。

这是早期样本数最大的一次相关研究分析，但并不是针对手机依赖现象的专门性调研。

澳大利亚的Walsh等学者在2007年分别以32名青少年为对象进行了手机正面影响研究和以946名青少年为对象的手机负面影响研究，这种对照研究方法较为新颖，更利于理解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

发达国家学者较早地研究这一领域与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手机应用技术普及更早且更为成熟有关。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手机依赖的成因分析与对青少年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上，极少有研究着眼与该现象的社会性或群体性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概况

与此同时，国内手机依赖相关的文献总量相当少，06年以前这一问题乏人问津，08年以后特别是11年以来的研究较多，近几年来连续呈环比上升趋势，但总量仍然较少。

当下，国内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研究多数从心理学、医学、传播学、社会学角度切入分析，主要对象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只有少数研究以中学生和高职生为对象。

这与我国实际国情有关，08年以前大多数青少年都是到了大学阶段才拥有自己的手机，而这几年手机用户低龄化发展加快，手机与互联网联系愈发紧密，因而引发的手机依赖问题更为突出，故而中学生群体手机依赖现象亟需关注。

（三）如何看待手机依赖现象

对于是否存在手机依赖现象，国内外研究基本已达成共识，当前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较为普遍，并呈现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国外青少年手机依赖行为出现更早，而国内此类现象在这几年有逐渐加重趋势。

袁潇和风笑天认为手机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国内青少年与国外青少年的手机使用行为一致性大于差异性。

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倾向。

第一种是否定态度，认为手机依赖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是病态的，需要尽快化解医治，这是国内目前学者的主流想法。

这种态度主要是从医学角度入手，将手机依赖看作一种病症或成瘾行为，对青少年身心危害较大。

第二种对此持乐观态度，属于少数派观点，认为手机依赖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向良性依赖引导。

唐玉认为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并非对手机本身的依赖，更多的是对于其功能的依赖，具有合理性成分，不能将其看作病症。

郑晓娜与辛斌认为虽然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会愈来愈强，但是手机的良性影响也不该忽视，应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使用风气。

三、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测量方式

由于手机依赖涉及到依赖者的心理问题，所以常规的问卷形式有时很难反映出真实的依赖情况，所以国内外一般通过问卷和量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目前手机依赖研究没有统一固定的测量方案。

对于手机依赖情况的测量，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按照自己对手机使用成瘾行为的理解，编制测量工具用以诊断手机成瘾。

目前较具代表性的量表有Bianchi和Phillips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PPUS）、Billieux等制作的《手机问题使用问卷》（PMPUQ）等。

MPPUS是目前最早且流传度较广的手机依赖相关量表，包含27个项目，涉及耐受性、阶段性等五方面，后来被美、日等多个国家的相关研究所借鉴。

我国的徐华等在《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SM-IV）和物质依赖与行为成瘾的相关资料基础上，经过前测和探讨，编制了行为（心理）耐受性、行为（心理）戒断性、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等四个维度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共13道问卷条目，具有一定的信度和较高的效度，被一些国内学者所借鉴。

国内一些研究者在做相关研究时也曾自编量表或问卷，但在文献里并没有具体介绍问卷的构造原理，缺乏信度、效度，如谢书铭的杭州市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调查，此处不再具体说明。

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量表应该有所调整，目前虽然手机依赖量表的制定日趋成熟，但是并没有代表性较好的针对中学生的量表，而伴随着手机在青少年尤其是较低年龄段中的普及，中学生手机用户群体应该是下一阶段本领域需要研究的重点人群，应该及早调整或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中学生手机依赖量表。

四、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很多，成因复杂，目前研究成果中形成共识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孤独感和人格因素。

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抑郁程度、其他成瘾行为（如酗酒、烟瘾、网络成瘾行为等）、经济条件、城乡差异、对手机的认识程度等。

W.K.Park发现孤独感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孤独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孤独与手机使用强度负相关性显著。

国内刘红等人的研究与其结论相一致，青少年容易因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孤独感，从而通过使用手机来满足情感上的支持和满足。

个体的孤独感与社交情况紧密相关，就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过多或过少的社交情况都可能导致手机依赖现象的发生，前者可能会过分依赖手机对外交往功能，后者可能沉溺于玩手机以排遣寂寞，弥补社交不足导致的空虚无聊。

虽然学者普遍认同人格因素与手机依赖的产生有关联，但是具体观点并不一致。

手机作为青少年的个人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代表着使用者的个性与喜好，所以其使用程度与使用者的个性有较大的关联性。

王碧英认为具有外向活泼、热衷交际等人格特征的人更易造成手机依赖。

而Bianchi在澳洲调研发现手机依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内外向、自尊心、精神质、年龄、性别，其中内向性格、较低的自尊心、神经质较高易导致手机依赖。

洪艳萍与肖小琴的结论与其一致，其结论为精神质与手机依赖呈现正相关，即高精神质的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强。

精神质得分高的人一般性格较孤僻、人际关系不融洽甚至不合群，封闭自我以及缺乏自信。

手机依赖行为还与其他成瘾行为或健康风险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韩国一项调查发现网络成瘾与手机依赖具有正相关性。

国内也有学者发现手机依赖者与网络成瘾者可能基于大致相同的人格基础。

芬兰的Leena，K等人研究发现，芬兰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行为与已知的抽烟、酗酒等健康风险行为在不同性别中都具有较强相关性，但是不同性别的相关性情况有差异。

青少年的手机使用频率和强度随着其他健康风险行为频率与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手机使用频率会降低，且在一定程度上手机使用行为与其他健康风险行为是可替代关系；

而在经济条件较为宽裕时，手机依赖现象与其他健康风险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升。

台湾的一项以10191名平均年龄为14.6岁的青少年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显示，在排除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干扰性影响因素后，具有显著抑郁倾向的青少年符合多项问题性手机使用特征的概率更大，更容易形成手机依赖。

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与其父母对手机态度和城乡差异、对手机辐射危害的意识程度有关。

有调查显示，青少年的手机依赖情况与父母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态度及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

而杜立操和熊少清研究发现，城乡差异对青少年手机依赖有影响，来自城市、城镇的大学生更易形成手机依赖，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与钟爱程度普遍高于比农村大学生。

胡欣欣等在大学生手机依赖分析及应对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长时间使用手机的一个原因是对手机辐射认识十分不足，约68%的人认为手机辐射有伤害但不大。

此外，陈庆宾等在《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研究述评》中将影响因素概括为人格因素、使用动机和态度两方面。

王薇则认为影响因素应为性格年龄、个体特质、社会交往三个方面。

综上所述，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的影响因素多而复杂，当前的研究尚不够成熟，究竟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多大、随着时间发展各因素有无变化、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还有待后续研究者继续发掘。

五、当前相关研究存在的争议和不足

（一）青少年中手机依赖人群比例问题，各项调查相关结论差距较大

一方面，国内面向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况调查通常结论都是存在较高的手机依赖率。

如宫佳奇与任玮在《兰州市高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分析》中指出，兰州市高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率为76.5%。

黄时华等的调查显示，广州市大学本科生手机依赖率为26.1%。

李源晖等的调研指出在校大学生约29.0%（186/642）有手机依赖现象。

虽然整体青少年手机依赖率较高，但是有些调查结果差异较大。

另一方面，王小辉面向中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与这些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他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学生都能够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机，少数中学生对手机产生依赖（15.36%）。

西班牙一项针对1327名13～17岁青少年的手机依赖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手机依赖率为20%。

台湾学者以当地上万名12～19岁青少年作为对象的相关调查分析显示，其中具有问题性手机使用症状的青少年占总体比例为48.9%。

这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青少年可以分为14～18岁的少年及18～25岁的青年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手机使用情况有较大差异；

二是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制定的手机依赖的衡量标准不一样，由此得出的调研结果差异较大；

三是调研的样本缺乏典型性，调研的样本不具代表性，样本量过小与范围过窄等都会导致结论差异很大。

此外，时空差异对青少年手机依赖情况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调研地点的区域差异程度与调研时间的不同对调查结果也有影响，例如近几年青少年手机普及率迅速攀升，整体上手机依赖现象更为明显。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需要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去验证，尤其是国内对少年阶段手机依赖情况关注太少，缺乏参照物。

（二）个人基本特征（性别、年级）是否对手机依赖有影响尚有争议

国内多项调查显示，性别和年级对手机依赖并无显著影响，如胥鉴霖等在河海大学做的手机依赖调查，宫佳奇等对兰州大学生做的手机依赖调查。

而另一些调查中性别却与手机依赖程度有联系，如Bianchi在澳洲做的调研显示性别有影响；

Mercedes在马德里做的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女性手机依赖者是男性的两倍；

而李源晖等在安徽省大学生中所做的调查显示，男生36.7%的手机依赖率远高于女生的手机依赖率（22.4%）。

形成这种局面可能有多种原因，如地域差异较大、调查角度不同、样本中性别比重不同都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这也需要学者们采用控制变量等方法继续深入研究。

（三）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当前，关于青少年手机依赖情况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国内很多研究结论不可复制性高，所得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遍运用意义；

国外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较少，可能关注热度有所下降。

国内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研究时，抽样方法选择上不如国外严谨，没有注意到样本群体的同质性过高或过低；

调查样本量过小，目前国内研究的调查样本多是在某地乃至某校局部小规模调查，却冠以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如孙玲等的《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的研究》中选取的抽样对象仅有130人且都是宁夏大学学生，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大学生群体，得出的结论就很容易以偏概全，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国内外目前相关研究中也缺乏长期持续性的追踪研究，纵向研究很少，而国内相关领域基本没有纵向的实地调查，譬如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影响因素随时间发展的变化等情况很少有人关注，但实际上这类纵向研究有助于把握青少年手机依赖情况的动态变化与发展趋势，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挖掘。

国内大多数调研都是横向的小范围研究，也很少有采用对照实验、控制变量法等方法的调查，这导致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较低。

综上所述，研究者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譬如将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有机统一起来，横向与纵向调查相结合；

还可以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去进行探索，规避研究角度单一导致看问题片面的缺陷，在未来对青少年手机依赖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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