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与《红楼梦》比较研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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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伟大艺术结晶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一部小说所描述的人、事都必须置于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

背景是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及其命运更迭变迁的载体。

《红楼梦》和《京华烟云》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分不开的。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在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

这时候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走向没落,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这样的一个现实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真实的反映。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情形,就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一个缩影。

它代表了满清贵族地主经济的落没景象,也代表着中国整个封建地主的落没景象［1］73。

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僚地主的腐朽面目。

某些反封建的因素,也在这部作品里流露出来。

掩饰不住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痴迷,林语堂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70万言的的长篇巨制《京华烟云》终于诞生了,它是《红楼梦》的“近代版”［2］。

《京华烟云》的整个故事就是处于近代中国风云变换、改朝换代的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整部书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变迁为纬,详述了北平姚、曾、牛三大家庭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

其中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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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历史事件,或褒或贬地描写了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国特色人物。

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描写［1］73。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载体的话,那么《京华烟云》可以说是林语堂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认知。

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乱世与老庄的生活背景有着相似之处。

如何在一个时代中体现人与宇宙万物共同生存的价值,这就是作者一直想要寻求的答案。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解放的烽火点燃了林语堂的爱国主义火种。

他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坦露了《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

“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做也。

”［1］72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且在文中有多处反映,“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

这是《京华烟云》结尾时军民所唱的一段歌词,也是林语堂写作时的心声。

作者难能可贵的是把爱国精神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升华,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林语堂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去。

但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

他认为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达。

这些就构成了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的初衷。

　　二、人物设置

　　《京华烟云》在人物设置和造型方面借鉴《红楼梦》的地方有很多,林语堂认为《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哪一部成功不在于复杂人物之描写?

所以《京华烟云》体裁,也是故意如此”［3］273。

　　《京华烟云》人物众多,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

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小说中人物设置作了这样的说明:

“至故事人物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

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

”［3］273

　　对创作而言,《红楼梦》这部小说留给林语堂的记忆和表象,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了《京华烟云》中两位主要女性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塑造。

对于《京华烟云》的主要女性形象姚木兰与姚莫愁的创作渊源,林语堂巧妙地借鉴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塑造出了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木兰。

而作者笔下的姚莫愁这个人物形象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作品中摒弃了薛宝钗性格中伪善的一面,塑造了莫愁为人实际、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

这些成为《京华烟云》中木兰与莫愁的形象创作最初的来源。

　　《京华烟云》中的木兰继承了史湘云性格中爽朗乐观、豁达大度的一面。

面对生活的种种沉浮,木兰始终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境,胸襟开阔又自然洒脱。

木兰生性活泼,写起文章来才思敏捷,在日常的谈吐之间,她又多诙谐风趣,对人对己都是不拘小节。

人们常说人如其字,木兰的字就像男人的字,“笔力遒健,不太像出诸女人之手。

字有半寸多大,字体庄严大方,笔法奔放,字与字间,时有连笔,足见写信人潇洒豪迈”［4］。

　　林语堂曾说:

“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更喜欢哪个,如果喜欢黛玉,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如果喜欢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5］从《京华烟云》的对话中便可知道,木兰是欣赏黛玉的,而莫愁刚好喜欢宝钗。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资质聪颖,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博得上下的一片赞扬。

宝钗的思想观念和举手投足均迎合封建时代大家闺秀的审美观念。

莫愁在外形上和性格上都和《红楼梦》中的宝钗有相似之处,莫愁为人实际,性格稳健。

莫愁在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事中总是大方得体,只在偶尔时会发表一下自己的见地,若心里有什么喜欢的事情,在无法抑制之下,也不过嘴角边流露一丝微笑而已,这些细节方面像极了宝钗。

就像林语堂所说,木兰是“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莫愁则愿意“以豪华为表,以淳朴自然为里”。

　　三、哲学精神

　　在哲学精神方面,《京华烟云》以庄周哲学统领全书,要表达“一切人生浮华皆如烟云”的道学思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主要创造了哪些艺术形象,而在于传递了这样一种哲学思想－“浮生若梦”［6］。

这是林语堂赋予小说的主旨。

林语堂根据庄子的哲学精神强调了人的永生是种族的延绵,新陈代谢是世间万物永恒的真谛。

　　在《红楼梦》中,儒道佛三种传统文化都有所反映,我们感觉到“红楼角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在“宝―黛―钗”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了与“佛―道―儒”三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家文化在贾宝玉那里反映的情况,宝玉最后看透红尘俗世的纷繁,皈依佛门;

道家文化在黛玉身上的反映,如道家讲求修养身心,由身及心,林黛玉身体羸弱,因而心情欠佳,总是心怀悲戚,吟唱苦词;

以及儒家文化在薛宝钗身上的反映,如宝钗重视传统的仕途观念,一直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

而真正支配贾宝玉和林黛玉二人生活的精神因素,则是由庄子所阐明的道家思想,或者说,庄子的道家思想在《红楼梦》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一个主导的核心地位。

　　当中国文学发展到18世纪的清代,《红楼梦》的出现真正让我们看到了庄子的艺术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发扬光大。

《红楼梦》的艺术创作真正体现了中国人追求艺术的人生的崇高理想。

作者就为我们开列了许多历史名人名录,这些古人或为逸士高人,或为情痴情种,他们在实现了艺术人生的同时,还成就了文学艺术的事业。

　　《京华烟云》主要反映的也是道学精神,小说中对木兰父亲姚思安给予了详尽地描写,他的生活形式以及人生感悟也构成了小说的整体基调,这就是那种浑然天成、顺应天道,遵从自然,怡然随和的生活艺术。

姚思安正是在乱世中倡导老庄学说的代表人物。

他潜心研读道家书籍,收集古玩,修心养性;

他乐于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如一个悠然自得的哲人,将世间万物淡然地化于胸怀。

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决定其行为的主要因素,那么外在的行为活动正是人物思想的体现。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

作者将自己的体悟倾注在他所钟爱的人物姚思安和姚木兰身上,让他们在四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在庸庸扰扰的俗尘俗事间自己去面对。

　　书中第三部题为“秋之歌”,取庄周“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之周而复始,由平淡之至趋向绚丽,再由绚丽之极归于平淡的循环过程［1］74,秋季的歌声象征着“树叶衰落之时,春天已经开始”。

生命由沧海中的一粟到最后的融合,是由闭塞走向开阔,由单薄走向浑圆,由狭小走向博大,这一过程,就是老庄哲学中所谓的“道”,是一种过渡的力量,是一种由旧到新的演化的力量,也是一切事物的宏观趋向。

这是把古老的道家哲学与现实的社会相联系,将中国悠久的道家文化与世界的客观发展规律相联系而得出的伟大预言。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道”是中国人的科学,科学即是世界的“道”。

道家遵从神秘化了的科学,科学探索日趋浅显的“道”,本质上是共通的。

　　四、历史文化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京华烟云》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地描述中国的历史文化。

林语堂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

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

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一起感同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评价《京华烟云》时说:

“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

”［7］这里所说的“哲学意义”,不应仅笼统地概述为“道家哲学”,而几乎可以看做是人物心灵成长和完善的历史。

这也是《京华烟云》的精妙所在:

它所讲的文化,是灌注着生命灵性的文化。

　　《京华烟云》叙述特点上明显借鉴了《红楼梦》。

因为作者设定的阅读对象是“洋人”,所以小说中许多对于中国人来讲,不必详细说明的内容,作者也予以详细地说明和讲解。

比如,姚木兰的婚礼,写出了木兰丰富的陪嫁,各种珠宝玉器的名称、数量均有详细的记载。

与此相对应的是,《红楼梦》中对秦可卿葬礼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王公贵族极为奢侈的排场,从而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木兰的婚礼也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富有家庭婚嫁的场面,从而满足了他们对那个时期中国一个富贵人家婚礼排场的好奇心。

　　《红楼梦》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例如许多节日中的宴会,林语堂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因此在《京华烟云》中,他所描写的大家族的饮食文化已不仅是满足人们的味觉方面的要求,而且他还把饮食和药物联系起来,饮食可以用于健身治病,却又不像西药那样有副作用。

不仅如此,饮食文化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情趣。

《京华烟云》一书中除所描写的中国饮食习惯与西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外,还有对居住、休憩等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描写。

这对生活在充满现代气息的“人为”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西方读者可以在此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

　　从两者所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来看,《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其中表现得非常丰富。

从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

作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红楼梦》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宝库。

　　《京华烟云》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从文中的人物反映出来,如林语堂赋予了主人公姚木兰“中西方合璧”的性格特征。

小说中的姚木兰,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理想组合,而且也是中西文化思想的辩证统一,在她身上体现了作家中西融合的女性观。

作家让木兰在婚恋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难演的“双重角色”［1］76,一方面她顺从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并力图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

另一方面她又在心目中深藏着自己所爱的人孔立夫,甘愿任何时候为爱情赴汤蹈火。

书中既显出她的理性及与世俗的融洽一面,又流露了她的任性与坦荡,小说将姚木兰性情中的矛盾调和成一个统一体,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无形中流露出作者特有的文化价值观。

　　总的说来,《红楼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小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所传达的思想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地位。

《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

作为一部近代版的《红楼梦》,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以及传达出的庄周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其艺术的独特性及丰富的内涵为中国现代化的小说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