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视野下清代华北平原村落的分合与内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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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的村落自明清以来经历了由稀疏到稠密的发展过程，故以此为中心，足以管中窥豹。

其二，卫河水系主要由以“善决善徙”而著名的漳河以及淇河、洹河、汤河等河流构成，由于西有太行、东有运河阻隔，故卫河流经的广大地区时常发生水患，从而对村落的分合产生明显影响。

故本文以卫河流域为中心、以水患为切入点，从水患与华北平原村落的迁移、分合及村落的防水设施———堤防与寨堡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探讨灾害型裂变村落变迁的方式、特点与规律，并指出村落数量上的分裂增多与内涵上的内聚两种发展模式并行不悖。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华北平原水患概述

18、19世纪，涝灾多发是我国当时的社会大背景［1］（P259），卫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呈西南至东北走向贯穿整个华北平原。

南黄（河）北漳（河）、卫河贯中，加上东面的运河，从而使华北平原形成三面环水的地理格局。

在此区域内，由于黄河在华北平原的南北摆动，留下许多古河道和低洼之地，在卫河流域则主要表现为连绵不绝的陂塘如长丰泊、白寺泊、集贤坡、广润坡等，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势特征，使卫河流域各地易受洪水侵害，故清代卫河流域与相邻的直隶地区水患都呈频发态势［2］（P580）。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细密搜集与整理，按时间顺序以县为单位对卫河流域水患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标准①对水灾进行了等级分类［3］（P254－260）。

从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有清一代至民国初期这二百八十四年（1644－1927）中，卫河流域水患严重，在其所属的21个州县中，共发生水患1117年次，平均每年约有4个州县发生水患。

华北平原严重的水患不仅造成土壤沙化和盐碱化，对乡村农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造成当地人口家毁田埋、城镇被迫迁移［4］（P309－314）、村落分合变迁等后果，从而影响华北地区村落的分布、规模的增减以及村落之间联系的强弱等，村落本身还表现出内聚化或分裂化的趋势。

二、水患与华北平原村落的迁移

在水患的严重影响下，华北平原的沿河村落被迫作出改变，或迁移或分合，从而逐渐形成今天华北平原村落的分布格局。

（一）水患背景下村落迁移的原因

华北平原的自然地貌使该区易受水患侵袭，是导致村落迁移的重要原因。

华北平原“地势平衍，虽有潴水之淀泊，并无行水之沟恤，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淹浸庄稼”。

另外，经流华北平原的河流两岸如漳河、卫河与漳河交汇区域等处，多为沙质土壤，结构松散，筑堤较为困难，许多河流无大堤约束，一遇降水即出现漫流现象。

特别是临漳以下的漳河更是迁徙无常，给当地的城镇村落带来极大危害，故“在所有自然因素中，水灾与河患对村落裂变最为显著”［5］（P6）。

河流的每次迁徙改道，都会对附近的村落产生影响，迫使村民迁往它处。

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卫河发大水，卫辉府城“附近村庄大半被水淹浸，居民迁徙或避居庙宇”［6］（P236）。

河流泛滥对沿岸地区土壤肥力产生影响亦为导致村落迁移的重要原因。

在漳、卫河流域，由于浊漳含沙量较多，长期的河流泛滥淤积留下大量泥沙，使得土壤沙化、盐碱化比较严重，严重影响了土壤的肥力。

如景县在靠近漳河地区“因漳水泛滥，淤积为沙，致成不毛，村民遂皆迁徙”［7］（卷1《地势•地形》，P77－78）。

一般而言，因受水灾的淹浸，村落的迁移多以整体迁移为主，但偶尔亦有部分村民迁移建立新村落的情况，如临漳县新后屯村，就是乾隆年间因漳河多次泛滥成灾，为避水灾，后佛屯部分村民迁出而形成的，为了有别于原村名，故名为新后屯［8］（卷1《政区建置》，P87）。

（二）村落迁移的去向水患之后，受灾村落被迫迁移，其迁移去向一般有两个:

一是与其它村落合二为一。

如临漳县的小郭村即系郭家村、高家庄二村合并而成。

据乾隆《彰德府志》记载有郭家村、高家庄，后高家庄因被漳水冲毁，村民搬至郭家村，两村合并，因村不大，故称小郭村。

临漳县镇河村则是由三个村庄合并而成。

据记载，此地原有郭家庄、东薛村、西薛村三个村落，清乾隆年间因漳河改道，迫使东薛村、西薛村搬迁而与郭家庄合并，村民希望从此不再受漳河危害，故取新名为镇河村。

②

二是选择异地重新建村，这种选择为大多数村落所采用，可能与自然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外来人口不易融入其他村落有关。

原村被淹后，居民另迁新址建立新村，一般而言，建立的新村落多不再延用原村落之名，而是另取新名或在原村名中冠上“新”字或表示方位的字以有别于其原住村落。

如临漳县西辛庄在清康熙年间，因漳河泛滥将村落冲毁，居民迁出另建新村寨，故取名新寨，代替原西辛庄之名。

临漳县的高庄亦属此类。

高庄的前身叫吴村，清代漳河多次泛滥，吴村被水冲毁，该村村民高焕章率村人迁此定居，取名高家庄，简称高庄，吴村之名弃而不用。

临漳县郝辛庄亦因原村落王村频遭水患，从王村原址上迁出而以姓氏作为村落之名。

据《郝氏宗谱》记载:

郝姓从山西洪桐迁居漳南王村垦荒营生，因王村北临漳河，时受水患，后部分郝姓西迁，另建新庄，名曰郝新庄，后演变为郝辛庄。

其他的如西后坊表、西前坊表、杜堂、井龙等村落亦属此类。

无论是选择易地重建还是与其他村落合二为一，都只是村落相对位置的改变，至少没有表现出村落数量的增长，此特点与水患后的村落分裂有所不同。

（三）迁移后的村落命名

在查阅地方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水患发生后村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或合并或分裂或重新建村，但在此过程中大多伴随着村落名称的改变，村落名称的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分合后的村名发生变化。

一些村落遭洪水袭击后若分裂成两个村落，则以相对的方位冠在原村名前，以示区分。

魏县边马乡的楼底村分裂为东楼底村与西楼底村（牙里镇所辖）二个村落，系因原村中一座楼房的上层被洪水冲走而只留下楼底而得名。

清末楼底村被冲成两部分，一为东楼底村、一为西楼底村，现分属两个乡镇①。

相反，如果以前两个村落名称前冠有方位，合并后则会去掉方位词而成为该村的村名，如临漳县上柳村即是如此，清乾隆年间漳河改道，西上流村被冲毁，民人并入东上流，从此合并二村称上流村，后演变为上柳村。

临漳县刘太昌村村名的命名则是原两村名称的直接合并。

民国四年（1915年），漳河从倪辛庄到曹村之间决口，冲毁刘村，该村居民搬迁到太仓村东另建新村，后二村合一改名为刘太仓，后演变为刘太昌。

有些村落因遭水患一部分村民迁出后，原村落的村名也会改变。

比如临漳县老庄原名为李家寨，系明初所建，到了清代，漳河逐渐迁徙到该村附近且不断泛滥成灾，因而居民大部分外迁，留在此居住的村民将村名改为老庄。

还有一种系村落被水冲毁、居民迁居他村后融入该村，融合后的村落其原村名消失，而以被水冲毁之村落名代之。

如魏县南双庙乡简庄，清雍正年间被洪水冲毁，简庄居民北迁至东野冲，与东野冲融为一个村落，东野冲改称简庄，原东野冲之名则废。

第二，分合后村名不变。

在村落遭受水患后，村中部分村民迁出另建村落，新建村落的村名亦有不变者，仍然延用原村落之名。

如临漳县杜堂村，据《杜氏族谱》及杜氏先祖碑文记载，明初杜永资从山西洪桐县迁来此定居建村，取村名叫杜家堂。

清宣统二年，原村被冲毁，杜姓一部分搬迁于此，村名仍为杜家堂。

后来为了与漳河南岸杜家堂有别才改名为杜堂。

这种情况可能与村民思想上怀恋故土、不忘故乡的感情有关。

第三，分合后的村名特征。

其一，易遭水患的村落在命名上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相关的特点，有些村落即以水患后环境特征来命名，如魏县泊口乡崔野冲、郭野冲、赵野冲、王野冲、后野冲，五村彼此相邻，皆为明初山西居民迁此所立。

因地势低洼，田野大量被冲，故名“野冲”。

再如魏县德政镇所辖的前小寨、后小寨原名河浴村亦是因邻漳河常受淤而得名。

后来为防水灾，两村皆筑土寨，就以所筑寨墙为该村的象征将村名更为“小寨”。

其二，在历经水患劫难后取吉祥村名，以寄托美好希望。

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所以古人立村也多在沿河附近，但是距离河道较近则会导致洪水泛滥时淹及村落民田，故一些村落的取名多取吉祥之名，以求祈福、平安之意。

魏县德政镇所辖的安上村，原名河东村，因西邻漳河而得名。

漳河改道后，取安定稳当之意，改村名为“安当”，又以“当”字难听，更村名为安上。

前述之临漳县镇河村的得名也是如此。

而魏县野胡拐乡高八庄的改名却有劫后余生的幸运之味。

高八庄本系明初王氏由山西迁此立庄，以姓氏取名王庄。

清乾隆二十二年洪水暴发，村里有八户农民，因居家地基较高未被水淹，人们避此得以幸存，遂改名高八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华北平原大部分形成于明初的村落，因水患影响下的迁移去向或者与其他村落合并，或者另建新村落。

在此情况下，村落名也往往随之改变。

村落名的改变，充分体现了水患对华北平原村落的影响以及人类在水患背景下对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态度。

无论是以水患后村落所处的自然环境命名，抑或是取吉祥村名以祈求平安，还是以劫后余生的幸运心态命名，透过这些村名的变化，我们都可以了解村落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并以此探究村落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窥探村民在面对水患环境时的内心世界和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

三、水患与华北平原村落的分合

水患影响下村落的变迁，除迁移之外，还有村落分合，即村落的合并和分裂两种方式。

村落的合并体现为两个以上的村落合并为一，这是村落总数量上的减少。

在水患冲击下，村落因受水患侵袭而不得不迁移，但由于自然村落的相对封闭性，外来人口较难容入其中，故在村落分裂和合并这两种相向发展的方式中，村落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分裂，这使得华北平原村落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演化为现代村落之分布格局。

（一）华北平原村落的分合情况

华北平原地域广阔，为说明水患背景下清代华北平原自然村落的分合情况，我们以魏县为例予以阐述。

魏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地当大名府之北门，是京畿之地的重要屏障。

其地南跨衡漳［9］（卷28《艺文志》P32），“环漳水而襟卫河，面太行而抵沙麓”［10］（卷2《舆地志》P117），更有洹河流经。

有清一代，魏县发生水患37次，其发生水患之情况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处于平均稍偏下水平，非水患最严重之处，亦非最轻微之区域，故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直观起见，本文特选取史料明载因水患导致村落分合的情况列表如下（魏县在乾隆二十二年因水患而裁撤，所辖区域归并大名、元城，因资料零乱，统计可能并不完全［3］（P254－260）。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水患影响下，魏县村落在清代发生分合的情况以分裂为主。

这与华北平原的大多数村落在明初建村后，呈现出不断增多的发展态势［11］基本一致。

在这五个发生分合的村落中，除了简庄、东野冲因水患合并之外，其余四个村落在水患的冲击下均发生分裂，占到村落变迁中的五分之四。

水患不甚严重的魏县尚且如此，整个华北平原的情况大抵与此相仿。

故可以说，在水患背景下，清代华北平原村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

（二）村落因水患而分裂的途径

在水患的侵袭下，华北平原村落变迁会被迫发生分合。

通过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在此背景下，村落分合主要表现为村落“分”的一面。

而“分”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种:

其一，洪水直接将一个村落冲成两部分，从而导致村落分裂成两个自然村落。

因为漳河迁徙无常，所以这类现象在漳河沿岸比较常见，比如现属魏县边马乡的东楼底村，该村与西楼底村（牙里镇所辖）原系一村，名楼底。

大马村乡的北旦疃、南旦疃两村原为一村，名旦疃，相传为明初所建，后因水灾分为两村，便冠以方位命名［12］（第三章《城镇乡村》，P116）。

魏城镇所辖的大北关、小北关亦是如此，两村建于明万历年间，先民从外地迁此定居，因离县城北门较近，故称北关村;

后漳河泛滥，河流从该村中间流过，将村一分为二，后人按两部分村落的面积大小称河南岸者为大北关，称河北岸者为小北关［12］（第三章《城镇乡村》，P84）。

沙口集乡的大斜街、小斜街二村原系一村，因村中街斜取名斜街，后斜街被洪水冲成两段，村人各按村落大小称大斜街、小斜街［12］（第三章《城镇乡村》，P97）。

这样的史料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其二，洪水把原村落淹没冲毁，原村落居民分别迁出，从而形成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新村落。

如现属临漳县的前赵坦寨与后赵坦寨即如此。

据清乾隆《彰德府志》记载，赵坦寨在康熙年间因漳河泛滥把村庄冲毁，居民南移北迁，村分为二，在南者为前赵坦寨，在北者为后赵坦寨［8］（卷1《政区建置》，P80）。

当然，卫河的决口与泛滥也会导致沿岸村落的被迫分离。

如现属魏县大辛庄乡的曹夹河、王夹河，二村原为一村，明初曹、王二姓由山西迁此立庄。

后卫河水将村一分为二，曹、王二姓便分开居住形成两个村落，因两村落间夹着一条河，遂将村名改为“夹河”并各冠以姓氏［12］（第三章《城镇乡村》，P100）。

同时，有的村落因水淹而迁移，会分裂成多个新村落。

如临漳县的昭德村，乾隆五十九年漳河决口改道造成卫河流域多地严重水灾，昭德村也因之被冲毁，居民陆续外迁另建新村，先后建立起骆庄、丁家村、桑庄、南显杨四个自然村。

其三，原村落被洪水淹浸后，部分村民迁出形成新村落，而原村落仍旧存在，如临漳县东冀庄、西冀庄。

据清乾隆《彰德府志》记载，明初冀姓从山西洪桐迁此定居，取名冀家庄，后因漳河为患，部分居民西迁另建新村落，取村名西冀家庄，而留在原址者称老冀家庄，后改为东冀家庄。

频繁的水患不仅直接造成城镇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大量的村落在水灾之后发生分裂，数量不断增加，改变了原有的村落布局。

由同一村落分裂形成的同源村落相互之间由于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联系相对较多。

但水患背景下村落的分裂也阻断了原村落正常的发展进程，影响村落的规模和经济发展。

四、水患与村落的防水设施———护村堤防与寨堡

在靠近河流或易发水患的地方，百姓为防止水患对村落的淹浸，避免冲毁村落家园，采取了许多保护村落的办法，如在岸旁植柳。

村人“倪书林……所居逼近漳河，时虞水患，常于岸旁植柳以防冲刷，村赖以安”［13］（卷9《列传三•笃行》，P20）。

而最为保险和有效的方法则当属修筑护村堤防与寨墙。

（一）护村堤防与寨堡

1．护村堤防

护村堤防的形式有围堤、月堤等。

滑县老岸镇的围堤“因旧堡外遗址而成，周八百三十六丈，高八尺五寸，上广一丈，下广二丈三尺，上备土牛，周围树丛柳千六百六十三株，用杀水势而护堤址。

近数年来长垣及附近地方屡有水灾，而是镇独安居乐处，无倾危覆溺之患”［14］（卷11《堤防坝埽》，P29），对城镇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在卫河附近，沿河村庄除了修筑卫河堤防外，还在村落外围修筑月堤以加强防范。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卫河于新镇郭村、码头决口，淹没农田30亩。

是年冬，民众治理卫河，将原旧堤高宽各加五尺，共长36600余丈。

傅庄到侯胡寨一带居民将小堤加宽加高，总长4200余丈。

双鹅头村民筑本村月堤长1300余丈［15］（《大事记》，P21）。

除此之外，光绪十五年（1889年）倪文蔚在奏折中讲到了护村堤:

“卫辉府之滑县，地居直隶长垣县之下游，该县桑园村接近滑境。

六月下旬，河水盛涨，桑园民埝被冲，黄水奔腾下注，循滑堤东北，由老安镇一带直趋卫南坡出境。

滑堤内外两面皆水……北面寨墙早坍，居民筑有圈堤一道，水至堤面仅余尺许，情形岌岌可危。

”［6］（P531）“民埝”“寨墙”“圈堤”都是村庄的防水工事，寨墙主要用于防匪，防水是次要的。

许多护村堤防无法连接，防洪时只能靠民埝。

民埝是单个村庄修建的护村堤坝。

2．寨墙与寨堡

除了修筑护村堤防，华北平原的一些村落还修有寨墙。

兴修寨墙主要是为了防御，如魏县野胡拐乡所辖的合义村，此地原有几个小村，因居住分散常受他人欺压，为御外患民人便聚集在一起筑寨立要，取名寨里，后更名为合义村［12］（第三章《城镇乡村》，P106）。

咸同年间，社会动荡，人民起义和反抗事件常有发生，一些地方为避匪乱而纷纷修筑寨堡加强防御，如修武县的寨堡就颇具代表性，民国本方志中详细记载了该县许多村落同治年间修筑寨堡的情况［16］（卷8《民政•寨堡》，P613）。

虽然寨堡的修筑主要是为了加强村落防御，但在距河较近和易遭水患的地方，寨墙也必然能起到防水患的作用。

护村寨墙的修筑，部分是在建村时就计划好绕村筑寨以防水患，如魏县魏城镇石、吴、冯、李辛寨，该四村建于明初，村人系山西迁来，四姓分立四庄。

为防水患，皆绕村筑寨墙，故得名“新寨”，并分别冠以姓氏。

其中李新寨原名李家村，清末改称新寨，后“新”字演变为“辛”字［12］（第三章《城镇乡村》，P83）。

部分则是在不断遭受河患的情况下才被迫修筑的，如德政镇所辖的前小寨、后小寨，二村原系一村，统称河浴村，因邻漳河常受淤而得名。

后漳河改道，部分村人搬到漳河故道东定居立村，取名河浴东，原村名仍为河浴村。

为防水灾，两村皆筑土寨，并将村名更为“小寨”;

为避免重复，遂按建村时间分别冠“前”“后”于“小寨”前［12］（第三章《城镇乡村》，P86）。

寨墙的修筑一般由当地富户或地方乡绅出资兴建。

笔者在查阅各地方志时发现，几乎各地村落寨堡的修筑均是如此。

如修武县董村寨由村绅董邦法在同治七年、待王镇寨由镇绅史浚生在同治九年捐资兴修等［16］（卷8《民政•寨堡》，P613）;

滑县的刘作云为“同治年间兵部武选司郎中，慈周寨人……出钱四千余缗修筑寨堡，保金甚多，乡里称之”［14］（卷18《人物•义行》P7）;

祁勃然为“同治年间候选训导，居杨兆村，出资五千五百三十缗修焦虎寨，乡里依为保障”［14］（卷18《人物•义行》，P9）。

3．圈堤

由于村落的经济实力薄弱及修护不及时等原因，护村堤防和寨墙也并不能完全避免村落遭受水患，汹涌的洪水有时也会冲塌护村堤防，淹没村落。

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丁滦杜庄，黄庄寨墙俱被冲毁，老岸、塔丘水势尤大［14］（卷20《祥异》，P6）。

所以，在临河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为防水患，当地百姓还联合起来修筑圈堤。

卫南坡历史上就是常遭水淹的地区，“在滑县东六十里古卫南废县，即受胙城以下酸水、濮水、柳青河倒坡诸水，下流达于澶渊。

卫南坡地势洼下，南有老安渠水来，西南有苑村渠水来，正西有小寨渠水来，西北有白道口桥口水来，正北有金堤口水来，此坡中惟有柳青河一道自西南向东北，宽五丈，深一二三尺不等，上自安上村下至三韩庙，迤东与濮阳县澶州河接连，虽有形迹，年久淤浅，每逢黄河沁河决口或夏秋大雨霪霖，坡中之水出不敌入，故屡被水淹，民不聊生。

是以坡之东沿傅草坡与小田等村于清同治年间共筑南北顺水土堰一道，长约七八里，不时修补，以防水患。

至民国十年又复加高培厚，宽八九尺、高三尺余。

又丙寅仲春，坡北杨庄村社长胡万岭、村正申席珍，田庄村正副田玉印、张廷岚同筑圈堤一道，宽一丈五尺，高六尺，此二庄村始无水患焉。

”［14］（卷3《舆地第二•山川》，P22）附近村落民人共同努力，不断加高加固圈堤，除去多年水患，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故引来其它各村的纷纷效仿，“至大王庄、郭庄、徐庄、清邑屯五县村亦居卫南坡北，地势洼下，坡内只有漕河一道甚浅，自西向东宽四丈，深二三尺不等，上至白道口，下至三韩庙北与柳青河合，故大水之年，五谷淹没，大王庄村正副朱建寅、张玉磐率众于民国十五年亦筑圈堰一道，宽一丈五尺，高六尺，是岁遂致有水而无患”［14］（卷11《堤防壩埽》，P29）。

这是易遭水患的村落为应对水患共同面对困难、团结协作的有力明证，此举也产生了良好的防水患效果。

（二）护村堤防与村落内聚

为应对水灾，各村落单独或几个村落联合修筑的寨墙或围堤等，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村落抵御水患的能力，增强了村落的安全性。

同时也使共同拥有一个护村堤防的各村之间有了相对较多的联系，所以有学者认为，华北地区河流泛滥、平原地区的劳动投入量相对较少，而寨堡（围墙）的发展导致了村落内聚化的发展［17］（P89－96）。

护村月堤也有利于村落的内聚［18］（P26）。

而黄忠怀先生认为，华北地区“从总体上来说，村落仍是不停处于裂变分化之中，也就是说村落的发展不是内聚，而是分化。

正是村落处于不停的裂变分化之中，村落的数量不断增长，完成了村落空间分布过程”［5］（P30）。

其实，就卫河流域而言，村落在形式上的数量分裂与内涵上的内聚并不矛盾，比如河流泛滥会导致一些村落的分裂变化，同时也并不影响另一些村庄为了应对洪水而表现为内聚的一面。

虽然各个村落从内部结构组织上来说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但在面对洪水灾害、单个村落无力应对时，地缘相近的村落互相联合、互惠互利，联合修筑防洪寨墙，使各村形式上暂时表现为村落的内聚。

所以笔者认为，华北地区村落的裂变分化与内聚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存在着结构型、灾害型、行政型等形式的分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部分村落之间联系的内聚化发展。

总之，为应对水患对村落的冲击，有经济实力的村落修起了护村堤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灾的侵害，同时护村堤防也使村落在形式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多个村落的联合修筑，使包含于内的几个村落联系增多，有的甚至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慢慢融合成一个大村，这既有利于增强抵御外患、水灾的能力，也有利于村落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五、小结

清代是我国水旱灾害频发的时期，华北平原的灾害则以水患为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卫河流域西依太行山向东北延伸，西沁东运、南黄北漳、卫河贯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区更易遭水患。

在水患的冲击下，华北平原村落的发展受到影响，一些沿河易遭水患的村落被迫迁移或合并，从而改变了华北平原村落的布局和数量。

而中国古代村落的封闭性特点，使得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当地村落，故而水患导致村落的变迁更多的表现为华北平原村落的增生和分裂，这是村落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历史演变过程。

同时，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条件下，为了应对水患，单独或多个村落往往会通过修筑堤防、寨堡、寨墙等形式来加以防护，这种共同的行动需要各方的协作和配合，在应对共同困难的过程中各村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表现为村落的内聚化特征，这种内聚化特征直到近代以后还一直存在着，如几个曾经联系紧密的村落被划入一个管理单位、村民之间交往更频繁等。

总而言之，清代华北平原在水患背景下村落变迁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内涵上的聚积与数量上的裂变增多是并行不悖的，这也是华北平原村落演变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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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