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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其君想，自己在地面上都感到如此剧烈的摇晃，不知道14层的高楼会出现怎样的意外。
电话不通。
她只能往家里跑，心里想着儿子。
在东京已经定居6年，崔其君对地震习以为常。
她能估计出来，东京此时的震级已经达到6级左右。
但是她并不清楚，她姐姐的住处，几百公里外的福岛县此时正在被海啸吞没。
崔其君跑到家，开始爬楼。
电梯早已不能使用。
她走到7楼，地面又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她被甩下来，磕碰了腿。
她继续往上爬，终于到达14层，但没见到儿子。
“他其实比我懂自救的知识。
”3天后，崔其君笑得放松且欣慰地回忆，“日本学校一直在教学生遇到地震怎么避险和逃生。
一地震，人家早就从楼上下来了。
和儿子见面之后，崔其君终于有心思和外界联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仍然不通，但网络还可以使用。
崔其君和原本从不往来的邻居们都跑到了楼下，在空地上，大家都拿着电话试图联系在东北部的亲人，注定徒劳。
人们不知所措。
“原来都从来不说话的，现在也开始互相聊天，互相安慰了。
”崔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平静下来之后，崔其君上初一的儿子开始提醒她，“把门锁好了吧？
”她这才想起，自己奔下楼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邻居的房门都开着一个门缝，只用保险链从里面挂上而没有上锁。
有人告诉她，“地震可能把水管震坏。
如果漏水影响到楼下的话，门开着，修理人员比较好发现也容易进入。
就在东京的人们互相安抚的时候，日本东北部的很多居民已经遭遇灭顶之灾。
宫城、岩手、福岛三县的剧烈摇晃持续了数分钟。
建在海岸边的仙台机场全部被海水冲泡，跑道被损毁。
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中，人们在办公室、书店、咖啡馆中不知所措。
有人扶着货架、有人企图阻止高处的东西跌落，但很少有人惊慌叫喊。
此时，崔其君的姐姐柴田正在温泉洗澡。
“就是感觉摇了摇。
后来别人跟我说，这次摇晃得很厉害。
”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她所处的地方与海岸相隔着大山，所以相对安全许多。
这时候她还并不知道，这次剧烈摇晃的能量源头就潜藏在距自己不远处的海底。
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的24千米深处，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摇晃停歇的时候，有人开始逃离有人仍在恍神，甚至有些对地震不以为然的人们停留在海边想看清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
很快，那些未能及时逃离的、大意的人们被海水吞没。
海浪以每10秒100米的速度砸向岸边。
房屋、汽车、树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地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房屋没有一间倒塌，主要是海啸的影响很严重。
”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水退去之后，人们开始面对死难的真相。
多处海岸边陆续发现上千具尸体。
“某某町发现超过三百具尸体”的新闻随处可见。
地震带来的悲痛像之前的巨浪一样蔓延到整个日本，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核能支撑富冈！
”
崔其君与姐姐柴田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通过网络互相报了平安。
“她家离海岸线还几百公里呢，但是还是联系上才放心。
”崔其君说。
而两人通上电话已经是三天后的中午。
东京的人们虽然不安，但仍然保持着秩序。
地震发生的当天，崔其君记得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但公交车专用道上没有一辆社会车辆抢路。
学校发出通知，每天改为半天课程。
崔其君仍然照常上班。
地铁出票口有一个“延迟证明书”，因为地铁延迟而导致的迟到现象，可以被公司豁免。
市民只要持本人证件即可领取。
早上出去吃早点，店员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让您担心了！
仿佛这个城市受到地震之累，店员应该为此负有责任。
首相菅直人出现在电视上，他表情严肃地谈及此次地震是“二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内阁主要官员逐一面对记者回答提问。
伴随着政府官员的演讲和记者会，电视台不断播出最新发现的遇难者数字以及海啸发生时的画面。
日本媒体评价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时说，“东北部一些城市几乎处于毁灭状态。
此次地震所涉及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基本以渔业以及农牧业为主。
例如重灾区宫城县，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水产大港，因为离世界三大渔场“三陆冲渔场”较近，使其水产量也相当丰富，除大马哈鱼、秋刀鱼以外，也以鱼翅等海货闻名于世。
因为温泉资源丰富，旅游旺季时，很多游客到此地享受温泉。
其南部的福岛县盛产水果，四季均能收获苹果和桃子。
当地的造酒业十分发达。
平日里这些安宁的景象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留意，如果极端灾害来临，福岛县坐落着的核电站可能存在危险。
福岛一站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二号站也于1975年开始施工建设。
在那个年代，核电站为当地贡献了税收且提供着高薪的工作。
据称，当时在核电站附近的小城富冈町能看到大型广告，上书“核能支撑富冈！
很少有人担心核电站的安全。
在日本，很多核电站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
在崔其君记忆里，为了表明核电站对环境没有污染，电站周围都被种植了珍贵的花草树木，养殖了稀有鱼类。
电力公司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的居民安心。
核电站就像一个普通的建筑物，一直安静地伫立在民房的不远处。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崔其君一家就基本恢复了日常生活。
14日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话时，刚刚买菜回家，准备做饭。
“商店里，饼干一类的卖得比较空。
但是蔬菜很好买。
东京的物价波动不大。
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她按照政府官员们在电视上的号召开始节电。
比如拔下电水壶的保温插销、尽量不使用暖风空调。
这一天开始，东京电力对东京部分地区（东京23区外）进行轮流停电。
东京电力把预计停电的区域分成5个集团，每个集团在不同时间带进行轮流停电。
同时，东京电力建议各企业商店和居民节约用电。
由于很多居民配备了手电筒、应急灯等，东京节电情况较好，第一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6：
20～10：
00）以及第二集团、三、四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9：
20～13：
00）被取消。
这一天，中国、德国、美国等多国专业救援队均已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参与救灾。
与此同时，在福岛县的姐姐柴田也恢复了全职主妇的日子。
两个女儿分别去往学校。
“仍上整天课，中午在学校吃饭。
”她说，“没什么担心的。
虽然核电站已经爆炸了。
核危险区域在扩大
粉尘炸开的时候像一个烟圈向四周慢慢扩散，然后是更剧烈的爆炸，烟雾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云朵。
3月12日的这次小型爆炸唤起了人们对于核辐射的一切想象。
媒体引导着专家们以此对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异同。
12日凌晨2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抵达福岛。
当天傍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发生爆炸，日本政府紧急将疏散人群扩大至20公里半径，涉及人群达到8万人。
而当记者进入距离第一核电站40公里的田村时，却感觉这里异常平静，看不到如传闻所言人人戴口罩穿防护服的景象。
田村市有将近1万人被转移，虽然政府公告说转移半径为20公里以内，但实际上转移半径扩展得更广。
田村市政府大楼在11日的地震中被震得四处裂缝，但并不影响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奋战。
记者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正集结了十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他们即将出发前去寻找那些固执留在家中，而不肯到政府提供的避难所避难的市民。
在田村市船引小学避难所避难的加井秀明一家，最担心的问题与核辐射无关，竟是无法泡澡的烦恼。
一个3层的小学聚集了700个避难市民，人们混杂地睡在一起。
每个人只分得简单的被褥和食物。
但这在加井眼中，比起断水断电的自宅，已经好太多。
“最起码，我所有的家人都平安地在这里团聚，这比什么都强。
加井的儿子刚出生两个月，他成为船引小学避难所最小的难民。
避难所特别为他每天供应已属奢侈品的“牛奶”。
这让加井感到很感动。
田村市总务部科长石井昌久是此次转移的负责人，他带领的总务室全员待命，负责协调市民生活必须。
石井跑来跑去一刻也不停。
“核辐射？
没有感觉。
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避难所市民的吃饭问题！
”石井说，“虽然不断有食物从外面送进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事实上，这并非福岛这座核电站首次出现问题。
2008年6月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5加仑少量放射性冷却水泄漏。
官员称这没有对环境和人员等造成损害。
而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28次被篡改。
当然，之前的纰漏远远没有此次的事故严重。
12日的爆炸仅仅是个开始。
不同机组的连续爆炸几乎不可避免。
从此，在地震刚刚发生一天之后，人们的视线已经从地震转移到海啸，再从海啸定格到核辐射。
相比于为葬身地下的人们表达悲伤，大家更关心核辐射的粉尘是否会逐渐扩散。
日本政府开始确认爆炸发生后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日本福岛县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周边的双叶町、大熊町、富冈町的全部居民12日上午开始到划定的危险区域之外避难，总计约两万人。
危险区域很快被扩大，疏散人群逐渐超过10万。
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事为“核紧急事态”。
3月14日，电站三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包括工人在内的11人受伤。
此前一天的报告称已有190人遭到辐射。
核电厂的几个机组轮流出现问题，冷却、注水、堆心熔毁⋯⋯媒体和网友开始自发阐释这些术语，各种来历不明的揣测、预言和内部消息互相冲突。
截至3月15日下午，核电站已经发生四起爆炸。
15日中午11点，首相菅直人在官邸发表告国民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要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
稍早时候还有消息说，含有超标辐射物质的云将抵达东京，市政府呼吁市民留在室内，关好门窗。
很快，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
当天下午13时发表的核辐射监测报告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的核物质已经飘至东京，东京地区的放射线量已经超过了往常的20倍，而且继续处于上升的趋势。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说，目前的这些核辐射量不会对健康构成危险。
面对核辐射的危机，日本当地民众并没有太多恐慌情绪。
人们大多都只是一直关注着最新的消息。
崔其君每天仍然上班，她甚至还想去机场为中国救援队做翻译。
“但是想想还多吃人家一份饭，还是别添麻烦了。
”她笑笑说，“也没什么太担心的。
东京的生活还算比较正常吧。
”她的姐姐仍然呆在距核电站150公里的家中，除了汽车加油开始设限之外，她并未觉得生活被改变多少。
相比遇难者，她们是幸运的。
但是所有人都不清楚，已经爆炸的核电站会给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切仍在继续。
★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震后生活
3月11日，幼儿园的孩子和大人们聚集在东京涩谷区的一个临时疏散点
3月15日，震中福岛县的一个避难所里，人们在观看首相菅直人对地震情况发表讲话
3月12日，救援人员在日本仙台市搜索失踪者
3月14日，一位母亲试图与她被隔离的女儿说话。
她的女儿从福岛核电站附近疏散后因有核辐射迹象而被隔离
蚂蚁和蝴蝶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日本房东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
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于达放心。
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他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3月13日深夜10点30分，日本东京江东区一所公寓楼中，中国留学生于达在自己不到60平米的房间里，蜷缩在电脑前，“房子还在摇晃，还在摇晃”，他在MSN上和国内朋友对话。
10分钟后，手机上又传来“地震警报”，他跳起来，跑到楼下的空地上。
MSN上朋友关心的留言，他已顾不上回了。
接手机警报，跑下楼，成了地震后于达和日本邻居们的习惯动作。
于达的房东是一个退休医生。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他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我放心。
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我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等等。
于达看见房东的背包里有两三个这样的急救包，他还给周围的邻居送了。
“很客气的送完了，又回来告诉我晚上别关门，注意看电视，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
他家离这里也不远，他骑自行车的。
“回家支援站”
日本这场地震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过了这位老医生的预料。
而于达能感受的是，3月11日下午的东京陷入的短暂混乱。
大楼猛烈摇晃了几分钟后，物业管理处的广播很快响起，告知发生地震，请楼内人员做好自我保护措施。
于达正在睡午觉。
他穿着睡衣冲到楼下，都忘了拿手机，“当时没信号，拿了也没有。
”他看到一些人到楼下后，感觉没事了，又都回去了，“有的还抱着狗，真令狼狈的我心生敬佩。
上楼整理房间，听邻居的话，把电视等怕摔的物件放到被子上，此时，NHK已在滚动播放地震和海啸的画面。
于达发现，大楼值班人员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不时提醒人们注意各种紧急事态。
房东走后，于达“凭着看电影得到的经验”，下楼到便利店采购一些食物和水，“周围两家店，人们排着长队结账。
一名在日本便利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留言：
“我妈问我：
‘有无趁地震加价？
’没有啊。
我在7-11便利店打工，食物饮料免费提供，没有人哄抢。
人们拿了免费食物，都会排队到收银台来说一声谢谢。
于达看到，他家楼下有消防车、救护车鸣笛驶过；
一些放学的儿童在老师带领下，穿着有防火功能的衣服匆匆走着。
电视画面上，戴着安全帽的人们在路上，黑压压的人流缓缓移动，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好像是全体国民开始一场悲壮的远征，静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在东京市中心，很多便利店、迷你站、吉野家等仍预留窗口为人们提供水、地图和必要的协助，并对公众开放厕所，一些快捷酒店也打出了“免费住宿”的牌子。
这是2009年琦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等9个县市决定成立防灾首都圈时讨论内容的一部分，称为“回家支援站”计划。
于达对门邻居井上就是靠“支援站”回到家的。
井上的公司在东京郊区，从当天下午5点到凌晨1点，他经过8个小时的跋涉回到了家。
手机不畅，交通中止，和当晚的大多数东京人一样，井上依靠facebook和skype给家人和朋友报了平安。
“一个大学同学就住在我们旁边的楼里，当天他没回来。
在办公室睡了。
”于达说，东京很多人震后选择在办公室休息，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办公楼的质量没问题，比跑到外面更安全。
而且，在日本的公司给每名职员都配备一只救生包，从饼干到清水，从挖土的手套到保暖的雨衣应有尽有，每两年更换一次。
救生包就藏在职员桌子下面，房坍塌而人幸存下来，等待救援的时候就用得上它。
避难所里请安静
“我不依赖避难所，也是因为还能相信楼的质量吧。
”于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制定法律要求建造房屋时必须计算防震程度，1995年颁布了建筑防震标准——《建筑基准法》。
《基准法》规定，高层建筑必须能够抵御里氏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日本普遍采用“地基地震隔绝”技术，在建筑物底部安装橡胶弹性垫或摩擦滑动承重座等装置。
此外，为提高传统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能力，日本最普通的民宅也是箱体设计，地震灾害发生时房屋可以整体翻滚而不损毁。
所以，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建筑指标都非常高，建筑设计师要是擅自降低了抗震水准，还没等建筑物出事，人就已经被关进了监狱里。
于达所住的公寓楼修建于1996年。
据说完全按照《基准法》修建，还带有独立供电系统和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3月11日深夜，较强余震袭来后，于达也去过一次避难所，“离我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500米吧。
所谓避难所，就是一个中学的小型体育馆。
平时，东京的大部分学校和运动场馆都被明确作为避难所，地震灾难之时要去避难所暂避已形成惯例。
“日本规定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高度耐震，所以学校是最好的避难所。
”于达说。
他在避难所待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虽然东京不是重灾区，但电台和电视台还是建议人们暂时去“避难所”。
那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分发毯子、热水和饼干。
“人们找空闲的地方坐下，或者躺着，没有吵闹，也没人抽烟，接电话、熟人说话也都是很低声的。
我听说，有的避难所还发收音机和耳机，以便随时了解震情。
和重灾区相比，东京避难所流动性很大，余震不大的时候，人们就都回家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摇晃。
”NHK对外联络部官员佐藤《中国新闻周刊》说。
3月15日左右，东京很多避难所已经都没有人了。
“几个小时后，人散了，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
”对这样的描述，于达觉得有些夸张，“但日本人确实是很自律的。
”地震第一天，来体育馆避难的人很多，入口不大，大家都排着队进入，有秩序，不拥挤，老人和孩子会受到格外照顾。
令于达感叹的是，一位老妇人起初排在他前面，等快进体育馆的时候，似乎觉得危险过去了，她准备回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一边往外走，一边拾脚下的垃圾，好像是在做很平常的事。
于达领了毛毯后，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坐下。
他第一次来避难所，发现工作人员服务都很周到，开关门、倒水甚至帮助铺被子，“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不会日语，还比划着告诉我如何防震。
他听到有人小声聊核辐射的话题，有些担心，就想和旁边一位中年日本人搭讪，但总是他问一句，人家简单地应答一句，或者只是点头，最后晃动手机，很礼貌地说他要听地震的最新情况了，请安静。
“没有那种大灾面前，同舟共济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不热情。
而在佐藤看来，这就是日本人的性格，“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不会轻易给答案，是日本人回答问题的通用模式。
知道什么就会说什么，不夸张，不随便激动，就好像我们的抗震救灾电视报道一样，很及时，没有废话。
地震发生后，日本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减少了市民不必要的等待和混乱。
NHK的主播、记者戴着头盔上阵，即使声音有些颤抖，但总体是镇静的。
画面上没有灾民呼天喊地的画面，没有记者虚张声势的嘶哑报道状。
媒体关于灾情信息传递、政府政策发布都相当即时，甚至每隔几分钟就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佐藤说，他的很多朋友通过电视了解到东京没有特别大的火灾或者房屋倒塌事件，觉得很放心，“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和家人通了电话，就在办公室里睡了一夜。
但于达睡不着，“没人聊天，我也没带电脑，饼干也吃不饱，过夜的话一个毛毯还是很冷的，我就从避难所回家了。
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
12日清晨，强震后的第一个早晨，东京从疲惫苏醒，街头平静有序。
于达公寓楼下的小超市，生活必需品也陆续补上。
也有一些咖啡馆、商店，做出停业一天或者提前关门的决定。
“由于地震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很抱歉。
”店门上的告示说。
他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上楼的电梯里，碰见井上。
“平时我们很少说话，见面就点个头。
但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他还提到看到一些中国网友的关心。
此时，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相关信息占据了所有的电视频道，只要街头有公共屏幕的地方，都在滚动着关于核电站和死亡人数的信息。
这令于达愈加担心，“日本整个国家都是为地震准备的。
”他知道，日本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有应对地震灾害的训练，养成习惯，从学校到公司，每个月都有防灾演习，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
“我到日本才两年多，地震教育就也接受了不少。
而核却是真正可怕的。
日本太依赖核能了，但也是目前地球上真正唯一的核受害国。
我不排除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时候立刻回国。
”他在MSN上写道。
12日一整天，于达都躲在家里。
因为有日本朋友给他发短信，提醒当天会下酸雨最好别出门，如果出门要戴上口罩。
傍晚的时候，来自包头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要求借宿一晚，第二天回国。
“说实话，我不太情愿。
我的房子很小，他也没提前电话，就突然来了⋯⋯我可能也习惯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于达对记者抱怨说。
作好随时“跑路”的准备，国内关于日本地震的网络评论，引起于达和朋友的关注和争论。
于达觉得一旦日本出了事，国内论坛就会格外起劲，甚至自己打嘴仗。
而当天的另一个帖子令他感动，“某华人发的：
通过摄像头看保育园的情况，老师把孩子们围在中间，不时俯身用身子护住孩子们。
6个老师围着我儿子，儿子身上盖着被子，老师手拿被子准备着，一旦地震就扑上去⋯⋯平时18点接儿子，昨天交通瘫痪，我步行18公里到达保育园时，已经是22点。
期间老师们就一直这么守护着我儿子。
曾作驻华记者的佐藤也注意到网络上不同的声音。
“我不想说什么，但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第一个赶到中国，这次中国救援队又迅速来到日本，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他对记者说。
佐藤也转发过一个微博，“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一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
中国顽张
！
（中国加油！
）”
一直抱怨不该来日本的包头朋友却认为于达言谈中太美化日本了。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说，这体现了中日两国民间复杂的感情。
“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我注意到，同情生命、拯救生命，还是主流的声音。
想把面包和水留给对面的井上
于达还是选择回国了。
他订到14日下午的机票，单程价格是地震前的一倍多。
他觉得有些气恼。
当天晚些时候，中国政府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抵达东京，并将连夜运送至重灾区宫城县。
临行前，于达对记者说，想把一些面包和瓶装水留给对面的井上，“但我有些不好意思给，因为平时交流太少了。
这确实是井上需要的。
14日是东京地区实施轮流停电计划的首日，由于担心停电引发供水和供气系统中断，不少东京市民开始在家中储备食品和饮用水。
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到便利店门口排队买蜡烛。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道路损毁导致运输不畅等原因，日本部分超市、便利店出现货物短缺问题。
在东京等地，面包、方便面、土豆、洋葱、矿泉水等货物总是来了就被人买光。
尽管商店不断扩大进货，而且有的商店为了让更多顾客能买到货物还采取限购措施，但仍无法满足人们的购买需求。
不过，共同社报道说，市场上并未出现哄抬物价的现象。
为节约能源，日本糖果生产企业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等大企业都宣布，暂时关闭设在东京涩谷和大阪道顿堀商业区的巨大氖灯广告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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