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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观幸福感评估标准综述
主观福祉既涉及一种认知层面，又涉及一种情感层面，因此很难将其格式化。
边沁是试图将幸福纳入科学衡量轨道的第一人，他提出了用来评价消费者满意程度的边际效用学说、人均消费效用函数u（c）。
萨缪尔森曾提出著名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效用/欲望。
这个公式反映了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的关系。
归纳当代幸福度量研究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1）着重度量微观个体的主观感受，常用方法为通过发放问卷，对受访者所反馈的信息进行统计处理，进而推断相关群体的幸福状况。
进行主观幸福感调查的世界权威机构是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Investigation，WVI）调查结果与数据收录于荷兰Eramus大学的Veenhoven教授的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DatabaseOfHappiness）。
BlanchflowerandOswald（2000）提出了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观福祉公式W=H[U（Y,t）]+ε其中，W代表福祉的自我报告水平，W在1—10的序列中，W代表1（极其不幸福）10（极其幸福）。
U（Y,t）代表被调查者的主观福祉或效用，Y代表主观福祉的所有因素之和；
t代表决定因素Y与福祉之间因提供原因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关系；
H[.]这部分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微分的函数式，它将实际的福祉与报告的福祉相联系，此部分将随U增长而呈梯级增长。
ε误差符号用来代表其他影响实际福祉和报告福祉间关系的潜在因素。
（2）着重度量宏观总体的幸福程度，如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前不丹国王吉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英国“新经济基金”编制的“幸福星球指数”。
（3）着重于城市幸福研究领域，国内具代表性的探索是由邢占军、奚恺元等学者倡导的。
（三）幸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综述
幸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广义内涵与幸福感的提升。
杨长友（2000）认为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一向度为人的经济福利。
任保平（2010）在阐释经济增长质量的伦理原则时指出，经济增长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经济增长的最高尺度就是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对于幸福的包容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与内在需求，将情感看做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二是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因素，其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为永恒的课题。
BrickmanandCampell（1971）提出了“快乐踏水车”（hedonictreadmill）理论，建立在适应水平基础之上，幸福与否仅为人们对于环境变化的短期反映，对高收入的心理适应性使得幸福水平只能维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好比水车在不断地上升运动，但每次的上升都会回复到原点。
Easterlin（1974）经过多年的研究，从三大层面阐释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1、富足国家的人们不一定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
2、收入增加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是有限的。
基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适应心理和人的欲望无止境、期望的心理来说明该结论。
3、一个国家中，那些高收入的人一般要比低收入的人更幸福。
Kahneman（2000）的“满意度踏水车”（satisfacrtiontreadmill）满意度与幸福感仅取决于欲望收入与实际收入的比率，实际收入与欲望收入的比率越高，满意度越高，然而欲望收入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
卡尼曼的理论从欲望与收入水平同步提高的角度解释了“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在经济财富大幅增长，而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大幅提高的原因。
收入变化对欲望水平变化的影响可用图2来说明。
A1、A2、A3为欲望水平线，且A3>
A2>
A1，若最初人们的欲望水平为A1，则收入Y1产生的幸福水平为H1。
假定欲望水平不变，当收入升高至Y2，相对应的幸福水平为H2，收入为Y3时，幸福水平为H3。
a、b、c三点所在的A1曲线满足传统经济学假设，它表明收入的增加能使人们更加幸福。
但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的欲望水平也随之同向变化，对于未来更多的诉求使得影响幸福的因素趋于多元化，欲望线将伴随收入上升从A1升至A2，部分抵消了由于收入上升所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欲望水平升至A3时，收入Y3所对应的d点之下的幸福水平H4远远低于c点的幸福水平H3。
图2收入与欲望水平决定的幸福曲线
国内近年来同类研究文献逐年增多，罗文英（2004）将在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与德国1984～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满足度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论是:
随收入增加,收入的满足度效应由大变小直至负值，故政府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幸福程度。
田国强与杨立岩（2006）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社会的幸福度能够提高，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使总体幸福水平降低,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娄伶俐（2009）在其博士论文《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问卷、电话调研，做出了大量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深入分析了各种收入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绝对收入（包括个人年收入与家庭年收入）、相对收入、期望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验证。
研究结论与幸福悖论基本一致。
各种收入对幸福感影响较少。
在分析“幸福悖论”时，采用了囚徒困境的博弈论方法，引入了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幸福悖论博弈。
除了收入因素，现存文献还从失业、通货膨胀、性别、制度、婚姻、犯罪率、性格、健康、教育等角度考察了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由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诸多因素可见，政府在考量经济发展水平时，不可仅注重GDP等“硬指标”的提升，还应将众多非收入因素在提高国民幸福感方面的重要作用考虑其中，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另外，现存文献中没有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度量与考察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本文从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包容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做以反思与评价。
三．幸福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
包容性增长做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化，更加强调人本主义的增长，提倡增长成果共享、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是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模式。
而经济增长对于幸福的包容，体现了对于道德伦理、福利分配、生态环境等的包容，幸福感的高低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依据之一。
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包容性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一方面，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提高为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幸福感的提升又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为经济建设的核心“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必要条件。
（一）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最大化
以货币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增加人们所消耗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结果：
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度劳动导致健康的损害，竞争使人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孩子们的天性从小就被无休止和繁重的文化教育所禁锢，社会关系货币化导致人们之间的友情和亲情关系逐步被淡化……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
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
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
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
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
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
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
该种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促使我们调整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改变增长模式，回归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实现幸福的最大化。
以公共福利、公共幸福为目标，实现人精神的富足与愉悦。
（二）幸福的提升是经济增长包容性提高的保障与关键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之后，涌现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问题，出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区域差距加大，城乡差别突出。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单纯“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民幸福感的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5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逐步显现，我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所下降，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分值分别为3.41分、3.37分和3.42分，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都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
据蓝皮书，个人经济状况已连续三年蝉联影响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感受的首要因素。
人民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增长质量提高的不断追求，而对人民需求的满足，会推动经济增长质量向更高层次迈进。
四．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幸福感的历史考察
国民幸福研究为国外新兴热点课题，国内起步较晚，定量研究成果较少，缺乏连续性国内的统计数据，本章通过统计性描述的方式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幸福感的变动进行分析。
（一）经验描述：
中国总体幸福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核心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增长，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时候,收入增长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今30多年过去了,在经济依然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同时,一些社会和经济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这些矛盾造成了居民的幸福程度的波动。
1990年至今，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DatabaseOfHappiness）收录了对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满意程度的四次调查，调查年份分别为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根据2005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中可获得2004年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还可用奚恺元教授《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幸福感调查数据来近似替代2005年中国人的幸福感数据，2009年江苏卫视联合零点咨询集团对国人幸福指数做出了测度，这样可得7个幸福感指数，根据这7年的人均GDP，可分析时间序列GDP与幸福间的关系。
由于幸福数据的缺失，本章研究只可用图形进行近似的模拟，幸福量值分为0-10级，人均GDP以元为单位。
表1.历年中国居民幸福感与人均GDP统计
年份199019952001200420052007
幸福指数6.57.086.606.986.826.72
人均GDP（元）164450468622123361410318934
数据主要来源：
世界幸福数据库http:
//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从图3可看出，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保持在6-7的水平，大致呈水平线。
可见，时间序列数据中，幸福指数与GDP相关性不很强，幸福感基本呈现水平波动的状况。
图3.GDP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对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测评,2003—2005年连续三年满意度都略有下降。
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完成的《2009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如图4所示，城乡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信心一直高于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的信心，2009年，公众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度进一步提升，但个人生活信心度有所下降，两者落差有加大趋势。
可见，GDP总量的增长虽然起到了提升信心的作用，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成果并未相应体现到居民微观经济利益感受上。
公众看好国家经济发展，但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信心不足。
图4.历年城乡居民国家经济信心和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信心的变化趋势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Investigation）用一个单项问题考察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评价：
“考虑到所有因素,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非常幸福（veryhappy）
相当幸福（quitehappy），不太幸福（notveryhappy）,很不幸福（notatallhappy）？
”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对中国所做的三次调查中，样本数量分别为1000人、1500人、1000人。
由表2可观1990年、1995和2001年持不同回答人所占比例。
表2.WVS三次调查中国幸福状况（%）
年份
非常幸福
相当幸福
不太幸福
很不幸福
1990
28.26%
40.18%
29.39%
2.16%
1995
22.80%
41.30%
14.22%
1.68%
2001
11.55%
66.57%
19.08%
2.81%
若设置问题的四个答案分别对应1-4分的分值,很不幸福为1分,非常幸福为4分,可算得1990年、1995年和2001年的幸福均值分别为2.95、3.05和2.87。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6年调查了中国人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其答案设置分“非常幸福”、“相当幸福”、“一般幸福”、“不太幸福”及“很不幸福”5档，比较幸福占48.1％，一般的占28.4％，不太幸福的占11.1％，非常幸福的占9.8％，很不幸福占2.5％。
选择前三项（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的占总体的86.3％。
总体看来，国人幸福感于转型期有所提高，但存在反复。
鉴于缺乏可靠的时间序列数据,很难检验这一期间是否存在幸福悖论。
（二）评价国民幸福感的指标选择
近年来，对于国民幸福感指标的选择国内研究人员做出了很多的探索，本文结合邢占军（2006）研发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SWBS一CC20）》，周四军等（2008）“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统计测度体系”，俞灵燕，王岚（2010）主客观指标体系等，试图设计出国民幸福的测度指标，见表14-3.
表3国民幸福感客观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国
民
幸
福
经济指标
人均GDP
-----
正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逆
通货膨胀率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之和
社会指标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
人均住房面积
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之和
全年灾害损失
-----
离婚率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
基尼系数
环境指标
人均绿地面积
单位GDP能源消耗
能源消费总量
国民素质
每万人拥有教育资源
总死亡率
预期寿命
人均受教育年限
本文通过构建涵盖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国民素质四大维度综合指标体系表3来评价1998年—2008年间我国国民幸福状况，采取主观性较强的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经济指标”维度的分析主要选取了“人均GDP”和“恩格尔系数”等宏观经济指标；
“社会保障”维度中，选择“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来反映保障状况，另有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失业率等维度反映国民生活状况。
“环境指标”的选择了人均绿地面积,和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总量,具体的指标体系以及指标计算方法见表3。
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当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则系统识别为有效，文中一级、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据此便可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具体结果见表4。
表4.幸福指数测算的各指标权重
PrimaryIndicators
SecondaryIndicators
指标
权重
经济指标B1
0.1779
人均GDPC1
0.0592
恩格尔系数C2
0.0535
通货膨胀率C3
0.062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4
社会指标B2
0.2256
失业率C5
0.0388
人均住房面积C6
0.0351
全年灾害损失C7
0.0401
离婚率C8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C9
基尼系数C10
0.0414
国民素质B3
0.2754
成人识字率C11
0.0687
总死亡率C12
0.0621
预期寿命C13
0.0759
人均受教育年限C14
环境指标B4
0.1576
人均绿地面积C15
0.0477
单位GDP能源消耗C16
能源消费总量C17
（三）1998—2008年幸福指数的测度及分析
研究时段为1999—2009年，其中“总死亡率”、“预期寿命”（人口普查数据只有1981、1990年、2000年的数据，1998年、1999年数据以1990代替，2001—2009年数据以2000年数据代替），“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007和200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数据缺失，用三项简单移动平均估算将数据补齐）“人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王小鲁等测算的关于人均受教育年限1978—2007年的数据；
“基尼系数”主要来源于刘霞辉等人的数据（1978-2006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改革时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一书，2007年，2008年，2009年为世界银行数据）；
其余指标数据等均来源于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民政部数据库。
采取如下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指标：
；
逆指标：
。
其中
、
为分别为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在幸福指数和各分项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指标权重，
为第
年第
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值。
具体的测算结果见表5。
表51998-2009年国民幸福指数
经济状况指数
社会状况指数
国民素质指数
环境状况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
1998
0.0571
0.1212
0.1217
0.0622
0.3622
1999
0.0750
0.1311
0.1654
0.0677
0.4392
2000
0.0814
0.1155
0.2035
0.0732
0.4736
0.0908
0.1004
0.1907
0.0755
0.4575
2002
0.1163
0.1075
0.1923
0.0787
0.4948
2003
0.1094
0.0718
0.1948
0.0714
0.4474
2004
0.0910
0.1081
0.1939
0.0647
0.4577
2005
0.1286
0.1058
0.1880
0.0625
0.4850
2006
0.1527
0.1070
0.1634
0.0632
0.4863
2007
0.1428
0.0772
0.1550
0.0662
0.4412
2008
0.1499
0.1086
0.1440
0.0710
0.4734
2009
0.2348
0.1053
0.1446
0.0954
0.5801
图5.1998-2009年国民幸福指数
由图5可以看出，自1998年金融危机至2009年，伴随经济的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国民幸福指数虽在个别年份出现波动，但整体趋势呈上升状态。
通过对于各分项指数的观测，经济状况指数大幅上升，但在有些年份（如2004年），经济状况指数上升的同时，幸福指数却出现下降，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对于幸福感的诉求愈加强烈，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对于幸福的包容亦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新的目标之一；
环境指数自2005年以来均呈上升趋势，良好的环境对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环境指数曲线较为平坦，可见指数增幅较小，故提升国民生活环境依然应作为国家未来应大力推进的议题之一。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状况指数，根据表5，在2003年、2007年和2009年，社会状况指数出现了三次较大的下降，且指数总体水平相对于经济状况指数数值较低且增长缓慢，而与社会状况指数相联系的基尼系数、人均住房面积、离婚率、社会保障支出、失业率等指标又关系着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重大社会发展问题，住房、就业、婚姻状况、医疗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国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
只有当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幸福水平才可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四）幸福指数的解读与思考
GDP虽然能够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但不能反映经济结构、分配状况和贫富差距，更不能反映国民幸福程度，因此，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指标应向国民幸福总值（GNH）等新的多重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转变，幸福指数作为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广泛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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