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云锦的发展历程及文化内涵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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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南京改名“建康”，作为都城，恢复御府织室为宫廷服务。
公元420年，刘裕王朝建都建康，带来了北方百工，在建康建立“锦署”，为江南织锦业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艺，在织机上进行改良创新，生产出著名的织成纬锦“宋锦”，为后世云锦的精良工艺打下了基础。
然而此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乱中，建康的社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元气大伤，织锦业的发展一度停滞。
隋唐时期，金陵的行政地位不断被抑制，最低时曾属镇江管辖，在《唐六典》，《唐书。
地理志》中都没有出产绫锦的记载。
而当时全国的丝织业十分发达，主要蚕丝产地是河南河北道，次则四川地区，江南地区又次之。
丝织品以蜀郡（益州）和广陵郡（扬州）的锦最为著名。
诗云：
“天下三分明月夜，无赖二分在扬州”，如此繁华兴盛的大都市，锦缎生产突出当数自然。
南京的丝织业到了南宋时才得以复兴，而宋朝廷南渡以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迁，则是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江宁，苏州，杭州三地逐渐成为高级锦缎的生产中心。
公元1280年，元世祖设“东西织染局”于建康；
明代又在南京（都城）设“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
清王朝沿袭旧制，设立“以官领之，以授匠作”的官办织造局。
这些在南京设立的官办织造，专供皇家皇帝的龙袍冕衣，后妃的凤冠霞帔，宫闱幔帐，文武官员补服，宫廷坐褥靠垫等，作为御用贡物，其极高的品质要求和独有的优越条件（水平高超的工艺技师，昂贵考究的用料等）使元明清三代成为南京云锦得以发展至成熟的重要时期。
从南京织锦业的兴衰沉浮中，我们不难看出，工艺的发展是以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为基本条件的，战争往往会给手工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也正由于南京在宋金之战中遭受的破坏较少，政治地位逐渐提高才有了日后云锦工艺大放异彩的机会；
相比之下，原来经济繁荣的产锦名地扬州却因金，元屡次南侵，导致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萧条景象。
在晚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南京的丝织生产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机户大多流寓外地，躲避战乱。
战火过后丝织生产虽有所恢复，但由于元气大挫，规模大不如前。
至光绪三十年，江宁织局奉旨裁撤，此后的锦缎供应完全依赖民间。
民国时期，由于大量舶来品的倾销，传统服务对象的减少，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南京云锦一度衰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加上后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云锦的生产几乎断绝，到解放前夕全市云锦织造机仅存150台左右，能生产的只有四台而已。
新中国成立之后，南京市政府对传统工艺的恢复与保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支持，在艺术家陈之佛的指导下开展了对传统云锦图案纹饰，艺人操作口诀的搜集整理工作，并推出了一系列向社会介绍云锦的出版物，还致力于培养云锦工艺的传承人，让这项古老工艺重现繁荣。
1957年，南京成立了云锦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批准的第一个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专业机构。
到今天，南京云锦已有了1500多年的手工织造历史。
其木机妆花更是中国4700多年丝绸织造史、300多年的织锦历史中，唯一流传至今不可被机器取代，挖花盘织，凭心记忆编织的传统手工织造工艺。
南京云锦的工艺至今仍是靠手传口授，代代相传。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
而南京云锦则集历代织锦工艺之大成，位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
回首南京云锦千年来的兴衰，让人感叹不已，每一匹华贵锦缎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份荣耀或辛酸。
每当我们面对古老和沧桑，总为胸中充溢着的深沉而又激烈的莫名情感而怅惘，那就是历史的分量。
当我将情感转化为冷静的思量，那嘎嘎运作着的庞大提花机告诉我：
历史积淀就是云锦最朴实也最厚重的资本，她是一片苦难深重却博大而肥沃的土壤，千年来孕育着的，是比云锦更绚烂更高贵的文化。
二探究——“寸锦寸金”的背后
提到江南织造，人们首先会想起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曹雪芹曹织造府祖孙三代四人任了60余年的江宁织造臣。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在康熙皇帝的恩宠下，先后连任江宁织造官员达65年的时间；
曹家的实际功能远不止为皇家织造采办御用锦缎，更是康熙在江南这块富庶大地上的贴心耳目，其身家，地位非同一般。
曹雪芹由于少年时期生活在织造世家的豪华环境中，对丝织物的服料名称和上层社会中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佩戴，自然极为熟悉。
他在《红楼梦》中写下了不少以云锦为服饰或实用物的名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
“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水红妆缎狐肷褶子”、“大红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锁子锦靠背和引枕”、“金线闪大坐褥”„„这些织物有的属“妆花”类，有的属“织金”类，有的属“二色金库锦”。
在服饰方面，曹雪芹还写了罕见的“凫靥裘”和用孔雀毛拈成线跟金线在一起织成的“孔雀裘”。
当雀金呢（孔雀裘）被火迸了一个洞后，书中曾写道：
外面的“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
后来还是宝玉房中的晴雯用孔雀金线织补好的。
从曹雪芹的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一窥云锦织物的华美瑰丽，还可从技术审美等不同角度来认识云锦的艺术成就，解读自古就以“寸锦寸金”比喻云锦价值的真正原因。
（1）华贵的用料
由于服务于宫廷与社会上层人士的需要，南京云锦在织造中往往用料考究、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喜用金线、银线、铜线及长丝、绢丝，各种鸟兽羽毛等进行织造。
像皇家云锦绣品上的绿色就是用孔雀羽毛织就的。
美丽的丝线赋予云锦逐花异色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绣品上花卉的色彩是不同的。
。
明、清两代江宁官办织局生产的织金，金银线都是用真金、真银制成，在每匹织料的尾部，均织有“xxx织造真金库金”字牌，说明所用的金线材料货真价实。
从明、清两代传世的织金锦缎看，由于金线材料考究，织物虽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至今仍是金光灿灿，光彩夺目。
（2）高超的织造技艺
南京云锦可以在一个服装层面上表现绢、绸、罗、缎、纱，可以将金、银、孔雀羽织进，这些都是别的服装面料无法做到的。
如此复杂精妙的工艺要归功于织造云锦的老式提花木机。
这种织机长
5."
6米，宽
1."
4米，高4米，由1924个机件组成；
必须由拽花工和织手两人配合完成，“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负责提升经线，“织手”坐在机下，负责织纬，妆金敷彩。
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6厘米云锦，可谓弥足珍贵。
其中“挑花结本”是一道关键工序,它用古老的结绳记事的方法,把花纹图案色彩转变为织造程序,再上机进行织造。
其工艺技术要求很高,实际上是一种以线为材料,进行储存纹样程序的创作设计过程。
他不仅要把纹样按织物具体规格要求,计算“分寸秒忽”,将纹样在每一根丝上的细腻变化表现出来,还要按纹样图案的规律,把繁杂的色彩进行最大限度的同类合并,编结成一本能上机织造,让织手读懂的织造程序花本。
此外还有“通经断纬”、“挖花盘织”、“逐花异色”、用纹刀织扁金、织成等技术工艺,目前仍只能由云锦艺人们用手工操作来完成。
从确立丝线的经纬线到最后织造，整个过程如同给计算机编程一样复杂而艰苦，别小看这庞大笨重的传统织机，它的精密度至今仍无法用机器替代。
所以每一根丝线不光具有自身材料的昂贵价值，更凝聚着世世代代的云锦艺人们的智慧与汗水。
（3）独特的审美情趣
云锦艺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跑马看妆花”。
“妆花”是云锦织物中色彩最华美、配色最丰富的织物。
骑在奔驰的马背上看妆花织物，只有一瞬间的工夫，要给骑在马上的人得到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和美的感受，可见云锦艺人们深知色彩在表现艺术效果上的重要性。
南京云锦作为御用贡品,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审美需要，一方面突出色彩庄重、华丽、高贵和典雅的气质,以求与皇室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与宫廷的华贵氛围相协调；
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传统观念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吉祥色彩的审美指向，即爱好温暖、明快、鲜艳和强烈的积极色，不喜欢弱色和多次的间色，因此，青、红、黄、绿、紫、白、黑，成为我国装饰用色上的主要色彩，而浅色很少应用。
在元代，由于受少数民族审美取向的影响，云锦开始大量地使用金银这两种带有强烈对比的光泽色,使整个织物更加绚丽夺目,收到金银交辉、富丽堂煌的装饰效果。
云锦的用色,往往对比强烈而不失协调,色彩绚丽而不失沉稳，与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配色手法一脉相承。
南京云锦研究所珍藏的整匹缎料的“大行龙”和“凤穿缠枝莲”的图案就是例证:
整匹缎料的大云龙以大红地为主色调,大凤则以深绿为主色调,配以真金线及彩线织出,气度非凡、落落大方。
色彩凝炼、夸张；
主调鲜明强烈,产生庄重、典雅、明快、轩昂的气势。
著名工艺美术家、画家陈之佛评价说:
“（云锦）艺人发挥了他们的智慧,虽然采用强烈的色彩,由于利用对比的调和,不但不至于过于强烈刺激,反而感觉鲜明、愉快和庄重。
”“云锦色彩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强烈的积极色,加以运动变化,更加显得丰富多彩”。
所谓变化，是指云锦配色中运用的“色晕”手法。
色晕也叫做“润色”（简称之为“润”），分“两润色”和“三润色”两种。
对此艺人们有着系统详尽的总结归纳：
两晕色（两润）：
深、浅红；
葵黄、绿；
玉白、蓝；
古铜、紫；
羽灰、蓝；
三晕色（三润）：
水红、银红配大红；
葵黄、广绿配石青；
藕荷、青莲配紫酱；
玉白、古月配宝蓝；
秋香、古铜配鼻烟；
银灰、瓦灰配鸽灰；
枣酱、葡灰配古铜；
深、浅古铜配藏驼；
......
千百年来，此类口诀不知在云锦艺人中口耳相传过多少，又在历史的烟云中散失了多少；
如今当我们为这种炉火纯青的用色技巧而惊叹时，应该从那一句句朴实的口诀中找到艺术颠峰的坚实根基。
“远看颜色近看花”，是我国民间染织设计上的一句名言，是说一件优秀织品，要有和谐的色彩搭配，还要有精美的花纹。
从素材上看,云锦图案囊括了植物、动物、佛道、乐器、文房四宝、人物、传统吉祥内容等写实的或几何形式的纹样。
从文化内容上看,有来自民间文化的蝙蝠（福）、牡丹（富贵）、鱼（余）、石榴（多子）、桃（寿）等内容,也有反映皇室文化的龙、凤、麒麟、江崖、海水、万寿等内容；
二者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皇室为主的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风格鲜明的云锦图案。
在设计上，云锦艺人们非常注重花纹造型的章法，如何摆布铺展都有极严格的要求，不能随意而为。
一幅纹样，不管采用的素材有多少，经过设计艺人的匠心处理后，均能达到繁而不乱、疏而不凋、层次分明、主题突出的艺术效果；
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将创作图案的法则总结为八句口诀：
量题定格，依材取势；
行枝趋叶，生动得体；
宾主呼应，层次分明；
花清地白，锦空匀齐。
在对具体某个图案的设计上，艺人们也都作了生动详细的归纳，比如设计牡丹纹样，有这样几句口诀：
小瓣尖端宜三缺，
大瓣尖端四五最；
老干缠枝如波纹，
花头空处托半叶。
简单几句，将繁杂多变的花瓣归纳为几圆几缺作省略处理,生动地表现了牡丹花朵丰满肥硕的特点,再加上具有波纹般动感的枝梗缠绕和几片若隐若现的半叶陪衬,牡丹这一“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花中之王的典型形象便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这样的设计十分到位，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从中反映出云锦工艺高度程式化，规范化的特点；
这些千百年来艺人们口耳相传的创作口诀，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美学标准的体系，它浓艳大胆，气势恢弘，华光辉映地向世人傲然展示着一个时代的雍容之美。
也许有人会反思：
这样严密的配色要求和布图规则，是否限制了云锦的发展空间，成为阻碍云锦在取材范围和艺术表现力方面有所突破的一种束缚呢？
我认为，每一样事物的存在与其自身特性的演变形成，都是顺应自然发展的需要，都有其必然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自然诞生不同特性的文化产物，它们相互间的协调融洽，基于文化层面上的强韧纽带，而彼此不可分割。
因而，不要盲目地否定程式化，否定匠意：
在古代，它让统治阶级将锦衣华服不仅用于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更作为巩固皇权，护卫等级制度的有效手段；
在如今，也恰恰是这种特性有利于云锦工艺的发展延续——使“传统”被一丝不苟地保存，使“历史”对色彩和图案的喜好得以鲜明完整地展现。
那些繁杂的操作步骤，标准，口诀等，都是一代代云锦艺人从无数次的艺术实践中摸索创造出的宝贵经验，从保护和继承活态文化遗产的角度，这些代表当时最高艺术成就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标准不但是具有文物价值的保护对象，更是连接，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珍贵资料。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古老锦缎的魅力在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中变得逐渐暗淡，在祖祖辈辈人眼中象征着吉庆与安乐的那些纹饰花案也逐渐模糊，远去；
站在继承与发展的岔路口，请你千万不要迷失方向，只有把握好昨天，才会有明天。
只要你沉下心来，用审美的心态去观赏她，便不难从云锦的经纬之间，顺着金丝银缕的牵引，走进那更丰富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迷人的世界。
（4）皇帝的统治手段与百姓的吉祥文化
在御用云锦的图案中，龙纹占有很大的比重。
历代帝王自命“真龙天子”,受命于天,统治人世,于是在服饰上大量使用这种传说中能兴风作雨，神通广大的神兽---“龙”的形象,以示君临天下,四海之内，唯我独尊。
千百年来，龙作为中华民族最崇高的神物，受到亿万龙的传人顶礼膜拜；
帝王通过龙来塑造自己的非凡身份，利用龙的“神力”庇佑自己的君权。
根据御用服制的规定和宫廷装饰的不同实用要求，龙纹的姿态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正龙、团龙、盘龙、异龙、降龙、卧龙、行龙、飞龙、侧面龙、七显龙、出海龙、入海龙、戏珠龙、子孙龙等等，无不庄严威武。
“龙”纹图案多以云纹、海水相陪衬，显示其气势的威武磅礴；
龙翱翔于云海之间，象征着封建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高据于众生之上的尊贵地位。
清朝规定亲王、郡王也用龙纹，但是龙纹图案安排与皇帝龙袍有严格的区别。
亲王、郡王以下的贝子、公等贵族则只能用蟒纹。
这种通过服饰来烘托渲染皇权至高无上观念的做法，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自从夏代走进阶级社会，登记制度逐渐确立，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政权的的措施，渗透到人们生活中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其中在服饰方面建立了“章服制度”。
文献上曾有“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的记载，这一制度大致出现在夏商时期，但直到西周时才逐步完善并确立。
在孔子眼中完美理想的周代章服制度，虽然在后世几千年的王朝更迭中有所改变和演进，但大部分标志的形象和思想观念仍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典型的是皇帝冕服上的十二章纹，在御用云锦上就有体现。
其中“日、月、星辰”是散发光辉的物体，表示“临照”，取其“普照天下”的意义；
“山”表示高耸入云的山峰，似乎有左右天气的能力，取其“能兴云雨”的含义；
“龙”身体巨大无比，给人稳重之感，表示“变化无方”；
“华虫”是一种雉鸟，又名野鸡，雄者尾长，毛美，雌者黄褐色，尾短，善行走而不能久飞，故取其“文采昭著”之意；
“宗彝”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酒器，在两尊祭器内各绘一兽，即一虎一蛭（长尾猴），取虎之勇猛，取雉之忠孝；
“藻”是指深水中的水草，象征洁净；
“火”表示光明，取其炎上之意；
“粉米”是洁白的米粒，获得滋养，有济养之功德；
“黼”与斧同音，用黑白两色绘成斧形图案，象征权威；
“黻”在古汉语中的字形即为两弓相背，用青黑两色绘制，表示辨别是非，取其向善背恶之意。
这些形象符号之所以能千年来都不乏生机地活跃在帝王服饰上，决不只因为造型美观凝练，背后真正的强大支撑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
一方面，帝王们利用神秘威猛的神兽和意义复杂的符号来装饰袍服，既为了渲染自己的无上权利是授于“上天”，又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与建造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是一个道理，都为使臣民言行卑躬，灵魂顺服；
另一方面，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王朝都利用儒家“德”和“礼”的思想作为奴化臣民的统治手段，从内在修养到外在行为都作出严格的规范，这当然是服务于等级制度的不平等规范，所谓“礼仪天下”，为的还是帝王的江山。
比如在服饰上，平民与达官贵人自不用说有着天壤之别，官员之间也有森严的等级差别,明代文武官员的公服,按官品不同,颜色不同：
大官红袍,中等青、绿袍,小官檀或褐绿袍。
花纹也有区分：
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
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
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
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
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
八品以下无纹。
更明显的区别标志是“补子”,文禽武兽,胸背各一,明代比清代的大些,约40厘米。
常服用的补子分别是：
公侯、驸马、伯用织麒麟、文官一品织仙鹤、二品织锦鸡、三品织孔雀、四品织云雁、五品织白鹇、六品织鹭鸶、七品织鸿雁、八品织黄鹂、九品织鹌鹑、杂品织练鹊、凤宪官皆用獬豸。
武官一品二品织狮子、
三、"
四品织虎豹、五品织熊罴、
六、"
七品织彪、八品织犀牛、九品织海马。
到了清代,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穿用,皇子只能穿龙褂。
上自皇子下至九品乃至未入流者皆着蟒袍,主要以服色及蟒的多少区别官职。
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亲王和郡王须赏赐后才能用金黄色。
自贝勒以下曾赐五爪蟒纹者才能穿用;
自武二品和文三品以上则可织独蟒,文四品以下织八蟒,文七品以下织五蟒,且都是四爪的.....想来也是，要不是关系到统治的稳固，也不至于如此地繁文褥节。
人们可能难以想象，在这美如云霞的锦缎背后，竟矗立着高高在上，森森慑人的皇权。
这也许正是云锦的魅力：
她美的不轻浅，她蕴涵的总比你看见的要多。
不信你看，随着云锦的华光变幻，又映射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欢愉喜庆的吉祥文化，它不但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的心中，更以生命力强大的触角探入了深宫大院，温暖着古老的中华大地。
云锦的纹样图案，表达了以“权、福、禄、寿、喜、财”六字为要素的中国吉祥文化的核心主题，表达了人们祈求万事顺遂的诚挚愿望与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向往。
因此云锦亦是雅俗共赏、典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的象征。
丝织物图案被赋以吉祥的内容，早在汉代的丝织物上就已出现。
汉代的丝织图案活泼奔放，取材多是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云彩鸟兽、狩猎骑射等，并往往间夹以吉祥的文字，如“新神灵广”、“登高明望四海”、“万年益寿”、“子孙无极”、“宜子孙”等等。
时代在变迁，不变的是人们的对幸福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并在这种积极动力下创造出了“象形、谐音、喻意、假借”等丰富的艺术创作手法。
比如运用借物象征手法的，如牡丹象征“富贵”，佛手象征“福”，桃子象征“寿”，石榴象征“多子”，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象征高风亮节的精神品质。
运用谐音手法的，如“事事如意”是采用两只柿子（“柿”与“事”同音）和一柄如意组合而成；
“吉庆双余”，是采用“百结”（吉）、“磬”（庆）和两条鲤鱼（双余）组合而成；
“六合同春”，是用“鹿”
（六）、“仙鹤”（合）和松树组合而成；
“瓜瓞绵绵”，是采用“南瓜”与“蝴蝶”组合而成，等等。
有的还在吉祥寓意的纹样中，安放以“福”、“寿”、“喜”等吉祥文字，直接点出图案的吉祥主题。
如用五只蝙蝠（蝠、福同音）组成的团花图案中心安以一个篆体“寿”字，名之为“五福捧寿”。
还有运用长体“寿”字和圆体“寿”字组成图案纹样，取“长圆寿”的谐音，为“长远寿”的吉祥主题。
从六朝到隋唐，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艺术，对我国工艺美术的创作和装饰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反映在云锦丝织图案中，常用的莲花、宝相花、八仙、八宝、八吉祥等纹样，都是继承这种宗教艺术的传统影响而来。
一匹云锦，能带来多少信息？
带给我们的，是一威严，一欢喜，两张对比强烈的鲜明面孔，并由此隐约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5）博大包容的民族性格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洗练中仍坚实稳固的生存之道。
在经历磨难时忍辱负重，在繁荣鼎盛时谦逊包容，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度，也只有这种气度才配得上云锦的优雅雍容。
纵观服饰史，你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短衣才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特点，从春秋以后，由于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服饰特点，才普遍出现了宽袍大袖，一直受到人们的崇尚，以致被后人当作中华传统衣着。
不要将这种融合看成丧失了“根本”，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接纳并丰富的过程，正因为她善于吸收来自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养料，才得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无数事实证明，封闭排外只会导致前路越走越窄，而宽容博大，才能丰富壮大自身，云锦的发展历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元代统治者在南京设立了“东、西织染局”，让南京云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由于蒙古族喜爱使用金锦，有爱用金装饰丝、毛织物的习惯，就必然要影响到产品的设计和织造上。
用金装饰丝织物纹样的作法，在元代以来的南京锦缎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南京云锦的一个重要装饰特征。
我们从明、清两代继续作为御用贡品的云锦上，也能明显地看到元代这种用金风气的直接影响。
云锦中的“库金”、“织金锦、缎”等，就是从元代金锦延续发展下来的品种（现在只有云锦中保存着这种织金品种）。
此外，生产了近一个世纪的元代锦缎，创造了很多优美的串枝花图案和各种云纹图案、吉祥图案，给明、清两代云锦图案的设计留下了丰富的图案格式和艺术审美上的影响。
直到现在，串枝花图案（如串枝牡丹、串枝莲）和云纹图案，仍是云锦图案中常用的格式和纹样题材。
正因为这种艺术审美上的糅合，使得云锦一直深受蒙藏同胞的喜爱。
早在清初时，清朝政府对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就有所谓“应用傣缎”的供应。
江宁织局提供的“应用俸缎”，就是各种花色的云锦织品。
根据少数民族上层阶级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需要，各种云锦织料除用于制作衣帽袍服外，还用它装饰宫殿庙堂，和作祭垫、神袍、伞盖、帷幔等。
由于“应用俸缎”供应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上层阶级的生活消费和宗教装饰的特殊需要，因而每年都有一定数量需要自行采购。
或委派专人到北京、张家口等地采办，或通过北方经营庄号向南京机坊定织，有时也直接派人来南京向大的“号家”购买现货。
据行业中人谈，单西藏地区每年在北京采购的各色云锦，就有相当的数量。
前藏是通过当时驻北京雍和宫的“扎萨喇嘛”采办；
后藏是通过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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