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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wentiethCentury30'
swesternadvancedculturebyChina,Chinasetoffawaveofhumanity,personalitydevelopment，romotetheemancipationoftheboom,alsoproducedalargenumberofoutstandingwritersinthisperiod,includingtheRoushi"
slavemother"
isoneofrepresentativeworks.Thenovel'
s charactershavetensionandexpression,revealsthetragicdestinyofcharacterandthesocialclassoppressionanddestructiononwomen,revealingthenatureofindifference,sadnessandhelplessness.Thispapermainlyfromthecharactersofhumansurvival,persistenceandstudyhisworksoftragedy,anditssignificanceinliteraryhistoryofthinking.
KeywordsRoushi;
characters;
significance
引言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以朴素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悲怆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流行于落后农村的“典妻制度”。
典妻制度的流行，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贫穷，生活的困苦所致；
二是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所致。
文中或隐或显地提到了这两种原因，并以质朴的语言明确地塑造了一个个由其所造成的悲剧人物形象。
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出发来探讨其体现出来的生存的执着和人性的悲剧两方面的典型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这些悲剧形象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一、生存的执着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有这样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仔细想来的确令人深思。
当生活艰难乃至无以为继时，是毁灭还是苟活？
《为奴隶的母亲》给出了我们答案：
穷苦农民宁愿做奴隶，也要屈辱地活着。
关于这点，鲁迅在1935年曾有过这样的言论，他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无论在其中哪个时代，人们都是以奴隶的身份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人们思想的麻木。
《为奴隶的母亲》里塑造的人物充分表现出了这种生存的执着。
“对于生存的渴望是动物和人最原始的本能需求，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生命法则。
当死神的濒临成为肉体存在的强大威胁时，本我式的生命律动便激活了潜意识中的动物神经，求得生存成为人性中最本真的生理反射。
”于是，“求生”的本能往往会让人不惜闭上眼、弯下腰、咽下泪而屈辱地活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生”的历程中也包含着一份生存的执着。
《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对社会下层一对夫妇的描述，将这种生存的执着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在屈辱中挣扎
小说一开始就把“皮贩”黄胖对于生存的执着表现了出来。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
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她底丈夫”就是众多普通乡民的缩影，日子平静快乐，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没维持多长时间，“然而境况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
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
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
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作品并没有直接描绘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生存空间的紧张，只是寥寥几笔写出了愚弱国民的境遇转变，穷困之中他丧失了生存的能力与自尊，沦落成被人取笑的“黄胖”，无力维持生活的情况下竟做出了把刚出生的女儿投进沸水里这样毫无人性的举动。
生活如此艰难，他也想到过死，“很不想要做人了”，在九亩潭边，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却没有力气跳了。
在出典妻子的时候，皮贩说“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
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在他看来，生存面前，自尊显得太苍白，太不堪一击。
典当妻子已经让他失去了尊严，但是生存的渴望又促着他赶去妻子和秀才的儿子的周岁宴巴巴地索要钱财，丧失尊严到了如此地步，在以男权话语为核心的传统领域里，在男性以尊严的不容亵渎来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时代，我们貌似很不能理解，正如《丈夫》中男子在看到老七在自己面前依然接客，即使他很清楚生活艰难，靠妻子来赚钱贴补家用很有必要，而且不止他一家如此，“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他也依然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顶大的侮辱，当妻子老七又一次拿出来钱给他的时候，“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貌的哭了起来”，并带着妻子回转乡下去了。
生活再艰难，也不比自尊重要，相比于皮贩黄胖典卖妻子，而且还不知耻地前去借钱的行为，一是可以看到乡土国民的勤劳与善良已经从黄胖身上消失，二是可以看到黄胖的这种对于生存的执着力之深。
（二）在无奈中坚守
生存的执着，也同样体现在“她”的身上。
她是个一生过着奴隶生活的善良农妇，在小说里她连基本的姓名也没有，被人称作她或者妇人，有了儿子以后，则以儿子春宝或秋宝而得名为春宝娘或秋宝娘。
文中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年龄是多少，但是我们能从故事中推测她在三十岁左右，或者说更年轻一些，一是因为当时农村结婚时间早，二是因为她的儿子春宝只有五岁。
本来是容颜大好的青春，然而在被典当之前，她在家就忍受着丈夫的残暴，饱尝着生活的艰辛，在她的生命里，容颜的好坏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在这世间生存下去。
在听说将被丈夫出典的时候，她几乎昏去似的，气愤之后却终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终是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只是战着牙齿问了一句“决定了么”，在得到丈夫的肯定后，也只是发些“倒霉苦命”这类的感慨，这些描写除了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地位的卑微、无权反抗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了生存，女性可以抛下自己的尊严，出卖身体甚至于抛弃一个母亲的权力，甘为奴隶也要求得卑微的生存。
文中很多地方都能体现这一点，比如文中妇人很多次提到了死，在媒婆催促她上轿时，妇人说“我实在不愿离开呢！
让我饿死在这里吧！
”当期限已满，她又一次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时，文中这样写道“当她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她很想停止她的那么无力的脚步，向清澈可以照见她自己底身子的水底跳下去了”，虽然不止一次想到过死，然而，在生存面前，她还是选择了上轿，接受被典的命运，还是依了前去的方向，移动她自己的影子。
二、人性的悲剧
（一）典妻习俗对人性的戕害
“典妻”是指丈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临时租借给另外一个男性，典买行为一旦成立，妻子就得暂时解除与丈夫之间的夫妻关系，而与租用她的男性建立一种有实无名的雇用婚姻关系，典当期限或三年或五年，直到被典当者给雇主家庭产下一子，正如文中所说“钱是一百元，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这时典当关系才算结束，然后被典当者再一次失去做母亲的权力，回到原来的家庭继续以前的生活。
“典妻”这种陋俗的流行究其原因有两个：
一是生活的艰难所致，正如文中所说“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子也都卖去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了，才不得不从妻子身上设法；
二是封建宗法文化所致。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封建宗法文化，而封建宗法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个体的人必须服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尤其是对封建社会的下层的劳动妇女来说，她们更没有任何自由和决定权，她们恪守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社会法则和道德规范，必须屈从于高高在上的家庭权力，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所以在丈夫黄胖把已经典当了她的消息告诉她时，在她第一次被剥夺了作为母亲的权利时，她只怨恨生活如此艰难，从没想过维护自己的权利，从没想过反抗丈夫的决定，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毒害太深了。
宗法制又反映出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所以说在无子嗣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子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典妻制度才在旧中国普遍存在。
秀才也正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才决定典妻，善妒的秀才妻才能容忍丈夫典来别的女子。
“典妻”制度的存在暴露出中国几千年来残害人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丑陋，封建宗法制度使女性在夫权下表现得唯唯诺诺，一副奴性，使非常态的婚姻契约——“典妻”有了貌似正当的理由，貌似变得理所当然。
人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渐渐丧失，被典卖的妇女仅仅被当作生孩子的工具，她们没有人格尊严，没有自由，甚至不被当作正常人看待。
（二）宗法文化中的人性悲剧
《为奴隶的母亲》中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悲剧的意味，不管是倍受压迫的春宝娘，还是专横跋扈的秀才妻子；
不管是穷困潦倒的黄胖，还是饱读诗书的秀才，都是在宗法文化的制约下过着无奈的生活，都是在悲剧的阴影下演绎着各自的人生。
1.宗法文化中的女性悲剧
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中刻画的女主人公春宝娘性格柔弱隐忍，沉默寡语，在家里忍受丈夫的残暴——将刚生下的女儿投进沸水中，沉默地接受被典当的命运。
到了被典当的新家，“旧的家，渐渐地在她底脑子里疏远了，而眼前，却一步步地亲近她使她熟悉。
”她也曾梦见过春宝，但这梦已渐渐变得虚渺，眼前的事占据了她全部的心。
来到新家，虽然物质上的缺乏得到了满足，不用再为基本的温饱问题担忧，但是却要受到精神上的不断折磨。
她知道秀才妻子并不是如她初见时的那么善解人意，脾气温和。
通过相处，她早看出了秀才妻的猜忌多疑，看出了“她嫉妒底心是和侦探一样，监视着秀才对她的一举一动”，所以她处处小心，看着秀才妻的脸色过活，做一切她能做的事以讨好秀才妻：
洗衣，喂猪等，像个奴隶一样被随意使唤。
然而即使做到了这些，却还要遭受秀才妻子的侮辱。
当听到侮辱的话时，她总是一味地承受，假装没有听见，偶尔只是避开或默默哭泣。
在新家，她唯一的寄托是老实巴交的秀才，她从秀才那里得到了些许温暖，我们可以看到文章在表现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这一显性主题时，也暗写了秀才与春宝娘的爱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秀才在夜里读着《诗经》，并且不避讳地在长工面前表现出高兴的神采来，春宝娘有时恍惚觉得她找到了依托，甚至产生过愿意永远在这新家里住下去的念头，甚至开始期盼，等不长寿的春宝的爸爸去世了，便要求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
然而，春宝娘在受到秀才妻的冷嘲热骂而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时，她唯一的依托秀才却“也带衣服坐在床上，听到浑身透着冷汗，发起抖来”，虽很想着去发狠打妻子一顿，但是软弱的性格使他“连指也颤动，臂也酸软了”。
在她看见脸孔慈善而眼睛凶毒的秀才妻时，那一闪而过的想留下来的念头便马上消失了。
从她的短暂的“美梦”中，我们可以看到春宝娘并没有意识她来到新家，为的也只是帮助新丈夫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与爱情无关，她不可能从新丈夫那里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为封建时代的下层妇女她根本无权选择和反抗，她们在自己的命运面前失去了发言权，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春宝娘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又怎能奢求爱情？
当三年期满，在她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她又一次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力，她一天天地黄瘦了，甚至比来的时候还瘦了，可见物质上的折磨远没有精神上的折磨深。
在回家的路上，她似乎预见了自己的命运：
“暖和的太阳所照耀的路，在她面前竟和天一样无穷止地长”，前面的道路，无穷无尽，毫无希望，她似乎丧失了一个女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她绝望了，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甚至想到了自杀。
然而，柔石并没有让这位饱受压迫的奴隶母亲就此结束生命，兜兜转转，又让她回到了原点，她又回到原来的家里，但是丈夫对她更加冷淡了，甚至冷嘲热讽地说：
“你真是大人家里生活过了！
”当初典卖自己的是丈夫，如今嘲笑她的仍然是自己的丈夫。
更令她伤心绝望的是，曾经心爱的儿子已经不认识她了，甚至把她当成了陌生人，母子之间有着一种很冷漠的亲情。
文章最后说“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的拖延着，拖延着……”她的生活就像那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一样，冰凉黯淡没有尽头，给人一种别样的心酸，这就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宿命。
无尽的长夜正如封建时代下层的农村妇女要获得解放的道路一样，无比漫长和艰难。
春宝娘的悲剧就是千万下层农村妇女的悲剧，她们生活在沉重的家庭重担和社会压迫之下，没有自己的生活自由。
我们又不免会想到另一个农村妇女——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劳动妇女，她们都勤劳善良，但又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都深受封建宗法文化的迫害，但她们又有不同之处：
祥林嫂具有反抗性，新寡后，为了逃避婆家卖掉她，只身逃到鲁镇，希望自食其力地过日子，在被婆家找到并卖到贺家墺时，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一路上只是嚎骂，一头撞在香案角上。
虽然她反抗的前提并不是她认识到了封建礼教的野蛮，只是不甘受到命运的摆布，是处在“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最后也没能逃脱悲剧命运，但相较于春宝娘的隐忍、不反抗来说，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由此可以看出，《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意在揭示封建宗法制度的压制下，受压迫的劳动妇女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更是一种深深的人性悲剧。
从小说的表层意义来看，春宝娘是一个弱者的形象，而秀才妻则是处于强者的位置，处处刁难欺压春宝娘。
但是细想一下会发现，其实秀才妻的人生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只是在同春宝娘的悲剧命运相比之下，她的悲剧性暂时被隐藏起来了。
秀才妻的形象第一次出现是通过沈家婆的话而展现出来的，她要求所典当的女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这就从侧面把一个强势的形象刻画了出来，然后又通过肖像描写：
“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使整个人一出场便给我们一个总体的印象：
欺凌者。
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很好的人，态度殷勤，宽容慈爱，在新妇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把她当作知心人看待，跟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席话，竟说得新妇一时酸甜苦辣尽上心头。
但是很快她的本来面目便暴露出来，当天晚上新妇就听到房外的大娘在高声骂着什么人，相处久了，就连新妇也看到了她的本来面目，知道了这个老妇人是猜忌多疑的，而且时刻在提防她。
其实，从妇女的处境来看，大娘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她既是封建社会的维护者，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育是最大的不幸，她嫁给秀才，理应要完成她传宗接代的任务，如果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那么无论她愿不愿意和别人共享一个丈夫，她都必须允许和主动规劝丈夫纳妾，但是她又不甘心自己的位置被另一个人取代，所以一直等到秀才五十岁了仍然没有子嗣才不得不允许丈夫典妻。
为了家族的利益，她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自尊，委屈自己，不得不帮助丈夫张罗“典妻”的事情，在迎新妇时不得不故作善良亲切。
秀才妻子也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牺牲者。
然而秀才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受害者，反而是借着宗法制度步步为营，处心积虑地伤害比她更弱小的人。
在新妇来到新家后，她处处刁难，把新妇当成家里的奴隶来使唤；
新妇怀孕后，又冷嘲热讽；
在新妇生了秋宝之后，她又残忍地剥夺了新妇做母亲的权利，不允许新妇接近秋宝，让秋宝把她叫作婶婶。
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人性的悲剧。
2.宗法文化中的男性悲剧
小说中的秀才，虽然经济上不愁吃穿，但在精神和思想的深处也是封建宗法文化的受害者和帮凶。
小说中这样描述他：
“比曾经过去的要好，却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讲话是那么的细声。
”，秀才文质彬彬，知书识礼，对妻子也是极好，“结婚了三十年，没打过她一掌，简直连指甲都没有弹到她底皮肤上过”，但唯一的不足就是，年纪已经五十多了，却还没有儿子。
从文中我们可看出，秀才性格有些软弱，有些惧内，想买妾来延续香火，又得不到妻子的同意，饱读诗书，受封建宗法文化影响极深的秀才，只能靠典来一个女人，以金钱来换取一个有实无名的“妻子”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
他典妻并非是为了像别的富裕人家一样拥有三妻四妾，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让家族在自己这一代没了延续。
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嗣，这是秀才家族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不需要等家族的长者们开始劝告，他也明白，子嗣的问题不解决，那他就是整个家族的罪人。
所以，即使如文中秀才妻所说的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他也必须纳妾或典妻以延续后代。
他不是为自己活着，他必须要尽到能够为整个家族延续后代的责任和义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妻者有时又何尝不是宗法文化下的“工具”？
他也是封建宗法文化下的牺牲者。
在和春宝娘的相处过程中，他渐渐地对这个和自己的妻子完全不同的柔弱女子产生了好感，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充斥在他们之间，当得知春宝娘怀孕后，他用吟诵《关雎》来表达自己的极度喜悦之情，并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让人快乐的事。
那种微妙的感情很快被这种快为人父的感情所覆盖，越发的对春宝娘好，并把青玉的戒指给春宝娘，以至于让春宝娘产生过愿意永远留在这里的奢望，把他当作唯一的依靠的想法。
然而当春宝娘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当秀才看到春宝娘不断地想春宝时，当他得知春宝娘把青玉戒指给了黄胖，让其典当后给春宝治病时，本来想再留她几年的心一下子便决绝起来，“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从这一细节便可看出他对春宝娘所有的好也不过是对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利用。
他决绝地赶她走，又一次剥夺了秋宝娘再次身为人母的权利。
在人性压抑的时代，人总是不断地沦为被利用的工具，正如秀才是封建宗法文化下的工具，但是可悲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充当了时代的帮凶，骑在弱者的头上作威作福。
同样作为男性和丈夫的黄胖，虽然没有文化，但其实也是宗法文化的受害者。
他的穷困使他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还经常打骂妻儿。
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窘况下，黄胖绝望了。
当他碰到了沈家婆，被她的一番话诱惑，黄胖最终屈服了，为了度过眼前的困难，只能牺牲妻子，把妻子典当给别人。
丈夫可以不顾夫妻之情，把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拱手送给另一个男人，在金钱面前，人性在丈夫的心中已经不存在了。
丈夫黄胖是宗法文化中弱者的典型，他面对生活的困境，在金钱面前不得不屈服，封建的宗法文化为他丧失人性提供了借口。
三、人物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写出了旧中国农村妇女深受多重压迫却依然忍辱负重，无心也无力反抗的悲剧命运，生动刻画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痛楚，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系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者们比较关注妇女的命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笔触伸向妇女的生活天地，塑造了一大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刻指出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并且指出了中国妇女要获得解放的道路是如何艰难漫长，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系列，为以后的作家在写妇女解放题材的文章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二）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母亲形象的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众多母亲形象，有慈母、苦难母亲、异态母亲和革命母亲四种类型。
春宝娘作为母亲，一方面忍受着生活的困苦，一方面还要受着封建宗法文化的迫害，被剥夺了身为母亲的权力，成为男性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没有了人性的自由与独立，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苦难母亲的内涵。
结语
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通过春宝娘、秀才、秀才妻、黄胖等四个人物的形象特征和错综关系，展示了封建宗法文化下的生存的执着和人性的悲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贫困使下层善良的百姓为了生存而失去做人的尊严和母亲的权力，封建宗法文化不仅压抑和迫害着那些没有经济权也没有生存权的女性，也同样在精神和心灵深处毒害和压抑着男性。
在这些人物形象里，我们读出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艰难面影，也深深地体会到在经济凋敝、社会动乱、精神蒙昧的人生境遇里，人的生存问题是如何在折磨和压抑着人性的自由和独立，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值得我们长久反思，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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