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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整个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沿着单一的模式、单一的调子畸形发展。
第二节贺敬之、郭小川、闻捷
一、贺敬之
山东枣庄人，192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靠亲友资助读完了小学，13岁考进山东一所师范学校。
1937年日本侵略军打过了黄河，学校由山东搬迁到了湖北，又由湖北搬到了四川，贺敬之没有放弃学业，始终追随着学校，去了四川，并在那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4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和三个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延安，长途跋涉，整整走了一个多月。
在延安他先读高中，后来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是学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才16岁，就是所说的“红小鬼”出身。
1941年，17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1945年，21岁时，和丁毅两个人执笔，集体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获得了极大成功，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这是贺敬之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脚印。
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方面写诗和歌词曲谱，一方面积极参加“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
建国以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当选为文协理事、剧协理事，1960年担任剧协书记处书记。
文革沉默了10年，1976年复出，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1、贺敬之的创作道路。
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A、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阶段），他写过散文、小说，执笔过歌剧《白毛女》，他1942年以前主要是写诗，出版了一个诗集《乡村的夜》，是1957年出版的。
这些诗的主题是：
回忆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形式上主要采用的是叙述和描写，五婶子抱孩子投河了，小蓝姑娘上吊了，老婆婆给气死了……诗歌比较幼稚，但是感情比较真挚。
贺敬之谈起这个阶段的诗说：
“在革命胜地延安的温暖怀抱中，带着向母亲倾诉冤屈的心情，把它作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来写的。
”
B、解放战争期间，1942年以后，贺敬之的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区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他的诗风，他的诗歌内容由控诉转变为歌颂，基调由哀婉到明朗。
这些诗大都收进了诗集《朝阳花开》里。
由于艺术功力不够，以上两个阶段的诗歌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C、5、60年代，是贺敬之创作的爆发期，是他艺术创作的颠峰阶段。
1956年他写出两首影响较大的诗，一个是用民歌体“信天游”形式写的《回延安》，一个是他政治抒情长诗的代表作《放声歌唱》，1958年发表《三门峡歌》，1961年发表《桂林山水歌》，1963年发表《雷锋之歌》，都是他的诗歌名篇。
他1956—1963年的诗大都收在诗集《放歌集》里，1961年第一版，1972年再版，增加了一些新作。
D、80年代，1976年10月，他发表了政治抒情长诗《中国的十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开了诗坛“十月献诗”的先河。
1977年又发表《八一之歌》，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贺敬之诗选》。
（2）贺敬之的诗。
贺诗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有两类：
A、生活抒情短章，根据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抒发诗人内心的感受。
代表作《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
《桂林山水歌》分析：
古往今来，举世闻名的桂林山水，吸引着诗人词客，留下了许多快炙人口的诗篇。
贺敬之于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写成的《桂林山水歌》比起同类题材，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它既是一首优美的山水诗，又是一曲深情的祖国颂。
诗人笔下的桂林山水很美；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诗一开头就把读者引向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神姿仙态，如情如梦，山环水绕，让人陶醉。
这样的诗句，既抓住桂林山水的自然特征，又富有浪漫义的传奇色彩。
古人说过：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我们的诗人正是这样。
他没有停留于单纯描摹桂林山水，而是借以抒发自己对于自然景物的独特感受。
“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桂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战士的心——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
”我们的诗人寄情山水，心潮起伏，进而抒发一个革命战士对于祖国的深挚感情。
正因为诗人是以战士的眼光、战士的胸怀描绘桂林山水的，因而他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就不仅是桂林山水，而是“对此江山”油然升起的那一股强烈的自豪之情。
景美情深，诗意盎然。
这里很好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山水诗借景抒情、以形传神的手法。
诗的结尾更有神来之笔。
“——意满怀呵，情满胸，恰似漓江春水浓！
呵，汗雨挥洒彩笔画：
桂林山水——满天下！
……”这里“满天下”与“甲天下”，虽然只是对于唐代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谚的一字之改，却是推陈出新、启人深思的艺术范例。
诗人充满爱国主义的情怀，深情赞美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
诗人仿佛透过眼前的桂林山水，看到另一幅更为壮丽的图景——全国人民正在运用彩笔，挥汗如雨，到处创造更新更美的“桂林山水”。
这是诗人战士情怀的流露，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闪光。
它比起一般的山水诗来，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更多的革命理想，因而更加具有激励鼓舞人们的思想艺术力量。
这首《桂林山水歌》有着浓厚的民歌风味。
诗人为探索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而采用过多种形式。
他写政治抒情诗大多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和热情奔放约束较少的自由体；
而写某些抒情短章，则常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体。
这些都是根据题材内容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定的。
写诗必须因歌执调。
这样的山水诗显然适于采用清新明快、委婉抒情的民歌体，以构成一种近乎咏叹调的形式。
《桂林山水歌》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调子，可与另一名篇《回延安》互相媲美。
一赞南方桂林山水，一赞北方革命圣地。
同曲异彩，令人倾倒。
诗句都由两行一节组成，语言自然流畅，有如行云流水，音韵节奏和谐，便于吟咏歌唱。
《桂林山水歌》意境音韵精美，思想艺术都有独到之处，在贺敬之的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B、政治抒情长诗，根据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表达诗人对时代、社会的思考。
代表作《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十年颂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
《放声歌唱》是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庆祝党的“八大”召开而写的，是贺诗的代表作，显示了贺诗的艺术个性和总体风格。
共5章，长达1000多行，主题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新时代。
1956年以整版的篇幅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贺敬之还亲自在电台朗诵过，产生了“贺敬之轰动效应”。
贺诗的艺术特征：
1、浓郁的感情，豪迈的气概。
这是贺诗的最显著特征。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说过：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浓郁的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贺诗就具有这个灵魂。
阿！
公民们！
我假如我有
同志们！
社会主义的一千双手呵，
我们的生命建设者我就献给你
就是活在我一千双；
这样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的假如我有
我们的双脚同时代人一万张口
就是踏在呵！
假如我有我就用
这样的道路上！
一百个大脑一万张口
我就献给你齐声歌唱！
一百个
贺诗的“浓郁的感情”和“豪迈的气概”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水乳交融，一方面以真情拨动人们的心弦，一方面起到了激励人、鼓舞人的作用。
把笔变成让万声雷鸣
千万彩虹在胸中滚动
好描绘好唱出
我们时代的赞美祖国的歌声！
多彩的面容
1、新颖的形象，丰富的联想。
这是贺诗的又一个艺术特征。
如果说“情与志”是诗歌的诗魂，
那么形象就是诗歌的血肉。
贺诗里面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形象，《放声歌唱》里的主体是伟大的革命集体中的一员，是忠诚的战士形象；
《雷锋之歌》里是时代英雄的形象；
《回延安》里是再次投进延安母亲怀抱的赤子形象等等。
此外，他的诗的细节也注意使用形象化手法：
在节日里党
我们的党正挥汗如雨！
没有工作着——
在酒杯和鲜花的包围中在共和国大厦的
醉意沉沉建筑架上！
（党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勤勤恳恳
淳朴谦逊）
而你呵，爱上了我们今天，我们使你
“命运”姑娘而我们这样的骄傲1
你对我们也爱上了你！
我们给你披上了
曾是那样的残酷无情而你呵，绣满鲜花
但，今天“历史”同志挂满奖章的
你突然您曾是新衣！
目光一转满心伤痕
就这样热烈地泪水
血迹
贺诗往往是以感情巨流的奔腾为主体，使情、景、理交融在一起，内容繁复，场面开阔，诗情复杂，这和诗人使用丰富的联想是紧密相关的。
他为了抒发一种情感，往往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广泛联想，旁征博引。
你看正滚滚跳荡！
在基本建设的
你看！
呵，在农业合作社的工地上，
南昌起义的麦场上正闪耀着
鲜血正飘扬着延安窑洞的
在我们的秋收起义的不灭的灯光！
炼钢炉中不朽的红旗《放声歌唱》
3、刚健的语言，独特的形式。
贺诗的语言精练、刚健，这和他刚健、豪迈、高亢的风格密切相关。
刚健主要指他的语言铿锵有力，稳健塌实，精练指简洁凝练，不冗长拖沓，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东风！
大道！
听！
红旗！
青天！
马蹄踏踏
朝霞似锦……鲜花如云……看！
车轮滚滚……
贺诗的总体风格：
豪迈壮丽，大气磅礴。
贺诗的美学追求：
崇高美，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发，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雄大热烈的强音。
贺敬之对诗歌形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贺敬之式的阶梯诗”，贺敬之受美国诗人惠特曼和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创造了这种新的形式。
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讴歌的是民主、自由、大自然的美，具有狂放不羁的特点，而马雅可夫斯基是共产党人，他的诗大都是歌颂苏联革命和领袖的，如《列宁》、《好！
》，使用的是阶梯式。
贺敬之借鉴了他们的特点，把革命内涵和阶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这种新形式。
它拆句分行，犹如阶梯，外部看像阶梯，而内部又大量采用对偶、排比等句式，散中有整，骈散结合，韵律自然，节奏感强；
它可以造成磅礴的气势，抒发火热的激情，是一种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新诗体。
如作品选P、54《雷锋之歌》。
二、郭小川（1919—1976）：
郭小川是一位艺术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他是以战士兼诗人的形象置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
在文学史上，他与贺敬之齐名，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他原名叫郭恩大，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童年时代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少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当过文艺战士、政治教员、司令部机要秘书。
1937年18岁入党，1941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
1945年回到家乡丰宁县当县长，领导了清匪反霸运动和土改斗争。
从1945—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当过编辑部主任、宣传处处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编委等，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当特约记者，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江青、姚文元亲自对郭小川开刀，把他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
1975年9月，澄清了事实，他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北京。
1976年1月9日早晨，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哭得起不来床，写了一首悼诗寄给了邓颖超，算作他的唁电。
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以后，他每天泪流不止，以至眼睛发了炎，写悼诗手也写肿了。
1976年10月9日，他去河南安阳看眼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论，欣喜若狂，正准备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不幸于18日凌晨，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
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王震等400多人参加，收到唁电、唁函、悼诗数百首。
郭小川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为人正派，同事们都称他为“实干家”、“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诗人”。
1、郭小川的创作道路：
郭小川写诗起步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文，参军以后，写过一些歌颂革命斗争的诗和剧本，但是一次过黄河时，都丢掉了。
在延安时期写的诗都收进了诗集《平原老人》和《投入火热的斗争》。
他创作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建国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A、50年代：
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
1955年他写出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接着陆续写了《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闪烁吧，青春的火光》等，被称为《致青年公民》组诗，由7首短诗组成。
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几乎同时出现，风靡一时，起开了一代诗风的作用。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抒情诗如《山中》、《致大海》、《望星空》，在50年代末，被指责为思想感情不健康。
50年代末，他的叙事诗取得了大丰收，1957年就写了三首《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79年才发表）；
1959年写了两首《将军三部曲》、《严厉的爱》。
B、60年代前期：
郭小川以记者身份，走了许多地方，到过内蒙古的包钢、钢都鞍山，煤都抚顺，还去过北大荒和小兴安岭。
这个阶段诗歌的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精神，比较注重阐发哲理。
代表作《林区三唱》（《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
C、十年内乱期间：
他在干校受审，一方面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变化；
一方面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两首。
17年他出版了10个诗集，他去世以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集》（上、下）。
2、郭小川的诗
郭诗有三大类：
A、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如《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
分析《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B、感物咏志的生活抒情诗，如《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
分析《团泊洼的秋天》
C、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将军三部曲》、《严厉的爱》。
郭诗的总体特征：
第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郭小川认为诗要思考时代：
“不断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是诗人“最重要的品质”。
第二，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高尚、真诚的革命战士。
郭小川认为：
“诗人首先是战士，要纵观整个时代，眼光应当敏锐，唤起人们斗争”。
如《团泊洼的秋天》里对战士性格的刻画。
（引用）
第三，重视对思想深度的开掘。
郭诗目的不是停留在让读者发生短暂的激动，而是要“触动读者的深心”，引起读者“长久的思索”。
《致大海》、《望星空》探索的是革命事业与个人生活、社会现实与感情世界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
《白雪的赞歌》思考的是共产党员怎样处理爱情生活；
《甘蔗林—青纱帐》采用了象征手法，甘蔗林象征今天的幸福生活，青纱帐象征过去艰苦的斗争生活，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阐发了道理：
继承革命传统，焕发革命青春。
第四，注重诗歌形式的创新。
郭小川在《月下集·
权当序言》中说：
“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
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他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致青年公民》组诗采用的是楼梯式；
《白雪的赞歌》是半自由体，分节压韵；
《祝酒歌》、《青松歌》是自由体吸收了民歌的比兴手法；
《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是长句体。
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新辞赋体”，是一种长句体。
吸收了古代辞赋的某些长处，形成了铺陈排比的长句格式，每句都在20个字左右，其中采用半逗律，有意将几个并不整齐的短句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长句。
集短为长，诗句整齐，特别注意对仗和压韵。
这种形式既有格律，有可以形成豪放的气势。
评论家杨匡汉评价郭小川说：
“在和新中国一起唱歌的行列中，郭小川是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思想敏锐、善于思考、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的诗人。
他自然难免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有其不足和缺失。
他也难免因道路之崎岖多艰而产生过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并发为矛盾重重的歌吟。
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篇章体现了作为优秀的人民诗人的真诚。
他那颗感应着生活脉搏、又属于自己的诗心、使诗格与人格同时生辉。
三、闻捷（1923—1971）：
原名赵文节，江苏丹徒人。
1923年出生在江苏一个铁路职工家庭，读过小学，1937年流亡武汉，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入党，不满15岁。
1940年到延安，当过文工团的演员，演过话剧，但最终没有成为出色的演员，却喜欢上了文学，成为当代著名诗人。
他1944年开始写作，写过不少小说、诗歌、散文、秧歌剧，但是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建国以后他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当过记者，新华社西北总社采访主任，1952年担任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还担任过兰州作协副主席。
在新疆的生活，是他人生和创作的新起点，少数民族的开朗豪爽、能歌善舞深深感染了他，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他写下一组诗，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天山牧歌》，诗集发表以后，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闻捷因此成名。
1958年闻捷落户甘肃，出版了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河西走廊行》、《东风吹动黄河浪》。
从1957年以后，他就开始从事专业写作，写短诗的同时，他开始着手写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反映新疆巴里坤草原上哈萨克人的一场叛乱以及平叛过程。
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动荡的年代》，1962年出版了第二部《叛乱的草原》，第三部《静静的巴里坤》只写了部分章节，文革就开始了，部分诗稿散失，下落不明。
文革中，他被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黑线宝塔尖上的黑诗人”，被隔离、批斗、关监狱，并且株连了全家，妻子被迫害致死，两个女儿被下放到黑龙江农场。
他出狱以后，看到妻离子散，内心凄楚万分，但是还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
没想到，1970年底，张春桥亲自批示，揪斗闻捷，用更残酷的手段侮辱他的感情和人格。
1971年1月13日，闻捷含愤自杀。
终年47岁。
他自杀的当天，正是上海市委书记上任的日子，闻捷的死激怒了他们，于是召开声讨会声讨闻捷的死，并进一步迫害他的子女，没收了他的住房和藏书。
1978年上海文化局给闻捷平反昭雪，上海文联、作协给他开了追悼会。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闻捷诗选》，以此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闻捷的诗：
《天山牧歌》是闻捷的第一个诗集，也是他抒情诗的代表作，代表他抒情诗的成就。
其中所收的诗，都是1951—1955年间写的包括4组抒情诗，一组散文诗和一首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
《吐鲁番情歌》是最先引起诗坛轰动的是一个组诗，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美的情歌。
具有浓厚的牧歌色彩。
一共包括7首短诗《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金色的麦田》、《告诉我》、《种瓜姑娘》。
内容：
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场景描写吐鲁番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劳动与爱情生活。
格调：
柔和、轻快、朴实、诙谐。
《天山牧歌》的意义：
1、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
它取材于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爱情，成为50年代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尤其是那些爱情诗，填补了爱情诗的空白，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2、呈现了诗歌艺术的新风格。
《天山牧歌》被人们美誉为“边陲小夜曲”，在其他诗人都在豪情满怀、放声歌唱之时，闻捷却以轻柔细腻的嗓音唱着优美的情歌，可谓独具特色。
闻捷就是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在诗坛上大放异彩，获得了“牧歌圣手”的美称。
第五节老舍与《茶馆》
老舍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以大量优秀的传世之作，在我国文坛树立起一块不朽的丰碑，无愧为中国文坛巨人。
一、老舍的生平与创作
老舍（1899～1966），姓舒，原名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贫民窟），出生纵然天寒地冻，但人们都欢天喜地地准备迎接新年，因此父亲给他取名为“庆春”。
他是满族，但不是权贵，父亲是保护皇城的护军，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父亲惨死在外面，只托亲戚捎回来一双布靴子和一副裤脚带。
父亲的身份与亡故，决定了他的生存境况，即童年贫困、少年苦读、青年勤奋。
老舍以正直、厚道、豪爽、坚毅的性格著称，他说是从母亲那传承的，他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深情地说：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
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老舍少年苦读时，就表现出穷孩子的尊严与刚强。
有时中午回家没有饭吃，饿着肚子返回学校，若无其事地上下午的课。
语言学家罗常培是老舍的小学同学和好友，他回忆老舍：
“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的表现出来。
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或讨半句饶。
考入北京三中，他只念了半年，就体谅母亲的辛苦，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食宿、书籍一律免费）。
19岁毕业步入社会，帮助母亲支撑家庭。
25岁，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欣赏他勤奋好学，介绍他到伦敦大学所属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
他在伦敦住了五年。
和同代作家不同，别人到国外是留学深造，而他是为了教书谋生。
老舍爱憎分明，侠肝义胆，从不做违背道义的事。
为了款待朋友，他宁愿卖掉大褂下小馆。
抗战期间，他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营救朋友不惧危难，四处奔走；
对官僚、政客、敌人、特务，他却大义凛然，毫无奴颜媚骨。
为了发文章，他把自己的姓拆开，成为“舍”与“予”，后来索性只取了一个“舍”字，体现了他为人慷慨、乐于助人的品格。
一个朋友为他编了一个谜语“好施不倦”，打一作家名字。
1946年，他和曹禺去美国讲学，49年建国，在周恩来总理的诚挚邀请下，老舍返回祖国，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老舍一生勤奋，他说：
“多做一分钟的事，我们便真的多活了一分钟。
”“让我们都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
他25岁开始写作，67岁去世，一生创作42年，出版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
回国以后，在新生活的感召下，他再一次爆发了创作热情，从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23个剧本，平均几个月一个，被文艺界公认为劳模。
他响应号召，紧跟形势，注意深入生活，改造思想。
1951年他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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