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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是以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3190年到公元前1715年。

它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也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类型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

陶器的制作方法没有太大改变,形制却比以前丰富,主要有盆、钵,罐、瓮、壶、盂、碗、豆、瓶、杯等。

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盆、钵等器物使用内外彩绘,少数瓶、壶通体彩绘。

纹饰有几何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以几何纹居多,纹样为波浪纹、旋涡纹或垂幛纹。

纹饰线条生动流利,装饰图案构成繁密,变化丰富有序。

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永靖的双耳四系大彩陶瓮,其造型稳定匀衡,纹饰由旋涡纹、圆圈纹、波状纹、弦纹组成,线条生动流畅,弧线旋转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堪称我国早期彩陶的杰作。

半山类型:

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

长颈小口、宽肩大腹的双耳罐是最常见的器物。

它们造型圆浑厚重,大方稳定,外型轮廓线转折变化最为考究,是工艺制作最成功的陶器之一。

半山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也兼用红色,组成的黑红间用的类型也较多。

红黑的强烈对比与胎地的橙黄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效果。

陶器的装饰面积较大,有的装饰带有四五条之多,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呼应,结构严谨、规整,形成一个变化多样统一的整体装饰色彩。

装饰纹样多是几何纹,最常见的有连旋纹、葫芦纹、平行线纹、大圈纹、波状纹、折线纹、方格纹、锯齿纹等。

半山彩陶纹样均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样式展开,合围整个陶器。

从陶器的顶部俯视,其图案变为优美的适合纹样,妙趣横生。

马厂类型:

以青海和县马厂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基本上沿袭半山类型的器物。

马厂彩陶装饰纹样略显粗犷简率,最具特色的纹饰是大圆圈纹,卷曲纹,蛙形纹和勾连纹。

处理方法上是在二连纹饰的单位中,填以不同的纹饰。

同时首次出现雷纹,它与勾连纹为后来的回纹形成奠定了基础。

简述龙山文化黑陶的分类和特点。

在整个龙山文化系统中,又以山东龙山文化的氏族部落制黑陶器最为发达,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10到公元前1530年。

由于陶坯经过磨光,加上封窑严密,又有意识地让烟熏黑,表面光亮如漆。

形制类型较彩陶明显增多,如盆、碗、豆、杯、鬲、鼎、罐等。

黑陶以造型见长,精细俊巧,样式繁多,独具风格。

其工艺技术有黑、光、薄、棱、鼻五个特征:

色调乌黑;

器物表面光亮如有釉;

胎质细腻致密而坚硬,有的厚度仅是0.1~0.2厘米,被称为“蛋壳陶”;

黑陶的转折关系棱角清楚分明,有的黑陶上刻有凹凸的弦纹;

有的器物有盖、把手或穿绳的钮鼻。

青铜器的分类。

我国青铜器到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教完备的青铜器种类,分为:

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四大类。

礼器是统治阶级用以区别尊卑等级的器物,分为:

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

其中,炊煮器有鼎、鬲等品种。

食器有簋、盂、豆等品种。

酒器有觚、觯、爵壶等品种。

水器有盘、鉴等品种。

乐器有铃、鼓、钟等。

车马器和杂器有辖、马衔、炉等。

商和西周青铜器的特点和代表作。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商代前期,这是从新石器时代脱离出来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

商代后期,这是整个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体现了“礼器”的性质,蕴藏着深刻的宗教与政治意义。

综观商代的青铜器,造型以庄威、典雅、厚重、古朴为主要特征。

青铜器以礼器为重,故常见的种类主要是食器和酒器,如鼎、鬲、簋、爵、尊等种类,常用的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龙纹等动物纹样以及几何纹样。

商代早期的纹饰铸造比较浅,无底纹图案,后期就逐渐趋向繁缛华丽,主要纹饰基本上是浅浮雕,并有繁华的底纹。

鼎是商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象征着某种权威。

鼎的形制随着不同时期纹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鼎分为方鼎和圆鼎,商代时期方鼎较多。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大鼎;

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除了鼎外,商代青铜器的其他种类工艺水平也非常高。

西周后期青铜器不重装饰而重记事,故铭文逐渐增多。

西周的方鼎较少而圆鼎较多,具有狰狞恐怖的饕餮纹减少,神秘的龙夔纹也逐渐变为自由、朴素单纯的环带纹,窃曲纹、垂鳞纹、蛟龙纹等,加上长篇的铭,形成了西周后期青铜器典雅、朴素、简练的面貌。

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是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的代表。

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

秦始皇兵马俑是秦代禁卫军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绩的纪念。

为数众多的陶塑兵马俑,通过严谨的布局,排列成面向东方、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

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阵整肃,勇于攻占的宏伟气派。

这是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秦兵马俑的艺术特点:

崇尚写实,手法严禁;

性格鲜明,形象生动;

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霍去病墓石刻来思考汉代石雕艺术的特点。

这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

现存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石蛙、野人、石鱼二、人与熊等14件作品。

另有题铭刻石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刻而成。

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汉代大型石雕风格上的共同点是:

循石造型,因材施艺,较多地保留了原石的形状和表面质感,稍作加工,取其意似,不作细致刻画。

它是一定美学趣味的产物,花岗岩的特殊质感与这种古拙朴厚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的阳刚之美。

很好地表现出西汉帝国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什么是画像石、画像砖?

画像石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阙的建筑石构。

画像石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期有所发展。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

秦代至西汉初期,画像砖多用于装饰宫殿的阶基。

西汉中期以后,画像砖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画。

东汉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从技法上讲,帛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什么重要价值?

长沙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与《人物御龙帛画》战国帛画通过服饰表现身份,墨笔线条是最主要的表现手段,钩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

它们已具有一定的绘画水平和技巧,造型、构图、运笔均已摆脱幼稚的绘画时代,为秦汉的绘画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帛画墓主人形象画成正侧面或画成四分之三的半侧面,形貌服饰皆刻画得惟妙惟肖;

各种神禽异兽,姿态矫健活泼,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展现了西汉绘画卓越的艺术水平。

 

简述顾恺之的绘画艺术成就及绘画理论贡献。

顾恺之是东晋最伟大的一位画家,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

他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

谢安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顾恺之的绘画注重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尤其重视眼神的刻画,作画数年不点眼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同时也擅长以绘画艺术语言来着意刻画对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

现有三件作品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模本,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

线条以连绵不断的、悠缓自然的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线条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一样。

顾恺之将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

顾恺之论画的功绩在于把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高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

六法的产生,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他有关。

他的画论著述流传下来的有《画云台山记》和《论画》两篇。

他特别注重人物画的“传神”,同时也强调绘画技巧的重要性,强调形象的准确性和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实对”。

谢赫与“六法”。

谢赫是南齐前后的画家,理论家,以时装人物和肖像画为题材进行创作,但主要贡献在绘画理论发面。

他的《画品》是古代第一部对绘画作品、作者进行品评的理论文章。

《画品》中提出了绘画的社会功能以及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即“六法”:

一、气韵生动;

二、骨法用笔;

三、应物象形;

四、随类赋彩;

五、经营位置;

六、传移模写。

“六法”的提出是古代长期绘画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完整认识,在绘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评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美术的特点。

在佛教初萌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美术集中体现于佛教石窟艺术之中。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早中期的壁画题材多为佛本生故事。

画面构图简洁明快、类似铁线描勾勒的轮廓严谨而生动,画面中人物多为半裸。

画面色彩丰富,人物肌肤部分的渲染富有质感和体积感,所用颜色以蓝、白、绿、赭、灰等为主调,图中配以散花装饰,十分精彩。

这些绘画风格被成为“龟兹风格”。

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壁画,以佛本生故事为主。

常见的有尸毗王本生、须达那本生等故事,宣扬自我牺牲、拯救生灵以修成正果的佛教思想。

敦煌254窟北魏壁画表现的是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

表现手法是用细劲线条勾勒轮廓并用色彩晕染,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具有明显的“龟兹风格”。

但为适应信徒的欣赏习惯,又以本土民族的语言加以改造,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

敦煌249窟显示了西魏时期的壁画成就。

壁画绘于窟顶,采用中国的传统神话与佛教神祉合并的形式,画面天空有白虎、玄武、雷神、十一首蛇身怪兽等,还有帝释天妃乘坐龙凤驾的云车。

用笔不多,却生动感人。

其中云车的造型与《洛神赋图卷》中的造型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云冈石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昙曜五窟规模宏伟,主佛造型顶天立地,面相丰满方圆,凹眼隆鼻,薄嘴唇,后背有华丽的顶光和背光,直达窟顶中央,气势壮观肃穆。

第二时期佛像开始变得慈祥和悦,服饰也变化为宽大的冕服。

菩萨和供养天的形象活泼妩媚。

造像题材逐渐丰富。

第三期多为小型创作,多瘦骨清像的佛像造型,含蓄的微笑表现了对显示的关爱。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最宏伟的石窟是宾阳洞。

宾阳洞的雕凿有着完美、周密的设计计划,所以布局特别严谨、整体。

正壁有五尊雕像,正中为本尊说法雕像,相貌丰满,微露笑意,给人以一种亲切之感,阶梯似的厚重衣纹余留着云冈石窟造像的风格。

菩萨和弟子们分列两侧。

地面刻出走道和莲花图案装饰,洞外两侧以高浮雕的手法表现金刚力士,力士身躯肌腱骨坚,眉目挺怒,气势威武,所谓“怒目金刚”是也。

这是较早运用夸张的手法雕塑的力士形象。

莫高窟的佛像和菩萨彩塑,都是以背部紧贴壁面,有的甚至是近似于高浮雕,手臂不管作任何动作还不能完全离开身躯,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工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和发挥泥塑的独特表现性能,只是沿袭石雕的特征。

因此动作不够舒展、自然。

另外,在中心柱的四面还有“影塑”的飞天、供养人以及千佛的陪衬形象。

敦煌彩塑与石窟壁画风貌一致,鲜艳灿烂,形成了一个整体辉煌的画卷。

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及其艺术风格。

曹不兴是最早享有盛誉的一位画家。

传说他画屏风是落墨为蝇,使孙权误以为真,说明他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能力。

卫协的创作多是人物、故事以及道释题材的作品。

谢赫评价称:

“古画皆略,至协始精。

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秒有气韵。

凌跨群雄,旷代绝笔。

”卫协对六朝重气韵画风的形成最有影响。

陆探微擅长人物画。

他运用草书的体势,形成气脉连绵不断的“一笔画”的笔法,而画人则能作到“精利润媚”、“笔力劲力如锥刀焉”。

创造的“秀骨清像”的人物形象,清秀隽永,是对崇尚玄学,重清谈的六朝士人形象的生动概括。

他所创造的这种人物画式样在当时蔚然成风,并影响到雕塑的造型。

张僧繇的艺术创作以绘饰佛寺壁画为主。

不同于顾恺之、陆探微的“笔迹周密”的“密体”风格,张僧繇则使“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

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他以画梵像著称,被誉为“曹家样”。

“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即所谓“曹衣出水”。

“曹家样”概括了佛教艺术在最初传入的几个世纪里中外交融的艺术风格。

杨子华天下号为“画圣”。

唐代画家阎立本认为他“自象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有《北齐校书图》传世.

“曹家样”的艺术特点。

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他以画梵像著称,被誉为“曹家样”。

简述吴道子的艺术风格与贡献。

吴道子的创作首先表现在宗教绘画上。

他创作了三百余堵壁画,涉及各类经变、文殊、普贤、佛陀等。

传为吴道子的作品有:

《地狱变相图》、《送子天王图》、《钟馗捉鬼图》等。

吴道子不但吸收了张僧繇的立体画法,还发展了张的洗练概括的绘画技巧,即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并在此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

尤其是他豪迈奔放、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的“莼菜条”线描,能表现对象“高测深斜,卷褶飘带之势”,获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视觉效果。

这就是吴道子创造的“吴带当风”的艺术风格。

吴道子为强调其线条的表现力和独立功能,有意识的在画中将色彩弱化,“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从而突破了南北朝以来的重彩风格,当时称为“吴装”。

此外,他还创作有“只以墨踪为之”的“白画”,为后世白描之先声。

吴道子在绘画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审美变化,所创“吴带当风”成为后世典范,因而享有“百代画圣”之誉。

简述唐代主要仕女画家及其代表作。

仕女画早在初唐就受到重视,在不断的探索中孕育出了张萱和周昉。

张萱着意描写宫廷妇女冷落寂寞之情,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

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以盛唐贵族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画面中马的步伐轻快,人的形态从容,符合游春的愉快主题。

不依靠背景,仅以一组人物的配置、马的跑动和色彩运用而能衬托出春天的气息是此幅画的成功之处。

继承并发展了张萱仕女画的是周肪。

周昉不但刻画人物形象准确,而且能通过画笔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情性。

其《挥扇仕女图》表现宫廷妇女的幽怨生活,低垂的眉梢,灰暗的双唇,使面部显现出愁苦哀伤的表情。

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是较早的山水画样式,因为使用青、绿为主的颜色而被称为“青绿山水”,是以细笔勾勒山石树木,用石青、石绿填染为主,既表现了对象的固有颜色,又略带主观化装饰意味的手法。

展子虔的《游春图》尚无皴法,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人物,树木直接用粉点染,体现出朴拙而真切的描绘自然的能力,展示出山水画已经由六朝以来的萌芽状态而趋向成熟。

《游春图》已有青绿山水的端倪,给后世以深重的影响。

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继承并发展了展子虔所开创的青绿山水画风格。

昭陵六骏。

六骏是唐太宗征战时先后骑过的六匹骏马,即:

飒露紫、拳毛白蹄乌、特勒骠,青 和什伐赤。

其中,飒露紫和拳毛 早年被盗往国外。

浮雕六骏分别选取侍立,徐行,奔驰等动态,风姿英武。

其中,飒露紫选取战马受伤,丘行恭为其拔箭的瞬间,具有情节性。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六件石刻作品纯熟地运用了“起位”这一典型的浮雕创作技巧,因而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体积感。

千余年前的雕刻家能够如此明确的意识到浮雕创作的这一基本特征,是令人惊叹的。

龙门石窟雕刻。

龙门石窟在唐代再次成为大规模宗教活动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石刻造像是奉先寺造像。

其巨大的规模和造像的完美均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的。

奉先寺造像的价值还在于形象的塑造,卢舍那大佛,天王及地鬼等形象表现了各种不同的理想化的典型性格。

卢舍那佛慈祥亲切的面容,阿难文静温顺的外貌,菩萨端庄而矜持的表情,天王的威严和力士的刚烈,都如同现实中不同阶层人物的写照。

艺术家通过独具匠心的形象刻画,完美地营造出神情感人的整体气氛,成为唐代石窟艺术中的瑰宝。

徐黄异体。

黄荃为西蜀宫廷画家,所作多为宫廷中的奇禽名花。

他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融,几不见勾勒墨迹,情态生动逼真,具有精谨艳丽的富贵气象。

南唐处士徐熙,终身不仕。

其画注意“落墨”,用笔不拘泥于精勾细描,而是信笔抒写,略加色彩。

自谓“落笔之际,未尝以赋彩晕淡细碎为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细笔填色表现奇花异鸟的格式,而有所创造。

黄荃,徐熙一在宫廷,一为处士,不同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怀以及不同的笔墨技巧,使他们形成面貌迥异的风格。

“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

荆关董巨。

中晚唐之际山水画已有明显的进步。

五代时期一些画家进而深入自然,创作了真实生动的北方重峦峻岭和江南的秀丽风光。

北方以荆浩、关仝为代表;

南方以董源、巨然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和画派,体现了此一时期山水画的巨大成就。

荆浩笔下山水大多都是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气势宏伟而壮观。

他在唐代发展起来的水墨山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和突破。

《匡庐图》技法明显的提高,表现了巍峨山峰及山脚下的幽居景象,笔墨皴法,全景式构图,高远、深远、平远兼具。

在《笔法记》中他提出图真,六要等观念并在山水画领域发展了六法论。

关仝是荆浩的追随者,他多描绘关陕一带山水,写景绘形更为概括提炼,笔简气壮,景少意长,予人以深刻印象。

所作《山溪待渡图》和《关山行旅图》,都画出了北方深山中幽僻荒寒的气氛。

特别是《关山行旅图》,峰峦峻厚而富变化,山腰云气缭绕,山下板桥枯树,野店荒村,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董源所画风光,烟雾迷朦,江湖纵横,千岩万壑,重汀绝岸,林木清幽,表现山峦起伏,江河萦回,烟雨空濛的江南风光,与北方荆关画中雄伟险峻的山水相比,更加带有秀美抒情的意趣。

他的山水画有水墨和青绿二体,尤其擅长水墨山水,传世名迹《潇湘图》,《夏山图》,《龙宿郊民图》等,皆以水墨为主,皴擦点染并用,创造了披麻皴和点子皴等表现手法,成功地画出山川远近层次和氤氲气氛,具有革新精神。

董源的山水画中点景人物多穿插贵族游乐或风俗情节,具有宫廷绘画的痕迹。

董源的追随者巨然的山水画笔墨秀润,充满田园自然风致。

现存《层峦丛树图》等。

马一角,夏半边。

马远继承并发展了李唐的画风,以雄健的大斧劈皴画奇异险峻的山石峰峦,以拖技的多姿形态画梅树,尤善于在章法上大胆取舍剪裁,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的局部,画面上留出大幅空白以突出景观,表现空旷浓郁的诗意。

这种“边角之景”被后世称为“马一角”。

传世《踏歌图》是他山水代表作。

夏圭用笔苍老,水墨淋漓,点景人物笔简神全,寥寥数笔而神态迥出。

传世巨型长卷《溪山清远图》是其代表作。

马、夏山水由于大胆剪裁,突破全景程式而画边角之景,因而被称为“马一角,夏半边”。

马、夏的边角之景是艺术上的高度提炼,把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加以突出,使画面情景交融富有浓郁诗意,是对传统山水的发展和丰富。

《林泉高致》。

郭熙对山水画艺术的见解经其子郭思整理成为《林泉高致》一书,共分水训、画意、画诀、画题、画格拾遗、画记六篇。

它标志着山水画理论已进入成熟阶段。

《林泉高致》阐明山水画要表现林泉之意,使位居朝堂的士大夫通过山水画的欣赏能“不下堂筵”而满足他们“泉石啸傲”的精神追求。

郭熙强调对真山水要“身即山川而取之”,要注意山水所可能引起的想象:

“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画家必须“神于好,精于勤,饱游沃看”,才能胸有丘壑。

他还强调画“可游可居之境”,画出士大夫渴慕林泉的理想佳境。

李成与范宽的异同。

李成性爱山水,弄笔自适。

其山水多寒林平远之景,下笔有神。

勾勒不多,形极层迭,皴擦甚少,骨干自坚,又惜墨如金,给人以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感觉。

《读碑窠石图》图中乔木老树画得非常劲拔,爽润秀丽的笔锋画出寒林树杈,俗称“蟹爪”。

范宽初学李成,后师造化,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

《溪山行旅图》以顶天立地的章法表现雄伟壮观的气势,生动真实的展现了北方山水的壮美景色。

被誉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

李成、范宽两家源于五代北方山水画派,但由于他们所处地区不同,所写景物和画家的胸襟气质的差别,而各创门户。

他们都在忠实自然的的基础上,为山水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把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新水平。

人称李成:

“笔润而墨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

”范宽:

“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

”评两人为一文一武。

米氏云山。

米芾借鉴了董源的山水画法,又根据他对江南山水的感受,以水墨挥洒点染表现烟雨掩映树木,信笔作画而不求工细;

米友仁画山水亦“点滴云烟,草草而成”,自题为“墨戏”。

这种以落茄(即墨点)表现江南烟雨景色的山水,不求修饰,崇尚天真,充分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与北宋流行的李成、范宽画雄峻山川迥然不同而别开生面。

米氏以前,山水画皆崇尚传神的描绘自然山川景物。

米氏父子则运用简率淡墨,表现烟云溟蒙的意趣。

古谓山水画“至两米而画法大变,盖意过于形”,这一画风不仅在水墨山水技巧上有所贡献,也开创了文人画的新局面。

《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以全景式构图,严谨细密的笔法,展现出北宋都城汴梁郊外汴河沿岸以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风貌。

画的内容结构大体可分为三个段落:

开首郊区农村风光;

中段是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以及两岸船车运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

后段为城门内外,街道纵横,店铺比邻,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这不但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文献价值。

画家在创作中用心经营,采用散点透视,长卷构图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引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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