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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树立实践的观点，把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部署工作，按实际需要推进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

四、坚持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日在中央歌剧院调研时强调，要积极推动国家重点扶持的艺术院团深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生机活力，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更大贡献。

五、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中国高层发声抵制三俗全国掀起“新道德运动”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

“三俗”是物欲社会的影射，除去滋生这种文化的社会土壤，需要全民参与。

“反三俗”成社会强音一段时间以来，“反三俗”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所谓反三俗，就是抵制“庸俗、低俗和媚俗”的文化现象。

公众对这一现象表达出来的不满已经成为时下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相当热烈的话题。

抵制“三俗”之风当从官员着手低俗文化产品是物欲社会的影射，要除去滋生这种文化的社会土壤，应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入手。

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生产力的原动力今年以来，中央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在7月23日中央政治局“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专题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全面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必须抓紧抓好的重点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开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几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把握平稳、进展顺利、态势健康、成效良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推进转企改制，激活发展动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已不仅是文化范畴的事了，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重大社会变革。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胡惠林说。

江苏省演艺集团2004年启动了事转企的改革步伐。

集团所属11个院团一次性整体转企改制，实行全员身份置换，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内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

改革后，集团的收入、效益、资本实现了全面增长，集团营业收入增长11.4倍，演出场次增长3倍，观众人次增长3.2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由于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很多战略投资者主动找到演艺集团，集团迅速与多家民营企业强强联合，成立了江苏演艺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增量扩股以后，注册资本较原有增长了10倍。

转企改制使文化单位摆脱传统事业体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销事业编制，地方需要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任务。

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总数达228家，仅今年新增数即达106家。

转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更高目标。

2009年8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

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完成规范转制，2006年8月实现重组改制，2007年12月在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

上市之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对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连同他们的出版资源实施规模性并购，相继成立了万榕（上海）书业、智品（北京）书业、万邦（北京）书业等3家公司。

除“外延式扩张”，它还对图书产品结构做出强力调整，提高图书产品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内生性增长”。

创新运行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并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

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计超过900亿元，年均增幅25.28%。

仅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总量就达30多亿元。

从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戏剧节，到享有盛名的下岗女工大鼓队；

从历史悠久的业余文化培训班，到来自民间的各种展陈朝阳区文化馆聚集着享誉北京甚至全国的多个文化品牌。

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说：

“从群众文化领域跨入公共文化领域，这是一个大台阶。

我们要针对不同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更加多样化、人性化的服务。

”几年前，以省级文化单位为龙头的流动图书馆、流动文化馆、流动电影放映队，曾经使珠江三角洲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如今，江苏省吴江市通过区域联动整合资源，“文化联动”成为长江三角洲的著名公益文化品牌。

实践证明，实现跨区域的文化资源流动，是未来一个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

加快结构调整，壮大产业规模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曾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文化产品匮乏，进口远远大于出口。

自从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我国文化产业在短时间内发展迅猛，产值不断提高，效益明显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门类日益齐全，已经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开始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中，全行业各地区把转企改制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推动了文化企业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整合资源，推动了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涌现出北京歌华有线、上海文广、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等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超过或接近“双百亿”的骨干企业，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小、弱、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经营水平明显提高。

2004年到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2%，200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763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2.43%。

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4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0%，比同期增速快3.2个百分点。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继续巩固领先位置，而江苏、安徽、浙江、湖南、辽宁等省份都踊跃加入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行列中来。

2009年，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房地产业等行业，仅次于金融业。

上海市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3555亿元，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9.5%。

广东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2270亿元，占全省6.4%。

同年，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同期汽车工业增加值，重庆文化产业已连续6年保持26%以上的增速，高于地方经济增速一倍，贵州省文化产业收入也首次超过100亿元。

事实表明，许多西北、中部、西南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也正在发力。

加强创作引导，推出更多精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辨美丑、明是非，树清风、扬正气，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部门及文化从业者更是责无旁贷。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催生我国文艺创作生产取得可喜成果，一大批从群众需要出发、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精粹的优秀作品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也涵养着整个社会。

欣喜之余，一些专家也指出了当前的艺术创作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

他们认为：

优秀的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精品力作数量仍然有限，尤其是还存在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作品；

从全国范围看，文艺创作生产区域不平衡的状况较为突出，部分地区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等等。

面对人们思想的多元、多变、多样，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的作用。

如何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

文化部负责人表示，要不断改进和创新文艺管理的方式，综合运用资金支持、文艺评奖、舆论引导等手段，实行对艺术事业的宏观管理；

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增加投入力度，改变投入方式，提高使用效率，确保艺术资助公开、透明、规范、长效；

改革和完善文艺评奖制度，把“经受时间和观众检验，久演不衰，深受人民喜爱”作为重要的评审标准。

文化有所承担，社会才正气充盈。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处这个大变革年代，每一个文化单位乃至每一个文化从业者都是和谐的“造血干细胞”。

经济刺激缘何难以持续提振需求？

8月24日美国房产经纪商协会宣布，7月份二手房销售量为383万幢，环比跌27.2%，创15年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住房销售数据创纪录的下跌，创五年新高的破产企业申请数，超预期的财政赤字等，显示美国经济走势正在恶化。

与此同时，当前日本、欧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走势趋缓等征兆。

出现这种情况，确实需要理性地反思当前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之有效性，而非如部分铁杆的超越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简单地将之归因于经济刺激力度不够，从而陷入“为刺激而刺激”的泥潭。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大多数国家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很多国家有效地摆脱了金融危机，但时至今日，当一些国家再次遇到经济发展难题、面临二次探底的时候，是否要继续进行“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成为目前争论的焦点。

当前经济脉象已经显示，凯恩斯主义者所推崇的凯恩斯乘数并没有出现，更不用说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将达到5倍的凯恩斯乘数效应（政府投资1元将带来5倍的投入产出）。

以美国为例，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激发私人部门的投资，相反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正日益突出。

如目前坐拥2万亿现金的非金融机构，以及能够低成本地从美联储融得资金的金融机构，正加大了投资美国国债等政府债券的力度。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国内持有了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债等政府债券总额。

私人部门为何宁愿持有现金和投资国债，而不愿投资？

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是因为经济形势牵制，私人部门看不到投资所对应的市场需求容量，因此出于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对应性平衡考量，持币或投资国债比盲目投资更有利。

政府投资则不然，由于其不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追求，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遵循的是需求管理市场不自发提供需求，政府就有义务创造需求，但政府创造的需求是否属于有效需求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这也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激发私人部门跟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很难在实践中产生所谓的凯恩斯乘数效应。

当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凯恩斯计划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

这一结合尽管能使经济迅速走出危机泥潭，但其效用正在面临衰减。

继续下去不仅无法对经济继续产生有效的刺激，而且可能会对私人部门的发展产生牵制作用。

一方面，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助力，使得经济刺激计划不再受制于政府财务自由度之限制，从而使私人部门无法与政府竞争资源。

另一方面，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过低的利率和敞口供应货币流动性，让私人部门难以对投资项目的风险收益做有效的评估，因为私人部门不仅要考虑投资本身的风险收益、定价是否能够有效覆盖风险敞口，还需考虑难以预见的通胀折损（这对私人部门而言是不可有效预见的），从而市场较高且难以定价的风险敞口必然令哪怕是风险偏好较高的私人部门都望而却步。

当前美联储极端宽松货币政策未能改善金融市场信贷紧缩、债务紧缩局面，恰恰实证了伯南克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助力私人部门走出危机。

在目前情况下，全球风行的刺激性财金政策已经难以在经济中产生持续的化学反应，相反已经出现了干扰甚至阻碍经济自调节和修复的迹象。

因此，当前全球经济之境况，已经向崇尚经济刺激计划的各国政府发出了明显的退出刺激计划警报。

市场期待回归正常的财金政策，并实施减税减支等休养生息政策，帮助私人部门走出困境。

深圳，还能“大干快上”吗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将迎来她的30岁生日，由此跨入“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

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以无所畏惧、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风潮，在不断探索前行中，为改革开放寻找成功路径，并提供极具价值的科学标本。

在这30年里，没有哪座城市能够替代深圳这个样本，因为她创造了世界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

站在下一个30年的路口，凭着“骨子里”具备的敢闯敢试的精神，深圳正意气风发，向着努力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目标大踏步向前。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句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深圳口号，对于许多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深圳速度”也因此成为深圳一个令人骄傲的标签。

20多年前，这句口号的广告牌矗立在深圳蛇口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20多年过去了，重新审视“深圳速度”，是否还具备当初单纯的激情飞扬?

速度，是否还是特区经济建设的首要追求?

一夜造城8月的深圳，几乎所有主干道都换上新装，迎接特区30周年。

深南大道的小平画像前方，在建的京基金融中心已拔高至70多层，悄然超越领先了15年的地王大厦，成为深圳新的第一高楼。

福田CBD区域，另一超级高楼平安金融中心也在建设中。

京基金融中心深圳第一高楼的位置，将在短短几年之后被这座新楼再次超越。

而立之年的深圳，高楼建设如火如荼，高度也一再被刷新。

而在特区建设初期，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深圳速度”，也正是来源于大楼的建设。

1984年，深圳国贸大厦主体工程建设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堪称楼宇建筑速度的奇迹。

“深圳速度”由此名扬海内外，成为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一个标志。

回望1979年4月，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这句话的鼓励下，特区建设者不辱使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社会管理等领域，以惊人的“深圳速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1983年，2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拓荒牛”拉开了特区建设的序幕，“深圳速度”就此激情上演，一幕幕改革大戏、发展大戏在特区发展史上接连启幕。

实干、敢闯，成为“深圳速度”的两大核心动力。

“深圳速度”，由单纯的建筑建设速度，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体现在更多方面。

特区建立之初，深圳年GDP不足2亿元;

2009年，深圳GDP已经高达8201亿元，跃居内地大中城市第四位，是建立特区之初的4000倍，GDP年均增长25.8%。

毫无疑问，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经济发展，深圳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不少人看来，深圳几乎成为“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城市”。

“快”的矫正经济建设速度过快亦是一把双刃剑。

发展过快，必然会导致社会其他方面出现问题以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衡。

深圳30年间持续高速发展的速度，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完了这30年。

但是，在最初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所有人都希望以最快速度挣钱，却忽视了许多问题，比如把注意力放在了“来得快”的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使得深圳经济在拥有爆发力的同时却缺乏后续的持久性。

“这在当年是有着深刻的教训，其中便包括著名的万科烂尾楼。

后来，深圳才形成新的经验，不再重视修高楼，而转向重视制造业。

于是，在随后的发展中，才逐渐有了华为、中兴、比亚迪这样的成功的制造型企业。

”财富同道会首席经济学家王亮表示。

由最开始发展单一的产业、一味追求“快”，到注重发展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再到先进制造业，整个深圳经济的转型之路脉络清晰。

特区建立之始，深圳依靠与香港毗邻的地理位置，从贸易起家，成为内引外联的“窗口”，进而利用有利的政策条件，加快发展加工工业，实现第一次经济转型。

随着深交所的开业，特区成立十年之时，深圳资本市场发展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第二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深圳发展模式再次华丽转身，成为中国新的金融中心。

20世纪末，深圳迈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新增长点的崭新时期，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先后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级企业。

跑得更远如今的深圳，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立体的产业结构形态已经形成，“深圳速度”与最初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而在深圳未来的发展中，则对“深圳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深圳处于30年的节点上，面临如此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硬约束，很多大项目落地非常困难。

所以，过去资源投入型的、规模扩张型的发展道路，在深圳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

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没有空间、没有前景。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郭永航坦言。

郭永航表示，深圳今后的发展，如同进入中长跑的比赛，要“调整姿势，跑得更远。

”他说，以百米冲刺速度跑400米、跑800米、跑马拉松，这是不可能的，以这种速度发展经济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认为，对于每年GDP总量接近万亿的深圳来说，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实现生产总值4215.57亿元，同比增长11.6%），深圳未来的发展不是继续追求高增长，而是应该加快结构和质量的调整，力求以更小的投入、更低的消耗，创造更大的效益，率先进入更高的发展境界。

而在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李罗力看来，新的30年，深圳的目光还应该放到制度探索上来，“能不能主要学习、借鉴香港好的做法，比如法治建设，政府的公开透明规范、高校运作等等”，“深圳如果在这些方面为全国率先摸索出一套好的经验，对中国的贡献又将无可度量。

”【相关报道】深圳：

三十而立，公民社会在成长假如说深圳有“心脏”，那可能就是国贸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南方讲话”就在这里发表解读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被誉为“中国模式”标志之一的深圳特区目前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尝试寻找突破“特区困局”的道路与途径。

三十而立深圳再出发三十而立，深圳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

三十华诞，深圳再出发严打党政机关“小金库”，中央保持高压态势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今年将继续深入推进“小金库”治理工作，明确治理重点，严格执行政策，加大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案件，努力构建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为便于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小金库”治理工作，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小金库”治理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小金库”治理工作开展一年多来成效如何？

自2009年4月以来，通过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基本掌握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问题的情况，有力遏制了“小金库”滋生的势头，增强了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领导干部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保障了国有资产和资金规范、安全、高效运行，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截至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共发现“小金库”24877个，涉及金额122.42亿元。

全国因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受到行政处罚842人，组织处理413人，党纪政纪处分1035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322人。

二、今年“小金库”治理工作是如何安排的，遵循哪些原则？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2010年“小金库”治理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认真开展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回头看”工作。

加强督促指导、线索核查、检查验收，保证治理工作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二是全面开展社会团体的“小金库”治理工作。

认真借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经验，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重点检查和整改落实四个步骤，充分发挥业务主管单位的作用，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原则，全面开展治理工作，争取年底基本结束。

三是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小金库”治理工作。

紧密结合企业内部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企业改革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小金库”治理工作。

各级“小金库”治理机构将继续坚持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分级负责，分口把关；

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依纪依法、宽严相济；

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抓好“小金库”治理的具体组织工作。

三、今年“小金库”治理工作政策规定有何特点？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今年的“小金库”治理工作在政策规定上仍然突出鼓励自查自纠、严惩顶风违纪、鼓励举报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从轻从宽处理。

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