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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

No.C19990191999-8

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

许宪春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虽然这些问题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有些影响,但对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ugusMaddison)教授在分析和调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1时揭示出来的问题的研究和对工业普查、农业普查反映出来的经常性统计存在的问题的研究,结合自己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体会,我认为,中国GDP核算2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1)居民住房服务;

(2)财政补贴;(3)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4)农村工业统计;(5)农业统计。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刨析,并定量研究它们对中国GDP数据的影响程度。

一、居民住房服务

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3。

这是中国GDP总量低估的主要方面。

中国的居民住房服务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赢利性服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和单位(以下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其他各种类型单位及城乡居民住户以赢利为目的从事的住房出租服务;

(2)非赢利性服务,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和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3)自给性服务,包括城乡居民居住自有住房所形成的住房服务。

4现行GDP核算中的住房服务只包括上述服务中的一部分,即只包括如下经济活动:

(1)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所从事的赢利性住房服务;

(2)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居民住房服务。

(3)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

居民住房服务核算存在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1)受资料来源的限制,现行居民住房服务核算没有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以外的各种类型单位以及城乡居民住户以赢利为目的提供的住房出租服务;关于非赢利性住房服务,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

目前中国城镇享受非赢利性住房(也称公有住房)的人数占城镇人口总数的58.3%(1996年),其中大部分是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

(2)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是一种国家提供补贴的低房租的福利性住房,目前以其营业收入作为总产出,低估了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总产出,从而低估了增加值。

而且这部分的资料范围一直覆盖不全,也影响了其总产出和增加值的完整性。

(3)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响和资料来源的限制,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的2-4%折旧率计算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同时作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也没有计算其他成本。

因此,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增加值估算偏低。

(4)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固定资本折旧应当按固定资产当期购置的市场价格进行重估的价值进行计算,但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固定资本折旧数据一般都是按历史成本计算的,这导致居民住房服务固定资本折旧的低估,因而导致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的低估。

针对目前居民住房服务核算存在的问题,根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我们尝试两种方法对城市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进行重新估算。

一种是市场房租估算法,一种是成本估算法。

前一种方法利用城镇居民住房每平方米的市场房租价格的平均值乘以所有城镇居民住房的使用面积,得到所有城镇居民住房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房租收入,以此收入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服务总产出,再参照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单位的增加值率,计算出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

以1996年数据为例: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高出4.7个百分点。

用成本法估算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就是用每平方米平均造价乘以全国城镇居民住房总的建筑面积计算出全国城镇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价值,按4%折旧率计算虚拟固定资本折旧,以此为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

以1996年数据为例: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高出1.8个百分点。

从理论上讲,第一种方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一方面,它拓宽了目前住房服务核算的范围,即包括了所有城镇居民住房服务;另一方面,它采用了统一的市场房租价格,从而使得城镇中不同类型所有者、支付不同类型房租的居民住房的服务价值之间具有了可比性。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足。

因为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尚处于短缺阶段,市场房租价格一般过高。

用这种过高的市场房租价格估价所有的城镇居民住房服务,会高估住房服务增加值。

因此,采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我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很恰当的,应当做适当的调整。

第二种方法也函盖了所有城镇居民住房服务,拓宽了目前住房服务核算的范围,但是它的估价方法过于保守,忽略了除固定资本折旧以外的所有成本,如劳动成本、税金,等等,因此低估了城镇居民住房的使用成本。

此外,它还忽略了赢利性住房出租活动的利润情况。

根据对两种方法优缺点的分析,我们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利用两种方法所得到的居民住房服务增加值的平均值作为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

仍以1996年数据为例,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比现行方法提高3.3个百分点。

从国际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情况和中国经济及居民住房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认为这一调整比例是比较合适的5。

二、财政补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财政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

表1给出了1991至1997年这种补贴的数量。

表1:

中国财政对企业的补贴情况

年度

1

价格补贴

2

企业亏损补贴

3

财政补贴合计

4

财政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5

财政补贴占GDP的比重(%)

6

1991

331.3

510.2

841.5

26.7

3.9

1992

283.1

445.0

728.1

20.9

2.7

1993

269.4

411.3

680.7

15.7

2.0

1994

289.1

366.2

655.3

12.6

1.4

1995

340.7

327.8

668.5

10.7

1.1

1996

426.5

337.4

763.9

10.3

1.1

1997

523.7

368.5

892.2

10.3

1.2

年平均

747.2

15.3

1.9

注:

表中第2列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的“财政价格补贴”表(剔除了其中的肉食价格补贴,因为这部分补贴是支付给个人的);第3列数据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表;第4列数据为第2、3两列数据之和;第5列数据为第4列数据与相应年度的财政收入数据之比,后者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表;第6列数据为第4列数据与相应年度的GDP数据之比,后者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1到1997年,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年平均分别达15.3%和1.9%,最高年度增超过财政收入的26.7%和GDP的3.9%。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能否合理地处理这些补贴,对于GDP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现行GDP核算中,财政对企业的补贴被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也就是说,补贴越多,对GDP的负影响越大。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

但是,这些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大都是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补贴,这种补贴的受益者是接受补贴的企业本身,因而对企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起积极作用。

然而,在中国,许多情况下,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

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作为补偿接受政府的补贴。

因此,这种补贴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接受补贴的企业本身,而是购买这类企业产品的企业和消费者。

购买相应产品的企业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利润和增加值,导致增加值在接受补贴的企业和购买其产品的企业之间的转移。

所以,补贴中的一部分只影响GDP的产业结构,并不影响其总量。

但是,购买接受补贴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在享受补贴的好处的同时,并没有使企业因接受补贴而减少的增加值得以补偿。

因此,补贴中的另一部分直接减少了GDP总量。

为了使GDP总量不至于因政府的特殊价格政策而减少,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

但是,把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区分为上述两部分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很难确定补贴中有多大比例使企业受益,有多大比例使消费者受益。

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补贴中有一半使企业受益,一半使消费者受益。

根据上边的讨论,我们将后一半补充到GDP中。

根据表1,1991—1997年,GDP的上调比例如下表:

表2:

财政补贴处理方法的变化对GDP的影响

年度

1

GDP的调整量(亿元)

2

GDP的调整比例(%)

3

1991

420.8

2.0

1992

364.1

1.4

1993

340.4

1.0

1994

327.7

0.7

1995

334.3

0.6

1996

382.0

0.6

1997

446.1

0.6

年平均

373.6

1.0

注:

本表第2列数据等于表1第4列数据除以2;第3列数据等于第2列数据除以相应年度的GDP数据,后者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

本表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在GDP核算中将财政对企业的补贴的一半作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处理,那么1991—1997年,GDP总量年平均将提高1.0%。

其中提高比例最大的年度是1991年,为2.0%,最小的年度是1995、1996和1997年,均为0.6%。

三、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

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大量的福利性服务,如医疗、托儿、教育、理发、洗澡服务,等等。

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这些服务收费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导致相应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

同时,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

因此,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从两个方面对GDP总量数据产生影响。

受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不妨借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人均GNP》中的方法来估算这种福利性服务对GDP的影响。

该报告假定,在中国,企业中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在GDP核算中增加这种福利性服务的价值,将使之提高1.6%。

我认为,上述假定的比例太高了。

90年代初以来的企业改革,正在推动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走向市场化,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

因此,我们假定企业有5%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即为世行假定比例的一半。

因此,在GDP核算中增加这种福利性服务的价值,将使之提高0.8%。

四、农村工业统计

在工业总产值统计中,部分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农业部乡镇企业局。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

乡镇企业局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

因此,工业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将1991—1994年的工业总产值做了向下调整。

调整比率如下:

表3:

1991—1994年工业总产值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调整比率(%)

5.7

6.7

8.1

8.8

注:

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的“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表计算。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统计年报和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可以计算出1991—1997年农村工业中的乡办、村办、农村合作经营和农村个体(为简便起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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