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爱国宗教教职人员培养情况及存在突出问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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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的过程中还可以物色和考察合格的人选脱产进教会作为专职的教牧人员。

我市的昆山、吴江、太仓等地就通过这种培训方法挑选出多名合适的学员进入教会工作。

三、积极物色人才，培养宗教团体管理骨干。

我市针对宗教团体领导班子成员多数年事已高、缺少具体办事人员的实际情况，积极帮助他们物色合适的具体管理人选，帮助他们把好人选关。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我们发现市基督教两会一位兼职的副秘书长各方面表现不错，有较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学识，能够协调教内外的关系，工作有热情。

经与市两会商议后，决定借调到两会工作。

我们出面与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联系，从1994年借调到市两会工作，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由两会负担。

事实证明，这位副秘书长脱产之后，全身心投入教会工作，一人身兼几职，先后完成了教产的清理普查、档案定级以及教堂修建等工作，经过几年的锻炼培养，已经成为两会很理想的接班人。

四、加强教育，团结年轻教职人员。

老一辈教职人员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对政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政治立场比较坚定，而年轻的教职人员由于缺乏实践，感情比较脆弱，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产生抱怨情绪，思想不稳定。

因此，对年轻人的培养，既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要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热情、耐心的帮助教育，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培养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做好工作，以免挫伤年轻人的积极性。

同时，也注意稳妥，不操之过急。

我们体会到，团结教育年轻宗教教职人员，要从现在做起，着眼于未来。

思想教育工作要善于捕捉时机，做到胸中有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根据不同对象、同一对象的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做工作。

要开诚布公地多和他们交换意见，努力沟通思想，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情理结合。

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后继乏人是目前国内宗教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近些年很多地方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管理部门十分重视，也通过各种途径为各宗教团体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宗教教职人员，但是，从总体来讲，从宗教本身和社会发展形势看，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还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宗教教职人员队伍还存在一些较突出的问题。

从我市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素质还普遍偏低。

虽然这几年各宗教团体都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来提高教职人员的文化程度，但从整体看，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看，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仍然不高（尤其佛道教教职人员），还普遍存在文化层次低，自身修养不高等现象。

在教会管理方面“家长制”现象还存在，谁当家谁说了算，视寺庙为“家庙”。

在教职人员使用上论资排辈，存在着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一定的学历文化和道德修养是吸收新鲜事物、理解教义教规、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低文化必然给教职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推进教会的民主管理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宗教信仰有所淡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教呈现世俗化的特征。

虽然宗教的世俗化并不完全是坏事，但过度的世俗化必然会对宗教产生负面的影响。

由于受到多姿多彩现代生活的冲击，部分宗教教职人员的思想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受到世俗思想的冲击而宗教信仰出现淡化趋势。

有些佛教寺院像企业一样追求市场利益，佛事商品化、僧人职业化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僧尼虽表面出家，实际在思想信仰上根本就没有出家。

基督教派内部争权夺利，拉帮结派。

宗教信仰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职人员在信教群众中的威信，影响着教会的自身形象。

三、思想观念落后。

宗教大多都有出世的心理，对世俗生活有一种自发的抵触，再加上对外交往不多，很多宗教教职人员的主要精力就用于主持宗教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很少参与社会活动，当然也谈不上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新形势下对宗教教义教规进行改革。

如：

天主教对神学礼仪的改革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佛教虽香火兴旺，但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依然没有创新；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日见衰微。

四、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落后。

宗教院校和各类培训班虽然越办越多，但由于观念落后，教学手段和教材严重滞后，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些宗教院校依然在采用好多年前的教材，再加上教学形式单一，致使培养出来的教职人员综合能力不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差，综合性的教职人员缺乏，限制了对宗教教义教规的创新，阻碍了宗教文化的对外交往和交流。

宗教教职人员作为宗教组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宗教界的社会形象，影响着教会的团结，甚至社会的稳定。

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着眼于未来，抓紧培养好新一代教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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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阅读：

人次

我是学工程的，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农村的关系也不大，平时除了听同事、朋友说些农村见闻，对“三农”工作没怎么了解。

前几年看到李昌平在给总理的信中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倒是想了解了解“三农”工作的实际情况。

1996年，我和团县委的同志一同在乍洋乡水碓村“奔小康”，对“三农”工作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今年，市里决定在全市抽调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我又被抽调到城郊乡梨坑村挂职，让我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三农”工作。

我挂职的村是城郊乡梨坑村，位于特哈县西北部，北与浙江泰顺交界，是个十分偏远的山村。

通过一段时间在村里，与农民直接接触后，我对“三农”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更有感触。

让农民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农业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只能是走乍洋有机茶叶那种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

但是没有龙头企业，农民自身如何发展这种高效农业？

而情况就是由于这些有机、绿色食品农产品要求较高，品牌树立不易，这些企业不会贸然扩大订单农业规模。

其实很多农村的农民也盼望着能发展订单农业，但是却很难很难。

虽然难，这却是特哈农业的发展方向，是特哈农业的出路。

从梨坑村的农业来看，效益不高，但是抛荒地与外出人口并不成比例，大部分农民在农忙时会回到村里种上粮食。

之所以放不下这低效的农业，农民们谈起了外出打工的艰辛。

由于所受教育不高，大部分缺乏良好的劳动技能，只能是到建筑工地打打小工、踩三轮车，收入来源不稳定，他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也为我们服务农民指出了方向。

看似矛盾的农民

在村里与农民接触久了，深感农民纯朴、善良。

原省政府副省长潘心城曾在梨坑村挂钩帮扶了5年，为村里修通了公路。

至今村里的群众谈起来，还念着共产党好。

一位老大爷说起潘副省长，直念着“那是个好官哪，下着那么大的雨，他还跑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村里来。

以前哪见过那么大的官到我们村里来，还到我们家里去，还帮我们建公路，好人哪！

”说到中央今年出台的一号文件，群众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党对农民好。

农民都说“自古没有说还要交‘皇粮’的，现在中央关心农村，连这都不用交了，种粮还有补贴，还不会富裕，只能怪自己。

”今年，村里的粮播面积扩大了60多亩。

与农民接触久了，发现了一个农民看似矛盾的地方。

梨坑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群众原来与外界接触比较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但是村民外出的很多，而且外出的102户中有41户在城关建了房子，说明他们大部分在外面过得不错。

我们直觉上一般认为近郊的村子农民外出似乎更方便，但事实上近郊的如际头、下村等村的外出人口比例并不算高。

而英山偏远的王社等村外出人口也很多。

这只能归因于恶劣的自然环境。

山区有个好处就是不容易饿死人，所以战乱之时，大家喜欢往山区跑。

而易受自然灾害的地方，如浙南平阳等地的群众的忧患意识比较强。

特哈人爱说“天下绝收，特哈半收”，安稳于饿不死，缺乏雄心，受外界刺激比较少，更容易安于现状。

近郊村子的状况就是这样，自然、区位条件比较好，容易发点小财，也就更不愿放弃农业，缺乏创业所必需的破釜沉舟的勇气。

而梨坑外出的人口中，有些自己搞剪刀厂，有些开店铺，有些更是到外地跑生意。

虽然他们由于素质与机遇所限，还没产生什么大富翁，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梨坑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亟需扶持的农村

农民说起眼前之急，一般离不开“路”。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农民反映致富的主要障碍。

他们认为当前电已经没问题，路、水、电视是他们关注比较多的。

的确，到梨坑的路，1996年在潘副省长的支持下修建，由于长年失修，目前路况很差，多处路基塌方，窄的地方只能让吉普车勉强通过，路面坑坑洼洼，只要略有小雨，就无法通行。

说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出来长了见识的村民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深知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村里修路等他们也愿意出钱。

不过他们还是认为城乡二元格局比较明显，他们认为在城关，居民只有在自己住的巷子等硬化时才要出钱，道路建设等，全部由政府投入。

他们也对近年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怀感激之情，但希望政府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再加大些投入，减少村里自筹资金的比例。

今年政府加大农村公路硬化和人饮工程建设力度，群众很欢迎，他们也正积极集资，准备将路基再整修一下，争取明年硬化。

在了解情况中，村民还反映了“三怕”：

一怕病灾，二怕野猪，三怕天灾。

的确，现在农村返贫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0%是由于病灾引起的。

而且由于现在医疗比较昂贵，只要家庭中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一般这个家庭就要返贫。

群众认为这些人不是因为懒才穷，也就是不是他们认为“没得救”的人，他们很希望政府能有一些帮扶机制，让他们有重新发展的机会。

对野猪，群众一般是恨，又无可奈何，现在对野猪不允许随便猎杀，农民也没有猎枪。

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能统一组织一些猎杀行动，减少野猪数量，让农业少受点损失。

怕天灾，不仅因为农业本身是一个抗自然灾害能力差的产业，而且因为现在许多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毁坏严重，而包产到户后，组织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比较困难，特别是梨坑外出人口多，组织起来更加困难。

薄弱的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削弱了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除了“三怕”，他们还对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充满了迷茫。

不知调什么，即使知道调什么，也不知如何调，就是当前大部分农村的情况。

几年来，他们也尝试了一些新品种，如花菇等，但都没多少收益，或因市场、或因技术、或因没人收购。

他们很希望政府在农产品销路是能有些更有力的服务。

感悟三农挂职驻村感想责任编辑：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

“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

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

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

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

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

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

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

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

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

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

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

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

1。

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

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

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

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

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

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

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

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

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

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

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

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

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

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

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

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

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

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

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

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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