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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比兴的解说有多种,其中朱熹的解释流传最广,“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铺叙;
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
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先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
简而言之,比即比喻,兴即起兴,赋即铺叙直赋。
六义——“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简而言之,比即比喻,兴即起兴,赋即铺叙直赋。
变风、变雅——“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
“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
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等;
郑玄《诗谱》中说“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在国风中,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
大雅中《民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为变雅。
二者虽有个别例外,但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类似于“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四始——“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
即《史记·
孔子世家》中说: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
《鹿鸣》以为小雅始;
《文王》以为大雅始;
《清庙》以为颂始。
”
四始六义——“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
“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
四家《诗》——指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和古文的毛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
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
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
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三家诗——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
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
三家诗兴盛一时。
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先秦的经籍,经过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后,大都消亡,汉文帝时,由老儒凭借记忆,用当时通用的文字(即隶书)记录写定的经籍,如《尚书》出于伏生,《诗》出于鲁人申培等。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所用者均为今文经籍,今文经着重发挥经文大义,以巩固封建的“大一统”为中心并竭力把经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神学。
古文经——秦代以前各国通用的文字(即籀文)书写,由汉代学者读出并加以注释的儒家经典。
据传,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壁,得《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等数十篇,属古文经。
古文经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郑玄之后古文经才压倒今文经。
诗大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
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
赵人毛亨、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经郑玄笺注后,毛诗兴盛,并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
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
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
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式和社会作用等,可以说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春秋笔法——孔子撰《春秋》,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后人就称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
所谓“不露山水”,实指不显露那些不宜明说或不愿直说本意的语句,宜与名家画山水一样,“妙在含糊,方见作乎”,或旁敲侧击,或含义模糊,或闪烁其词,或含蓄委婉,或意在言外,或从旁烘托,或虚掩伪饰,或上下暗示,总之不露本意。
当然也有涉及本意的,则往往从轻从宽,或隐隐约约,未见庐山真面日,或扑粉涂脂,顿使恶语变美言。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臣子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
由片断的文辞到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言纪事记人,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留下了悠久的传统。
如:
《春秋》、《尚书》。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
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
其思想倾向于儒家。
书中既尊礼,又崇德;
既敬神,又重民,思想较驳杂。
《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传说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
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
此书汇集了战国时代一些重要的史实和游说谈资,虽有不少增饰之辞,不尽可信,仍是研究战国历史的基本史料。
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该书曾经有《国策》、《国事》、《短长》等名号。
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书中思想驳杂,主要倾向于纵横家。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
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
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
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
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现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
《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
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创作的诗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浓郁的南方楚地特色的新诗体。
其特征是:
内容恢宏,形式自由,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末年,刘向辑屈原、宋玉及后人模拟之作编为《楚辞》,这样“楚辞”又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这样,“楚辞”又作为这一诗歌总集的书名流传于后世。
美政理想——屈原理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
其次,应该选贤任能。
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
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香草美人——《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
美人、香草。
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
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作品。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征,既神奇又平凡。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
《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艺术特征与《离骚》近似。
《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
《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骚体赋——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格调与《离骚》相似,并且时常带“兮”字。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七体——源于汉初辞赋家枚乘的《七发》,《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的谈话。
李善以为“说七事以启发太子”。
《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赋的正式形成,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
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
《七发》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
它引起后代许多作者的模仿,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
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
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
代表作品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
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
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
二是男女恋情;
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
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
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
《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
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
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
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
《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
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乐府诗——原为音乐官署,始置于西汉。
掌管朝会庙堂所用的音乐,制定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
后来,把乐府官署所采集、创作的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
后世也称魏晋至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为“乐府”。
宋、元、明的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为“乐府”。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
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
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
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
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
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由于司马懿父子专权,社会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
因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这个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阮籍,嵇康。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颇有名声。
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
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
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这是锺嵘《诗品》中对曹植诗的评价。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
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编撰者刘义庆。
它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
它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
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左思风力——左思的诗歌特别是其《咏史诗》的重要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愤懑和控诉,他借古喻今,勇于喊出时代的呼声,得到了后世很多进步文人的共鸣,笔力雄健苍劲,情调高亢慷慨,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被誉为“左思风力”。
咏怀诗八十二首——阮籍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忧生惧患,遗世高蹈的思想感情,对黑暗政治和动荡时局的揭露也有所体现,但其写法上多用比喻,象征,用典而形成其“阮旨遥深”的特点,阮籍对后世的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田园诗——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田园优美的自然风光的描绘,对自己劳动生活的体验和闲居交游,读书饮酒三方面,他出入儒道,既怀抱独善其身的独立人格有追求真朴的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其高逸潇洒的人品格调和对田园生活真朴无伪的描绘,深刻的影响着后世的文人。
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精工刻画上,其语言富艳典重,多名句而少佳篇,但其作为扭转玄言诗风的第一人,以其对自然景物的敏锐独到的发现,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技巧,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直接影响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
永明体——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
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代表诗人是谢朓,沈约等人。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由此,中国古典诗歌从比较随意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整饬的近体诗转变,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
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唐诗律绝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宫体——其名始于梁简文帝为太子时,是梁陈时代诗坛特别是贵族宫廷中流行的一种风格轻艳柔糜的诗体,它以描绘女性体态和生活为主要内容,是南朝贵族声色娱乐生活的反映,其整体格调与成就都不高,但在诗歌发展诗上,以其对宋词的影响和对于后来律诗的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而有一定的意义,不能一概抹杀。
骈文——文体的一种,脱胎于汉,形成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弥漫于唐,余波直到近代。
其文全篇对偶,讲究平仄用韵,讲究用事用典和藻饰,后字数渐趋于四六。
它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但过于注重形式美,内容较为空洞,也不便作家掌握运用。
徐庾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
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
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
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
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
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是元好问对陶渊明诗的评价,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但并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
风雅兴寄——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是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
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燕乐——隋、唐至宋代的宫廷中饮宴时,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
亦称“宴乐”。
广义的燕乐,如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
“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
”是指汉族俗乐与外来(外国或外族)音乐的总称。
燕乐的狭义概念则专指唐十部乐的第一部,即张文收所作的燕乐。
上官体——唐初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其特色为“绮错婉媚”。
上官仪还总结了前人对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从而芊富了诗歌创作的技巧。
上官体在唐诗发展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初唐体——就是初唐时期的流行歌曲,是最通俗的,最流行的那些歌,句子比较浅易、很流畅;
主题都是别离相思、伤春悲秋、青春老大等题材。
没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更少作政治讽刺。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等是“初唐体”的代表作。
初唐四杰——是指初唐时期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四杰”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但都具有位卑才高,恃才傲物的特点,对当时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深为不满,因此,他们往往不能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容,他们备受打击,生活道路都很坎坷,命运度比较悲惨。
沈宋——是指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的贡献在于从前人和当代人应用格律形式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最后完成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律诗篇章确定,平仄对仗规范化,让后来的作者有明确的规格可遵循。
因此,王世贞“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
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是李白在《古风》其一中的诗句,他有感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提出批评。
因此,继承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和诗歌风骨,就成为他振起诗道的革新手段,主要体现在他大力拟作古乐府的创作实践中。
沉郁顿挫——“沉郁”主要是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顿挫”则包括语言的刚健、劲劲、音调的铿锵有力,章法的曲折变化等因素。
沉郁顿挫主要概括了杜甫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忧愤深广、而在表达上波澜曲折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杜甫那些悲剧题材的作品中。
这样的作品往往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和抑郁的情调。
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是指以山水或田园为歌咏对象的诗歌流派,为山水诗歌奠定基础的南朝诗人谢灵运,为田园诗开创新局面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主要是王维、孟浩然等。
边塞诗派——盛唐时重要诗歌流派,其代表诗人为高适、岑参等人,他们的诗歌多以边塞奇丽风光为描绘对象,也反映了戍边将士的建功立业、思念故土等思想情感,多有慷慨悲凉的情调。
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指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进一步发展了杜诗奇崛的一面,力求瑰奇怪谲。
他们除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散文句法,他们的“以文为诗”对宋诗有很大影响。
元白诗派——元白诗派是指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
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古文运动——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的一场以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质朴流畅的传统,反对浮华的文风的文学革新运动。
他们所提倡的散文实际是一种新型的散文,既有所继承,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时代特点。
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
这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