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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传统上，社会学曾经提出过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1].这些条件是：
第一，社会与物质环境相适应。
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相当复杂。
这是讲社会的支撑体系，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首先要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的支撑，如果由于物质产品的稀少，社会成员的生计都难以保障，那当然谈不上和谐。
我国改革以前，经济不发展，物质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社会就不和谐。
当然，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社会与物质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那就是过度地攫取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
所以，这里讲的是社会与物质环境两者的相适应，既不能经济滞后使社会成员出现生存危机，也不能因经济的过度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
第二，适当的社会人口再生产。
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为深刻，我们现在的人口达到13亿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我们这样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是超载了，所以，我们才于80年代初，采取人口急刹车的作法，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虽然采取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要到2035至2040年期间，才会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按中方案估计人口峰值为15.4亿人，此后人口总数才会下降。
按照宋健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适度人口”人口是7亿人[2]，那么，在峰值期，15.4亿人就超过了8.4亿人，人均资源当然就显得十分紧张。
此外，由于人口急刹车，造成的人口老化的到来就会比较迅速。
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到了204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52%，2050年为28.76%.所以未来又会出现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局面。
所以，教训惨痛，先是人口的放任政策，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后来又人口急刹车，导致老化严重。
人口过多和过少都会产生不和谐的问题。
第三，基本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的适当安排。
从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是要比例适当的，比例不适当就会不和谐。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片面突出重工业，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全民都大炼钢铁，结果产业严重失调，社会出现灾难。
社会的劳动者之间也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人们常常计算，多少个劳动者中有一个干部，如果干部比例太高，就好比人的脑袋太大，身子太小，比例不适当，社会就会出问题。
同样，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雇不到操作型工人，特别是技术操作型工人，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很多失业下岗工人又找不到工作。
其中一个不匹配的原因就是，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的工人在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和区域结构上都不能与就业需求结构相适应。
所以，和谐的社会需要实现就业方面社会需求结构与社会群体结构之间的互相匹配。
第四，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等的沟通。
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尤其重要，我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信息之间的沟通并不容易。
自秦以后，我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统一国家，这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
但是，由于国家大，上下之间的层级体制重重叠叠，层级越多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就越困难。
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上下之间的信息怎样能够畅达。
我国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下面的信息往往不能够顺利地传达到上层决策者。
地方管理者比较容易报喜不报忧，上级来检查工作，往往是事先安排好了，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其结果是上面比较难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
传统上，上层管理者也曾尝试一些手段了解民情。
比如，皇帝、高官微服私访，但是，即使是再英明的个人，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观察，所了解的情况必然十分有限。
所以，在我国要实现信息的沟通，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下层向上层顺畅传达信息的体制，比如，我国近来在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等。
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尝试过各种下情上达的制度，比如古代就有“击鼓鸣冤”的作法，政府设立“鸣冤鼓”，有冤屈的老百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上层。
今天，信息沟通的手段比古代多多了，可以创建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
第五，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
如果人们对于基本事物的涵义都产生分歧，社会群体必然分裂，社会无法稳定。
历史上，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诸侯纷争，人们对于社会基本事物涵义的认识有重大分歧，秦开始将列国统一起来，并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
秦始皇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到秦二世很快就亡国了。
这就证明，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
而倘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在基本事物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到了西汉，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建立一套政治法律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体系。
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最终选中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西汉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3]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标准的基础。
当然，今天，我们也遇到了难题。
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26年了，改革本身就是改变了很多社会事物的基本含义。
比如，改革以前，“倒买倒卖”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倒买倒卖”就是先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入，再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
我们知道，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低价买高价卖”以获得利润。
改革以前，之所以将“倒买倒卖”被认为违法行为，是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26年来中国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而改革本身就是对于改革以前的社会事物定义的修正。
而社会基本事物定义的修正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从负面的影响看，它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有个概念叫做“社会失范”，是指社会失去了规范，而如果社会真的失去规范，那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所以，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进体制改革，因为理顺体制确实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推进改革，必然带来对于社会事物基本涵义的修正，必然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样，社会当然难以和谐。
所以，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矛盾、冲突等都是因为人们的基本观点不一致而引发的。
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导致违规、犯罪行为的增长。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体系。
第六，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
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有联系的，上面一点强调社会基本事物的定义，或者说文化认同。
这一点强调更宏观的、高层次的目标。
这里讲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制约下，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它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但也不完全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该目标一旦形成，就会制约着普通百姓的行为，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
目标实现（goalattainment）。
比如，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政治主题的社会，社会所规定的主要是政治目标。
当时，追求富裕不是社会目标。
人们积极地表现，希望能够政治进步，人们追求能够入党、入团，并以此为荣。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宗族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强调的是家庭伦理目标，人们追求的最高荣誉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再比如，一些重视宗教的社会追求的是宗教目标等等。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目标变得异常重要。
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以追求富裕为目标。
据报载，新近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投票者的72.68%.[4]当然，老百姓追求发财这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太快，从过去的政治目标，一下子就转到致富目标，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得上的，人群中很容易产生分歧，甚至出现社会群体奋斗目标严重分歧的情况，这就会产生冲突和争论。
另一方面，财富的目标如果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发生冲突，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与混乱。
此外，设立了社会目标，还必须解决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这是第七点所要谈的。
第七，建立了社会规范以限制追求上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
这里所说的对于行为的限制，与第六点讲的目标是联系的。
当一个社会设定了社会目标以后，还必须规定和提供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实现社会目标可以有多种手段，社会必须规定人们只能够采取那些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正义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而不能够采取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手段。
比如，改革以后，我们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如上所述，追求财富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
那么，用什么样的手段追求财富呢？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对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严格的限制。
目前，社会上一些人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违法的、违规的手段追求财富，这样，社会当然就不会和谐。
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由于社会变迁迅速，社会规范本身就不清楚、不清晰，比如，河北省的孙大午事件，抓的时候说是有罪，判刑几年，放的时候又说没罪。
一时间，社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到底是否犯罪也说不清楚。
一个社会如果连犯罪不犯罪的标准都产生分析、出现含混的话，社会规范就出了大问题。
要注意，和谐的社会，目标和手段必须协调。
社会学认为，目标和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如果追求财富的目标设立得太高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太强烈，而社会又不能够提供给人们比较充分的手段去致富，那么，就可以降低一些财富的目标，以适应社会上很多人无门路致富的现实。
第八，对感情表达方式的限制。
这里强调的还是人际关系，任何一个和谐运转的社会，其文化就规定了人们相互之间交往和情感表达的方式。
比如，历史上，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讲究特定的夫妻关系。
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各国也会有所不同。
社会学的研究证明，在不同民族中，两个人交谈时，相互之间接近的距离都有所区别，所以，这方面的和谐要符合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
第九，对社会新成员实现了社会化（Socialization）。
“社会化”在社会学中是个专门的术语，指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不断接受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的过程。
我们知道，社会和谐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够遵守社会规范，如果人们不遵守社会规范，哪怕是轻微地违规，比如在城市里乱扔垃圾，社会也难以和谐。
那么，怎样做到人人都严格遵守社会规范呢？
是不是靠严格的管理就能够实现呢？
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有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里，如果仅仅依靠管理，即使建立一支巨型的管理队伍，也难以“看住”每一个人。
所以，关键还是需要人们的内在约束。
而怎样实现内在约束呢？
社会学认为，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做好“社会化”。
让人们从小就训练得非常成功，长大了自然就遵守社会规范。
事实证明，在人口高密度的社会里，对于人们的规范的训练要比人口稀少社会的更加严格。
因为，在人口高密度社会，违规造成的人口“乘数效应”后果太严重。
比如，在实际人口1650万的北京，即使仅仅四分之一的人乱扔垃圾，那也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良好的社会化形成的内在约束比什么都重要。
第十，有效地控制了分裂性社会行为。
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
在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的时候，任何政府都会采用强制手段制止冲突。
当然，有效的控制可以防止社会局势的恶化，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
它可以防止社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到了这一步，社会仅仅依靠控制手段，要想实现和谐就很难了。
二、为什么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观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的重大意义，他说：
“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
”[5]这就是说，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的时期。
本文这一部分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以及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
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有26年了，年均GDP增长超过了8%，持续增长的时间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36万亿，到2005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
这些当然都是好的消息。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至3000美圆之间的时候，也是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
为什么呢？
难道“不发展”反而结构稳定、矛盾不容易激化、社会风险反而小？
发展反而会带来不稳定吗？
事情确实如此！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社会学理论。
关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观点，最初是由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发现，经济越是繁荣，政治自由越能在一些地区获得广泛基础，这些地区的不稳定特征就越突出。
托克维尔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受到了尊重，国王开始关注贫困者的疾病问题，政府很少对于穷人采用暴力手段，反而减免他们的税额或给穷人以救济。
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比较繁荣，增长率比较快，个人比过去也更为富裕。
于是，托克维尔得出结论：
“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
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
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
”[6]
自托克维尔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曾经用一些国家的资料和史实证明：
发展带来了不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风险。
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就用很多资料证明了J曲线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阐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7].J曲线理论解释说，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
当期人们望值增长得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
该研究认为，动乱常常发生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的期望值已经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却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于是，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
所以，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
如果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就难以发生，但是，如果在高增长之后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就要警惕动乱的发生。
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兹涅茨是用“倒U形曲线”理论解释的。
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
如果用他的理论解释中国改革的话，那就是，在改革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不大。
改革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体制不完善，漏洞很多，从而导致了不公平的增长。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健全，贫富差距又会缩小。
此外，解释高增长期的高社会风险的理论还有：
赫西曼的“隧道理论”和朗西曼的“ABX理论”[8].与上述戴维斯和格尔、库兹涅茨等的理论相比，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更偏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解释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产生的原因。
简言之，他们认为，人们满意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
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某一个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的收入不断增加了，而总没有自己的份，他就会感到不公正，甚至会采取过激行为或违规行为。
有时候，其实，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没有别人快，而这个人的欲望却比别人强烈得多，他总是与更高的收入者比较，结果，他还是不满意，甚至是极大的不满。
所以，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说明，即使在照顾了一些人利益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发生。
总之，上述理论说明，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
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群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所谓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必然是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有些人利益相对受损，有个别人甚至会出现利益绝对受损的情况。
获利的当然会沾沾自喜，而受损的或获益较小的却常常会发生心理失衡。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带来与经济相关连的其他多方面体制的变革问题。
比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带来了金融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问题。
所以，在当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随时发现潜伏着的问题和危机，及时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提出的战略构想。
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是在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实验，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在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验中，可比较的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他们也是一种实验的模式，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国家采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制度设计，邓小平使用“改革”一词，改革这个词意味着，在经济与社会的改变中，是用渐进和改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完全打碎原有的体系，重建一个体系。
“打碎原来国家机器”的方式，在历史上和全世界也不乏其例，其损失是很大的。
“打碎”之后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去重复原来的许多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1979年以来的变革跟苏联和东欧就很不一样。
他们采用了打碎原来的国家机器然后重建的方式，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他的心脏做了手术，同时也将肝、脾、肾，全都换了。
那么这个人，没有很长的时间肯定是恢复不了的。
而且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他的每一项手术都做得非常成功。
在这种社会实验中，苏联和东欧是一种模式，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给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主要发明者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
实践证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这种渐进模式的改革实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过程，也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理解了这个关键时刻，才能理解和谐社会对于我们的重大意义。
26年的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
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严峻、社会保障缺失、犯罪问题严重等等。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实验就难以成功。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协调好社会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本文第一部分谈了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
当然，这十个条件只是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也不是没有重点的，在当前，笔者认为，核心问题或关键问题是特别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
所谓协调利益关系，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
有关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关键是财富、收入在各个群体之间如何分配。
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启发经济的动力。
26年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力不足，反而是动力有些“过度”了。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了。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应该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我们知道，测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的方法，中国的经验也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0.38的水平，1994年达到0.434，1997年为0.4577.根据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较了2004-2005年的一些调研，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水平。
基尼系数0.5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的差距水平。
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十个国家是：
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在改革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从0.33上升到0.5的水平，确实是上升速度太快了。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确实是严重的问题。
上述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大多分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均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带来了社会动荡，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目前基尼系数0.5的水平，确实到了应做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从另一个极端看，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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