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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劝导是指接受别人认为自己具有执行某一任务的能力的语言鼓励而相信自己的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说服性的言语必须实事求是，调动个体的积极性。
那些虚幻的、华向不实的劝导不但会适得其反，身心状态会影响自我效能的水平，个体在追求目标时，自我效能通过生理唤起来影响行为改变。
乐观积极的自己肯定信念能创造积极情感，消极情绪会产生挫败感，所以要变消极情感为乐观心态。
由此可以看到，自我效能是可以通过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来培养。
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中注重引导受教育者，直面困难而不是逃避，在一次次迎难而上来证明自己的坚强，使自己的自我效能得到强化。
社会认知理论在施为视角（anagenticperspective）的基础上自我发展、自我适应和自我变化。
施为指的是人有意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机能和生活环境
1.基于施为概念的社会认知理论
人类施为具有几个主要特点：
（1）意图性（intentionality）
人的意图包括行动计划和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战略。
（2）通过前瞻行为所产生的施为的临时延展性
不单单指对未来的计划，而是指人们为自己设定目标并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而有目的地指导和激发自己努力。
施为者不仅具有计划和事前思考的机能，而且还可以进行自我调节。
施为者依照个人的标准，通过自我反应性影响（self-reactiveinfluence），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调节。
人一般做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事情，而避免去做招致责难的事情。
人不仅是施为主体，同时也是自我机能的检验者。
他们通过对机能的自我感知，思考自己的效能、思想和行为的正确性，以及自己所追求的意义何在，然后在必要时做出合理的纠正。
社会认知理论并不认同个人施为和脱离人类活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论。
人类机能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体系之中。
因此，个人施为是在覆盖广泛的社会框架影响下的关系网中发生作用的。
在这些施为过程中，人建立了用来组织、引导和规范人类活动的社会体系。
社会体系的种种实践，反过来限制和提供个人发展和作用的资源和机会。
正是由于个人施为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动态的双向作用，社会认知理论并不认同个人施为和脱离人类活动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论。
2.社会榜样作用的中心化
在榜样作用在中，人们通过学习榜样，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榜样作用已被中心化并具有广泛性，但是在其过程方面，却一直乏人问津，直到1994年米勒和多拉德（MillerandDollard）出版了《社会学习与模仿》（SocialLearningandImitation），才认可了榜样作用。
但是，他们只把这些现象看做是辨别学习的一个特例。
榜样提供了一个社会途径，而观察者做出对等反应，这种强化作用增强了模仿榜样的倾向。
社会榜样作用需通过以下四个具体过程发生作用，包括注意过程、表象过程、演化转换过程以及动机过程（Bandura，1971）。
类化模仿是由社会信念和期望的结果所控制的，而不是由深度的强化作用决定的（BanduraandBarab，1971）。
当榜样行为的功能性价值完全不同的时候，儿童常常会忠实地模仿给他奖励的女性的行为，而很快忽略不给他奖励的男性的行为。
当奖励的榜样行为的可辨性不同的时候，儿童选择可分辨的、有奖励的反应行为，停止模仿可分辨的、无奖励的言语反射。
但是，对于那些不能明显与其他有奖励组别区别开的行为，儿童还是会去模仿。
双认识体系（Anderson，1980）结合了陈述性知识和体现于任务决策规则中的程序性知识，这一体系在解决转换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对于事实性和程序性知识的习得进行解释研究，可以帮助解决简单行为的认识问题。
但是，在练习熟练运用复杂动作的时候，程序性知识是不够的。
它需要多方面的自我调节和纠正反馈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知识结构被转换为熟练应用。
（例如，如果只给一个不会滑雪的人提供学习滑雪的材料，以及一套完整的滑雪程序规则，然后，让他开始从山顶滑雪的话，这个实验最有可能终结于当地医院的骨科病房或重症监护病房。
）
由榜样作用传达的认知表征，是技巧性应用的向导，以及培养行为熟练度的评判标准。
技能通常是通过在行为产生过程中反复纠正概念匹配得以完善。
伴有启发式反馈的监督演化过程，是观念转换成熟练应用的工具。
这种伴有演化的反馈，为检测和纠正概念和行动错配提供了信息。
如此一来，在比较信息的基础上，调节行为进而掌握了所需的能力。
判断一个心理学理论的价值，不仅要看其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而且最终还要看它在提高人类机能的变化中可操作的能力。
社会认知理论随时可以服务社会，因为它界定了可修正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在验证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建构。
3.关于榜样作用的本质和范畴的几种误解
在榜样作用的本质和范畴方面，存在一些很深的误解，这阻碍了这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在研究和社会方面的应用。
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但要阐释社会榜样作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还要消除这些误解。
误解
（1）：
榜样作用只能产生模仿的结果。
（反例：
被动语言形式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话语表达。
对于抽象榜样作用（Bandura，1986；
RosenthalandZimmerman，1978）的研究表明，社会榜样作用意味着，观察者抽象和总结出示范者行为的结构和基本原则，他就可以做出示范者做过和说过之外的新行为，他们也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例如，通用管理技能，它是一种通过榜样作用和伴有启发性反馈的指导演化而掌握的技能，它可以提高管理的职能，能够降低员工缺勤率和离职率，提高组织产出的水平（LathamandSarri，1979；
Porrasetal.，1982）。
误解
（2）：
榜样作用会扼杀创造力。
在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示范者面前，一般来说，观察者既不完全模仿其中某个人的行为方式，也不会采用所有示范者的属性，包括他们喜欢的示范者。
相反，观察者把不同示范者的各种特点融合到一起，组成一个不同于原先任何一个示范者的新模式（Bandura,Ross,andRoss，1963）。
因此，两位观察者完全可以通过有选择地融合不同示范者身上的特点，来创建出别于彼此的新的行为方式。
榜样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高认得创新能力。
非常规的思维模式的榜样作用可以提高他人的创新能力（HarrisandEvans，1973；
Gist，1989）。
创新通常需要把现有的知识与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Bolton，1993）。
许多组织来战了大量的筛选有效榜样的工作。
人类非常精明，他们没有时间和资源重新创造成功的系统、服务及产品的核心特点，他们提取有利的因素并加以改进，把它们综合成新的形式，再调整它们适应特殊的情况。
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选择性榜样作用实为创新之母。
误解（3）：
有关榜样作用的范畴。
一些批评家争辩说，榜样作用不能培养认知能力，因为思维的过程是隐蔽的，并不能完全充分反映在认知操作的最终的榜样行为中。
这只是概念构想的局限性，而不是榜样作用的固有的缺陷。
梅琴鲍姆（Meichenbaum，1984）表示，示范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声说出他们的推理方法，这种言语示范可以迅速提高认知能力，因为观察者可以了解指导决定和行动的思想过程。
在这种言语榜样作用中，示范者一边评估要解决的问题，一边说出他们的想法，寻找相关的信息，找出备选的解决方案，权衡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并选择出最后确定的解决方案的最佳执行方案。
同时，他们还要说出遇到困难时的解决方案，比如，如何纠正错误以及如何激励自己。
4.象征性榜样作用的影响力和范围
非凡的通信技术，正在改变人类影响的性质、范围、速度和轨迹。
这些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传播的过程。
依靠通信卫星实现的视频系统，已成为传播象征性环境的主导方式。
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共同的意识。
互联网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及时沟通，使得电子榜样作用成为跨文化变革和社会政治变革的有力手段（Bandura,2002;
Braithwaite,1994）。
通过象征性榜样作用，创新成果的社会传播动能得到了扩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把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知识进行了整合（Bandura,1986,2001;
Rogers,1995）。
社会认知理论指导和激发人们去接受和采用新的思想和实践。
复杂交织的社会网络，为这些思想和实践的传播和支持提供了潜在的途径。
社会认知方法通过与其他方法（Bandura,2002）的合作，把三个主要部分结合到一个模型当中，以此促进全社会的变化。
第一个模型是理论模型。
这一模型详细说明了社会心理变化和运行机制的影响因素，这些知识提供了指导原则；
第二个模型是一个转换和执行模型。
它把理论原则转化为一种新型的运作模型，这个模型详细说明了执行的内容、变化方法和模式；
第三个是一个关于如何促进不同的文化环境采用社会心理项目的社会传播模型。
以上三个模型都具有独特的职能，并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
5.自我调节能力约束下的施为活动
在这个行为主义风靡的时代，学习通常被认为是在经典性和工具性条件作用下发生的。
在这个概念中，动机在奖罚的机制上，受原始的功能主义调节。
这种方法通过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来影响人的思维过程、动机、情感状态和自我指导行为，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某个方面。
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发展方向的施为，因环境的性质和可变性而不同。
环境不是单向对个人施加影响的庞然大物。
操作性环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强加性环境、选择性环境和创造性环境。
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人都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虽然人对它们发生作用无能为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控制自己如何看待和反作用于环境。
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只不过是一个机会和障碍性并存、奖励和惩罚并举的潜在立场。
只有在适当的行动选择并激活的条件下，环境才会发生作用。
这就是选择性环境。
究竟哪部分潜在的环境会变成实际发生作用的环境，取决于人如何取舍。
在相同的潜在环境下，如果这个人把注意力放在环境所提供的机遇上，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高；
如果他总是考虑存在问题和风险，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降低（KruegerandDickson,1993,1994）。
创造性环境并不是等待人去选择和激活的潜在环境，相反，人认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主动创造环境。
环境变化的等次，是按照个人施为的程度来划分的，从认知解释施为，到选择和激活施为，再到建设性施为。
个人效能和集体效能的信念，在如何组织、创造和管理生活环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环境会影响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以及日后的发展方向。
人可以有计划地做许多事情，来控制自己的发展状况和生活环境。
但是，在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偶然发生。
事实上，人生道路上的很多至关重要的事件，都是在最平凡的情况下发生的。
人们开始新生活、找到人生伴侣和开创职业生涯，常常是出于一些偶然事件（Austin,1078;
Bandura,1986;
Stagner,1981）。
偶然事件就是互相不认识的人不期而遇。
虽然在一系列发生的事件中，单独事件各有其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则是偶然发生，而不是事先计划的（Nagel,1961）。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可能产生动态的影响，进而改变人生的轨迹。
偶然事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直线性、连续性和渐进性。
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单独的事件，为这种偶然的相遇，创造了无数的机会，这也大大增加了长期预测人类行为的难度。
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控制它的影响。
积极的生活可能会带来更多数量和类型的机会。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带着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去做事和探索的人。
一些人还会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增强信心和提高能力，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这些个人的谋略，使他们能尽可能地抓住那些不期而至的机遇。
正如巴斯德（Pasteur）所言，“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
自我发展帮助人们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
这些不同的积极行为，解释了人们如何通过施为来管理偶然性。
在探索自我管理的过程中，作业还研究了自我调节的机制。
我们的社会应用是把理论转化为实践（Bandura,1986,1997）。
为了施加自我影响，个人需要监督自己的行为，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而后按照自己的评价进行行动。
人的动机和行为，不仅受到物质刺激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社会的刺激和个人标准下自我评价的影响。
人们往往使用边际效应，甚至牺牲物质利益，来维护他们的自尊。
动机和自我调节对照理论，重点强调由人类机体中的负反馈环引导的纠错部分。
社会认知理论吧双重对照系统与自我调节复合在一起，即变成一个正面差距生产系统与一个减少反应差距系统协同运作的模式（Bandura,1991）。
人不仅是反映机体，而且是有雄心抱负和能动性的机体。
人们事前考虑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有计划地进行选择性的控制活动，而不是对他们努力的影响做出简单的反应。
他们有深谋远虑的目标，并以此来预见和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仅有看到缺陷和不足的后见之明。
构建理论的目的在于，查证一小部分用来说明广泛现象的解释性原则。
在普适性方面，社会认知理论侧重于，能够在不同领域进行运作的综合性原则。
社会认知理论的自我调节部分，在教育发展、促进健康、影响调节、运动表现、组织运作和社会变革等许多领域的应用中得到证实（Bandura,1997;
2002a,2004c;
FrayneandLatham,1987;
Zimmerman,1989）。
一旦人们建立一个道德标准，无论自我约束是否符合个人的标准，都会影响自我调节。
一般来说，人们做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事情，而避免去做违背自己道德标准的事情，否则，会招致责难。
6.基于自我效能概念的理论延展
人们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控制自己的动机、思维方式和感情生活。
1960年，对人类机能和变化的解释和修正，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Bandura,2004b）。
因果分析把重点从无意识的精神动态，转移到交易型社会心理动态。
人类机能被看做是个人、行为和环境影响动态交互作用的产物。
关于生活问题的社会标签事件（Sociallabelingpractices）发生了变化。
问题行为被看做是一种发散性的行为，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
诊断性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精神病理的类型，这给人带来羞耻，功能性分析方法取代了这种方法。
有关人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实验室和对照现场研究方法，取代了晤谈内容分析法，面向行动的治疗改为解释性晤谈。
治疗的方式在内容、场所和施为者方面都有了变化。
科技进步由两种理论推动（Nagel,1961）：
第一种形式寻找直接可观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但是回避促进这些事件发展的机制；
第二种形式的重点是解释可观察事件功能关系的机制。
关于认知的影响因素方面争论的焦点，不是内在原因的合理性，而是受惠的内在影响因素的类型（Bandura,1996）。
例如，操作性分析师越来越多地把解释性的任务，转移到有机体内部的影响因素上，即强化内植历史。
植入的历史是一个推断出来的内在起因，而不能直接观察到。
对于内部影响因素的争议，并不完全发生在行为学家和认知学家之间。
操作性分析师之间，也存在不断扩大的裂痕，模型的重心从基于环境控制，向基于有机体控制转移（Machado,1993）。
导向掌握方法的发展和评价中，作者侧重于三个基本过程：
通过治疗的作用促进社会心理的变化，扩大有效变化的普遍性和范围，延长其时效。
除了在每个评价方面都展示了这种治疗方法的效力外，作者还探讨了更深一层的功能，即在抵抗不幸经历影响方面的作用。
增强这种抵抗性是基于以下理由：
不幸经历功能紊乱的再现能力，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嵌入式模式，而不仅仅是经历的属性。
很多不错或者中性的经历，可以抵消恶性事件的影响，遏止负面情绪的蔓延。
为了检验这个想法，在机能完全恢复后，在面对不同情况的危险时，检测之前的患者是否从自我导向掌握的经历中获益。
社会认知理论解决了自我效能的一些关键性问题（Bandura,1997）。
这些问题包括效能信念的起源、结构和功能、不同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过程以及模式的影响。
正式这些模式，可以被用来创立和延伸效能信念，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改变。
一系列调查中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为自我效能在许多领域的效能作用，提供了新的启示，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临床功能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饮食失调、药物滥用）、个人和团队运动素养、组织运作等，以及社会和政治系统（Bandura,1999,1997;
Schwaezer,1999;
Maddux,1995）.
任何理论中，动机、影响和行为认知调控的一个主要问题，都是有关因果关系的。
人们用各种实验方法来验证，个人效能是动作的影响因素，而不仅仅是次要的对于动作的反应（Bandura,1997;
BanduraandLocke,2003）。
特质思想按照习惯行为簇把人特征化，如此，性格已与特质思想密不可分。
这些在全球通用的措施中，由脱离背景的行为描述符进行衡量。
在这种方法中，行为分类法取代了自我参照的结构、流程和功能。
行为簇具体来说，就是个性的影响因素。
在有关“性格的社会认知理论”的部分，作者论证了性格是存在于自我施为过程当中，而不是行为簇中（Bandura,1999b）。
自我效能感是对个人能力一种判断，与自尊是两回事，自尊判断的是自我的价值。
自我效能感也与内外控制倾向不同，后者是判断结果是由行为还是由外部力量引起的信念。
7.人类施为的三人组合模式
人们几乎把人类施为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重点，全部放在了个人施为上。
然而，个人施为并非是人影响自己生活方式的唯一途径。
社会认知理论区分了三种不同模式的人类施为，即个人施为、代理施为和集体施为。
在个人施为发挥作用的许多领域中，人无法控制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条件和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人通过行使代理施为，谋求幸福、安全和有价值的成果。
在这种通过社会完成的间接施为模式中，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联系那些有条件获取资源或专业知识，或能够施加影响和权力的人，来替他们达成他们的要求，进而获得他们想要的成果。
人们并不会机械式地生活，很多事情要通过社会相互依赖的努力才能实现。
作者把人类施为的概念拓展成集体施为，集体施为已经深深扎根于人的共同信念中，那就是相信集体有能力通过一起努力，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使得该理论可以推广到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和活动层面。
自我效能理论对数据的判断主体和测量现象的评估层面进行了区分（Bandura,1997），人们并不相信群体心理，成员脑中的集体效能，就是他们对集体能力的信念。
由于集体中的个人是判断集体效能的主体，因此，往往误从个人层面对测量现象进行评估。
需要说明的是，对个人效能和集体效能的评价，代表了集体的不同层次，而不是代表判断主体。
我们大部分人的文化心理，是建立在本土的文化主义基础之上（GjerdeandOnishi,2000）。
国家为社会心理取向充当代理主体，这种社会心理取向进而被归咎于某国家及其人民，仿佛某国人民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日本人被归类为集体主义者，美国人则被归类为个人主义者。
文化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活力并拥有多样的内部系统。
即使在同一类别的社会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Kim,etal.,1994），同种文化中的成员也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在教育以及社会经济方面亦存在差异（Matsumoto,KudohandTakeuchi,1996）。
针对多个活动领域和社会关系阶层的分析表明，在某些方面，人们有共同的行为表现，而在许多其他方面，人们则有个性的行为表现（Matsumoto,KudohandTakeuchi,1996）。
人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条件地表现出他们的文化取向，这取决于起刺激条件作用的文化取向的变化性（Yamagishi,1988）。
鉴于文化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及起刺激条件作用的文化取向的变化性，而归类方式掩盖了这种丰富的多样性。
许多跨文化研究，都依靠对比两种文化，来自单一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通常被拿来与单一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对比。
文化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也不再是孤立的。
全球化下的交流与沟通，正在缩小文化之间的差异。
不仅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越来越迷恋可以超越时间、跨越距离、穿越区域和国界的网络世界。
此外，巨大的跨国影响正使生活的各个方面，朝均衡化或者两极化发展，并在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杂交文化。
这些新的现实要求我们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文化的影响，并扩大跨文化分析的领域。
另一方面，一些顽固不化的观点，对于测试理论范围的研究起了阻碍作用。
人具有两种能力：
一种是基本能力；
一种是在文化的作用下，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潜在能力。
社会认知理论对这两种能力进行了区分。
例如，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已经具有一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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