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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和“行星的数目”是同一个抽象东西的名字，但大概必须认为是意义不一样的。
因为需要作天文观测，而不单是思考意义，才能确定所指的这个东西的同一性。
1参见前面第9页。
2参见前面第10页和后面第107-115页。
上面是关于具体的和抽象的单独名词的例子。
至于普遍名词或谓词，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与此相类似，一个单独名词是要给一个抽象的或具体的东西命名，普遍名词则不是;
但一个普遍名词或者适用于一个东西，或者对许多东西中的每一个都适用，或者对任何一个东西都不适用。
2一个普遍名词对之适用的所有的东西这个类就叫做这个
延。
正如一个单独名词的意义与被命名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我们同样也必须把一个普遍名词的意义与它的外延区别开来。
比方说，普遍名词“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大概就是外延相同而意义不同的。
在普遍名词的场合把意义与外延混为一谈比起在单独名词的场合把意义与命名混同起来，较为少见。
在哲学中把内涵（或意义）与外延（或者用不同的术语来说，是把涵义与指谓）对立起来，确实是很平常的。
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是现代的内涵或意义概念的先驱。
依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理性的”属于人的本质，“是两足的”则属于人的偶性。
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看法与意义学说之间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从后一种观点来看，确实可以承认（即使仅仅为了辩论）理性包含在“人”这个词的意义之内，而两足性则不包含在内;
但同时却可以把两足性看做包含在“两足动物”的意义之内，而理性则不包含在内。
这样从意义学说的观点看来，对于同时是一个人又是一个两足动物的实际的个人来说，说他的理性是本质的，而他的两足性是偶有的，或者反/31/过来，说他的两足性是本质的，而他的理性是偶有的，都是毫无意义的。
依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有本质，但只是语言形式才有意义。
当本质由所指对象分离出来而同语词相结合时，它就变成了意义。
就意义理论来说，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它的对象的本性问题:
意义是一种什么东西,可能由于以前不曾懂得意义与所指是有区别的，才感到需要有被意谓的东西。
一旦把意义理论与指称理论严格分开，就很容易认识到，只有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陈述的分析性才是意义理论要加以探讨的首要问题;
至于意义本身，当做隐晦的中介物，则完全可以丢弃。
3
于是我们就又碰到了分析性的问题。
在哲学上一般认为分析陈述的那些陈述，确实不难找到。
它们分为两类。
第一类可称为逻辑地真的陈述。
下面句子可作为典型:
（1）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
这个例子的有关特点是:
它不仅照现在的样子是真的，而且要是给“男子”和“已婚的”这两个词以一切任何不同的解释，它都仍然是真的。
如果我们假定先已开出包括“没有一个”、“不”、“如果”、“那么”、“和”等等逻辑常词的清单，那么一般地说，一个逻辑真理就是这样一个陈述，它是真的，而且在给予它的除逻辑常词以外的成分以一切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它也仍然是真的。
但还有第二类的分析陈述，下面的句子可作为典型:
（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它的同义词“单身汉”;
（2）就能够变成
（1）。
因为在上面的描述中我们要依靠一个和分析性自身同样需要阐释的“同义性”概念。
所以我们仍然没有对于第二类分析陈述，因而一般地对于分析性的特点作出恰当的说明。
3参见前面第ii页及下页和后面第48页及下页。
近年来，卡尔纳普往往求助于他所谓的状态描述来解释分析性。
4一个状态描述就是把真值穷尽无遗地分派给语言中的原子陈述或非复合陈述。
卡尔纳普假定，语言中一切其他陈述都是借助于熟悉的逻辑手段由它们的成分句按照这样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即任何复杂陈述的真值就每一个状态描述来说都是为特定的逻辑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一个陈述在一切的状态描述中都是真的，那么这个陈述就被解释为分析的。
这种说法是莱布尼茨“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真”的翻版。
但要注意，只有当语言中的原子陈述，同“约翰是单身汉”和“约翰是结了婚的”不一样，是彼此完全没有关系的，关于分析性的这个说明才用得着。
否则就会有一个状态描述把真值的真既分配给“约翰是单身汉”，也分配给“约翰是结了婚的”，结果“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按照所提出的标准便变成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陈述了。
这样，根据状态描述的分析性标准就仅仅适用于那些并无像“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这种非逻辑的同义词序偶（synonym-pairs）的语言，即引起“第二类”分析陈述的那种类型的同义词序偶。
根据状态描述的这个标准顶多是对逻辑真理的重构而不是对分析性的重构。
我并不是说卡尔纳普在这一点上抱有任何幻想。
他的带有状态描述的简化模型语言主要不是为解决一般的分析性问题，而是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阐释概率和归纳问题。
然而我们的问题却是分析性;
而这里主要的困难不在第一类分析陈述，即逻辑真理上面，而在依赖于同义性概念的第二类分析陈述上面。
4Carnap[3]，pp.9ff;
[4]，pp.70ff.
（二）定义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说第二类分析陈述可根据定义还原为第一类分析陈述即逻辑真理，以此感到安慰，例如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的男子”。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单身汉”被定义为“未婚的男子”呢,谁这样下定义,在什么时候,难道我们要依据身旁的词典，把词典编纂人的陈述奉为法律,显然这会是本末倒置的。
词典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
如果他把“单身汉”解释为“未婚的男子”显地含有这两个语词形式之间的同义性关系。
这里所预先假定的同义性概念大概仍须根据同语言行为有关的一些词来阐明。
“定义”是词典编纂人对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当然不能作为同义性的根据。
的确，定义不是唯独语言学家才有的活动。
哲学家和科学家常常有必要给一个难懂的词“下定义”，就是把它释义为较熟悉词汇中的词。
但这样一个定义，像语言学家的定义一样，通常是纯粹的词典编纂法，即肯定一个在现有说明之前的同义性关系。
肯定同义性到底是什么意思，两个语言形式要能够恰当地被描述为同义词，到底什么样的相互联系才是必要而又充分的，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不论这些相互联系是什么
样的，它们通常是以用法为根据的。
因此报道被选为同义性实例的定义便是关于用法的报道。
但是，也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定义活动，它并不局限于报道先已存在的同义性。
我指的是卡尔纳普所说的解释（explication），即哲学家所致力的而科学家在其较富于哲理性的时刻也从事的一种活动。
解释的目的不是单纯把被定义词释义为一个完全的同义词，而实际上是使被定义词意义精练或对它加以补充来改进它。
但即使解释并不单纯报道被定义词与定义词之间的先已存在的同义性，它仍然是以其他的先已存在的同义性为根据的。
这问题可以这样看:
任何值得解释的语词都有一些语境，这些语境整个地说是足够清楚和确切的，因而是有用的;
解释的目的就是保存这些特优语境的用法，同时使其他语境的用法明确起来。
因此，为了一个给定的定义适合于解释的目的，所需要的并不是被定义词的先前用法和定义词同义，而只是:
被定义词的这些特优语境的每一个，就其先前用法整个地来看，是和定义词的相应的语境同义的。
两个可供选择的定义词可以同等地适合于某一解释的任务，但却不是彼此同义的，因为它们在特优语境内部可以互相替换，而在别处便有分歧了。
解释类型的定义由于坚持这些定义词中的一个而非另一个，便通过认可产生了被定义词与定义词之间以前并不存在的同义关系。
但像上面所见到的，这样一个定义的解释性职能仍然是来自先已存在的同义性。
但是，的确仍然有一种极端的定义不能归溯到先已存在的同义性;
这就是纯粹为了缩写的目的明显地根据约定引进新的记号。
这里被定义词和定义词所以是同义的，纯粹因为它是为了和定义词同义这个目的而特意被造出来的。
这里我们有了同义创造的真正明显的例子;
但愿一切种类的同义性都是同样地容易理解就好了。
就其他场合来说，定义依赖于同义性，而不是解释它。
“定义”这个词已渐渐具有一种危险地使人感到放心的意味，这无疑是由于它在逻辑和数学著作中的经常出现而形成的。
我们现在最好暂且撇开一下正题，简要地对定义在形式研究中的作用给予评价。
在逻辑和数学系统中，我们可以在互相对立的两种节约方式中追求任何一种，而每一种都有它的特殊的实际效用。
一方面我们可以寻求实际用语的节省，即轻易简便地陈述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种节约通常要求用特殊的简明记号来表示许多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相反地我们可以寻求语法和词汇的节约;
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少量的基本概念，以便一旦其中每个都有了特殊的记号，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基本记号的单纯结合与重复来表达想要得到的任何其他概念。
这第二种节约从某方面来讲是不实际的，因为基本用语的贫乏必然使论述变得冗长。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实际的，通过把语言本身的词和构造形式减到最小量，就大大简化了对于语言的理论性论述。
两种节约虽然乍看起来是不相容的，但各自在不同的方面是有价值的。
因此产生了这样的习惯:
就是用实际上是构造两个语言（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一部分）的方法把两
种节约结合起来。
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虽然在语法和词汇上过于繁多，在信息长度上却是节约的。
但另一方面，叫做原始记号的那一部分在语法和词汇上却是节约的。
整体和部分是由翻译规则来相互联系的，通过这些规则不是原始记号中的每个用语都等于由原始记号构造起来的某个复合体。
这些翻译规则就是在形式化系统里出现的所谓定义。
最好不要把它们看做一个语言的附属物，而是看做两个语言（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一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这些相互关系不是任意的，它们被认为表明了原始记号除了简短和方便之外，还如何能够完成这个过于繁多的语言的一切目的。
因而在每个场合可以预期，被定义词和定义词是以刚刚提到的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关系的。
定义词可以用范围较窄的一套记号来忠实地给被定义词释义，从而保存了一个先前用法里的直接的同义性5;
或者定义词可以按照解释的本旨，把被定义词的先前用法加以改良;
最后，或者被定义词可以是一个新创造的、此时此地才赋有一种新意义的记号。
这样，在形式的和非形式的研究中都一样，我们发现定义—除了明显地根据约定引进新记号的极端场合—是以在念并不掌握同义性和分析性的关键，那么就让我们进一步探究同义性，而把定义撇开。
5根据“定义”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的意义来说，被保存的这个关系可以是仅仅在指称上一致的较弱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定义由于和同义性问题无关，此处最好置而不论。
6Cf.Lewis,17,，p.373.
（三）互相替换性
值得仔细考察的一个自然的意见便是:
两个语言形式的同义性仅仅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互相替换而真值不变，用莱布尼茨的说法，就是保全真值（salvaveritate）的互相替换性。
6注意，这样构想的同义词甚至不必是没有含混的，只要这种含混是相称的。
但是说同义词“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在一切场合都可以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却不完全正确。
我们拿"
bachelorofarts"
（文学士）或"
bachelor'
sbuttons"
（小的果味饼干）
为例，如果在此处用“未婚的男子”来替换“bachelor"
，那么很容易看到真理就变成谬误，例如:
"
Bachelor"
不满十个字母。
然而，我们也许可以把短语"
和加引号的"
bachelor"
都看做单一的、不可分的语词，并且规定，那作为同义性标准的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不应当适用于一个语词内部的断片，而把这些反例置之不顾。
同义性的这个说明假定在其他各点上是可接受的，但的确有求助于“语词”这个在先的概念的弱点，而可以料想这个概念是难以明确表述的。
但把同义性的问题还原为词性的问题还是可以认为有了一点进步。
我们且承认“词”是当然的，照这个思路继续做一点讨论。
问题仍然在于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除开语词内部的断片不算）是否是同义性的一个充分有力的条件，或者相反的，是否有些异义词也是可以这样互相替换的。
现在让我们讲清楚，我们这里不谈在心理联想和诗学性质上完全同一的那个意义上的同义性;
的确没有任何两个语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同义的。
我们只讨论那个可以称为认识的同义性的东西。
这种同义性究竟是什么，在没有成功地结束目前这个研究之前是不能够说的。
但从第一节里同分析性有关而产生的对它的需要，我们对它是有所认识的。
那里所需要的不过是这样的一种同义性，就是说用同义词替换同义词便可以把任何分析陈述变成一个逻辑真理。
的确，把局面倒转过来而从假定分析性出发，我们就能够把语词的认识的同义性解释如下（继续用这个熟悉的例子）:
说“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是认识上同义的就恰恰等于说下面这个陈述:
（3）所有并只
是分析的。
7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不预先假设分析性的关于认识同义性的说明—如果我们要像在第一节里所做的那样，反过来借助于认识的同义性来解释分析性的话。
的确，目前所要考虑的正是对这样一个独立的关于认识的同义性的说明，即在除语词内部以外的一切场合都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
最后重新提起话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这样的互相替换性是不是认识的同义性的充分条件,用下面一类的例子，我们很快就可以确定，它是的。
下面这个陈述:
（4）必然地所有并只有单身汉是单身汉
显然是真的，即使假定“必然地”被这样狭隘地解释，以至仅仅真正适用于分析陈述。
如果“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是可以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的，那么，用“未婚的男子”替换（4）中出现的“单身汉”的结果:
（5）必然地所有和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的男子
便像（4）一样必定是真的。
但是说（5）是真的即是说（3）是分析的，因此“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是认识上同义的。
让我们看看在上述论证中有什么东西使它带有变戏法的样子。
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的条件是随着现有语言丰富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效力的。
上述论证假定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足够丰富，可以包含“必然地”这个副词，这个副词还被这样地解释，以至当且仅当把它应用于一个分析陈述时，才产生真理。
但是我们能够原谅含有这样一个副词的语言吗,这个副词真的有意义吗,假定它是有意义的，便是假定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分析性”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这么费力地去探讨的是什么呢,
7这是最初的广义的认识的同义性。
卡尔纳普（Carnap[3].pp.56ff）和刘易斯（Lewis[2]，pp.83ff）曾指出，一
旦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怎样又导引出一个对某些目的来说更为可取的狭义的认识的同义性。
但是，概念
构造的这个特殊的分支不在本文目的之内，一定不要同此处所说的广义的认识的同义性混淆起来。
我们的论证不是直截了当的循环论证，但类似于循环论证。
打个比方来说，它具有
空间里的一个闭合曲线的形式。
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如果不是与一个其范围在有关方面都已详细说明的语言相联系，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假定我们考虑一个恰恰含有下述材料的语言，有无定限地大量的一位谓词（例如，“Fx"
的意思是:
x是一个人，“F”便是一位谓词）和多位谓词（例如，“Gxy”的“G'
Y,而“Gxy”的意思是:
x爱y），大部分和逻辑之外的题材有关。
语言的其余部分是逻辑的。
每个原子句都由一个谓词随以一个或几个变元“x”、原子句构造起来的。
8实际上这样一种语言享有摹状词和一般单独名词的利益，这些是可以用已知的方式在语境里下定义的。
9甚至给类、类的类等等命名的抽象单独名词也是能够在语境里下定义的，如果假定的谓词贮备包括类属关系的二位谓词的话。
10这样一种语言对于古典数学，而且的确一般地对于科学论述都是足够的，除非后者包括像反事实的条件句或“必然地”等模态副词这样的会产生争论的手段。
11上述这个类型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是外延的:
在外延上一致的（就是说对于相同的对象是真的），任何两个谓词都是可以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的。
12
所以，在一个外延语言中，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并不是想要得到那个类型的认识同义性的保证。
在一个外延语言中“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是能够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的这一点，不过向我们保证（3）是真的。
这里并不保证“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的外延一致是依赖于意义，而不像“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那样，单纯依赖于偶然的事例。
就大多数场合来讲，外延一致是最接近于我们所关心的同义性了。
但事实仍然是这样:
外延一致远远没有达到为了按照第一节的方式来解释分析性所要求的那一种认识的同义性。
那里所需要的认识的同义性是这样的一种，它将使“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的同义性等同于（3）的分析性，而非单纯等同于（3）的真理性。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要是相对于一个外延的语言来加以解释，便不是为按照第一节的方式得出分析性所需要的那个意义上的认识同义性的充分条件。
如果一种语言含有一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意义上的内涵副词“必然地”或有同样意义的其他逻辑常词，那么在这样一个语言中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确实提供认识的同义性的充分条件;
但这样一个语言仅就分析性概念先已被了解而言才是可理解的。
8后面第81页以下诸页含有对这种语言的描述，不过那里只有一个谓词（即二位谓词“.”。
9参见前面第5-8页，亦请参见后面第85页及下页、第166页及下页。
10参见后面第87页。
11关于这种手段，也可参见本书第8篇。
12这是蒯因（Quine[1],121）的主旨。
像第一节那样力图首先解释认识的同义性，以便后来由它引出分析性来，也许是错误的途径。
另外的途径是:
我们可以尝试以某种方式解释分析性而不求助于认识的同义性。
然后如果我们愿意，无疑能够由分析性十分圆满地引出认识同义性来。
我
到“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的认识同义性可以解释做（3）的分析性。
同样的解释当然也适用于任何一对一位谓词，而且能够以显明的方式推广到多位谓词。
其他句法范畴也能够以颇为相似的方式被容纳进来。
如果把“一”置于两个单独语词之间而形成的同一陈述是分析的，这些单独语词便可以说是认识上同义的。
如果两个陈述的双条件句（用“当且仅当”把它们连接起来的结果）是分析的13，它们便可以简单地说是认识上同义的。
如果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范畴都概括在单一公式里，不再假定本节开头所求助的“语词”概念，我们就能够在任何两个语言形式可以保全（不再是真值而是）分析性地互相替换（除去“语词”内部的断片）的时候，把这两个语言形式描绘为认识上同义的。
的确在有歧义或同音异义的场合产生了某些技术性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由于它们停下来，因为我们已经离开本题了。
让我们抛开同义性的问题，再次着手探讨分析性的问题。
13“当且仅当”本身是在真值函项的意义上使用的，参见Carnap〔3〕，p.14。
（四）语义规则
初看起来求助于意义领域便能够最自然地给分析性下定义。
仔细推敲一下，求助于意义也就等于给求助于同义性或定义让路了。
但定义结果是捉摸不定的东西，而同义性结果是仅仅由于先前求助于分析性本身才被最好地了解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分析性问题上来了。
我不知道“一切绿色的东西都是有广延性的”这个陈述是不是分析的。
现在我对于这个例子的犹豫不决真的表示对“意义”、“绿色的”和“有广延性的”不完全了解、不完全掌握吗,我以为不是。
麻烦不在于“绿色的”或“有广延性的”，而在于“分析的”。
人们常常暗示说:
在日常语言中把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分开的困难是由于日常语言的含混造成的，当我们有了带着明显的“语义规则”的精确的人工语言，这个区别就很清楚了。
然而，我将试图证明这个说法是混乱的。
我们正在为之烦恼的分析性概念，是陈述和语言之间的一种可疑的关系:
陈述S被认为对于语言L是分析的，问题就是要一般地，即就变元“S”和“L”来说，了解这个关系的意义。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人工语言较之对于自然语言小不了多少。
要了解有变元“S”和“L”的“S对于L是分析的”一语的意义问题，即使当我们使变元“L”的范围限于人工语言时，也是很困难的。
现在我试图说明这一点。
要谈人工语言和语义规则，我们自然要求助于卡尔纳普的著作。
他的语义规则采取各种形式，为了证明我的论言L0，它的语义规则具有明显地把L0的一切分析陈述以递推或其他方式逐一指定的形
式。
这些规则告诉我们这样那样的陈述，而且只有这些陈述是L0的分析陈述。
现在这里的困难恰好在于这些规则含有“分析的”一词，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虽然知道，
这些规则把分析性归于哪些表达式，但我们不了解，这些规则认为属于那些表达式的是什么。
简言之，在我们能够了解一个以“一个陈述S对于语言L0是分析的，当且仅当..”这样的话为开端的规则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对于..是分析的”这个一般的关系词;
我们必须了解"
S对于L是分析的”，其中“S”和“L”都是变元。
作为一个代替的办法，我们的确可以把所谓的规则看做一个简单的新符号“对L0是分析的”的约定定义，这个新符号也许最好不带倾向性地写成K,以便不像是要把“分析的”这个令人发生兴趣的语词明白清楚地显示出来。
显然我们可以为了各种目的或者不为任何目的逐一指定L0的陈述的任何数目的类K,M,N等;
说K和M,N等相反，它是L0的一类分析陈述，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什么陈述对于L0是分析的，我们只解释了“对于Lo是分析的”，但并没有解释“分析的”，也没有解释“对于..是分析的”。
即使我们满足于使“L”的范围限于人工语言领域，我们也并没有开始解释这个带有变元“S”，和"
L”的用语“S对于L是分析的”。
实际上我们关于“分析的”一词的含意所知道的，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分析陈述被认为是真的。
那么我们再转向语义规则的第二种形式，它不是说这样那样的陈述是分析的，而干脆说这样那样的陈述是包括在真陈述当中的。
这样一个规则不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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