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左派还是右派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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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存在诸多污点，亚当·
斯密仍无比坚信，商业“引入秩序和好的政府，以及与它们一起，引入了个人的自由和安全……”。
死于1790年的斯密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后，威权政府再次上台，它与自由市场间的不匹配必然引起商业社会的不确定感。
这种后遗症也正引起了20世纪始终没有终结的“国家”与“市场”之争。
而在自由市场获得普遍胜利的今天，人们似乎被推向盲目迷信市场力量的道路，他们忘记了放任市场带来的社会不公所潜藏的危险。
也忘记了，亚当·
斯密首先是一位关注“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市场预言者。
罗斯柴尔德说，在距离启蒙运动200年后，我们的世界可能将再次面临重要变革。
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思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公元1723～公元1790
亚当·
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
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在此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论》，确立了他在知识界的威望。
但是他的不朽名声主要在于他在177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该书一举成功，使他在余生中享受着荣誉和爱戴。
他于1776年在克科底去逝。
斯密一生未娶，没有子女。
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
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
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
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
斯密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
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
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
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
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
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
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
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
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
《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
“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
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
实际上亚当·
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入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
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马斯·
马尔萨斯和大卫·
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
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
虽然李嘉图和卡尔·
马克思都坚持认为人口负担会阻碍工资高出维持生计的水平（所谓的“工资钢铁定律”），但是斯密指出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增长。
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斯密在这一点上正确，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错的。
除了斯密观点的正确性及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之外就是他对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
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自从斯密以来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搁置一边，因而人们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他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因而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
而其另一巨著《道德情操论》，则试图阐明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
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
（有的叫做“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提出绝对成本说，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说。
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正确地解释国际贸易形成的原因，而李嘉图的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
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
亚当·
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
创立者"
的称号。
从大约1790年起，亚当·
斯密就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
人们以"
一鸣惊人"
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
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
他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
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
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
斯密的弟子"
为荣。
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
《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
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在亚当·
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马克思
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
"
这个亚当·
斯密早就说过！
和"
斯密才没说过这个！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亚当·
斯密当成是判别是非的指标。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熊秉元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
勒纳评论说：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
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
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亚当·
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
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
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
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
公平的旁观者"
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
这四个阶段是：
猎人的最初"
野蛮"
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
耕作"
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
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
例如，在猎人阶段中"
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
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
可怕的"
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
斯密思想的核心是：
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
他说，"
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
最后，他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
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亚当·
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
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他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
人性"
，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
自由经济社会的资源，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
所支配。
有时也会将invisiblehand译为【黑手】。
在自由经济里，黑手在冥冥中指引资源的流向。
正义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自由市场并不是无政府，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自然自由体系，是要在正义概念的前题下的合作与竞争，也就是说，自由市场交换是在特定条件与制度文化框架下，个人自由选择，意图之外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在此，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透过游戏规则的制定，获得完满的解决。
我在网路上看到这篇文章对於亚当斯密说的"
看不见的手"
有这麼丰富完整的分析
觉得很棒！
篇幅有点长，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究竟意所何指？
WhatdidSmithmeanbytheinvisiblehand?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108（3）:
441-65.
芝加哥大学WilliamD.Grampp著袁大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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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回归到亚当史密斯的本意，会发觉「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能解决某个问题，就可以推及於所有问题的万灵丹，也不是现在人们赋予它的各种意涵中的任何一种。
它单纯是指商人因为有足够的诱因而将资金留在国内，导致国内资本财的增加与国防力量的加强；
此二者皆非商人的本意，但对社会大众都有利。
史密斯的解说，显示他的修辞扭曲了他的经济学，混淆了他对自由贸易的论点，他也藉此操弄事实，并且玩弄别人的想法。
我们如果给古典经济学配上歌曲背景，歌曲的名称当然是「最初的五个字」，也就是「看不见的手」。
歌曲的开始应该由单人清唱，以符合这五个字最初的单纯本质；
歌曲的结尾应该由众人各唱各的调，以反映这五个字后来被诠释成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主张。
这五个字是史密斯所写过的文字中最为人熟知者，尤其对那些读过关於史密斯的著作，远超过读史密斯原著的人而言，肯定是熟悉得无以复加。
如果我们按照「看不见的手」受到世人嘱目的程度，来衡量其重要性，那麼它的确很重要。
但是备受舆论重视，不一定表示它真的很重要。
在我看来，「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
首先，它是史密斯对自由贸易整体主张的一部分，它在好几处地方是机敏的论述，有几次显得狡猾，还有时候似是而非；
整体看来，史密斯选择的这个名称，既可以代表后来人们误以为真的观念，也可以代表他原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的真理。
简言之，就此论点而言，史密斯既是艺术家也是教授。
其次，「看不见的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论战中的辩论工具，常常被用来斥责某些人对价格机能的认知视野狭隘。
第三，史密斯对这项观念的论述中，少有或甚至於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后人对「看不见的手」的种种诠释。
这就又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伟人的文字在读者眼中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甚至被曲解成连本人都不认识的意义。
我说「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是因为它在《国富论》中既非主角，也无特殊地位。
它只是跟史密斯对国内资本的一些想法有关，这些想法诚然重要，但并不会因「看不见的手」之起落而消长。
「看不见的手」也跟史密斯的经济政策重要主张有关：
国防性比财富重要。
但是，同样地，这项主张并非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上，没有它也没关系。
诚然，多数人（并非全部）是引用《国富论》中的想法来诠释「看不见的手」，但是史密斯当初在说明「看不见的手」时，并未用到他们所引用的想法（只有一个例外）。
史密斯说了什麼，有那麼大的关系吗？
理当如此。
如果「看不见的手」的本意被人误解，那麼这些误解史密斯本意的主张，也可能同样地会被别人误解。
例如，我们如果把「看不见的手」诠释为价格机能（其实它不是），可能会使人忽视史密斯对价格机能的许多保留意见；
也可能会使人忽视他所谓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systemofnaturalliberty）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既不单纯，也缺乏系统，更不是能适用於所有的市场。
我们稍后会细数史密斯所主张的几项干预行动，希望能使那些动辄引用史密斯的话来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
他们其实可以找到比「看不见的手」更好的论点，来支持市场经济说。
但是这并不表示，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可以就此以为史密斯站在他们这边。
史密斯所提出的这些干预行动，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例外状态，并不能构成有系统、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反对市场经济。
市场干预措施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例如在1815年到1846年间，关於英国谷物法案的长期大辩论中，保护主义者就引用史密斯的话，主张当进口货物与国产品竞争，而且国产品在国内要纳税时，政府就应当对进口货物课征关税。
结果保护主义者失败，法案被撤销。
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吗？
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论者的挫败吗？
我想提出一套说法，来厘清史密斯或任何人对「看不见的手」的主张。
首先是要区别：
（a）史密斯实际上说了些什麼？
（b）他的话有什麼涵意？
（c）我们从他的话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什麼？
（d）我们从他的话可以猜测出什麼意思？
（e）他当初的真意可能是什麼？
（f）我们会把他的话认定成什麼意思？
第二步是要尽可能地贴近（a）与（b）。
要记得（c）的重点在於「合理地」，只有当（a）（b）（c）都走不通时才去尝试（d），或者根本不要去碰它。
至於（e）和（f），把它们留给那些（如GeorgeStigler所说的）用想像力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吧。
上述步骤是沿著一条又直又窄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通往一个目的崇高、简洁宏伟的大原则：
「要就把它搞清楚，不然就别碰它」。
或许这个大原则是完美主义，就算这篇论文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不理会这个大原则的人会说：
「请容我告退，名人所说的名言，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的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
」确实如此。
然而，读者若能因为下面这段话而有所警惕，那麼这篇论文仍有其意义：
「其实史密斯没有说过市场需要引导，也不太相信市场需要引导。
既然如此，各位请想一想，看不见的手（套用史密斯的用语）要如何引导市场？
」
在《国富论》中，史密斯使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某种特殊的条件，说那个条件在竞争市场的交易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那个条件是：
某个人在以某种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产生对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有利的益处。
如果某位商人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利润相当，则他可能因为投资国内较为安妥而选择国内，从而加强了国防的力量；
由於他增加了国内的资本（这是军事力量的来源之一），这对每位国民（包括该商人）都有益处。
我在第二节会详细说明史密斯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也会以长篇幅引用他的原文。
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TheoryofMoralSentiment）中也提到「看不见的手」，但意义不同，在《论天文学》（EssayonAstronomy）中也有，意义又异於前者。
后面的这个意义，在《论物理学》（EssayonPhysics）中重现，不过他称之为「看不见的物」（theinvisiblebeings）。
第三节说明与《国富论》中意义不同的「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物」。
《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不太受人注意，虽然那本书的读者都是认真聪明的人，但《道德情操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那两本论文裏所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物」，更是鲜为人知。
但是《国富论》裏的「看不见的手」就不同了，它受到世人充分或甚至过度的注意，单就我所知道就有九种诠释（当然不止）。
我本来还有第十种，想称之为我的诠释，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相信自1776年以来，这种观点未曾被人用来诠释过「看不见的手」。
第一节
关於另外那九种诠释。
1.最常见的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的一种特徵或性质，可以使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除了促成自己的好处，也造就其他人的利益。
「其他人」可以是社会、公众、每个人、别人、或仅指另一个人。
这种诠释背后隐含的意义是：
史密斯相信若人人追求自利，并透过市场来从事经济活动，那麼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互利、繁荣、和谐的（Cropsey1979,p.173;
Sugden1986,p.2）。
史密斯从未说过足以支持此种诠释及其隐含意义的话。
他在描述「看不见的手」的那一章内，确实说过人们在追求自利时，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从而加强国防力量，这是对人人都有益的事。
然而他在同一章也说，
（1）利己之举只有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
（2）如果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公共的利益才会增加。
这两项条件不一定会存在。
更何况史密斯还指出，人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可能搞不清楚什麼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例如他们在应该节省开支时却没有这麼做）。
即使他们知道利益之所在，也不一定知道如何有效地运用它（例如对某项事业太过乐观）。
他们甚至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例如耽於逸乐而误了正事）。
（《国富论》页346，123，907）
总之，史密斯从未说过人们在追求利己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到利己利人的状态。
然而，许多人都认为他说过这种话，其中不乏地位崇高之士。
《新Palgrave经济学辞典》（TheNewPalgraveDictionaryofEconomics）的主编，曾经搜集关於「看不见的手」的文章并集结成名为《看不见的手》的书。
他们在导论（Eatwell,Milgate,andNewman1989,p.xi）说（加引号者是引用史密斯的话）：
史密斯虽然只提过两次「看不见的手」，他却已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比喻带进经济学的语言裏。
史密斯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上相同。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谋求利己的同时，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
」（《国富论》卷4篇2）这个结果就是「大众的利益」。
请读者将这段话与我在第二节内所引用史密斯的原文相对照。
Palgrave的那本名为《看不见的手》的书，也收录了《新Palgrave经济学辞典》裏讨论「看不见的手」的那篇文章（Vaugham1987）。
那篇文章对「看不见的手」之解释（就是本文所说的第3种诠释），既不同於该书序文的解释（就是本文所说的第1种诠释），也不同於史密斯自己的解释，更不同於该辞典在介绍史密斯时，对「看不见的手」的说明（就是本文所说的第2种诠释）（Skinner1987,4:
365）。
2.第二种诠释也同样常见，但比第一种精致许多。
这种诠释认为「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机能，是一种可以将各类市场集结起来，构成全面性合谐（或一般均衡）的力量，也能引导经济朝向国家财富极大化的方向发展（Grampp1948,p.334;
Gordon1968,8:
548;
Hahn1982;
Coase1994,pp.82-3）。
史密斯是说过（《国富论》页26-7），当买卖双方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时，会以双方都满意的条件完成交易。
这当然意味著均衡状态。
但是财富就会因此而臻於最大化吗？
那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买卖双方在竞争市场进行交换，那麼答案是肯定的，否则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买卖双方的自利行为，确实会引导市场价格机能，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此种行为符合「大众的利益」。
对此，史密斯在（好几百页之后）讨论「看不见的手」时，指出「大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财富增加。
不过，史密斯的这一项主张「双方自愿进行的交易，将产生令彼此满意的结果」，确实暗示市场有自我导引的功能。
关於这项暗示，史密斯在解释市场价格如何自行调整到自然（长期均衡）价位的过程时，把它明白地说了出来。
这进一步又暗示著，市场并不需要劳烦政府来控制。
关於这项进一步的暗示，史密斯在解释用法律来对付垄断和独占，终将徒劳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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