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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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developmentanddemocracytransitionwerethemainstreamparadigmofpoliticalPartyinstitutionalization.TheseparadigmsandtheirapproachesneglecttheimportanceofPartyinthepolicyprocessandcountrygovernance.TheresearchofPartyinstitutionaliz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ountrygovernanceattachesitsimportanceinthecountryconstruction，policyprocessandgovernancenetwork.ItfocusesonthecasualmechanismbetweenPartyinstitutionalizationandcountrygovernanceinordertoexploretherevivalofPartyresearchinthecomparativepolitics.Thepaperpointsthat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ChinaCommunistPartyisthekeyvariableofdynamicsandpath.WiththeimprovementofinstitutionalizationlevelofChinacommunistParty，itimprovesthecapabilityofcountrygovernanceandrenewsthemechanismtoachievethegoaloftheprogressivechangeof.AlthoughthegigantictransitionpressureofChina，andChinaCommunistPartycanprovidethevalueandsystemdualsupportforthedevelopmentofcountrygovernancesystem.
Keywords：
transition；
Partyinstitutionalization；
countrygovernance
一、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
过去和现在
（一）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两种范式与“去政党化”
政党政治是近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标志。
政党及其基层组织，以其复杂的组织网络和广泛的纲领宣传，吸纳不同阶层的精英，最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扩大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
因此，政党成为国家和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
[1]无论是政治发展，还是民主转型，政治体系最终还需面对以政策过程为轴心的国家治理问题。
过去，政党的重要性是借助政治发展和转型的话语来体现的。
这些研究范式因其聚焦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工具所限，无法直接回应政党与国家治理间的关系。
如政治发展范式关注的是政治体系的世俗化与功能完善的问题，主流的研究路径为结构―功能主义。
[2]该派研究者首先会分析特定政治体系的社会背景，着眼利益分化对政治体系结构分化造成的影响。
政党不过是为了轮流掌握政权的理性行为主体。
Huntington认为这派研究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治理失败的问题。
对此，他首次提出了“政党制度化”的概念。
认为制度化是衡量政治发展进步的标准，任何组织坚守制度的中立，就是最利于公益。
因此，政党的制度化符合政治共同体的公益。
相比经典的政治发展范式，这种观点意识到了精英在政党创建和制度化中的重要作用。
政党在发展中国家的功能表现为聚合功能和动员功能先于政党的表达功能。
但是，无论是经典的政治发展范式，还是修正的政治发展理论，都未注意到政党制度化与政策制定、过程和选择之间的关系。
其后，民主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比较研究的主流范式。
这派研究者关心政体的转型，关心军人、公民社会、精英和官僚的博弈。
[3]理性选择是这派研究范式的主要研究路径，强调政治行为者的理性，认为转型的结果是政治行为者博弈互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对假设前提的苛刻限定、演绎的结论缺乏经验数据的验证、对于现实政党行为过于糟糕的拟合。
“软”的理性选择路径逐渐替代经典的理性选择路径。
这种路径强调经验分析，以理论问题作为驱动，考虑政党目标的复杂性，精英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但是这种范式和路径高度强调转型中微观行为者的互动，忽视了国家政治中的政党及其制度化，这种研究仍没有扩展政党和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
（二）变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制度化：
领导体制、双重基础与治理网络
政党制度化通常是指政党的执政方式、领导制度和组织结构规则化和合法化的过程。
就变革期的中国而言，政党制度化是指执政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的理性化和治理网络优化的过程。
这种界定考虑了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国家治理的革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进行的。
因此，笔者的政党制度化定义着眼考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不考察其他民主党派。
其次，政党制度化强调组织和价值的合法化过程。
聚焦到变革期的中国共产党，为减小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和降低社会的发展成本，高度强调注重现代化变革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注重回应人民群众和国家发展的诉求。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合法化是以理性化为中心的。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制度化，是通过具体的政策过程展开的，理顺党政部门在政策过程中的关系，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执行机制，优化治理网络，是变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的应有之义。
1.变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法制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自主性，增强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王沪宁认为，现代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草创阶段，为了聚合国家的治理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和动员，有必要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
但在后革命时代，以共产党为领导的高度集权治理体系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上都面临着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转型和“全能主义”政治的庞大治理遗产，以共产党作为改革的轴心和领导，通过理性的制度变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渐进式适应地推动了政党领导体制的制度化。
这种制度化的表现为党与国家的关系规范化。
这种调整在改革开放前期是以“党政分开”的形式展开，调整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16]改革前期（从1976―1998年）的两个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着重在国家和社会逐渐分离的情况下，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实现“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首先要打破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共产党国家化态势，以应对中国共产党功能负荷的超载。
但是，“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党政分离”。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规模裁撤党内的对口管理部门和减少党组对政府部门的控制，另一方面推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重新确立国务院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主性，收缩了政党对国家和政府的控制范围。
改革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复杂性认识处于探索之中，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新方式依然未明确。
城市和乡村的国家治理体系一度出现紊乱，导致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上的不稳定。
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调整”和“整顿”的局面。
如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改变软弱涣散的状况。
[17]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后，制度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1995年中共中央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来，党管干部体制的公开性和制度化有了一定进展。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是以“党管干部”制度为基础，为选拔国家的治理精英提供了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一方面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重组的步伐，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和组织领导。
通过法律的方式使得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成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领导地位，这也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机制提供了微观基础。
[18]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后，明确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以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方式依法执政，着力提高党执政体制的法制化，提高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相对自主性，将国家治理的范围定位在社会的发展需求之上，防止了国家治理负荷的超载。
2.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巩固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提高了国家治理主体的执政能力。
从组织基础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上成就了党的国家化。
这种国家化又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制度即民主集中制。
面对着新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以中央总书记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制度，注重党内的民主决策。
首先，为了防止领导人迷恋权力，破坏这种集体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围绕权力的交接问题，废除了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行定期的党内换届选举。
这些党内组织制度的确立，都有利于执政党领导人的正常更替和内部权力格局的稳定，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结构变化的可预测性，有利于人们对国家治理行为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改善了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党管干部制度，逐步强化了执政党的纪律和反腐工作，对党员的选拔和干部的考察，都提出了系统的评估标准和规范，如党的纪律委员会建立的垂直巡视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示例。
这无疑为执政党输送高质量的党员和干部、强化执政党纪律、保持执政党先进性提供了组织程序上的保证。
[19]从纵向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从1979年开始了权力下放的过程。
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前，长期保持对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高度控制，采取下管一级，考察两级的控制方法。
有学者提出要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权力，必须明确省级党组织可以下管两级，以改变地方党组织涣散的状态，[20]以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从价值基础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注重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和国家发展的诉求，通过动态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建设目标和培训组织网络，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性化。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社会化上的主导地位，维持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提升普通党员和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水平，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校、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等组织，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价值灌输组织网络，集中宣传和灌输上述内容。
这些组织培训网络，不仅从政治素养和管理技术上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精英解决变革期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精英之间内部关系网络的建构。
具体来说，这种网络既包括工具性的网络，如晋升、政策互动、情报分享等方面的功能，还包括情感性的网络，如学习小组、同志、友谊等。
其中，工具性的网络以这些精英间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这种非正式的网络有利于弥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条块分割问题，也有利于强化精英对组织的依赖。
同时，情感性网络则直接增加了党内精英接触的机会，提高了党内精英间的信任，塑造了一种以情感为纽带的组织文化，有利于党员和党内精英形成对组织的价值认同，提高了执政党的内聚性。
[21] 3.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机制创新与治理网络优化。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通过党内治理机制的创新，加深了党政部门政策过程中的协同互动，优化和拓宽了国家的治理网络。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的衰落和官僚制固有的惰性，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以组织化调控为基础，通过建构与各种社会组织的网络，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治理中国。
运动式治理，在解决官僚机构执行效率的问题上，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治理方式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能够在短时期内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以非常规、迅速和运动性方式执行政策。
这种治理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治理方式极为刚性且单向，不注重治理对象的诉求，在回应性和合法性上难以得到保证。
因此，这种治理方式的责任机制也是不具备的。
讽刺的是，官僚机构间的相互推诿，却可为政策执行的讨价还价提供必要的空间。
虽然，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有其理性的逻辑，但这种由理性的体制基础诱发的治理行为却是非理性和非程序性的。
[22]
伴随变革期中国的各种矛盾不断加剧，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公民和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也要求参与国家的治理。
他们要求执政党和国家对这些个体和组织的诉求予以回应。
特别是在城市，传统的单位制逐步让位中国的社区治理。
新兴的业主委员会在治理过程中，已经通过有限的组织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并在实践中参与了社区治理。
[23]在农村，1998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村民委员会建立党基层组织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标志。
这就在保持乡村自治和收缩共产党控制范围，减少中国共产党功能负荷的前提下，取得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平衡。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党要引导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在内的“新社会组织”。
[24]这种引导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构建的社会治理网络，提高了国家治理超大城市和乡村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行为，最新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的重视。
三、结论与启示
高速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制度化水平，有效应对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
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法制化、执政党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的理性化和领导网络优化，强调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变迁是渐进适应性的改革过程。
政党制度化水平的提升，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关键变量。
从长期来看变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过程，尊重国家和社会的相对自主性，是维持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活力的源泉。
就转型期的具体任务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以法制化为导向，组织和价值的理性化为基础，政策治理网络优化为依托的政党制度化模式。
这种模式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扩大，也提高了共产党在政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执政党自身持续的制度化过程，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提供体系供给和价值供给，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带来的挑战。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变迁速度的快慢和未来走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逻辑。
从比较政党理论的研究范式和路径发展来看，政治发展和转型这两种范式长期主宰着政治科学的研究，民主及政体的转型是中心问题。
这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强调政体的作用，忽视了政党在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和政策过程中应有的理论地位，导致了“去政党化”的研究导向。
中国“崩溃论”和现实的差距，已经表明孤立地探讨政体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用，而无视政体制度化和政治结构制度化水平的前提，无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
[25]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实践都表明，政党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塑造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这就提出了“政党回归”的问题。
政党制度化是衡量政党强弱的重要标准，也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治理体系变迁的关键变量。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要求比较政党研究者关注在后发国家特有的政治逻辑下，政党与国家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关系，这是对西方传统代议制理论体系下政党政治研究领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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