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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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

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

　　一个在理论话语的贫困中被放大、夸饰的视图时代似乎蹒跚到来了。

视图理论炒作者还是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ThePostmodernCondition:

AReportonKnowledge）这一书写的文本中寻找自己过度阐释的理由，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

后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发展逐渐把社会公共意义的提取转向视觉化，也就是说，凡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打入商业领地的消费文化在高节率的程度上挤压于种种大众传媒，以图像的方式快捷地向大众视觉成交以几何数递增的暴量信息。

在大众文化领地，文字被商业视图挤压于边缘，图像成为当下消费者提取信息与意义的主流手段。

这里至少有两个设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当下谁在生存的身份上还不是消费者呢？

但又有多少人彻底地弃置文字仅依凭于读图领受信息的获取呢？

多年来，文艺理论界的职业者及其敏感性总是使他们在理论话语的操用上表现得相当前卫，由于“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套理论体系中的诸种术语因过于眼熟而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他们不失时机地从西方引波“视图时代”、“视图文化”等浅显得一眼即可以把内涵看到底的理论，在中国汉语语境下匆匆讨论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图像传播与图像对文字的挤压等问题。

然而，这种理论的提前量多少让人感觉到关于视图文化的讨论与中国大陆的实情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呈现出令人不舒适的隔靴搔痒感。

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西方学术界，实际上“大众视觉文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滞后的术语了。

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Crary）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讨论“观视者的问题与现代性”时，即使用过“大众视觉文化”这一术语：

“我认为，在大众视觉文化（massvisualeulture）中所产生的‘现实’印象其最为普遍的一些意义，实际上，基于一种对视觉经验的根本提取与重构，因此也重新提出一个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是什么的思考。

”很显然，在西方学界乔纳森·克拉里一定不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乔纳森·克拉里操用这一术语是在讨论19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不是被中国大陆学人所感兴趣的20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一些理论者从西方急于引渡“大众视觉文化”、“视图时代”与“视图文化”等诸种术语为当下中国大陆文艺理论界的话语贫困补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当下中国大陆由汉语制约的社会群落中，图像还远远没有把文字从文化及社会意义的指涉中心挤压于边缘，成为这个时代信息与意义提取的主流能指。

凭心而论，21世纪大陆的主流能指系统还是文字而不是图像，并且能指系统具有不可随意调整的、极强的历史稳定性，它的转换将给社会、文化及文明带来撼人心魄的破坏与重构。

因此，在理论界看惯了“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一系列使“权力中心”意义出场的概念之后，猛然把“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这个术语从西方移植到汉语理论界来操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错，汉字在源起之时，更多是以象形字来组构自己的文字系统，在汉字使意义出场的东方中国，见诸于甲骨文的象形字大概是人类早期文明中较早使意义出场的视图方式，那么，我们又怎样在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语境下理解从西方理论界泊来的“视觉中心主义”呢？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讨论教育及其通过叙事行动所达向的合法化时，曾有一段表述总是被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所忘记阅读：

“如果我们接受存在着一种既成的知识体系的观念，那么，这种既成知识体系的传播问题通过一种实际的观点，还可以细分为一系列问题：

谁来传播？

传播怎样的内容？

传播给谁？

通过怎样的媒介来传播？

在怎样的形式中传播？

达到怎样的效果？

”我们的确应该从利奥塔手中接过这一设问，指向东西方的整个人类文化及历史。

人类无可回避这样一个从远古走向当下且指向未来的事实：

几千年来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记录与阅读大概更多是依赖于以文字铭刻的历史，书写的文字是已逝去的历史本体的合法化能指系统，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文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读本，以阅读来合法化地提取历史的文化意义，因此，原始初民在远古的洪荒年代以简单且变形的几何图像使意义出场的朴拙距离我们过于遥远了。

鲁道夫·安海姆（RudolfArnheim）在讨论视觉思维时曾把儿童与原始初民在共同的心理基质上给出类同的比较研究，他认为：

“儿童对世界的探索，首先是通过行为，其次通过想象，再次通过语言。

”维科为了回避形而上学，曾在反思中追寻人类童年在史前时期所拥有的诗性思维，这种诗性思维是原始读图式的，充满了感性色彩。

在21世纪初始期宣称视图时代的到来，言称“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这一定不是维科那种追寻人类童年心理的朴拙与稚气，这似乎也不是一种超越文字形而上学企图颠覆本体论规定性的期望，充其量是在后现代商业文化下释放暴量信息的压迫所企获的一种生存懒惰与无奈。

因为在21世纪中国大陆文艺理论的假说中成立的视图时代与视图文化毫无史前时期的诗性可言，只是充满了当下定义的大众视觉文化的产业气与商业气。

后工业社会科学与技术的超高度发展，是少数科技精英以工具理性为大众主体提供生存享受时，也为他们进一步营造了思想低智商化及愚昧化的文化陷阱。

高科技媒体转送的暴量信息使大众主体在接受的极限中望而生畏，他们不得不在心理、思想及生存的状态上使自己退却到儿童的心理状态，依凭图像做视觉平面意义上的信息提取。

由工具理性所释放出的暴量信息压迫感是当下社会的文化症状之一，科技精英的政府理性化也是当下社会的文化症状之一，视图理论者对“视图时代”、“视图文化”及“大众视觉文化”的炒作对上述两种症状的进一步严重性做出了使其在理论上合法化的推波助澜。

其实，关于这一点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一文有着被中国学界所没有细读原文的精确论述：

“仍然是在普遍的共同假设中，高等教育（higherlearning）将必须持续不断地向社会体系提供满足社会自足所需求的技术，这些需求是为了保持这个社会系统的内聚力（internalcohesion）。

这项任务旨在建立和推行一种生活模式，通常这种生活模式更多是通过解放叙事（emancipationnarrative）来达到合法化（legitimated）的。

在合法化丧失（delegitimation）的语境下，高等教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被要求的是创造技术，而不再是创造思想，如培养大量的医生，培养大量特殊学科的教师，培养大量的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等等。

知识的传播不再是计划训练一种有能力领导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elite），而是为社会体系提供种种成员，这些成员能够在社会制度所需的实际职位上顺利地完成他们的角色。

”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第一版以法文出版于1979年，1984年被翻译为英文版。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利奥塔的“报告”被美国杰姆逊（FredricJameson）等人推祟成为国际学界讨论后现代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实际上，中国学界的后现代主义喧哗者缺少对这部“报告”的原典文本进行细渎，并且中国大陆的汉译本错误也比较多，从而给后现代主义在“细读”意义上的讨论酿成诸种误读。

凭心而论，90年代的后现代理论喧哗者缺少七八十年代那些看似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细读及信仰。

当然，后现代本身也是一个在本体论上解构逻各斯终极信仰及诸种元叙事让精神流浪的文化破碎时代，对技术理性政府化的愚民性崇拜就是这个时代在本体论上所建构的另类信仰替代物。

我们应该注意到利奥塔在上述引文中所操用的几个术语，及围绕着几个术语所展开的理论场。

第一，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体系所需求的是“技术”，高等教育应该为这个社会体系提供的也是“技术”，并且技术的需要为这个社会系统提供了稳定性——内聚力（internalcohesion）。

当然，利奥塔在这里所言指的“技术”毫无疑问是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

并且后现代社会就是要把“技术”潜移默化地转换为一种使大众主体倍感惬意及无法逃避的生活模式，并且要使这种生活模式在解放叙事中合法化（legitimated）。

第二，在自觉的反逻辑思维意义上，利奥塔又使用了“合法化丧失的语境（thecontextofdelegitimation）”这一术语，对这一术语的准确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会产生与使用者完全相悖的释义效应。

从利奥塔“报告”继体语境理解，“合法化丧失的语境”是指“技术”没有“合法化”地转换为使大众主体在解放叙事中所依赖的生活模式，后现代社会要求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创造技术而不是思想——“idea”，培养技人才而不是那种“有能力领导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并且要求这种技术人才在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实际职业岗位上合法化地承担一种角色。

当我们把利奥塔的“报告”细读于此，在一种恐怖中我们无法不承认、无法不惊叹利奥塔所给出的这种极为准确且梢辟的预见。

不要说在西方国家体制中，即是在本土当下为学界一部分学者不愿承认或勉强承认的所谓“中国化的后现代文化社会”中，我们已经开始触摸、体验到利奥塔的预见似乎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周边的事实。

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曾用“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一术语来承接着利奥塔的思路继续讨论下去：

“对利奥塔而言，后现代派的现状是以西方社会中一场知识地位的危机为标志的。

这表现为对‘元叙事故事’（meta-narrative）的不信任和‘对合法的元叙事手段的淘汰。

”在斯道雷看来，“元叙事”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基督教教义等整合社会众多不同小叙事（littlenarrative），能够“以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即利奥塔所言称的“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

的确，不要说在西方，就是在中国大陆，后工业文明高科技的发展也使人文学科彻底地失落了以往培养“有能力领导一个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者纸上谈兵式地对后现代高科技的挑战屡战屡败，当下惟一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精神与信仰就是最后的一种人文执着——屡败屡战。

让我们识透历史本质后所感悟到的是，不要说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就是个人的小叙事及后工业文明科技理性的解放叙事，其实所有的叙事在骨子里都在寻找自己的合法化状态。

需要提请学界注意的是，利奥塔在“报告”中不断言指的“解放叙事”其绝不再是一种在纯粹语言学思、言、字的三个层面上所理解交换信息的媒介，在这里叙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语言表述。

我们在学术上所言指的“叙事”——“narrative”是一种话语模式——“amodeofdiscourse”，这种话语模式是对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进行普世性规范，以便建构起一种序列关系或逻辑关系，并将其按顺序排列；这种顺序不仅是指事件行动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所排列，便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完形的理解力（configurationalunderstanding），最终使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遵守普世性法则，结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及合法化的整体。

这才是“叙事”的本质。

“解放叙事”是一种后现代社会使用“技术”与享受“技术”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遵循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使诸种社会事件序列化与逻辑化，并获取一种体系性的结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结构整体的本身就是“叙事”，并且这种生活模式在一种惬意与享受中使这种“叙事”结构整体被大众主体接受且合法化；换言之，后现代生活模式的生活“行动”自身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言说”、“书写”这种社会状况的叙事，因此，“解放叙事”是对人文学科具有普世性理论体系的技术理性式的解构。

“emancipation”——“解放”无论在英语还是在汉语语境下，均是一个具有相当情感释放色彩的术语，我们应该从利奥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