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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歌谣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就出现了《诗经》，当然《诗经》只是当时产生的众多诗歌作品中的一部分。
《诗经》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其产生地域广泛，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约相当于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
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平民，可见是经过刻意的搜集、整理才编订成书。
古代一直传说周朝有“献诗”、“采诗”的制度；
汉代人还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定。
其按照风、雅、颂分为三类，一般认为，这三者主要是音乐曲调上的区别，不过包含着内容上的区别：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就是各地区的音乐；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
颂，则是宗庙祭祀音乐。
这些诗歌作品被采集编订起来之后，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主要工具或教材，春秋时期诸侯国间外交使节往来应酬，往往赋诗言志，断章取义；
其最早称为《诗》，因共有305篇而被称为“诗三百”，后来被称为“经”或“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其内涵被重新解释，在汉代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不同朝代的学者解释差异也很大，有的理解或解释是牵强附会的。
抛开后代人的解释来看，《诗经》所载录的诗歌深刻地揭示了西周初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到世态人情、民俗风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快乐与悲伤。
雅、颂集中反映上层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
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歌颂先祖，具有史诗的性质。
小雅则反映了朝廷君臣政治活动，如《鹿鸣》第一章：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再现了君臣宴饮的热闹场面。
“国风”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民间劳动生产以及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的种植农业起源很早，《豳风·
七月》真实、丰富地表现了农民一年劳动过程和生活情况，种田、养蚕、纺织、酿酒、打猎、藏冰、修筑宫室，在看似客观的咏叹中流露出他们的哀怨和不满。
《魏风·
伐檀》则反映了劳动者在辛苦的劳作中对于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讥讽。
《诗经》还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男女爱情，《卫风·
伯兮》、《王风·
君子于役》是思妇对久役不归征夫的深情思念，《邶风·
谷风》、《卫风·
氓》则是对于负心丈夫的声讨，当然更多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歌咏：
《周南·
关雎》辗转反侧的单相思，《硕人》则是情人眼中出西施，《邶风·
静女》则是约会不至的抱怨，《郑风·
子衿》抒发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相似之苦，《秦风·
蒹葭》在如梦似幻的景物之描写中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渴望。
《诗经》诗歌艺术很质朴，在句式和章法上多采用复沓的形式，反复咏叹；
其广泛使用以彼物比此物、触物起兴的比兴手法，如用雎鸠的成双结对来反衬人的孤独（《周南·
关雎》）、用娇艳的桃花来比喻盛装而羞涩的出嫁新娘（《周南·
桃夭》）等非常贴切，而《秦风·
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和《小雅·
采薇》“昔日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描写，实际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于后代诗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和长于比兴的艺术形成了偏重于抒情的诗歌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刘勰《文心雕龙·
辨骚》）战国时期，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兴起了楚辞，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个性品质，使得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名平，生活于战国后期。
他出身于楚国贵族，曾任楚怀王左徒，具有很卓越的政治器识，“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忠君爱国却遭到奸臣嫉妒，昏庸的楚怀王、顷襄王听信谗言，屈原先后被流放到汉北和江南，最后投汨罗而死。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
一般认为，诗题“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
诗歌表现了自己政治上遭遇的不公平的待遇，批判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抒发了忠君爱国的感情。
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强烈，迸发而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叙述了自己的出身与经历，自我剖解，表现“内美”的修养、安邦兴国的才华，但是，奸臣的诬陷和君主的昏庸使自己遭受冤屈，尽管如此，他仍然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意志和顽强的抗争精神。
后一部分进入想像世界，诗人先向重华（舜）陈述胸中苦闷，然后“周游上下”“浮游求女”，都没有遂愿，诗人在极度失望中准备放弃追求而远行，但是，一看到故乡、故国，他却难以远行。
这些象征性的叙事进一步抒发了诗人的爱国之情，也揭示了诗人选择的艰难和灵魂的煎熬，显示了生命的深度，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九章》是一组抒情诗，包括《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内容和《离骚》接近，感叹身世，言志抒怀。
其中《橘颂》赞美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其实是托物言志，自我砥砺。
另有《九歌》有11篇作品，反映了楚地的巫祭文化风俗，其中《国殇》表现了爱国将士奋勇捐躯为国杀敌的英勇顽强；
《湘君》、《湘夫人》刻画了神鬼幽微绵渺的爱情，后者云：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凄茫的秋光水色，和湘夫人望穿秋水、望眼欲穿的心理相配合，构成了优美、惆怅的意境。
《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对天发问，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探讨宇宙社会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规律。
这首诗既是屈原在“忠而见谤”后对于社会公平性的质疑，也是可以说代表了人类逐渐告别蒙昧的理性思考。
屈原之后还出现了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群，如宋玉、唐勒、景差等。
宋玉的《九辩》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在秋景的描写中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之情联系在一起，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屈原及其楚辞创作是楚文化开出的奇葩，在形式上、艺术上有着自身的特点：
句式自由变化，多用“兮”字；
多使用象征意象，最典型者就是象草、美人，想像力丰富，辞藻缤纷富丽，感情热烈奔放。
屈原本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人格情操和爱国爱民的精神品质，对于后代知识分子人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屈原及楚辞的兴起是承接《诗经》之后先秦诗歌的二度繁荣，风、骚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和传统。
先秦文学除了诗歌之外还有散文这一流脉，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
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记事文字，后人载录的《尚书》和《春秋》则是完整的记言、记事文。
《左传》、《国语》、《战国策》代表着历史散文的成熟；
从《论语》、《墨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则反映说理文的发展及其成熟。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还不能算作完整的文章，《尚书》所载录文献有些虽然在产生时间上和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比较接近，但是它们经过后人追述、整理，已经是结构完整的文章，单独成篇，主要是帝王的讲话和训令，文字古奥典雅。
《盘庚》记录商王盘庚迁都于殷遭到臣民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训辞，在后人看来语言古朴艰涩。
《春秋》本来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记载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它按时间顺序编排、叙述历史事件，虽然语言简约，但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往往在字里行间寓褒贬倾向，追求含蓄、言外之意，古人称之为“皮里阳秋”，表现出作者维护周礼、反对僭越的思想立场，后代文章家赞之为“春秋笔法”。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传说是左丘明为传述《春秋》而作。
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但内容详尽，作者还直接表达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评论，具有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其叙事最突出成就是描写战争，一般不局限于战争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的性质、起因及其后果，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政治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
例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和《曹刿论战》。
《国语》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国别史，是各国史料的汇编，记言多于记事。
《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
《春秋》、《左传》、《国语》较多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战国策》更多地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
其突出成就是刻画了一系列士人形象，栩栩如生，如纵横之士苏秦、张仪，勇毅之士荆轲、聂政，高节之士鲁仲连，等等。
《战国策》的语言长于铺陈排偶，议论纵横，铺张扬厉，大量使用寓言故事，文采华赡，文风横肆。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如《盘庚》已具有说理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分封制度解体，诸侯纷争，议论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以说理为主要特征的诸子散文的繁荣。
《论语》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前言行的记录，各篇短小简约典雅，记事记言中贯穿着一定的主题。
《先进》篇“侍坐章”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的谈话过程，叙述清晰，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各不相同的思想性格，言近旨远，词约义丰。
《墨子》仍然是语录体，不过，已经显示出向专论过渡的迹象，主题集中，篇幅加长，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孟子》则载录了孟子辩论的情况，反映出孟子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
《孟子》长于论辩，使用逻辑推理，善于使用寓言、比喻、排比，气势充沛。
庄子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赋予《庄子》突出的文学品质，而《庄子》寓言丰富，想像奇特，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瑰伟奇丽，富有表现力。
《荀子》和《韩非子》都是系统的专论。
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以其开创性的深邃思想，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经典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它们还不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是叙事的简约、说理的透彻对于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确立了一人独尊的皇权专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无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也被定于一尊。
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活动既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功利性倾向，也表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之心和磅礴之气。
赋继承了多种文体因素，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策士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文风以及史传散文的叙事手法，还融入了诗歌因素，成为一种新的文体，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终汉之世骚体赋亦绵延不绝。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用对话结构篇章、长于铺陈、辞藻丰富、“劝百讽一”的新体赋――大赋的正式诞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代表着新体赋的最高成就，两篇赋都歌颂汉朝天子的声威。
西汉后期辞赋代表作品则有王褒的《洞箫赋》和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东汉初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张衡有《二京赋》。
继承西汉贾谊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创作传统，东汉抒情赋勃兴，纪行赋代表作有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行赋》；
述志赋则有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和赵壹《刺世疾邪赋》，《归田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之乐的作品，也是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代表着赋体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转化。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文心雕龙》所论列散文诸体在汉代都已成立。
秦国的吕不韦招集门客杂取诸家思想而编辑成《吕氏春秋》，李斯以游士身份上书秦王《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挟纵横策士遗风，兼具汉代大赋之丽。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政策，并且分封诸侯，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国士风，议论时事，政论文流行，陆贾著《新语》，直陈政事；
贾谊《过秦论》见解独到，感情充沛，语言流畅；
晁错《论贵粟疏》立论深刻；
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撰成《淮南鸿烈》，宣扬道家思想，博奥深宏，多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说理，颇有文学性。
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关心时事，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勤学博览，漫游调查，完成了体制宏大的通史巨著――《史记》。
《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发凡起例，其纪传体奠定了我国古代正史的体制形态；
其见解深刻、独到，“寓论断于序事”（顾言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总结了三代至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经验与教训，具有批判精神。
《史记》也是一部感情充沛的文学作品，其“本纪”、“世家”、“列传”描写人物最为生动，如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机制灵活以及无赖（《项羽本纪》），性格鲜明；
文章构思精妙，结构缜密，互相照应；
司马迁将个人悲剧性的生命体验渗透在客观的史学描述之中，行文中包含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和突出的传奇色彩，如《屈原贾生列传》，画面宏阔，意蕴深邃，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影响深远。
东汉初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刚烈个性，其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断代史《汉书》与《史记》疏荡往复、轻灵多变的笔法不同，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评品人物平实合度，为后代史书示范。
东汉中后期出现大批政论著作，代表者如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以及崔寔《政论》等，延续西汉传统，议论时事，但文章气势稍弱。
汉代一直有不自觉的歌唱，如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而很迟才出现作诗，文人只是用心于辞赋，政府受到采诗说的影响而设立专门的机构“乐府”广泛采集民间音乐，或娱乐，或观风知政。
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
艺文志》），继承了《诗经》关注现实的传统，呈现了当时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以及当时人的生命意识。
《东门行》反映了百姓为饥饿所迫铤而走险；
《陌上桑》揭露、讥讽了官吏的贪淫；
《上邪》表现了爱情的热烈。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是汉代民歌，它反映了汉代的家庭矛盾，是一曲爱情悲剧，篇幅巨大，叙事生动，是古代少有的长篇叙事诗。
汉代乐府民歌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代表着叙事诗的成熟，在五七言诗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东汉大一统政权的崩溃，政局动荡，三国鼎立，南北分割，门阀纷争，思想解放，儒学失去一尊地位，玄学兴起，佛学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命意识高涨，“人的自觉”导致了文学的自觉，认识到文学的抒情本质，自觉追求形式美；
作家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
文人创作重心由辞赋转向诗歌，诗歌逐渐成为主流文学体裁，五言诗流行。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名存实亡，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此时实际是魏晋南北朝的开始。
随着曹操逐渐统一北方，当时优秀文人先后汇聚于其幕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集团，除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父子之外，有王粲、刘桢等，其中知名者是“建安七子”。
他们成长于乱世，不再拘束于儒学，思想通脱、务实，他们的诗歌以五言为主，内容丰富，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悲剧色彩以及突出的形式美追求是他们创作的时代风格，这也是古人所称颂的“建安风骨”的内涵。
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成熟的七言诗；
曹植是建安之杰，其《洛神赋》表现洛神凌波微步的轻盈，寄托政治怅恨，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华。
曹魏后期，易代之际，权臣争权，政局黑暗，出现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阮籍忧谗惧祸，其《咏怀诗》语涉时事却出言玄远，风格含蓄蕴藉。
西晋建立之后，出现太康诗人群，诗风繁缛。
左思《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抒发寒士的不平。
西晋末期，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
东晋偏安江南，玄佛合流，玄言诗大盛。
晋宋之际，陶渊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从田园中找到了精神的自由，开创了田园诗这个诗歌类型，创造出古典诗歌史上最早成熟的诗歌意境，他还将自然提升为诗歌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其代表作；
谢灵运由写意到摹象，发现了山水之美，山水诗从玄言诗中逐渐独立出来。
在刘宋“元嘉三大家”中，鲍照不同于贵族出身的谢灵运、颜延之，他根据自己在门阀社会中遭压抑的生活体验学习民间乐府，创作了以七言为主的组诗《拟行路难》，表达寒士的愤懑，具有奇矫凌厉险俗的风格。
晋宋之际一反玄言诗“质木无文”，承续建安以来“诗赋欲丽”（曹丕《典论·
论文》），探讨诗歌的形式美及其创作技巧，到了南齐永明年间（483－494），以沈约、谢朓、王融等宫廷文人为代表的“竟陵八友”，自觉地将声律和对偶等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探索声律配合和谐的内在规律，创造出新体诗，后人称之为“永明体”；
永明体诗人并没有留下特别优秀的作品，相反，齐梁宫廷文人使用这种语言技巧创作的宫体诗浮靡轻艳，价值不高，但是，它是汉魏古体诗歌向格律诗发展的一个突破。
当诗歌和南朝宫廷生活日渐颓靡沉沦，北方却流行着淳朴、刚健的民风及其民歌，所以，从梁朝宫廷流徙到北方的庾信意外地承担了南北文风融合的历史使命，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不幸，却创造出“穷南北之胜”（倪璠《庾子山集题辞》）的文学硕果，《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叹恨羁旅、忧嗟身世，南朝诗歌的清绮与北方文化的刚劲结合起来，确立了诗歌革新与前进的方向。
随着文学自觉而来“以情纬文”、为文求丽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诗歌之中，辞赋也开始抒情化、小品化、美文化，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皆情韵悠长；
大赋也出现诗化，抒情写景，情景融合，如谢惠连《雪赋》、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和《别赋》、谢庄《月赋》等，如《别赋》写恋人分别：
“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传说是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庾信自述此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与其晚年诗同调。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诗歌、辞赋乃至实用性的散文都普遍追求对偶、典故、辞藻等的使用，发展成为骈体文，如刘勰《文心雕龙·
物色》论创作中的心物关系：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
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
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
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
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英乱飞。
”语言的排偶流畅与诗情、画意正相益得彰。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占主导地位，表现在文学观念上讲究美刺比兴或文以载道，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个人抒情，追求美文，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发展难得的一段曲径；
尽管其流荡而忘返，过犹不及，大多数作品思想性不高，其理论上探索的意义大于其实际创作成就，但是，考虑其对于唐诗的前驱意义，我们不能不认可魏晋与六朝文学的特殊贡献与价值。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思想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时期，隋朝是其序曲，五代乃其尾声。
隋唐五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特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上辞赋被诗歌取代，退居次要文体，出现了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并诞生了“盛唐气象”，同时，一种新的以燕乐为背景的音乐文学――曲子词诞生并完成了文学化，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言形式的传奇出现并繁荣；
散文发展改变了六朝以来美文化、纯文学化的趋势，回归“古文”传统。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诗歌是其“一代文学”的标志。
唐诗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段落，历来有四唐说或五唐说，就是将唐诗历程大致划分为四段或五段，四唐说包括初、盛、中、晚，五唐说是在盛、中唐之间增加一个转折过渡阶段。
初唐诗歌创作是一直延续着六朝宫廷诗风，以宫廷帝王为中心，讲究诗歌技巧，完成了近体诗的诗体建设，而宫廷斗争一部分文人抛离歌功颂德的创作惯性，“文章四友”和沈、宋才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科举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寒士的参政热情和希望，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是在此背景下走向历史的前台，他们自觉地批判宫廷诗风，将北朝文学的刚健之气和南朝文学的清新明丽、汉魏风骨与六朝绮丽结合起来，迎来新的诗歌时代。
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诗歌群体出现，创作《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等“吴中四士”是盛唐之音的先声，他们风流潇洒，浪漫不羁；
王维、孟浩然等表现了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之美，高适、岑参等表现了边塞生活的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这两类题材分别代表了盛唐诗人人格追求的两个层面――既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高洁，也追求建功立业。
“诗仙”李白以其天纵之姿挥洒笔墨，信笔琳琅，喷玉吐珠，呼风唤雨，追求个人实现，展示了盛唐人特有的豪放飘逸、自由奔放，其诗如行云流水又变化万千，如出水芙蓉。
盛唐诗歌唱理想，精神浪漫，激情洋溢，气象高华，骨气端详，清新自然。
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盛世如落叶飘零，使用如椽巨笔反映这场历史转折的是“诗圣”杜甫，他带着盛唐人的热情和责任直面惨淡的人生，忧国忧民，将律诗内涵丰富的长处充分开掘出来，创作出《春望》、《蜀相》、《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名作；
直接表现战火中涂炭的生灵，创作出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作品。
稍后活跃于京城的大历诗人群，因社会衰败而心绪彷徨，气骨顿衰，偏爱夕阳秋风。
中唐中兴，与此呼应诗坛上出现了追求新变的风气：
韩愈、孟郊、李贺等，师承杜甫奇崛、散文化的创作经验，崇尚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了韩孟诗派；
白居易、元稹以及张籍等，则学习民间乐府，追求通俗甚至世俗，形成元白诗派，怪与俗构成了中唐诗风相反相成的两极。
最终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三大矛盾彻底消耗了王朝元气，长庆以后，中兴成梦，诗人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追求，放逐自我，自甘沉沦，在男女之情中寻找寄托，在苦吟雕琢中打发时间，在歌咏黄昏中消耗生命，最终迎来了唐王朝的终场，李商隐、杜牧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
六朝后期以来，散文骈体化，初盛唐只完成了诗歌革新，散文领域依然骈体流行。
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等人重新提出重视政教的文学主张；
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将文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提倡“不平则鸣”，要求散文表现现实人生遭际，成为当时儒学复兴思潮的重要部分，产生了巨大声势，骈体文才退出文坛。
六朝后期文、笔之辨析，是纯文学观念发展的结果，而韩愈等使用“古文”、“文章”代替“文”，重新回到杂文学传统，这显然是一个倒退，却奠定了此后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词体的出现与词体文学的成熟是唐人留给宋人的最大“礼物”。
通过北朝少数民族引进，燕乐进入中原，词本来民间歌伎是配合燕乐歌唱以娱乐，选诗配乐、依调填词，都是为了歌唱；
中唐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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