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香顺20世纪20年代延边地区的马贼与中日关系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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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77年，清政府为了保护满族龙兴之地，实行了封禁政策。
然而，19世纪中期，清朝衰退，北方俄罗斯势力扩张到中国，因此，以前的封禁政策被废除，短时间大量的汉族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
而随着清朝的衰退，治安恶化，盗贼开始大量蔓延。
为了于此对抗，民众组成了自卫组织与盗贼对抗。
随着满洲内混乱继续，有时候一些有实力的马贼越过自卫做一些盗贼的勾当。
随着东北社会的变迁,其社会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金贼、矿匪、惰农、兵痞、赌徒亡命都加入了马贼团伙。
至清末,马贼为患“东剿而西窜,此灭而彼出”,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贼从清朝末开始就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20年代初期，马贼对中日关系起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研究马贼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是学界研究动态来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不同,内容广泛。
渡边龙策著，赵红莲译《马贼-日本侵华战争侧面史》，从中日关系角度，阐述了“马贼”真面目。
李瑞著《关于清末民初东北内蒙古地区马贼“蒙匪”的几个问题》论文中，通过这一时期这一地区马贼、“蒙匪”问题,使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更加全面、细致的了解当时边疆地区的社会状况。
再如金哲秀著《延边抗日遗址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两次大的马贼事件的背景及其过程。
崔圣春主编的《延边人民抗争史》上、《延边朝鲜族史》中，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讨伐”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制造了珲春事件，并在事件中利用了延边地区的马贼。
上述研究成果虽都提到了马贼问题，但没有围绕具有特殊性质的延边地区系统地论述延边地区马贼产生的原因及主要马贼团伙、马贼与延边当局的关系、马贼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在学术界尚属空白。
所以，本论文在总结前辈们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此问题，提供新见解，力图有所突破，以供研究近代东北史方面的参考。
第一、延边地区的主要马贼
延边位于吉林省东部，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俄国通过1860年签署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辽阔土地后，延边地区成为朝鲜、中国、俄罗斯三国交界处的“三角地带”。
延边地区是日本垂涎欲滴的侵略满蒙的“后门”和立脚点，是从朝鲜进入东北内地的一条捷径。
延边地区的特殊地位成为日本主要侵略对象，而期间日本是利用马贼的过程中逐步达到侵略目的的。
在延边地区主要马贼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头目张魁武。
他以敦化延吉县界敦化县沙河掌（距延吉县崇乡大庙沟西作洞约三里的地方）为根据地，拥有部下约四百五十名及机关铳四，步兵铳四百六十于挺，弹药十三万五千发，马匹二十五头。
马贼首领张魁武曾经在宁安县石头河（东清铁道附近牡丹江沿线）设立根据地，1922年三月中旬，率部下三百名，经由宁安敦化，来到敦化延吉境界沙河掌，并把该地设为根据地。
张魁武的根据地在四月中旬开建，是二栋营社的建筑。
其覆盖面地约五百坪（二青背西北约四里的森林里）具有可以把全部部下收容的好处。
根据地建成后，向敦化县的支那商人购买大量的食物和其他物资，再用支那马车搬回其营舍。
而且接受所在地附近的支那人官豪的玉蜀黍粉栗等食物，张头目还与海林的叛将高士賓密切联络构建一组约四五十名一团的探山队。
派遣地方巡查队数组侦查和龙及演技县内支那军警的动静。
另一个主要马贼就是以延吉县骆驼砬子奥地（延吉县春阳乡）为根据地的头目王双宁。
他率有部下约三百名，机关铳二步，兵铳四百余挺，弹药约十万发。
大正十年（1921年）九月东宁县三岔沟百余名马贼在首领王双宁的指挥下来到该地，徘徊在汪清县罗子向以及其他各地方。
到达汪清后扩充自己的势力，到最后在各地召集人马，最后人数到达三百名左右。
除了上述两个主要头目外，延边地区还有以下几个小头目。
1、长江：
根据地位于东宁县汪清县界地方，与满天飞、永好、大金山等一起行动。
2、靠山：
二代头目，本名为刘武臣，以东宁县老黑山为根据地，部下有五百人。
3、振东：
以汪清、珲春县界为根据地，部下约四百人。
4、万顺：
二代头目，与自己的外甥王仁一行人一起行动。
5、大金山：
以东宁县二十八道河子附近为根据地，与金胡蝶、万人敵等人一起行动，其势力合起来约三百人。
以上小头目虽然在实力方面不算雄厚，但其中几个头目参与了日本侵略延边的行动中。
对中国外交局势的被动，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2、马贼袭击日本领事馆事件
日本确立满蒙侵略计划是日本妄图实现其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
日本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军国主义的发轫，早在明治政府时期就已制定了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
如上所述，延边地区有着其地理上的特殊性，是日本垂涎欲滴的侵略满蒙的“后门”和立脚点，是从朝鲜进入东北内地的一条捷径。
他们不加掩饰地说：
“经过大连和安东进入满洲，非通过奉天不可，这就必然惹起中国人的注意，会有莫大的阻力。
而由延吉道进入，就可免却前项不利因素”，“从朝鲜清津起敷设铁路，经过延吉直达吉林，就可大大缩短与日本的距离。
因此间岛获得这一效果的终点立脚点之一。
”因此在与俄进行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同时，又积极策划入侵延边。
（一）两次珲春事件
日本吞并朝鲜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许多仁义之士和义兵将领纷纷移居国外,中国东北地区开辟为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从1919年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武装部队，不仅在当地与日军作战，还频频进入朝鲜国内袭击日军警机关，惩治亲日分子，破坏交通设施。
朝鲜族反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使日本惊恐不安，非欲除之而后快。
日本人考虑到朝鲜民族反日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就在中国，因此必须得到中国当局的“协助”与“参与”。
但是与日本的意志相反，中国当局对朝鲜民族的反日独立运动采取同情、默认、庇护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认识到，很难利用中国人的手消灭朝鲜民族的反日部队、镇压他们的反日独立运动，只有日军直接出兵“间岛”才能达到目的。
因此，日本人就利用延边地区的马贼制造了袭击日本驻珲春领事分馆的“珲春事件”，并以在马贼中“不逞鲜人”为借口直接出兵发动了“庚申年大讨伐”。
第一次珲春事件发生在1920年9月12日。
1920年9月朝鲜总都督情报局收买了中国土匪“镇东”（别名王胜东）、“万顺”（别名王四海）等团伙，并派日本浪人充当参谋，策划武装袭击珲春县城。
土匪头目“万顺”跟把日本间谍“山本菊子”作为自己的爱妾的亲日派“靠山”（本名孙花亨）有着密切的联系。
“万顺”经常在“靠山”手下活动，对于“靠山”唯命是从。
9月12日早晨5点左右，“镇东”、“万顺”4率00余名土匪，“分四路围县城，抢掠官银钱号，将县公署，税捐局以及榷运局、电报局的所有财物席卷一空，焚烧商埠房屋约二百间，抢去财物约值一千五百万吊。
在日本侵略者的资料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记录。
12日早上5点半左右，400～500名的贼徒袭击珲春县城，连发几枪的同时，在城内的数多地方放火，随着火势的蔓延，事态开始扩大，领事馆方面采取紧急措施把滞留的市民收留到领事馆。
由于中国军警力量的弱小、贼徒势力的强大，火势很快涉及到城内的数百户居民。
由于不清楚贼是马贼还是不逞朝鲜人，根据如果是不逞朝鲜人会对日本人产生极大的危害，为了保护滞留民，在跟当地的武官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欲派以联络兵为名义的士兵200名。
但之后发现贼徒都是马贼。
约3个小时之后的上午8点半，在珲春地区的马贼开始向东撤退。
传出部分中国官员和居民多数被马贼带走并残忍杀害的消息。
现城内处于混乱状态，胆大的滞留家长纷纷回去保护家中财产，妇女则收容在领事馆里。
不确定晚上马贼再来话是否会安全，但内滞留人暂无伤亡，而且城内的数名朝鲜人方向不明。
根据以上的报导和记录，第一次珲春事件中没有给日本人带来伤害，这也没有给日本侵略者制造出兵的借口。
所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发生了第二次珲春事件。
第一次珲春事件发生后不到20几天内，发生了第二次珲春事件，这个常识中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在第二次珲春事件中入侵没有丝毫“经济利益”的日本领事馆，这只能说明，是为了达成某“政治目的”而编造的阴谋。
而这项阴谋中，中国延边地区的马贼就充当了日帝的工具。
制造“珲春事件”的“镇东”、“万顺”是大土匪“靠山”本名（孙花亨）的手下。
“靠山”有个名为“山本菊子”的爱妾，她是日本主要女间谍之一。
在大量的日本女间谍即“阿菊”当中，最出名的要数“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而山本菊子就是其中的“西伯利亚阿菊”，她于188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7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
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日本特务头子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于是将她送入妓女间谍学校精心培养。
很快，菊子就学会了一套运用姿色搞情报的绝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这时又在驻扎在黑龙江流域的日军中将手下当间谍，在“靠山”经营的酒家里伪装成接待员。
“靠山”经常通过爱妾跟日本军取得联系，珲春事件发生前期，靠山就有所行动了。
珲春事件后，“万顺”被“靠山”处决，而“靠山”被其爱妾杀害，随后山本菊子便神秘失踪。
总的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与马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珲春事件中马贼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其阴谋的工具。
（二）头道沟事件
据统计，1922年2月14日（铜佛寺分署开始）至4月27日（最后局子街分馆届满洞分署），总领事对4个警察署、14个警察分署、5个派出所进行巡阅之后宣布：
“大体上达到了警察机构扩张的目的”日本趁“庚申年打讨伐”的打扩张，致1922年6月末，延边地区的日本警察官总数增至324名。
尽管如此，日本仍不满足，只要有机会就要补充更多的警察人员。
在此情况下，1922年6月28日发生了所谓“头道沟事件”。
在袭击头道沟之前马贼就有所行动了。
马贼全员中除不带枪的12名，13名携带枪得马贼团于阴历4月在安图古洞河附近与同伙会和，6月23日在安图古洞河附近集合，以袭击头道沟为目标，通过森林地带，6月26日傍晚到达延吉夹皮沟，27日下午9点左右离开当地，28日凌晨2点左右到达头道沟北方高地附近。
6月28日凌晨3时，由仁义军（徐某）率领的来自安图古洞河马贼170名（据日本领事馆说，里面混有朝鲜人12名），突袭头道沟，杀人放火，劫掠财物。
马贼携带抢有俄国制五连发步枪、三十八年式步枪、蜀逸制步枪。
马贼的袭击事件烧掉领事馆分馆额二栋楼，把邮局分室资料、书类及川邉英次郎、细井宽一、小野周一郎的住宅全部烧掉。
中国商埠局长牟锡令、中国陆军排长李风彩下士以下三名重伤，陆军下士以下四名、住民数名的房屋全部烧毁。
这一事件对日本方面来说损失重大，给日方提供了继续要求增加警力的借口。
事后，给日方扬言马贼中有12名朝鲜人混入，间岛总领事馆则多次要求外务大臣内田给“间岛”增员100名，并再招募43名（驻间岛代理总领事界本提出招44名）的要求。
这一批文迅速得以落实。
143名中86名要在当地采用（数日内以采用20名），剩余57名要在青岛宪兵队宪兵自愿者中采用（将于25日以前抵达）。
于此同时，按照预定计划，在珲春的支援警察官将于20日返回朝鲜。
经上述一些列活动，1923年1月4日铃木总领事向各分馆主任宣告：
“巡查的充实任务已经完成”。
1920年日本人利用马贼制造“珲春事件”后，日本达到了出兵延边及设置和扩张警察机构的目的。
而继“珲春事件”发生的“头道沟事件”更为日本人继续扩充警察署机构提供了更加巩固的依据。
第3、马贼事件与中日外交上的被动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
日本也趁着中国政局的不稳定而屡次得到扩张。
日俄战争的爆发与日俄在东北的角逐、“珲春事件”与“庚申年大讨伐”及“头道沟事件”等等都是因日本的挑动而造成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波折，意味着中国不断处于被动地位，这些事件都变为日本设置和扩充其警察机构的借口和向中方施压的“良机”。
（一）珲春事件与日军入侵延边
日本早在明治政府时期就制定了“大陆政策”。
它首先源自16世纪末大封建领主丰臣秀吉拟定的大陆扩张构想。
他提出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进而占领印度，在亚洲建立一个“东洋大帝国”的对外侵略计划。
而20世纪前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是满蒙，先要割去“满蒙”，然后进而吞并整个中国。
1919年在朝鲜爆发“三一”运动后，日本为了“讨伐”活跃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反日部队，通过延边地区的马贼制造了珲春事件。
珲春事件发生后，日帝遂以由此为由，开始大举侵入中国东北，肆意虐杀中朝人民。
日军之作战训令称：
“对企图自朝鲜境外武力进攻的不逞鲜人团（即朝鲜独立军）予以歼灭性打击。
”<
23>
当入侵既已成事实后，日本侵略者把“珲春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延边反日武装部队身上，大造舆论，始于10月7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
“珲春惹起的凶变，完全由不逞鲜人同中国马贼以及过激派俄人一起肇事”恶意地将罪责转嫁于延边反日武装团体身上，并以“保护日人的生命安全”为借口，妄图出兵延边“讨伐”我反日武装。
但事后据为马贼俘走的日本商人彦坡由喜二说，“攻打珲春之马贼队伍中根本没有朝鲜人俄国人”。
“珲春事件”纯粹是日本帝国主义寻找出兵延边而设置的圈套，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骗局。
于是1920年“庚申年大讨伐”开始了，“珲春事件”也最终成为“庚申年大讨伐”的导火线。
在“庚申年大讨伐”中，日军围攻朝鲜村落，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关在屋内纵火焚烧，有逃出者，即以刀刺杀或掘坑活埋。
据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四县不完全统计，日军杀害的朝、汉族群众3500余人，逮捕5058人，烧毁2500余户的房屋、30多所私立学校、45000余石粮食。
据吉林省长公署统计，延边四县和东宁县蒙受的损失达187·
86万余元，南满的兴京、柳河和宽甸等地被杀害者达804人。
仅延边四县和东宁等五县的满、汉族被害者就达279户，被烧毁的学校4处，损失额达242080多元。
日军野蛮的侵略行为给中国延边地区朝鲜族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二）头道沟事件与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的扩张
1922年6月28日，在头道沟发生的马贼袭击事件，使中方再次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珲春事件”发生后，中方一再声明由中方完全负责取缔“不逞鲜人”和马贼保证不会再发生意外事件。
而这一事件又给日方提供了向杂居区域派遣警察的借口。
日本认为该事件发生“辜负了支那方面数次的声明”，“事实证明其警备无力”。
6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想中方表示抗议，称“这毕竟是因支那方面的取缔不充分而造成的”。
6月30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按照内田的指示，会见中国外交总长，称“关于珲春事件，贵国政府曾经声明，表示由支那方面负责维持治安和保护日本侨民的责任。
所以，我军才撤退”。
“当今在‘珲春事件’尚未解决之时，再次发生同样的事件，痛感无法信赖贵国政府的声明。
”对此，中方只好表示“深感遗憾”，表示“由中央政府负责”，“将尽快采取善后措施”。
同一天，内田外务大臣又对中国驻日本公使威胁称，“最近，为了保护间岛地方的日本侨民，将从朝鲜派遣若干支援警察官”，今后，“恐怕难以保证不会出兵”。
在地方，中方当局同样处于被动状态。
6月28日，局子街分馆主任访问道尹和镇守使称：
“对于头道沟马贼袭击事件，贵官等也会自觉打责任重大。
关于地方的治安，平时我方屡次催促贵方注意，但再次发生如此不祥的事件，实在感到非常遗憾。
”“眼前的事实，更令人感到信赖贵国军警心中无底。
”对此，道尹和镇守使只好表示“道歉”。
29日道尹亲自到领事馆，对头道沟分馆及侨民所受的损失“深表遗憾”。
中方为了扭转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不断地向延边地区增派兵力。
先后从吉林第一、第五旅各增派一个团和机关枪队作为“剿匪游击队”。
这样，在延边地区四县的兵力达四个团以上。
9月20日，中方以此作为依据，要求日方“迅将日警撤退并见复为荷”。
但是，日方没有表示回应。
马贼发动“头道沟事件”后，日军抓住这一机会，扩充和增设了警察机构。
正如日本外务大臣币原所承认：
“大正十年间岛警察机构的扩张，是作为珲春事件的善后办法之一而得以实现的，继而大正十一年扩充实其各机关，实为增员，是作为头道沟事件的善后办法之一而得以实现的。
”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近代延边地区马贼产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延边地区的特殊地位成为日本主要侵略对象，而期间日本是利用马贼的过程中逐步达到了侵略目的。
第二，马贼事件在近代历史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
主要事件为“珲春事件”以及“头道沟事件”。
“珲春事件”是日方为讨伐朝鲜反日武装部队悍然制造的事件。
而其后发生的“头道沟事件”虽不是日方蓄意制造的，但对日本侵略计划的实行提供了帮助。
“珲春事件”及之后发生的“头道沟事件”更为警察署机构的扩充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第三，马贼事件后，在外交上中方更加陷入了被动局面。
“珲春事件”后，日军入侵延边，并以在马贼中“不逞鲜人”为借口直接出兵发动了“庚申年大讨伐”。
“头道沟事件”后，日本在中国的领事馆警察署机构不仅得到了扩充，而且，使中国在外交上不利程度达到了顶峰。
可以明显地看出与中方被动地位的相反，日方在与中方的外交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在日军先割去满蒙，占领东北的战略上，延边地区的马贼充当了日军的“冲锋部队”，对以后的日军进一步的侵略计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侵略中国的70多年的历史中，面对中国闭关自守，清朝官场的腐败，延边地区的马贼可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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