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书生爱情观之异同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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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无情，正是当时社会的必然表现。
寡妇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儒林外史》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物群体，成为吴敬梓笔下的描写对象。
通过对《儒林外史》中的寡妇形象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书生们的无情以及寡妇悲惨的命运和生活。
如小说中的牛布衣的太太，在牛布衣临死的时候非常清楚,妻子在他死后将无依无靠。
但是，他临终对妻子以后的生活没有做出任何的安排，只是嘱托老和尚要将他装殓了，并把他的诗稿传于后人，否则他就会“死不瞑目”。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临终遗言是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对最爱的人与最放心不下的事的未来所做的托付。
从牛布衣的临终遗言来看，他最在乎的不是她的妻子，反而是他的书稿，他至死都放不下的只有功名。
明清时期的“八股”“名利”腐蚀掉了他的灵魂，而他对妻子的无情则导致了牛太太的人生悲剧。
牛太太的悲剧就是那个时代无情书生妻子的悲剧。
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八股”“名利”的社会环境当中，她们比一般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
（二）功名富贵
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来考虑联姻的可能性，因而当时的婚姻有着森严的门第等级观念。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中所推崇的是一个“情”字，为了情，可生可死，可感天可动地，可起死回生。
在作者笔下的婚姻爱情故事里的男主人公,“他们不是靠着官阶与财富这些身外之物，而是凭着才学、性情赢得女性的青睐”[2]。
如《连城》,穷书生乔生与孝廉之女连城因诗交而成为知己，并互相爱慕,“倾怀结想”，但连城之父嫌乔生清贫而将女儿许嫁盐商大贾之子、门当户对的王生。
连城与乔生一方面遭受了由于嫌贫爱富所造成的不幸与痛苦,但又对之进行了抵制并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了斗争,终于成为连理。
正是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造成了连城与乔生的不幸,而他们不屈的斗争终使有情人超越生死而成了眷属。
另外，乔生不惜割却自己的心头肉,是为了给连城治病，报答知已,而不是图其钱财。
作者在这里歌颂的是真情真意的知己之爱，并且认为只要有爱就无关乎什么门当户对、功名富贵。
乔生和连城的终成眷属所要说明的正是不以官阶财产为基础的爱情。
《儒林外史》是一部“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3]吴敬梓通过对书中为数不多的婚恋描写进行反复点染，以期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释功名富贵对书生婚恋观的影响，并借以强化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4]这一主旨。
正如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所说：
“书中备载杂流而独名《儒林外史》，乃深责儒者，儒者之所以卑劣若此者，功名富贵也。
”[5]《儒林外史》中书生的婚姻爱情更多的是带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甚至功名富贵远在爱情之上。
如蘧公孙与鲁小姐、鲍廷玺与王太太等，他们的婚姻都是笼罩在功名富贵的阴影之下的利益性婚姻。
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姻可以说是世家子弟和千金小姐门当户对的绝对代表，而匡超人的婚恋则更具有代表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主婚者往往对对方的仕途经济比较关心，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促使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孝子演变为功名利禄的追逐者。
他贪图功名富贵，不惜停妻再娶，在他的两桩婚姻中，对功名富贵的追逐导致了他对婚姻的态度。
婚姻在他那里也沦为了钻营的手段。
这正是作者所极力批判的。
书中仅有的没有被功名富贵所钳制的就只有杜少卿夫妇和庄绍光夫妇。
（三）男权意识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洗礼，“男尊女卑”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因而，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作为男子的附庸出现的。
蒲松龄一生热心科举，对儒家经典了熟于胸，他对儒家伦理道德是持肯定态度的的。
因此，他在《聊斋》中的一些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传统男权思想的崇尚和维护是在所难免的的。
蒲松龄“对程朱不敢正面非议，甚至不乏吹捧之辞”[6]，他创作的《聊斋》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以男性为中心。
在《聊斋》故事里，很多女主人公常会出现类似自荐枕席，逾墙私会的行为。
而书生却不用负责任，且无需任何婚姻承诺，这便是作者以男性为中心的必然结果。
《聊斋志异》描写的婚姻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即穷困而有文才的书生邂逅美丽多情的异类女子，两情相悦，这些女子既可以让书生安享读书的乐趣,又可以为他们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甚至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获取功名富贵等。
如《红玉》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女子，她是主动而非被动的。
她主动爬上冯生家的墙头，对冯生表达爱意。
后来又因与冯生偷情被冯翁臭骂一顿，从此不肯含垢为好，但却帮助冯生与卫女结成连理，并在冯生全家遭遇不幸时担当起育儿、兴家的主妇之责。
蒲松龄所看重的就是这种对男性无条件忠诚、只付出不索取的女性。
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无处可求，也就只能存在于对神鬼狐妖幻想中。
这类情况还出现在《聊斋》的其他许多篇章中，如《鸦头》中的鸦头初次见到王生便“秋波频顾，眉目含情”，后来竟与情人私奔等。
另外，蒲松龄赞赏一夫多妻制，他按照男性中心论的要求创造出贤妻、佳妾两类理想女性，双美共一夫。
因此，男女爱情并未获得平等，封建樊笼尚未冲破，礼教桎梏亦未打碎。
而这照蒲松龄看来，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娇妻美妾，女人则不仅要帮助男人建功立业还必须要做到克己复礼，忠诚于爱情就成了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
此外，他还认为两性之间是否和谐决定于子嗣而非爱情。
在他的笔下,那些狐鬼花妖所倾心的男子多是有妇之夫，但是他们却可以安然地享受这些女子带来的抚慰与柔情，作者对他们的艳羡之情显而易见。
女性可以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但她们最终都必须从一而终，要做到始终对爱情忠贞，而她们所倾心的那些男性却有着兼爱之权。
如《聂小倩》，在其复生后，“后数年，宁果登进士。
女举一男。
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
[7]又如《小谢》，两个美丽女鬼在与恶势力斗争中，妒意顿消，与耿生共结生死缘。
这类爱情故事往往是以“双美”而告终，不管最初是多么忠贞的爱情，最后都可“双美一夫”。
在这里，作者是把三妻四妾当作一个成功的男人理所当然的事。
“双美一夫”且子孙满堂,正是蒲松龄以幻想形式出现的人生追求。
《儒林外史》是以男性来作为全书的主角的，书中的男主人公受男权文化的影响更为严重。
吴敬梓在书中对季苇萧和杜慎卿二人对纳妾的态度的一番高谈阔论做了详尽的表述。
季苇萧自诩为名士，以为：
“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8]，杜慎卿则认为：
“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
”“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9]事实上，他们二人纳妾的根本目的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美色的欲求而已，他们打着风流才子的幌子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奢望着表现出自己高雅的风流格调，但这只会适得其反。
吴敬梓正是通过对这些假名士装腔作势的描写表达了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反感。
吴敬梓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作者，所以在他的书中也刻画了正面书生形象---杜少卿和庄绍光，他们是和他一样对男权社会有一定思考的书生。
作者通过描写他们发乎自然地与妻子携手同游等家庭生活，赞颂了他们不为功名富贵而转移的高尚品质，对封建道德理念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时，作者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发掘出“情”才是和谐婚姻的真谛。
从他们对待各自的伴侣以及对待沈琼枝之类的女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忠实地拥护一夫一妻制，还表现出对妇女的绝对尊重。
（四）对悍妇的态度
“《聊斋》的作者十分注意夫妇问题，特别用气力描写悍妇的凶恶。
”[10]这一系列的悍妇形象，她们一反传统社会中“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成为“丑”和“恶”的化身。
《聊斋志异》有17篇作品是以悍妇为题材的，一共塑造了21个妒妇悍妇的形象。
这其中有毒打丈夫的悍妇，如《江城》篇中的江城；
有对公婆不孝的儿媳，如《杜小雷》篇中的杜妻。
从蒲松龄对悍妇的变形描写中可以看作是男权制度下女子所进行的另类反抗，也可看出其思想上的男权主义观念。
他对笔下的悍妇们实行了批判与挽救的政策，体现出对夫权制度的崇尚与维护。
蒲松龄站在封建纲常的立场上，对此类女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拯救”，流露出了浓重的男权思想。
蒲松龄从封建伦理思想出发,把这些使家庭秩序“失控”的悍妇称为“母夜叉”，并使她们的抗争在人为操控下以失败收场。
如《阎王》中李久常嫂反对丈夫纳妾，阎王让她在阴间受尽严刑，在阳间亦逃脱不了的活罪。
在作者笔下，她们成了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也是作者着力鞭挞的所有罪过的承担者。
这些情节设计，分明体现了蒲松龄对违反常规女性的深恶痛绝之情，是作者捍卫封建男权制度的典型表现。
蒲松龄把因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而造成的罪恶全都怪罪在无辜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了他婚恋观中守旧的一面。
《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吴敬梓也刻画了一系列的悍妇妒妇形象，如鲁小姐的母亲、郑老爹三女儿、严监生的妾赵氏、来宾楼的妓女聘娘，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太太。
吴敬梓在刻画她的“泼”的同时,极为难得的描写了她的不幸。
尽管泼辣刻薄型女性或是泼妇、或是妒妇,不符合传统妇德规范,但作者在描写这类人物时并非一味地指责,而是真实再现了这类女性的生活困境,将她们的不幸与无奈展现在读者面前。
王太太贪图富贵享乐，自己不愿服侍公婆，又对下人凶狠残忍，动辄打骂。
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妇。
但她用撒泼向社会礼俗挑战这实际上是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的。
虽然她地位卑微，但却一心地追逐自己的梦想，然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她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封建的男权社会最终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作者借助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对封建社会礼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己进步的妇女观。
二、《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中的书生爱情观之同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相同点就是都表现出了书生们进步的妇女观，当然这种进步的妇女观正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书生们身上的映射。
主要表现在：
（一）、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妇女观
聊斋爱情故事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它以前的作品，它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一方面是和社会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和作者对爱情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自身的婚姻观有关。
虽然作者在《聊斋》故事中传达出的爱情观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但更多是呈现出一种民主的爱情观念。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婚姻爱情观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主张婚姻自由自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大胆追求爱情的叛逆书生的形象。
书中不乏忠于爱情、有责任心的书生，如《青凤》篇中,青凤因与耿生夜语，而遭到了家长的严厉责骂。
青凤低头急去，且嘤嘤啜泣。
这时跟在后面偷听动静的耿生铤身而出，表示此事与青凤无关，并愿意承担罪责。
2、主张两心相知，推崇知己之爱
蒲松龄在《聊斋》里歌颂了知已之爱，如《娇娜》、《连城》、《红玉》、《鸦头》等。
这些篇目明确地传达出现代爱情意识即摒弃金钱地位价值取向的利害关系,以两情相悦相知为基础。
如《娇娜》中的孔生对娇娜一见钟情，但因为娇娜年龄太小而最终娶了她的表姐，娇娜和孔生也就成为了亲戚，他们之间的感情似乎就永远埋在心底了。
然而，当娇娜一家面临灾难时，孔生却毅然铤身而出，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即便是被雷霆击晕也在所不惜。
蒲松龄在书中大力歌颂这种知已之情,表达了爱情婚姻的基础是心灵的契合这一蒲氏爱情观的重要价值取向。
3、主张男女平等
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是崇尚“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在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这也就必然会反映在爱情婚姻方面。
一般说来，当时在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女子总是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描写的女子不仅不处于被动地位,反而常常是主动者。
如《鸦头》、《莲香》等，在这些篇章里，已经表现了蒲松龄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男女平等的意识。
4、赞成女性经济独立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近20篇涉及到女性经营管理财产，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女商人形象。
这些形象的塑造表现了蒲松龄关注和同情女性命运，并为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觉醒吹响了号角。
“她们与封建社会要求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已经不是只知‘三从四德’的男性附庸。
而是封建末期出现的新女性，是近代中国女商人的前身。
”[11]
如《黄英》中善于经营生意、最终富甲一方的黄英，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经济独立意识已经悄悄萌动。
这一新思想是在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影响下产生的，蒲松龄塑造的这些女商人形象，不仅体现了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萌芽，也为后世进一步推进男女平等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出来的进步的妇女观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明确提出了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这一理念。
其进步的妇女观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主张男女平等，赞赏与命运抗争的新女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把女性排斥在了社会生活之外，吴敬梓对此是表示坚决反对的。
因此，吴敬梓通过塑造沈琼枝这一形象，表现了他否定传统妇女观的可贵精神。
尽管沈琼枝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女子不得不依附于男子的社会地位,但是其反抗的精神仍是不可多得的。
2、倡导符合人性、重情守义的夫妻关系
《儒林外史》通过对杜少卿、庄绍光夫妇家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倡导了一种“合乎人情与道义的真挚笃实的人伦关系”[12]
杜少卿认为夫妻间应当平等和谐，因而不顾世人的眼光与妻子携手同游。
另外，他解说《诗经》有自己的思想与识见。
作者赞成杜少卿对待女性的这种态度，表明了女性应该与男性平等，而不是以男性的附属品存在，在作者看来，这种夫妻关系才是人性的、有情有义的。
相反，对书中那些停妻再娶的负心郎，如匡超人、季苇萧等，作者对他们是无情地讽刺和批判的。
3、揭露并批判科举制度与封建礼教对妇女身心的摧残
鲁小姐被看做是“女马二”、“八股小姐”，可惜女性是不可能考科举的，于是她寄希望于丈夫，但却发现丈夫对此并不看重。
后来她就又寄希望在儿子身上，每日拘着儿子在房里面读文章。
在这里，科举制度与封建礼教致使鲁小姐身心扭曲，失去了原本的生活常态。
吴敬梓通过不动声色的描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这种悲剧人物的深切同情。
4、肯定妇女的传统美德
《儒林外史》塑造了王冕的母亲这一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形象。
她是一位慈母，深明大义，能顺王冕的天性发展。
此外，她还教导儿子要自食其力，远离污浊的官场，不要攀附权贵，这一切都极大地鼓舞了王冕。
其实荷花就是王冕及其母亲人格的象征。
吴敬梓在像王母这样的普通人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寄托，发掘出了早已远离儒林官场的可贵品质与人性美。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出来的进步的妇女观，不仅是通过对沈琼枝这样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表现在对像王太太这样的悍妇形象的描绘上，这正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过人之处。
作者赞颂了对平等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同时表现了自己对与命运抗争的女性的同情，因而把女性形象塑造得更为真切，更贴近现实生活。
这也正是吴敬梓进步妇女观的独特表现。
三、《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书生爱情观异同的原因
蒲松龄的主要生活经历是在清朝。
清初的思想文化同明代思想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中叶以后一个重要的文艺思想便是“主情“说。
李蛰在文艺创作中提倡“童心”说,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13]还有汤显祖的“至情说”和冯梦龙的《情史》。
明末清初,无沦是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弥漫在情的迷雾里。
蒲松龄表面上努力追逐着历代读书人科举致仕的道路，然而文学界弘扬情爱的做法，在他不会视若无睹。
《聊斋志异》中浓笔重彩写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美满结合的故事，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文化背景的认同和融合。
不仅因为对情的肯定、弘扬是时代的思潮，同时,也因为拥有挚情真性也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永久期盼。
明清之际，肯定人欲的思潮向理学思想最牢固的妇女观挑战。
思想家们开始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蒲松龄笔下的夫妻之间便具有了更多的男女平等的色彩
另外，从蒲松龄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因为科举屡试不中，愤而撰写小说，以小说为载体去实现他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完成的那些美好愿望。
现实生活中的沉重的精神压力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来发泄，因而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消解不满、自我慰藉的理想工具。
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中的婚姻爱情故事所表达出来的爱情观是进步的,他用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来表达了自己的婚姻理想和爱情观。
他赋予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由，在他的眼中，真正的爱情往往是不以官阶财产为转移的，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真情相爱，而且还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了反对。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他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在文中流露出一些落后守旧的男权思想，这恰恰反映出他作为男性作家的文化心态。
但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要对蒲松龄的爱情观给予肯定。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出来的书生爱情观也有着各方面的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萌芽，封建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传统的妇女观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入赘婚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婚姻现象，然而在《儒林外史》中有为数不少的赘婚例子。
反映社会分层流动的入赘婚是吴敬梓试图通过《儒林外史》尽力展现的内容，入赘婚现象不仅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还可以展现当时世人的心态。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自然也会发生变化，经济因素、功名因素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中也可以看出士人受功名与世俗的影响。
另外，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其杰出的讽刺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形象。
作者借着着婚姻家庭的描写，批评了知识分子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功名财富以致道德品质日益下滑。
然而，当时的部分女性却已经开始逐渐醒悟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从而力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成为新一代妇女的楷模。
结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半多的篇章是涉及男女婚姻爱情的，这些篇章向我们展示了至情且矢志不渝的书生形象，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笔下的书生爱情观，他们期盼拥有真情而不看重官阶和财富，他们希望陪伴自己的是温柔多情、从一而终的女子。
这些书生的爱情观正是作者进步的爱情理想和婚姻观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其作品中还不可避免地残留着男权意识的印记，因而他在书中所展示的书生爱情观也有其保守的一面。
如一夫多妻制，对悍妇们的批判与挽救等，都体现出对夫权制度的崇尚与维护。
而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作者描写的婚恋故事里的这些书生们，在八股科举制度的侵蚀下更多地展现了他们无情而又贪图功名富贵的一面，当然也存在杜少卿、庄绍光这一类的真儒真名士对爱情的尊重和守护。
正是通过对他们的这种进步的爱情理念和积极心态的揭示，表现了作者进步的爱情观。
本文通过对书生爱情观丰富深刻内涵的分析，映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加深了我们对当时社会的全方位了解。
此外，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与婚姻爱情矛盾冲突日趋激烈的现状下，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男女爱情自由平等，追求至情的爱情等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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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2］韩田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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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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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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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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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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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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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学术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49页。
[11]马瑞芳：
《马瑞芳讲聊斋》，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页。
[12]竺青：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13]（明）李贽：
《童心说》，《焚书》卷三。
致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在这个季节划上一个句号，而对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
本论文的完成是导师范老师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的结果。
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
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
在整个论文的选题、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导师都给了我精心的指导、热忱的鼓励和支持，她的精心点拨为我开拓了研究视野，修正了写作思路，对论文的完善和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导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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