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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医改是重大民生工程,把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是政府责任的体现。

但具体落实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投入责任。

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

二、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

完善卫生法律法规,加快推进基本医疗卫生立法,明确政府、社会和居民在促进健康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建立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

健全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加强城乡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

三、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做好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完善医疗保障管理机制,有效减轻城乡居民个人医药费用负担。

提出接近400种药物实现零差价,就是通常使用的药物群众不再付出高价了。

基层医疗单位实行零差价以后需要补偿,而使基层的卫生人员待遇不下降。

四、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快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发挥县级医院的龙头作用,建成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

五、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就是要实行公益性的改革。

也就是说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应该坚定不移。

打好医改攻坚战

《人民日报》评论员2010年05月24日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

医改实施一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提高,基本实现了开好局、起好步的目标。

医改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

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医改全面启动实施,稳步有序推进。

尤其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医改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一年来,医改的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得力。

一是始终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明确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并将其作为公共财政安排的重点。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社会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二是牢牢把握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首先保障广大群众看病就医的基本需求,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三是紧紧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近期重点推进改革。

通过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降低就医费用,使广大城乡群众不出乡村、社区就能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四是按照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方法步骤组织实施。

对于改革的一些重点难点,坚持试点先行,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卫生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期望尚有较大差距,看病难、看病贵仍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今年是医改承前启后、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

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增大。

尤其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要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今年,要继续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为中心任务,统筹推进近期重点改革,突出惠民措施,增强改革实效,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为如期完成医改三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及时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和条件,迎难而上,不断创新,打好医改攻坚战。

要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发挥其医改主力军的作用,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为医改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为民惠民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

民生视角看医改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已完成筹备,2010年将进入实施阶段。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这样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虽滞后于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改革,但改革其实一直也没有间断过。

及至在去年推开的新一轮医改中,公立医院的改革成了近期5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和发展,公立医院规模和实力逐步壮大,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较为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同时,由于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存在的不足,也出现了一家独大、营利或变相营利甚至公益性质淡化等诸多问题。

公立医院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还承担着应急救治、救灾、支农、支边、扶贫、援外等社会责任,是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立医院改革将坚持公益性,同时注重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权威人士指出,公立医院的改革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就是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保障医院公益职能的发挥。

本次医改明确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政策:

“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扶持重点学科发展、保障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补助性亏损等”。

坚持公益性与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并不矛盾。

根据医疗服务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以及医院运行规律,健全医院等级评审制度,完善医务人员的晋升和薪酬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保证“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而不是“多收多得”。

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使医疗卫生人员安心安全地工作,得到社会的尊重。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法人治理机制、内部运行机制、补偿机制、监管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管理、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等。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展开。

提高效率,弥补服务缺口,求解看病难

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先行试点的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

以北京为例,以下两个数据使我们对于医疗服务面临的供需矛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但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为1.2亿。

在北京地区看病就医的患者,70%来自外地。

对此,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认为,北京医疗服务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患者的需求有很大差距;

二是医疗资源不平衡发展导致地区间医疗服务能力差距较大。

在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实现公共服务的最大化?

眼下,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具体措施来弥补服务缺口,正是对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

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确实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对此,行业管理者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案:

如果把公立医院住院日平均缩短2天~3天的话,就等于全国增加了20%~30%的公立医院数量。

如果把挂号时间延长至24小时,公立医院里为挂号而通宵排队的现象将会消失。

如果把门诊时间延长至每周7天,那么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都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认为,我国现有205万名执业医师,这在世界上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百姓仍然认为看病难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医疗体制束缚了医生的积极性,使广大医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应努力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的办法和形式,鼓励高年资医师到基层服务,方便患者。

2009年9月1日,北京开始实施预约诊疗服务。

方来英认为,这不仅仅是挂号方式的改变,而是医疗就诊模式的改变,让诊疗更有计划性。

通过大医院就医流程的改造,提高工作效率,是目前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的有效举措。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49所三级医院均开展了电话和现场人工预约服务,其中36所医院还开展了网络预约服务。

北京协和医院依托联通114,患者5分钟之内即可完成预约挂号;

北京朝阳医院自行开发了“社区预约挂号专用网络平台”;

北京天坛医院创新预约方式,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合作,利用其高清数字化电视平台,开展电视预约挂号业务。

为了把专家资源用在刀刃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采用了层级就诊模式:

想看知名专家的患者须先到专科或日常专家门诊就诊,接诊医生再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推荐预约著名专家门诊。

县医院是公立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医改方案提出,中央要在3年内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医院建设,使每个县至少有1所县级医院达到标准化水平。

卫生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说,据对房屋建设、设备配备、人员培训及配套资金进行测算,建设这些县医院需要七八百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县医院投入最大的一次。

他表示,对县医院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让老百姓不出县就能看好病,这将极大地降低百姓医疗费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一些城市,尽管有了房子和设备以后,社区医疗机构架子已经渐渐搭起来了,但人员的素质仍然有待提高,而其提供的服务真正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专家建议运用各种激励措施,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

实施双向转诊制度,使在基层首诊的患者可很方便地预约到大医院的专家门诊;

在医保政策中继续加大在基层就医的报销比例。

把公立医院建成“平价医院”,求解看病贵

由于财政补偿不到位,很多公立医院带有明显的逐利倾向。

要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就要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让医院不再靠多开药、多检查等增加老百姓就医负担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把公立医院真正建成“平价医院”。

根据新医改方案的要求,将在公立医院改革中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

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则通过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解决,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

2009年6月1日,陕西省子长县推出了以创建“平价医院”为主要内容的公立医院改革,在逐步实现药品低价后,又取消了政策允许的15%的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要求全县城乡所有药品同质同价,并对23个病种实行单病种收费。

县物价局经过成本核算后,下调了大型检查费用,医院减收部分由县财政补贴。

子长县卫生局的统计显示,与改革前相比,全县公立医院药品价格总体下降了40%左右,住院病人月平均费用下降了44.8%,门诊病人月平均费用下降了45%。

改革后的胆结石手术费用不到3000元,比改革前降低近2000元。

2009年,北京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启动了基本药物制度,全市所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参加政府主导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现全市的统一组织、统一平台、统一价格、统一监管。

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药品采购成本,也进一步减轻了患者药品费用负担,据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2009年药品采购量达180亿元,直接让利群众26亿元。

新医改主战场

转自《瞭望》

时隔仅仅10天,5月26日,抗癌药恩丹西酮即以20倍的利润率刷新了“暴利药”的纪录。

而5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称,2009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支出3902亿元,比2008年增长38.1%。

两相对照,公众困惑顿生:

在新医改实施已满一年,并为此支付巨大的成本后,药价虚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进而,政府承诺的8500亿元的福利支票会不会同样倏然不觉,难以切实改善就医负担?

让我们回眸新医改一年来的进展。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超过12亿,医保“保大病”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从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看,基本药物销售价格下降幅度平均在30%左右;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93%的县级市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中央财政已投入158亿元用于实施6个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

显然,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既定方针,新医改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

然而,作为矛盾焦点的公立医院,其改革试点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或许是社会难以体验沉疴顿去之轻松的原因。

我们知道,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主战场,改革的效果最终需要通过公立医院这个“终端”来体现。

换言之,只有公立医院改革取得突破——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服务效率切实加强、医疗费用更为合理、服务态度显著改进,公众才能真实享受改革的成果。

这也是新医改的主导者们攻坚的方向。

本刊记者注意到,在北京近日开班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公立医院改革始终是一个核心话题。

为清晰勾勒新医改一年来的图谱,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镇江、芜湖,到颇具全局和窗口意味的北京,本刊记者深入改革一线,结果发现,各地面临不同的困境——

镇江用“集团化”求解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疗治公立医院“管办合一”的体制痼疾,该如何避免“法人化”演变成“公司化”?

毕竟,国有企业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而公立医院以保证公益性、提高健康绩效为宗旨,二者只可借鉴不能照搬。

芜湖用颇为“大方”的财政投入补偿公立医院,助其戒除“医药不分”的毒瘾,然而,财政“兜底”体量庞大的公立大医院并不现实,“公益”和“效率”的尺度该如何平衡?

北京首倡“准公益医院”,意图推动各路大医院进行小步伐地改革,但如何把握好“公益”与“利益”的度仍存争议,特别是其能否率先突破“多元化办医”的僵局,成为“开门办医”的典范,也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自2005年出现医改“基本不成功”的言论,近5年来,公众对医改的讨论热情始终。

面对改革中不时暴露的难题,我们期待改革的决策者、主导者拿出更大的改革魄力。

医改要员们的“头脑风暴”

在新医改承前启后、攻坚克难的2010年,主政一方的医改要员们在关注思考哪些问题,引人注目。

5月12日上午8:

30。

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二层会议厅。

为期10天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研讨班正式开班。

这是新一轮医改实施一年来,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一次高规格研讨班。

该班班主任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这40位学员皆是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他们肩负着医改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要靠他们去落实。

本刊记者看到,承担授课任务的“教师”阵容豪华,包括卫生部部长陈竺,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等。

其中,刘俊、李玲曾是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主讲人。

药价“拦路”

5月16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一种出厂价只有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物——芦笋片,在湖南湘雅二医院的销售价格高达213元,去除成本后,利润高达近13倍。

在医改节骨眼上出现的“暴利药”故事,引发舆论剧烈反响。

评论旋即指出,“这是一个与抢劫没有区别的利润率”;

更有人追问:

新医改已逾1年,为何还没管住天价药?

研讨班学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甲对芦笋片事件的思考是,“关键要打破药品流通环节的利益链条。

据报道,芦笋片价格攀升的轨迹大致是:

湖南某医药公司以15.5元从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芦笋片后,按30元~40元的价格销售给唯楚医药公司,唯楚医药公司转手将其以185.22元的价格挂上采购网,湖南湘雅二医院采购该药后加价15%,按物价部门限定的最高销售价213元向患者出售。

分析可知,在医药配送公司到医院这一流通环节,药品“升值”最大,产生了140元~150元的利润空间。

而药品出厂价与其在医院销售价的巨大差距,就是公众非常熟悉且诟病不止的“药价虚高”。

边振甲在研讨中说:

“芦笋片事件再次说明,当前药品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是有限的,芦笋片的出厂价只是15.5元,关键要把流通环节虚高的水分挤出来。

现在流通环节比较多,又是批发商,又是医药代表,又是医生。

新医改则试图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等措施治理“药价虚高”。

舆论普遍认为,医改实施一年来,与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被认为是2009年医改的最大亮点。

《人民日报》报道称,截至2010年2月底,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在全国1030个县(市、区)的近2万个乡镇卫生院、8000多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实施。

“从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看,基本药物销售价格下降幅度平均在30%左右。

研讨班学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姚爱兴介绍说,宁夏在实施药品统一招标采购改革后,创新药品统一招标、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的“三统一”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使农民享受到“一元钱就近看病”的服务。

就在基本药物制度高歌猛进之时,芦笋片事件暴露出的虚高作价等问题,不啻为一瓢冷水,令社会再次体会到医改的艰巨复杂。

研讨班学员、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付志方说,从医改的5项重点任务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这3项工作相信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顺利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能不能顺利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这两大难点。

付志方表示,以基本药物制度来看,“衡量基本药物制度是不是成功、有没有成效,就是看能不能完善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办法,通过合理的药品价格机制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当前的拦路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院长陈仲强在研讨班现场教学时说:

“我们的体会是,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管理手段,我们能把药品等的价格再向下压一块。

现在政府替我们做了事,但说实在话,招标的结果比我们原来的结果还是偏高一点。

研讨班一位学员认为,国家应该研究对基本药物实行国家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直接供应,这样“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效果最好”。

这实际是2008年10月发布的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内容。

相关表述曾遭到“重回计划体制”、“统购统销”等质疑。

“我们现在走的实际是以省为单位统一采购的路,但目前来看,省级招标还没有收到太多实效。

”上述学员说。

付志方提出,目前新医改已经进行一年,其时间表、路线图都已公之于世,现在的形势是“背水一战、势在必行、务求成功”,但对医改的5项重点任务,不能平均用力,“当务之急是在全面推进医改五项任务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抓好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改革这两大难点。

补偿“缺口”

一个普遍的共识则是,补偿是公立医院改革的要害。

特别是新医改方案提出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以降低患者药品负担后,由此产生的“缺口”怎么弥补,至今未有定论。

陈仲强透露,北医三院2000年~2009年收入来源显示,医疗收入占53%,药品收入占40%,财政补助收入占5%,其他收入占2%。

换言之,一旦要求医院不再“以药补医”,仅北医三院一家医院就将面临巨大的毛利缺口——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8169万元,在2009年是11622万元。

而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医院收入主要依靠药品的现象,则是中国公立医院共同的尴尬。

陈仲强说:

“在国家费用控制不断加强、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医院运行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医院的筹资压力越来越大。

据陈仲强介绍,目前该院总体运行情况是,在全院44个科室中,盈余科室16个,基本持平的科室11个,亏损科室17个,即约1/3多负运转、不到1/3基本持平、1/3多正运行。

陈仲强说,我们的医技科室中收支结余为负的科室,大部分是政策性扶持科室,“儿科是严重亏损的,职业病等也是医院按政策必须贴钱保留的。

而北医三院并非泛泛之辈,这家三级甲等医院即便是在高手如林的北京医疗圈内,也颇具声望,其生殖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等强势学科更名满天下。

陈仲强曾在2008年当选“中国医院优秀院长”。

谈到医院目前的运营情况,他形容“自己这个院长像在‘非法集资’,什么时候穿帮我不知道,但现在要满足医院的运营却不得不这么做。

陈仲强和北医三院的窘境,恰是公立医院改革“卡脖子”的地方。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公立医院14086家,约占医院总数的71%;

2009年,中国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17.1亿,大致是医院总诊疗人次的92.4%。

显然,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头戏”。

综观新医改方案出台后的2009年,卫生部对公立医院提出的改革措施大致有开展临床路径试点、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在三级公立医院推广预约挂号等,这些办法因未能触及公立医院的深层弊端,甚至被认为是“隔靴搔痒”之举。

在“迟滞”的评论声中,今年2月,《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亮相。

这意味着,公立医院改革的大戏正式开锣。

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瞄准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方向,将各显本领。

在此次研讨班上,谈及这项至关重要的改革,一位没有参与试点的省级主管领导表示,会“边等边看”,因为“公立医院改革要付出巨大成本,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没钱”。

付志方强调,合理的补偿机制是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行、使其公共服务能力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他看来,要特别注意对合理补偿有所鉴定、有所规范;

同时,一定要形成合力,“把补偿全部压到财政身上不太实际”。

付志方说:

“有人认为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存在压力,我认为是存在的,就是美国也存在,特别是县级财政非常吃紧,多数都是吃饭财政。

而且,县级财政面对的不仅是医改,还包括教育等多方面的投入,财力异常紧张。

因此,付志方主张,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必须充分考虑财力的承受能力,“否则,政策出了,要求急了,财力跟不上,到不了位,影响不好”。

积极性之难

研讨班学员、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认为,在财政的问题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他说,比较而言,以前医院的公益性差一点,但对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却是最好的,医务人员可以24小时上班,大医院开刀到凌晨两三点都没有问题。

“我们的医改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既让医院公益性更好,又让医务人员有积极性,我觉得这非常困难。

北医三院副院长金昌晓在研讨班现场教学时介绍,该院职工薪酬组成大致包括两方面:

一是工资和津贴补贴,二是绩效奖金和加班夜班费等。

前者,“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执行”,后者,“医院自主考核发放,是医院有效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主要手段”。

陈仲强透露,该院教授年薪大致30万,主任医师25万,主治医师12万,护士10万,管理人员不到10万。

陈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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