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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勋等复遣人赴宴京营造宫室。
明帝曰，远人艰苦，优赐遣还。
”在这些参加帮助建设北京城的越南人中，越南建筑师阮安在规划，设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阮安心思灵巧，善于设计。
明成祖朱槺命其规划北京城的城池、九门、两宫、三殿、百官衙署，工部诸曹都听从他的指导。
中国史书《名师列传》称赞他“目量意营，悉中规划，工部奉行而已”，明正统年间，重建三殿和治理杨村河，阮安都有功劳。
明景秦年间，在治理张秋河时，阮安不幸死于途中，行裹中竟连十两银子也没有。
阮安技术高明，勤劳廉洁，堪称典范，值得后人纪念。
2.文学上的交流：
文学上的交流与户型影响也是历史悠久。
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宋词等在越南有着广泛的影响。
上述作品中的许多形象，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著名诗句，越南很多人相当熟悉。
特别是唐代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韩偓等许多著名诗人曾经科举越南，贾岛、张籍曾与越南诗人相唱和。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海上遇难。
于越南，当地人名立庙祭祀，一千多年中香火不断。
王勃的父亲王福是当时交趾君驩太史。
公元676年秋，王勃同7名家人乘船前往。
（今越南中部艺安省）。
快到目的地，海上骤起暴风，船沉没，船上所有的人无一生还。
王勃的尸体被潮水推动逆蓝江而上1.5公里，在蓝江北岸边（今义安省宜禄县宜海乡），被人们发现。
王福太史失去爱子，痛不欲生。
当地人民感恩太史的恩德，深切悼念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为王伯去行了隆重的葬礼。
王福，王伯的庙宇在1972年被美国飞机炸毁，现只剩下断垣残壁。
幸好王福，王伯的塑像被当地人民保存下来，现分别供奉于宜安省宜禄县宜春乡和宜海乡。
3. 汉字的影响
西汉末年，汉子开始传入越南，并接触不扩大了影响。
越南上层社会把汉字视为高贵的语言文字。
朝廷的谕旨、公文、科取考试，以至经营贸易的账单、货单都用汉字书写。
小孩读书也想当时中国一样，先从《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四书》、《五经》，学习写作古汉语文章诗词。
因此，当时越南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汉文、汉诗的形式记录留存。
12世纪（公园1174年起），汉子成为越南国家的正式文字。
到公园13世纪，出现了越南文字。
它是以汉字为基础，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文字。
往往用两个汉字拼成一个新字，及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字，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字，即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子，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字。
例如，越南语中的“二”，因为“hai”，这种新字写作“台二”；
越南语中的“三”，音为“ba”,新字就写作“巴三”；
越南语中的“手”，音为“tay”，这个音又同“西”字的音相近，因而新字就写作“手西”。
又如新字“公鸟”，读作“公”字音，以为孔雀，因为越南语中的孔雀音为“cô
ng”。
新字“天上”，读作“崖”，以为天上。
也有单表音不表义的。
例如，“一”字在越南语中读音为“một”，薪资写作“没”；
“有”字在越南语中为“có
”新字写作“固”。
这就是喃字，用以区别儒字（即汉字）。
喃字同直接借用的汉语字词（仍用原来的汉子书写）混合使用。
陈朝的阮诠第一次用喃字书写《祭鳄鱼文》。
此举得到陈朝皇帝的赏识，皇帝赐阮诠姓韩，称为韩诠。
从此，喃字得以逐步推广，喃字的文学作品也随之出现。
NguyenTrai是以撰写汉字诗文著称的，他的著有喃字的《国音诗集》。
阅读喃字书籍，可以明显看出用喃字记录越南语的原则。
相当多的是根据汉语音对应的规律直接借用汉字，特别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词语；
有的是借用与越南语同音的汉子，但字义不同；
有的是借用汉字字形，但读音稍有不同，或者有汉字右上角加两撇，表示该汉字可能读音偏差或字义不同；
有的用汉字再加部首偏旁，或将两个汉字拼成一个新字，原则上一部分指音，一部分指义，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组字方式。
此外，还创造若干新喃字，也是用汉字的笔画偏旁，但这些新喃字是汉语中所没有的，而且这些新字还可以加上部首而成为另一个新字。
由于喃字的上述组合情况，所以长期借用的汉子，汉语仍然大量保留下来。
而且喃字也只是在胡朝（公元1400-1407年）和西山阮朝（公元1788-1802年）作为国家正式文字。
其他朝代汉字仍占统治地位。
实际上在越南汉字汉文一直延用到发过通知越南的整个时期。
不过近百年来汉字是跟拼音文字并行的，二者同时合法存在。
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汉字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字，越南语中称这种拼音文字为“国语字”。
新近通用的越南语“国语字”，是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到越南的传教士开始创造的。
不过他们当初拟定的拼音方案和读物，现在在越南已经见不到了。
现今能见到的越南文字拉丁文化的最早文献，是法国人Rhodes编的《越南文__葡萄牙文__拉丁文词典》葡萄牙人草拟了越南文字拉丁化的方案，，法国人Rhodes进行了加工整理，后来又有几个人（包括越南人张永纪、阮长祚）对方案进行了修改。
如此这番之后，现在越南语国语字实际早已不是葡萄牙人的原来的方案了。
文字实行拼音化，不仅带来了打字，通讯等方面的便利，也大大有利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
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方面上的差别不大，基本都可以听懂。
实行文字拼音化以后，已经掌握字母，阅读就是可能的，理解也是容易的。
在越南字需4个月，就可以扫除一个文盲。
虽然使用了拼音化文字，但是在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下，汉语词汇已经进入了越南语的词库，并且初步固定下来，大量的汉语借词成了越南语的词汇基础，甚至未果的一些人名、地名写法，也根据汉字的译法传写成越南语的音节形式，如Mĩ（美）、Phá
p（法）NhậtBản（日本）Luâ
nĐô
n（伦敦）、NaPhaLuâ
n（拿破仑）。
不过在现在越南语中，直接转写外国地名，人名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不用汉越音，或者两者并存，比如，莫斯科过去那汉越音写成MạcTưKhoa，现在直接按原来语音转写为Má
t–xcơ-va，这两种形式目前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在当今越南语中，汉语借此约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70%左右。
这些汉语借此的发音，完全按照汉越音对照的规律，受着越南语的影响。
在越南语中，除其他外语借词外，词的构成都来自单音节词根，这同汉语有特殊的相似之处。
越语、汉语音节有对应的形式，每个汉字在越南文中都有固定的拼写法。
同时，越语和汉语又都是以声调区别词意的语言。
汉语普通话四个声调，越南语有六个声调。
越南语同汉语一样，其语法功能都是靠词汇来完成的，所不同的是，汉语的修饰语在前，而越南语的修饰语则放在后面。
越南语中的汉语借此绝大部分保持了汉语词的原意，如“政府”、“革命”、“人民”、“欢迎”、“伟大”等等。
一些汉语同音词转到越语中成为字母拼写完全相同的单词。
客观上这个越语词成为一个多义词。
例如，越语中的hương，这是从汉音借来的，但是无论从音还是义，它既是“烧香”的“香”，又是“香味”的“香”，还是“家乡”的“乡”，越语中的tà
i也是从汉语词借来的，在越语中既是“才能”的“才”，又是“财产”的“财”，还是“材料”的“材”。
这种情况在越南语中很多，但是更多的还是一部分保留汉语词的原意，同时又加以引伸，或增加了其他的词义。
例如，越语中的Trang，除了汉语词原意的“村庄”、“装束”、“庄严”、“装饰”等意思外，又增加了“页码”、“平整（土地）”、“清理”等词义；
越南语中的can借来汉语“干”、“肝”的音，在越语中除了汉语的原意外，又增加了“干连”、“关系”、“连接”、“劝止”等意思。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汉语借此，同原词词义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没有什么联系。
如，“BộYTế（卫生部）”是借用汉语的“医剂部”的音；
“Vụbá
ochí
（新闻司）”是借用汉语“报志务”的音。
而汉语“困难”的音接到越南语中则成为“坏蛋”、“无赖”的意思，跟原词义已经毫无关系。
4. 传统节日：
越南民族传统节日与中国相同，主要有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其中春节为最盛大的节日。
受中国文化影响，越南农历和中国农历的日期一致，民间传统节日的日期和风俗也基本和中国一样，同时又有很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节日。
春节：
送灶王、备年货、祭祖先、放烟花、帖春联……中国游客在越南过春节会有回到故乡的错觉。
但是越南人不吃饺子和汤圆，而是吃一种圆形的米糕和方形的粽子，各家各户都会摆三样东西：
一束鲜花、一盆金橘和一个盛着五种水果的果盘，以求新年大吉大利。
春节期间还有种种禁忌：
不能吵架、不能说粗话、不能干农活、不能弄坏东西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的风俗讲究和传统民间活动，既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又非常有当地特色，是不可不参与的大热闹。
端午节：
端午节越南人也吃粽子，并且采草药驱虫，据说端午的草药非常灵验。
此外父母在这天一早要为孩子准备几种酸味食品和水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哈节：
是京族人的传统节日。
“哈”在越语中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就是唱歌的节日。
过节的日期各地有的在农历六月初十过，有的在八月初十过。
京人的村庄都建有一所“哈亭”，平时供人们乘凉、唱歌及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遇上“哈节”时，这里会举行迎祖、祭祖、饮宴、唱歌、跳舞、唱戏等活动。
七月节：
是拉志族的节日。
七月节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历时13天。
初一每户派一名男子携带酒肉到“波米如”（老父母）家，由波米如主持“迎祖”仪式。
以后按波米如指定的日期，每户轮流举行“迎祖尝新”仪式，即向祖先祭献供品。
节日期间严禁用非本民族的语言交谈。
7月13日，人们在波米如家举行隆重的“送祖”仪式，节日在这时达到高潮。
中秋节：
越南的中秋节实际上是个儿童节，孩子们提着各种造型的纸灯在月光下玩耍。
5. 宗教－道教对越南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越南自建立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以来，仿效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实行儒释道并举的政策，逐步形成了越南自己的文化；
但实际上，其文化仍然是中原文化的一环，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道教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对越南的社会与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巨大而深远的。
首先，道教在越南上层社会影响很深。
历代封建统治者十分崇信道教的方术，如李圣宗常幸寺观祈雨，而陈太宗第六子就是由太清官道士祈嗣，昭文童子降生而来，等等。
道士的活动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政局。
史载陈朝末年，胡季嫠为篡夺政权，曾阴使道士阮庆出入宫中，说陈废帝禅位于皇太子，废帝于是奉道入仙籍，自称为太上元君皇帝，居于葆清官。
后胡季嫠又逼令陈少帝出家，奉道教居淡水村玉清观。
可见道教对当时宫廷政局的影响。
道家思想与道教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出儒入道，得意时在朝为官，失意时隐居深山，在他们的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出道家思想的痕迹。
如陈元旦（公元1325—1390年）见朝政日衰，遂乞骨还乡，隐居昆山清虚洞。
其诗《题月涧道箓太极之观妙堂》云：
“一点凡诚生若死，几回鹤化白为玄。
瀛洲蓬岛知何在，无欲无贪我是仙。
”另外，道教的神仙传说也为越南的诗文提供了典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岭南摭怪》成书于李陈时期，受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影响，专门记述越南古代的传说异事。
其中《何乌雷传》载吕洞宾施法术，使乌雷不识字而敏捷便侯多有过人；
而其中的《鸿庞传》则源于《柳毅传》，《金龟传》源于干宝的《搜神记》。
道教在越南民间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
《安南志原》卷三载：
“初九日为玉皇诞辰，皆往道观瞻拜礼供。
”又载：
“三清洞，在立泉县，阔五丈，长一里，中有三清像，乡人朔望则瞻礼焉。
”中国道教的许多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也传到越南。
如道教诸神像城隍、关帝、妈祖、土地、灶君等在越南也受到普遍的供奉。
城隆信仰在越南非常普遍，每个乡都供奉一位城隆，“在乡民的信仰中，城隆是乡里的灵魂，是为乡民摆脱一切灾难，保佑乡民平安和繁荣的保护者”。
对关帝和妈祖的信仰也很早就传入越南。
《大南实录》卷五十七载：
“嘉隆十七年五月，建关公祠、天妃祠。
”据载，天妃宫在明时已在越南各地普遍建立。
越南的一些名胜也与中国道教的神仙传说有关。
如《越南地舆图说》卷二载：
安子山在东潮县，景致奇绝。
相传安期生修炼于此，故名。
今有丹药遗迹。
又卷三载：
麻姑山，在氵弥沦海中，北布政州一月程，俗曰礼悌山，相传麻姑常修道于此。
在越南广为流传的《槟榔梦》的传说则是中国《黄粱梦》的翻版。
可见中国道教对越南影响之深。
中国道教在传入越南之后，经过与当地民间信仰相融合，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如越南道教除了有与中国道教同样供奉的神外，还有越南自己的神仙，如伞圆山神、李翁仲、苏沥、柳幸、陈圣人，等等。
二．越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上，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越南，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消化，并加以创造，产生了辉煌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
但是，仅仅注意到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是不够的。
这样做既不尊重史实，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
正如洛阳外国语学院谭志词博士所言：
“目前，在对‘中越文化交流史’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只注意到汉文化南被越南的情况，而对‘越南文化北上’的问题则鲜有论及，这样很容易走向‘中国中心论’，引起越南学者的反感。
”
其实，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产生了辉煌的富于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
同时，越南文化又反哺于中国文化，使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越南文化对中国的反哺现象，为古代中越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谱写了中越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１.农业生产方面，越南的占城稻和安南稻，先后传入中国
在宋代，南方农民培育了许多优良稻种，并引进外来的优良品种。
引进的外来优良稻种中，著名的有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和从高丽引进的“黄粒稻”，而尤以“占城稻”的影响最大。
“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原产越南中南部（旧称“占城”，故名），北宋初年首先传入我国福建地区。
《宋史》对此记载道：
“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
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
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
毕刈，又遣内侍于朝堂，示百官。
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会发现“占城稻”有很多特点：
一是“耐旱”；
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
三是质量较好，“穗长而无芒”。
不久，今河南、河北一带也种上了占城稻。
南宋时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
占城稻成为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安南稻是通过两国人员往来而传入中国的，首先传入福建漳州地区，据《福建通志》记载：
“安南稻，明成化（1465-1487）初，郡人得安南稻一种。
五月先熟，米白。
“占城稻”和“安南稻”成功地引进中国，既丰富了中国农业的物种，又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一重要交流成果，的确值得史家大书特书。
２.越南建筑家阮安等参与建筑明初北京城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张辅先后三次网罗交趾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参与南京城的建设工作。
其中包括胡朝皇帝胡季犛的儿子黎澄在内。
明永乐十一年（1413），交趾工匠一百三十多人携带家属到南京。
越南人范弦、王谨、阮安等三人到南京后得到妥善安置，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攻研中国经史。
后来，范弦和王谨曾在明朝任职，而阮安则对明初北京城的建设做出不容磨灭的贡献。
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城，阮安担任总设计师一职。
据明郎瑛（仁宝）撰《七修类藁》卷十三四《国事类》“本朝内官总能”条载：
“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市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诸役一受成筭而已。
”
明初大北京城的建设无论是在草创时期或是完成时期，阮安始终是一个负责全部工程的主要人物。
当时的重点工程是兴建紫禁城（即宫城）和皇城。
由阮安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
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
建极殿初名谨身殿，嘉靖时改名建极殿，清顺治时改名保和殿）和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他在短短的四年当中初步完成了这项繁重的工程。
经过修建的北京的建筑群，布局匀称，庄严雄伟，是继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名城长安之后的又一座饮誉全球、世人向往的名城，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明正统五年（1440），明英宗下令重建北京宫殿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个宫殿。
该项工作仍然由阮安设计。
阮安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精思擘画，重建后的三大宫殿比原来的建筑更为雄伟、壮观。
阮安实是东方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
史书上说他“手自指画，形见势立”[]，“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巧思神算，令人叹服。
今天当人们观赏瞻仰庄严雄伟的北京故宫时，不禁要缅怀这位越南天才建筑家。
越南建筑师阮安在明初参与北京城的建筑和设计，一方面表现了越南具有高超的建筑技术，另一方面说明了中越建筑技术交流密切。
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促进了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的史实再一次得到证明。
３.兵制方面
越南李圣宗时期（1054-1072），在兵制方面颇有特色。
据《越南通史》记载：
“圣宗定军号，分左右前后四部，合为100队，每队有骑兵和投石兵。
至于番兵，则另行组成队伍，不准相互混杂。
当时李朝兵法甚为有名，中国的宋朝也不得不效法。
对此，作者陈重金感慨地说：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多么光荣啊！
戴可来先生在翻译这段文字时，加了如下注释：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载：
“戊戌五年，定军号。
黎贵惇《云台类语》：
《宋蔡延庆传》载，延庆尝仿安南行军法，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马团为九将，每将步骑器械皆同，分左右前后四部，合百队，队有驻战、拓战。
其番兵人马分为别队，毋得相杂，以防其变。
各随所近，分隶老弱，留外城砦，具为书以上，神宗善之。
李朝兵法见取于中朝（此处指中国——作者注）如此，……良有以哉！
４.黎澄：
将越南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者
越南的火药制造技术最初从中国学得，却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中国明代时期，越南人黎澄将其国内的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成为与阮安齐名的对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越南人。
黎澄（1373~1446），字孟源，号南翁，也叫胡澄，是越南陈朝末年权臣胡季犛的长子，官判上林寺事。
大虞朝时，官至左相国。
永乐五年（1406）与其父胡季犛、兄胡汉苍一起被明军俘获，送入南京。
他谙悉越南的火器制造技术，为了讨好明朝政府，就主动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于是，明政府任命他为“行在工部营缮司主事”，专门督造兵仗局的铳箭、火药等兵器。
此后，胡澄历任明朝工部郎中、右侍郎、左侍郎，正统十年（1445）升工部尚书，次年去世，享年73岁。
其子黎叔琳继承乃父之职，仍督造火器，官工部右侍郎，亦70岁以后破例留用。
关于黎澄传入的越南火器，《明史·
兵制志》有这样的记载：
“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
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发用架、用桩、用托。
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意而用，为行军要器。
”清人赵翼对这段话进行解释，称“用车”者即当时“大炮”，“用架、用桩”者即“鸟机炮”，“用托”者则是“鸟枪”。
但据后人研究，当时传入的“用托”者是没有照门、准星及枪托的“神枪”之类，而非鸟枪。
越南火器制造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大量仿制，对提高明朝部队战斗力、抗击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
因此，成化年间兵部侍郎藤昭说：
“克敌制胜，率赖神枪，永乐、宣德间操演得法，最为虏贼所惧。
”同时，中国军队编制也受其影响。
当时，京军有所谓“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即专门操演越南火器。
由于黎澄把越南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因此明代军中凡祭兵器，必定要祭拜黎澄，将其奉之为“火药之神”。
５.越南的果树、药物类传入中国
龙眼、荔枝：
《后汉书·
和帝纪》记载，汉武帝曾经在长安建造扶荔宫，将百株安南荔枝移植于此。
南海献龙眼、荔枝，五里一亭，十里一站，人马疲惫，死者相继，汉和帝降诏免除这种贡献。
唐朝著名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荔枝”据说是产于四川盆地。
广东从化地区的“玉荷包”荔枝称为“妃子笑”，另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句，也可以从侧面佐证荔枝引种中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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