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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笑谈。
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
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
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
”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
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ré
volté
），与萨特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方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
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就说：
“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
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
中篇小说《局外人》（L’Etranger，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MythedeSisyphe，1942）。
关于这部中篇小说（最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
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Nausé
e），把恶心当做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
《恶心》在前，《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
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
远的不说，马尔罗、萨特、加缪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却未见有人把马尔罗和萨特连在一起，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说到联系，加缪距离马尔罗恐怕要比距离萨特还要近一些。
确认加缪与萨特从同一点出发伊始即分道扬镳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有的批评家才把后来出版的《鼠疫》（LaPeste，1947）看做是对《局外人》的否定，作为加缪思想出现转折的证明，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是加缪的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他关于荒诞的理论的范围。
同样的道理，加缪后来发表的《反抗的人》，也并不是对《鼠疫》的反动，不是什么真实面目的“大暴露”，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这三部对加缪的创作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们之间只有阶段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
要确定加缪是否是存在主义者，或者说，要证明加缪不是存在主义者，必须了解他的“荒诞哲学”，要了解他的“荒诞哲学”，必须考察他的各时期的主要作品，为此，不能不涉及到他的生平，因为加缪是一位人品和作品非常一致的作家。
萨特在《答加缪书》（1952）中说：
“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明天您仍可能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
”中国人说，“修辞立其诚”，加缪的作品是诚实的作品。
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祖籍法国阿尔萨斯。
他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在马恩河战役中身负重伤，不久死去，其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他说：
“同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从此我们的历史一直是杀人的、不公正的，或者充满暴力的。
”（《夏天集·
谜》,L’Enigme,1954）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去世后，随即举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一个贫民区。
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做工，还得帮助别人做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
加缪后来说：
“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
”（《时文集I》，ActuellesI,1950）他在一位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
他当过气象员、商号的雇员、政府机关的职员等。
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穷人命运的不合理，但他从不抱怨，而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阳光和海水。
他喜欢游泳，当过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他的格言是：
“要紧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
”（《西绪福斯神话》）不幸的是，他十七岁上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几乎就等于不治之症，这在他的精神上投下了终身不能抹去的阴影。
他大学主修的是哲学，深受他的老师哲学家让·
格勒尼埃（JeanGrenier）的怀疑论的影响。
1933年，希特勒上台，加缪很快就投身于巴比塞和罗曼·
罗兰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
1934年底，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其任务是在穆斯林中间开展宣传工作。
l935年5月法国外长赖伐尔访苏，“斯大林—赖伐尔协定”使法共改变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由支持改变为反对，即反对法西斯主义优先于反对殖民主义，加缪作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一说是他主动退出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控制的“文化之家”一直工作到1937年。
这期间，他组建了“劳动剧团”，免费为劳动群众演出，他与人合作，写了以反暴政为内容的剧本《阿斯杜里起义》（Ré
voltedanslesAsturies，1936），遭到禁演。
他还参加了阿尔及尔电台的剧团，经常到城乡各地去演出。
1936年，他完成毕业论文，内容是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著作中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论文的题目是：
《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
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未能参加教师资格的考试，在大学中执教的希望破灭了。
1937年，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创办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当了该报的记者，负责文艺评论，但他的活动很快就扩大到政治方面，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政府和法律的不公，揭露生活在此处的少数欧洲人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歧视和压迫等不合理现象。
同年5月，他出版了散文集《反与正》（L’Enversetl’Endroit），追述了童年的生活，处处显露出贫穷和欢乐的对立，这种对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本源泉。
1938年萨特的小说《恶心》发表后，他立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批评作者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丑恶而忽视了人的“某些伟大之处”。
次年，他发表了《婚礼集》（Noces），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说：
“除了阳光、亲吻和野性的香味以外，一切对我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生活不止于阳光和大海，加缪怀着深厚的同情，前往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卡比里进行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道，揭露了当地少数民族极其悲惨的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
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和它的原住民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怀，这是他长久不能释怀的心结，也是他至死都不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加缪担任了新创办的《共和晚报》的主编。
他严厉地批评法国总理达拉第的政策，他在批评苏联破坏波兰和芬兰领土完整的同时，也反对某些人的反苏偏见和取消法国共产党的叫嚣。
他曾经想参加军队，因健康的原因而被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
他说：
“第一件事是不绝望。
不要过多地听信那些高喊世界末日的人。
”（《巴旦杏树》，Amandiers，1940）“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
”（《手记》，Carnets，1962）加缪不肯屈服于新闻检查，触怒了当局，1940年1月，《共和晚报》被封，加缪遂经人介绍进入《巴黎晚报》，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土。
《巴黎晚报》是一份右派报纸，其政治观点为加缪所不齿，他只肯担任行政秘书一类纯技术性的工作，空余时间就加工润色他的小说《局外人》，同时为《光明》（LaLumiè
re）等左派刊物撰稿。
《巴黎晚报》很快堕落为合作报纸，加缪再度失业。
此后的两年中，他回到奥兰，全力以赴进行创作，他完成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并开始酝酿《鼠疫》。
他同时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教授被维希政府排斥于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犹太人在突尼斯安顿下来。
1941年12月15日，法共党员加布里埃尔·
贝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其时加缪正在法国养病，他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
“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憎恨暴力的机构。
”（《时文集I》）他参加了北方解放运动的组织，组织的名字叫“战斗”，担任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
1942年和1943年，《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相继出版，立刻评论蜂起，一片赞扬声，娜塔丽·
萨洛特说：
“当阿尔贝·
加缪的《局外人》出版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将满足所有的希望：
如同一切真实的作品一样，正符合了我们的希望。
”（《怀疑的时代》，1956）
《局外人》的构思始于1937年，经过三年的酝酿，大概在1940年写成。
小说篇幅不长，首先以简练得近乎枯涩的笔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口吻，震动了读书界。
评论家一致承认，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古典主义的大手笔，是一位完全成熟的作家。
至于小说的内容，几十年来，对其含义的挖掘似乎还没有穷尽。
最有影响的，仍然是萨特的解释，他认为小说是“荒诞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
小说是以阿尔及尔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默而索的自述形式写成的，他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以极冷静的口吻讲述自己过着单调的生活，母亲的死并未带来任何变化，直到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使他无意中叩响了不幸的大门：
他成了杀人犯，被法庭判了死刑，就在临刑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生命的可贵，依恋之情油然而生。
默而索是个很复杂的人物，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个接近自然状态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上班，游泳，交友，看电影。
但是，他内心中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无所谓”，二是“这不怪我”。
他的这种感觉来源于人与社会的对立。
默而索只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舒服，与社会却格格不入，他最后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社会的习俗，例如，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对婚姻、对事业上的升迁了无兴趣，对法庭上的辩论也漠然置之，总之，他是因为对社会表示冷淡而被视为社会的敌人。
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指出：
“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他甚至说，默而索是人类唯一配有的基督。
这话的确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它的意义是明了的，基督为了人类的苦难而死，默而索是因为不适应社会生活，因为不尊重约定的观念而被社会判处死刑的，他承担了人类的命运，为了非人的生活环境而死，此非基督而谁?
默而索是诚实的，他不说谎，不想像别人那样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演戏。
《局外人》的主题是人类与其生存条件的不协调，这个条件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
加缪说：
“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
”这与小说用形象反映出来的思想是一致的。
认识到两者的对立，就是认识到了荒诞，默而索的觉醒是从他打死阿拉伯人，叩响不幸的大门时开始的。
对于加缪来说，《局外人》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罗兰·
巴尔特在195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局外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我说的第一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质量上的）。
这部1942年出版的小说在法国解放时期被所有的人争相传阅，很快为加缪赢得了荣誉；
人们喜爱这本书，就像喜爱那些出现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的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
没有任何人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都爱上了它。
《局外人》的出版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这部小说代表着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代表着被战争破坏的一个时代，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不合作的普遍心态。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
”以《论荒诞》为副题的《西绪福斯神话》则以哲学的语言论证了《局外人》的基本思想。
所谓“荒诞哲学”，在加缪那里，是一个包括从觉醒（意识到荒诞）到行动（反抗荒诞）的完整的哲学体系。
因此，世界就是荒诞，人生就是幻灭，这样简单的概括不能反映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全貌。
加缪认为，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
“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对此提出了“为什么”，就悟到了荒诞。
这种状态是千百万人最经常的状态，所以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共鸣，而且过了二十多年，人们又有了一个更简练的表达方式，即“地铁—工作—床铺”式的生活。
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正是觉醒。
“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
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
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因此，“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
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
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正是人类社会。
荒诞的存在，是以人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即消失。
但是，认识至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
荒诞，在加缪看来，仅仅是个出发点，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某种幸福。
可以说，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
他在评萨特的《恶心》的一篇文章中说：
“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
问题在于如何走出去……看到生命的荒诞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果和行动准则。
”加缪的行动准则是挑战，是反抗，既要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又要“义无反顾地生活”。
加缪把荒诞等同于笛卡尔的怀疑，以此为出发点，寻求建造人类的幸福。
这种荒诞的英雄的典型就是西绪福斯。
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无休止地做着这种“无用且无望的工作”。
加缪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
“我看见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
”正是在这个时候，西绪福斯觉醒了，知道了他的悲惨命运，但是，“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
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再把它推上山顶，这是他在下山途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
所以，“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加缪称西绪福斯为天上的无产者，当代世界上工人们的劳动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感兴趣的是西绪福斯的下山，是那种正视荒诞、战胜荒诞的精神，因此，《西绪福斯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积极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可以说：
“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1943年，抵抗组织实行合并，一年以后，加缪担任了《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
巴黎解放之后，《战斗报》公开发行，加缪是主编之一。
这时，加缪作为记者十分活跃，他为《战斗报》撰写了大部分社论，号召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支持西班牙共和派，要求执行更宽容的殖民地政策，特别着力鼓吹“集体经济和自由政治”。
他全力支持戴高乐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要求在殖民地实行民主，指出“卡比里的农民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同样需要自由和正义”。
他强烈要求惩处合作分子，把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的宽恕视为出卖。
在国际方面，他主张欧洲实行先经济后政治的联盟。
加缪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胆识和眼光使《战斗报》成为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吸引了大批优秀作家为报纸撰稿，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
194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同时也由于大批合作分子未受到惩处，甚至继续占据着高位，法国的改革进展甚微，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逐渐退出新闻界，再加上他的理想主义使他坚持把报纸办成一种超脱的见证，而与同事发生意见上的分歧，他渐渐埋头于文艺创作。
但是，他仍然关心当代的重大事件，1947年，他谴责法国政府对马达加斯加的叛乱施行镇压；
1949年，他声援被判处死刑的希腊共产党员。
他坚信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对时代的危机袖手旁观。
这个时期，他发表了《鼠疫》（1947）、《戒严》（L’EtatdeSiè
ge，1949）、《正义者》（LesJustes,1950）和《反抗的人》（1951）。
早在1938年，加缪就打算写一部以瘟疫为题材的小说，并随手记下一些构思。
三年以后，他开始阅读有关瘟疫的各种著作，于1943年写出第一稿。
1947年6月，《鼠疫》经过重大的修改后出版了，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几天之后即获得批评奖。
加缪以哲学家式的冷静客观的笔触，记载了阿尔及利亚奥兰市发生的鼠疫的始末以及人们的不同反应，暗中以鼠疫隐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
1940年的4月，奥兰市连续不断地出现死鼠，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无名的高热。
里约大夫断定是鼠疫流行，于是城市宣布戒严，病人被隔离，由此展开了一场人与鼠疫之间惊心动魄的战斗。
在灾难面前，城市变成一座孤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市民们始则不肯相信，继则惊恐万状。
正常的经济活动停止，黑市买卖日益猖獗，游乐场所空前热闹，道德风尚日渐颓废。
城市在沉沦。
不同的人面对灾害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医生里约清醒地认识到鼠疫的本质，同时也在有效地进行着斗争，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疫菌，他认为“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控制它，减少死亡，恢复正常的生活；
知识分子塔鲁有过一个战斗的青年时代，因为拒绝做一个“有理性的杀人者”而试图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但是他反对不战而降，积极投入了对鼠疫的斗争；
从巴黎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朗贝尔几次试图偷渡关卡，回到情人身边，终于认识到“一个人幸福是可耻的”，而留了下来；
政府小职员格朗是个生活和事业上的失败者，但不乏同情心和善良的感情，他一面苦苦思索他的小说的第一句话，一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
神甫帕纳卢开始时要人逆来顺受，一个无辜儿童的死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
商人科塔尔则热衷于黑市活动，希望鼠疫继续下去。
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商人科塔尔之外，在医生里约的率领下，组织了救护志愿队，十个月后，鼠疫退去，戒严结束，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在庆祝解放的欢呼声中，里约大夫清醒地知道，疫菌不会死亡，也不会绝迹，而是隐藏在各种地方，“也许有一天，为了使人类吃到苦头，受到教育，鼠疫将再度唤醒它的老鼠，送它们去死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这是《鼠疫》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加缪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恶不会消失，它会卷土重来，人们应该时刻警惕着，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鼠疫》中的斗争象征着欧洲人民反对纳粹的斗争，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象征着人类反对各种恶的斗争。
与《局外人》相比，《鼠疫》表现出一种发展，由个人的觉醒上升为集体的斗争。
加缪在回答罗兰·
巴尔特的信中说：
“如果从《局外人》到《鼠疫》有发展的话，那是在团结和参与其事的意义上实现的。
”这两部小说的出发点是一个，如果说前者阐明了面对荒诞的觉醒，正要朝着反抗举步待发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已经在反抗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鼠疫》虽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也在某些左派作家和批评家那里引起了非难和讥讽，他们把里约和塔鲁的行动嘲笑为“红十字会式的道德”，把对鼠疫的斗争指责为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等等。
一位批评家写道：
“从《西绪福斯神话》到《鼠疫》，没有辩证的超越，只有向黑暗的跃进。
”甚至萨特也指责加缪，说他“能够在《鼠疫》中让细菌代表德国人，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种神秘化”。
巴尔特更是毫不留情地抨击《鼠疫》，说它没有结构可言，没有因果关系，缺乏连贯性。
著名批评家加埃唐·
毕孔则说：
“这部作品既没有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深度中，也没有扎根于充满诗意的神话深度中……在《鼠疫》中，寓意对变成神话的天无能为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许就是失败的真正原因。
”对这些指责，加缪回答说，比之《局外人》，《鼠疫》表现出的进步“将在其他的著作中加以明确”。
果然，四年之后，他发表了《反抗的人》，表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或是新人道主义。
如果给《反抗的人》一个副题的话，可以叫做《论反抗》。
加缪以欧洲为范围，对反抗的“态度、企图和成果”进行了一番历史的考察。
他指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是反抗，反抗是人对某种事物的发展超出了限度所做的反应，是人的本质之一。
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为自己规定的意义和界限，任何一种反抗如果违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
加缪把反抗区分为哲学（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
哲学的反抗是一个人起而反抗他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其矛头指向上帝。
这种反抗接受了杀戮和恶，而迷失了方向。
历史的反抗将历史当成绝对价值，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考虑手段，将杀戮合法化，最终也失去了反抗的本意。
他在这一番历史的回顾中，既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人的反抗，又批判了他们反抗的结果，指出他们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既否定了法西斯主义的“不合理的杀戮”，又否定了俄国共产主义的“合理的杀戮”；
既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又认为他的理论是空想的，他的预言是不能实现的。
加缪反对革命，因为革命本能地倾向于绝对，否定一切。
他提倡一种“地中海思想”，即讲求节制、平衡的希腊精神，追求适中的思想和行动。
“人在其最大的努力中，只能算术级地减少世界的痛苦。
”他既不相信宗教的乐土，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远景，他只相信现实的斗争和幸福。
加缪对人类的命运是悲观的，但他对人本身的幸福是乐观的，这一点上，他又回到了《西绪福斯神话》：
“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反抗的人》是加缪的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个总结，表明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者，他的超阶级、超历史的反抗也许永远只是一种呐喊，但是，这种呐喊起码可以带给人们有益的思考。
加缪继承了笛卡尔的传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和道德哲学，他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思考都有一个原初的、唯一的出发点，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和死亡。
早在《西绪福斯神话》一文中，加缪就尖锐地指出：
“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判断人生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于是，死亡成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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