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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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

   第二编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

                        一、引  言

  二十世纪已成为过去，新世纪刚刚来临。

回顾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状况

，明辨其经验教训、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推进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

发展也不无裨益。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

、辉煌的世纪。

在这一百年间里，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进中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就是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孕育并成长起来，各

个学科领域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

本编选择“

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心雕龙》学”三个学科，作一些概括

分析，虽尝一脔，亦可知味。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在解放前后分别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二十年代至

三十年代，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

时间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这门学科在人们心目中似乎不存在了。

这样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态势，便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V”字形。

其中，

两次文化史研究的高潮，都是在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而长期低潮局面的形成，

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导致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二十年代，这以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三

、四十年代为第一期，并形成研究的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研究者虽然努力探

索新的研究途径，但成效并不大，实际处于低潮；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各种批评史

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纷纷出现，批评史研究进入第二个高潮。

其中二次高潮

和一次低潮的出现，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发展一

脉相承。

从总体趋势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

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

虽然中间也有曲折和问题，但还是不断地走向成熟

和完善。

  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

开创期为材料积累阶段，研究成果多属于概述评介的性质；发展期为专题讨论阶段，研

究成果多带有歧义争鸣的特色；繁盛期为总结阶段，研究成果趋向于多层面多角度的综

合。

近百年的“龙学”发展史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只是近年相对冷落。

然而，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龙学”界同仁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思考、蓄积调整，二十一

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必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生。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评

  “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大约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近八十年的发展过

程中，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其中，二十年代中

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前期研究的高潮，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为后期研究的高潮。

（一）

  近世学者中，梁启超是较早运用资产阶级新观点、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

、研究的人。

因而，他被视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开山者。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

授“中国文化史”，编有《中国文化史稿》讲义，这是国内高等学校关于这门学科的首

出课程和首出教材。

然而，此书的内容主要是论史学，所以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时，便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此后，梁启超又立志编写一部规模宏大，包括“文

艺军备、农业商市、工业美术、戏剧歌曲”等二十五类内容的真正的《中国文化史》。

这真是“杜郑以来，无斯鸿著”，“杀青之后，必无古人”。

只是全书“综摄既多，钩

纂匪易，体大思精,骤难卒业”1，而作者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

其业”，加之晚年病魔缠身，因此只留下一篇《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和已撰成的《社

会组织篇》，便撒手而去，《中国文化史》遂成为“广陵散”。

  梁启超把文化看作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层次结合体，是一定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的完整

过程。

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化史研究对象既要包括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

传统的关系，又要包括被狭义文化排斥在外的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

会组织等。

他晚年撰写《中国文化史》正是从“社会组织”入手，分析了原始社会发展

的两个阶段--“母系与父系”，并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

。

《中国文化史》以《社会组织篇》作为开端，正表现了梁启超的卓识。

因为各种其它

文化现象皆以社会组织为基础，且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

“语言的发达最有赖于社会，

宗教信仰也须有社会条件，经济生活须赖社会上的协作方能成功，知识技术的发明须赖

社会上的传播方能改进，艺术创作的动机也不是只由于个人的自赏而有赖于社会的共鸣

”2。

这样看来，《社会组织篇》实际上是梁启超原拟撰写而又未能完成的整部《中国文

化史》的背景篇，其意义十分重要。

  这以后，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中

国文化史的研究进入第一个高潮期，出版专著三十余部。

其中主要有：

顾康伯的《中国

文化史》（1924）、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

》（1931）、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

）、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上册1935、下

册1937）、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

这些著作中，学术价值较高，对后

世影响较大的是柳诒徵、陈登原和杨东莼的文化史著作。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从1925年起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发表，1932年南京钟山书

局正式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次重印，流传甚广。

作者

本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的著述宗旨，试图通过《中国文化

史》一书，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评析中国文化的得失，进而回答“中国文化为何”、

“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一类重大的文化史问题。

从文化史

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1、文化史研究的内容。

柳氏赞同梁启超对

文化史内容的规划，他的《中国文化史》内容包括了人种家族的起源、典章制度的建立

以及宗教兴衰、诗文发展、学术流派、工艺进步等诸多内容。

实际上，他是把文化看作

是人的创造力的凝聚，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物。

这种观点是深刻

的。

因为创造是文化之母，人类能对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全靠有了

创造的意志和力量。

作者在书中正是以人类的创造活动为选材标准，并使之成为贯穿全

书的一条主线。

2、文化史的分期。

柳氏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划分为三期：

“自邃古以迄

西汉，是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自东汉

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迄今

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

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3这种文化史划分的标准以中国文化发展的“蝉联蜕化”为依据

，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量与质的变化，又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

。

3、进化的文化史观。

柳氏在《中国文化史·绪论》中说：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

人

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

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

，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

”这段话告诉我们：

柳氏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观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进化论思想。

这样，作者就超越了

旧史学的局限，为探索中国文化史的规律奠定了基础。

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就

在于新旧史家的历史哲学即理论基础的不同。

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

的历史循环论，新史家信奉的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进化论。

在进化论者看来，世

界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致力于探

寻历史进化的规律（即因果律），达到“求人类演进之通则”的目的。

上述三点表明：

柳氏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观点具有进步性，他对文化史的内容和分期都有独到的

看法，从而使得该书断制谨严，史料翔实，所以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与柳氏《中国文化史》一样，从上古一直论述到当代的中国文化通史，且对后来学界

有较大影响的，还有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

全书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编，

五十余万字，是当时同类著作中卷帙较大的一种。

该书也是以资料丰富、立论切当见长

。

在文化观点上，作者赞同柳诒徵创造的文化观，认为“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

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4。

他解释道：

“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

之说焉”；“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文化随环境

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

即谓进步之说焉”。

本此观点，作者以“

创造--变通--进步”贯穿全书，侧重揭示传统文化的变迁，把中国文化史理解为“曲线

形的进展”。

在材料选择上，作者确立了严格的取舍标准。

中国文化史史料极其纷繁，

如果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势必被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所淹没。

为了抓住主流，作者披

抉繁综，从各种史料中区别了“主料与副料”，在推理与校雠的基础上，做到“有所不

取也”、“有所必取也”、“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用作者的话说就是：

“主副之定，

取舍之准，则又有推理之作用存焉。

藻饰之文，异同之辨，则又有校雠之事随焉。

”在

立论态度上，作者强调治文化史须有见解，即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事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

作者认为治文化史一要有因果的见解，“盖所谓穷变通久者，固言人事不

能有因而无果，或有果而无因焉”。

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就是指明事物的必然联系。

二要有进步的见解，“种瓜得瓜，乃因果也！

后世之瓜，有胜于前世所产，则进步也”

。

强调进步的观点，就是要明白事物的进化发展规律。

三要有影响的见解，事物的演变

发展有时“实无所谓直接驱使之者，而仅有间接熏炙之者，则即所谓影响已”。

强调影

响，就是要搞清楚事物发展变化的复杂性，明白事物之间除了直接的关系外，还有间接

的关系，诸如地理、历史、思想、学艺、社会风俗等，都能影响文化的发展。

由于作者

在观点、选材和立论上都有自己见解，所以本书成为柳著之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

又一部力作，这两部著作都是后来继起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必须研读的经典性论著。

  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在编写方法上与柳、陈的文化史著作有所不同，作者打

破传统的朝代观念和王朝体系，“而以一个个的事实做单元”，将中国文化史分成“经

济生活之部”、“社会政治生活之部”、“智慧生活之部”三大块，再作从古至今的系

统分析。

“凡属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财政、土地制度以及赋税制度等，都归经济

生活之部。

凡属政制、刑制、教育、宗教、选举、家族、婚姻、丧葬等，都归社会政治

生活之部。

凡属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归智慧生活之部。

”5这种以事实做单元的叙

述方式，一改过去按朝代的更替去叙述每一朝代的文化内容的“流水帐簿”式的写作方

法，使全书显得内容集中，纲目清晰。

因此，这种叙述方式成为后来中国通史著作的一

个雏形。

另外，该书曾作为当时大专以上文科学生的教科书，因而每章之末都附有“问

题提要”。

这些问题提要十分精当，对今天的文化史学习者和研究者也不乏借鉴和参考

价值。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文化史著作值得注意。

一是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

，这是一部断代文化史著作，全书共四章，分述宋、元、明、清四朝文化，每章涉及政

治、风俗、家族、制度、商业、交通、币制、官制、军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

理学、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