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复习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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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难成功。
但鲧的敢于斗争的精神，长久以来被人民所追念，传说夏代人们把鲧看作是他们的光荣的先祖，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接着，部落会议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
禹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治河方法，比共工氏和鲧的“壅防百川”的治河办法前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消极的防洪进到积极的治河，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
经过人工疏浚后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好多了。
在禹之前，各氏族部落的领袖基本上是由选举产生，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如此。
但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了，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开始传子世袭制，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堤防起源较早，至少在西周时就已出现。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筑堤的结果提高了防洪能力，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也相应地带来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含沙量特大的黄河来说，更是如此。
筑堤之前，洪水漫溢于两岸，泥沙散布。
筑堤之后，泥沙淤积河床，形成了新的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水灾记载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公元前602年黄河的大改道。
西汉初年，黄河也还比较安定，唯一的一次泛滥记载是在汉文帝12年（公元前168年），那一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
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西汉治黄的序幕。
到了汉武帝时期，河决便频繁出现。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
汉武帝为表示虔诚，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壁祭祀河神，并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着柴草参加施工。
由于黄河23年的泛滥横流，给堵口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当地防汛堵口材料极为缺乏。
通过群众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成功地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著名的瓠子堵口。
这次堵口也给司马迁以深刻的体会，在《河渠书》中有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系统论述前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事。
这篇《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这种专篇成为中国通史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王景治河：
公元11年（西汉）黄河在魏郡决口，初决时未筑堤约束，洪水泛滥横溢。
对待黄河南摆，黄河南北地方官持不同态度，南方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北归，而北方则赞成维持南流现状。
建武十年（公元34年）有人提议治河，因南北互相掣肘，未实行。
此后河势更加恶化，民不聊生。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决定派王景治理黄河。
王景，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在从事治黄之前，他已经积累了成功地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
他对于治黄的利害得失有较深入地了解，所以当汉明帝接见并问及治河问题时，他能对答如流，遂被委派主持治河。
这次治河规模相当大，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施工整整一年时间，所花经费以百亿计，工程终于顺利完成，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王景治河。
王景治河所做工作：
：
“筑堤”，即治河；
“理渠”，即治汴两方面。
即修筑系统的黄河大堤，从而固定了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线，有人认为第二次大改道应从王景治河起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次施工中更发展了前代水门技术，总结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办法，发展了在多沙河流上采用多水口形式引水的技术。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中，黄河大决溢后改道、改流和分流先后达七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
现将北宋经行河道的变化情况综述如下：
京东故道：
京东故道，是宋人对北宋前期黄河故道的称呼。
京东故道在北宋中行流时间前后为88年，时间最长。
横陇故道：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在今河南濮阳东约四十里），干流流入赤河，经濮州东六十里，沿五代时后梁段凝自酸枣决河东注于郓所冲出的旧道经行。
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向东北流；
再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北，下游分赤、金、游等支，经棣（今惠民县）、滨（治今滨县）二州北入海。
这是宋代，黄河的一次较大改道，宋人称为横陇故道。
旧横陇故道自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至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前后十四年即告完全淤塞。
这样高速淤积，除了黄河含沙量极大之外，河势分流散漫则是重要原因。
商胡河道：
庆历八年，河大决于澶州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决河流经大名、恩、冀，深、瀛、永静等府、州、军，东北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合御河入海。
这是宋代黄河流入渤海的最北端，是历史上黄河又一次著名的大改道，这次改道对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很大，在北宋统治集团中引起回河之争，而三次回河的失败，造成朝廷国库空乏，劳动人民倍受灾难。
商胡大河形成之后，宋人称为北流。
二股河：
为人工开凿，其目的在于分减商胡大河使流入赤、金二河。
大河入淮：
北宋期间，大河先后有几次南流入淮的记录。
北宋几次大河南流入淮，因朝廷着力修塞阻挡，未形成大河南行。
直到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使黄河由东北入海改由东南入淮。
此次决口，自今浚县滑县以上地带经延津、长垣、东明一带入梁山泊，然后由泗入淮。
从此，便结束了北宋大河东流北流的历史局面。
北宋回河争论和回河失败：
北宋期间，曾先后发生了三次回复故道的大争论以及强行回复故道的大失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回河之争”。
这三次“回河之争”，充分说明北宋朝廷在探索治黄方针上所走的曲折道路，以及治黄问题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复杂关系。
回河失败原因：
统观上述治黄的结果，强用人力堵塞北流三次-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都失败了。
宋代三次回河东流失败，除了社会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没有考虑地形条件和对泥沙的处理，而且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基本流势，河患频繁。
元代最高统治者由于建都大都，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
直到黄河威胁着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的整治措施，委任贾鲁组织治河。
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
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决溢造成大河改道之后，拖了七个年头，直到至正十年冬十二月，才“以大司农秃鲁等兼领都水监，集河防正官议黄河便益事”。
贾鲁，河东高平县（今山西高平）人。
贾鲁在治河入役之前，曾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并制作地图，准备了两种比较方案，因此，贾鲁治河的设想绝不同于一般议论。
当时，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亦曾到实地考查。
贾鲁和成遵等虽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准备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
贾鲁认为河必须治，且得“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而成遵等则认为“河之故道，断不可复”。
当时两派争论非常激烈。
成遵所代表的是当时安于消极应付，害怕积极治河承担重大责任的大多数官员的见解，而贾鲁作为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治河专家，则具有献身精神，敢于负责，反映了当时社会提出的治河要求。
朝廷在丞相脱脱大力主持下，采纳了贾鲁的建议，决意治河。
于是，从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二十二日起动工，十一月决口合龙，大堤施工结束，全部工程完成。
河复故道，汇淮入海。
明代前期对黄河的治理，始终以保证漕运安全畅通为中心，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防止黄河冲毁、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使运河水源枯竭。
既要防黄害运，又要利黄行运。
黄河治理服从漕运要求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确立以后，一直左右着明清二朝的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
在此原则的束缚下，明代前期的治河方略以“分流杀势”为主，辅以疏浚和筑堤手段。
在措施上，为了防止黄河向北冲毁运道，逐渐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方针。
为了保证运道水源、维持正常的航深，又采取了“引黄济运”的办法。
这一时期的治黄实践，多是围绕上述原则进行的。
整个明代前期的180年中，较大的治黄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筑堤塞决约有35次，挑浚河道、分杀水势约有11次，引黄济运约有14次。
其中以徐有贞、白昴、刘大夏、刘天和所主持的几次治河实践较为著名。
徐有贞总结他治理沙湾决河的基本思想说：
“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节，且有所宜，用平水道。
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兴“。
明史河渠志对白昂的治河方针作了较中恳的概括，说他是“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
刘大夏治河，確立了北堵南分的方策，北岸系统堤防开始逐渐形成。
这种单纯从保漕运出发的片面修防，不仅给黄河南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而且河道状况也更加恶化。
刘天和治河时间不长，治河方针也无新颍之处。
但是他的突出特点，在于比较注意总结经验，在施工技术、管理上有不少发明创造。
他把前人的有用成果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写成《问水集》一书。
这是我国古代继《河防通议》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河工专著，对后代治河起了积极的影响。
明后期至清前期黄河治理成就：
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在明代后期出现并逐渐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早在西汉时，我国人民就已认识到，河道中流速越大、水的挟沙能力越强。
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运用堤防工程可以能动地改变水流流态。
束水攻沙的主张，正是概括了前人关于水流本身的挟沙规律和堤防对水流的能动作用这样两方面的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产生的。
首先对束水攻沙的思想进行明确阐述并主张运用于治河实践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的河臣万恭。
潘季驯在治河实践中推动了治黄方略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沙水并治的转变，系统总结了一整套堤防建设经验，使黄河下游两岸完全堤防化，堤制系统化，堤防修守制度化。
于万历18年（1590年）写成《河防一览》一书。
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总方略是：
以河治河，以水攻沙。
基本办法是“束水攻沙”，同时还有“蓄清刷浑”和‘淤滩固堤’。
而实现这一切的主要实践措施就是坚筑堤防，固定河槽。
潘季驯治河以后，明代后期在治河方略上一度出现过小反复。
以杨一魁为代表的一些人批评筑堤束水方略，主张分黄导淮。
接着，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道决口频繁，运道日趋梗阻。
清初河道总督杨方兴、朱之锡特别是康熙年间的河官靳辅，承袭潘季驯筑堤束水的主张，大力加强堤防建设，增加泄洪建筑，使黄河河槽进一步固定，京杭运河得以维持通畅。
靳辅之后，齐苏勒、嵇曾均、高斌、白钟山等人相继担任河道总督，也有一定治绩，但基本仍是实行潘、靳的主张和措施。
因此，有清一代，在治河防洪方面最有建树，最有代表性的还是靳辅。
靳辅在治河方略上继承了潘季驯“坚筑堤防”、“束水攻沙”的思想，同时还有发展。
靳辅治河，得力于陈潢的辅佐。
靳辅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治河方略和措施，实际多是陈潢的意见。
陈潢的治河言论，由张霭生收集整理，编成《河防述言》，共12篇，附于靳辅《治河方略》一书后，是研究清代前期治河思想的重要史料。
清代后期黄河下游河道被泥沙淤高，这一形势对清口一带的影响尤为严重。
每逢夏秋汛期，黄河浊流常常倒灌洪泽湖和运河，不仅运口阻塞，洪泽湖东部也急剧淤垫。
“蓄清刷黄”的方针这一时期已很难继续实行。
清口严重淤塞的结果，使漕运受阻，船队甚致无法驶出运口。
为了解决通航的矛盾，当时在清口地区采取了“借黄济运”的措施。
由于清口一带黄河主槽迅速淤高，不仅威胁着京杭运河的寿命，而且破坏了自明代形成并长期努力维持的黄、淮、运交汇的稳定格局。
道光以后，淮河清水就很难再汇入黄河。
高家堰-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维系多年的“蓄清刷黄”作用就此结束了。
面对黄河下游河槽淤高、清口梗阻，海口不畅的日益险恶的河道形势，朝廷上下众说纷纭，治河意见莫衷一是，黄河治理陷入十分紊乱的局面。
治河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认识很不一致。
有的说是海口不通，有的说是洪泽湖淤垫，有的说是河道梗阻，有的则认为关键在清口。
认为治海口是治河关键的人，主张在黄河入海尾闾段筑堤束水和人工改道。
认为解决洪泽湖淤垫是治河关键的人，主张挑挖清口与洪泽湖之间的引河。
认为解决河身高仰是治河关键的人，则主张以堤束水，以水攻沙。
认为清口是治河关键的人，主张保守五坝，蓄清刷黄。
这些治河意见都各执一端，虽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片面性。
他们都认识到了黄河泥沙淤积的严重性，但那时河道的形势已不是治一二个地方就能解决问题的。
由于争论不休，始终提不出一个系统的治理方针和有力的治理措施。
因此，这一时期的治河实践主要还是应付连年不断的决口。
清代后期的堵口工程无论从堵口次数、堵口规模上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可以说，清代后期的所谓治河，实际就是堵口。
黄河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年）在铜瓦厢夺路北流入勃海，结束了南流入黄海的历史。
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后30年的时间里，朝廷当局对于如何处理黄河决口改道问题始终举棋不定。
是堵塞决口，挽河南归，还是就势北流，修筑新堤，千直争论不休。
铜瓦厢决口后，治河意见分为两派。
主张回河南流的人以丁宝桢等为代表，丁宝桢等的主张主要代表了山东地方的利益，没有看到日益淤高的明清黄河故道已有难于挽回之势。
但是，丁宝桢的意见确实已指出了黄河北流后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
主张因势利导，让河北行的意见以安徽籍官僚李鸿章等人为代表。
新河大堤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修筑民埝阶段，二是初创大堤阶段，三是完善大堤、展宽河面、建坝桃溜阶段。
进入民国，先是军阀混战，后是日本入侵，接着又是内战。
因此，临到解放前夕，黄河堤防工程已是百孔千疮。
其间，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水利科学的先驱们也曾为根治黄河而奔走呼号，献计献策，但终以时局所制，方案只能束之高阁。
黄河最后在多灾多难的绝境下，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尤其严重的是，人为造成的1938年花园口决口，更是黄河史上特大水灾。
在历代治江工程中，荆江段和太湖、洞庭湖地区历来是注意的重点。
荆江大堤肇始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桓温命陈遵主持修建的金堤。
经唐、五代的续修，到北宋中期时荆江北岸堤防已基本形成。
除了荆江大堤历代兴筑、加固不断外，从明代前期起，长江中下游其它河段也逐步开始筑堤，经过明清二代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发动组织沿江群众大力整治加固长江堤防，才最后形成了目前的长江堤防系统：
上起湖北江陵县枣林岗，下至长江三角洲一带，纵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全长3100多公里。
其中，主要有荆江大堤，从湖北枣林岗起至监利县城南止，全长182公里，是长江堤防中最为险要的堤段；
武汉市堤，总长300多公里，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大堤防系统；
黄广大堤，长87公里；
同马大堤，长175公里；
无为大堤，长152公里。
此外，还有汉江堤防共长约600公里。
长江下游江苏沿江各县历代也修筑了不少江堤。
长江与汉水的支流也修筑了许多堤防。
永定河冲出山峡，泥沙在平原段迅速沉淀，河流主槽左右摆动，迁徙不定，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无定河”。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两岸大修堤防，河道相对稳定，所以康熙皇帝赐名“永定”。
永定河之称由此始。
“永定”并不定，康熙赐名仅70年左右，河流又决口改道6次。
珠江水系支脉众多，主要支流有西、北、东三江。
流域范围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区。
本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江源远流长；
北江则较短促，东江上游约束于群山之间，西、北、东三江下游缺乏湖泊调蓄，洪水汇聚珠江三角洲，往往有泛滥之害。
宋代以前，珠江流域经济开发尚不充分，防洪问题并不突出。
宋代及其以后，防洪工程兴建渐多，清代珠江三角洲防洪问题成为本区重点水利问题之一。
洪水灾害以珠江三角洲比较集中。
珠江下游大型防洪堤防的修筑始见于北宋初年。
元祐二年（1087年）在今东莞县东35公里，由县令李岩主持修筑福隆堤。
福隆堤系东江主要防洪堤段，上自司马头、隆福，下至京山镇，全长一万二千八百六丈，保护了东莞93乡居民和二万一千顷农田的安全。
明代洪武初年（1368年）修建的水矶堤比较著称。
水矶堤位于高要县，长三万五千四百多丈，防护西江北岸七百多顷农田。
此后水矶堤陆续增修，其中万历35年（1556年）大修，修堤防三万八百多丈。
用水做战争工具可分为几类，利用自然水灾。
再一种用水为防守工具，除利用自然水体外，人工塘堰在这一时期也常被利用。
更多的自然是以水淹灌敌人。
这也有两类，一类是决地上河的堤防直接冲淹敌兵和城池。
另一类是筑堰壅水灌城。
这又分为在城上游筑堰壅水，决堰灌城。
还有在城下游壅水，利用抬高水位的回水浸灌城市，这是这一时期最常用的方式。
浮山堰:
浮山堰，南北朝时期淮河上修建的拦河大坝。
位于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
梁天监十三年（514），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今安徽省寿县），采取水攻。
在浮山峡筑坝拦淮，壅高水位，回水淹寿阳。
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是春秋时修在当时的陈国和蔡国之间，陈国的国都在今河南淮阳县，而蔡国的国都则在今河南上蔡县，那时淮阳和上蔡又分别紧临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但陈蔡之间的水运却需要经过淮河，向东南绕上一个大圈子。
于是他们在沙、汝水之间开挖一条人工运河，“通沟陈蔡之间”。
流域间运河的开凿，也首先是从水军强大的吴国开始的，这就是著名的邗沟。
邗沟的开凿是在吴王夫差打败楚越两国后，北上与齐晋争霸时候的事情。
邗沟是第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
公元前486年吴国动员人力，开挖邗沟。
中渎水
鸿沟是战国中期魏国兴修的一条人工运河。
那时正当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争霸的时候，为此，他在公元前362年（魏惠王九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次年即开挖鸿沟。
鸿沟北接黄河。
南面与淮河的北面几条支流相联。
它的开凿，使黄河和淮河间构成了一个通航水系。
关中漕渠：
西汉从长安县境开渠，引渭水，沿着南山（即秦岭）东下，沿途收纳灞、沪等水，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潼关，直抵黄河。
负责定线工作（即所谓“表”）的是齐人水工徐伯。
徐伯表漕渠，在我国水利测量史上是一重大贡献。
广通渠：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长安）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
”
黄河和淮河的水运，战国时已为鸿沟所沟通，秦汉之际，鸿沟仍是河淮间的水运要道。
西汉时期，鸿沟（当时称作狼汤渠）虽仍然通航，可是联系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的水运作用，已逐渐为汴渠所取代。
汴渠又称汳水，是济水向东南入泗的一个支流。
吴国的势力主要在今江苏一带，兴修太湖通江通海水道，是其切身急需。
相传吴国曾在境内开凿了两条运河，一条是胥浦，它西连太湖，东通大海，大约主要是利用太湖泄水道疏浚而成。
另一条运河北通长江。
大致是从苏州经今运河往北到江阴以西常州以北入江。
除了北通长江的一路以外，相传当时还在太湖开了一条胥溪，向西北通大江。
三国时，据有江东的东吴，最初建都在京口（今镇江）；
而东吴的主要经济区在太湖流域，此时利用原有的运道，就能解决京口与东南诸郡的联系。
东吴后来定都建业（今南京）。
这时，如若照旧利用原有水道，就只有借长江江流联系建业与京口了。
在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便派遣陈勋率屯田等兵士三万人开凿句容道，就是有名的破岗渎。
这条运河起于小其（在今句容东南，有破岗埭），向东穿过山岗，越镇江南境，到今丹阳境内的云阳西城（在今丹阳县延陵镇南）。
与原有运道衔接。
山岗开断后，河道纵坡仍很陡，只好沿途修建十四个用以蓄水的埭。
曹操统一北方后，曹操开白沟的目的，是自黄河到白沟，向东北通漕。
关东通往关中的航道必须通过黄河三门峡的险阻，才能和黄河下游、淮河流域以至长江下游相通。
这个障碍所造成的航运的损耗十分巨大。
于是又有人提出避开三门峡险阻绕道转运的方案，即将东方粮食改从南阳郡，溯汉水而上，一直到南郑（即汉中）的褒谷口，又逆褒水至褒水与斜水的分水岭，陆转一百余里到斜水，最后顺斜水入渭水，顺流而下抵长安。
由于该工程连接汉水支流褒水与渭水支流斜水，故史称“褒斜道”。
褒斜道开成之后，由于褒、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峻，水流很。
急，同时，水中多礁石，根本无法行船。
东汉建都洛阳。
洛阳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东汉王朝在其建立之后，便立即着手于解决洛阳的城市供水，和洛阳与洛水、黄河的水运联系问题。
到了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南尹王梁亦曾穿渠引谷水，以注洛阳城，渠道挖成之后，“水不流”，没有成功。
十八年之后，张纯改引洛水以通漕，此渠称阳渠。
阳渠经洛阳之后，再由洛水便可进入黄河，从而沟通了洛阳与中原的水运交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
从春秋时期到南北朝，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兴建和维修，一个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的轮廓，初步形成，为隋朝（公元581-618年）兴建沟通全国主要地区的运河网奠定了基础。
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总长五千多里，流经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五省，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等水系。
这样，隋代的水上交通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经淮河，越长扛，南抵太湖、钱塘江流域，把华北、江南和京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联在一起，形成全国的运河网。
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
与东汉的汴渠入泗不同，通济渠改行新道，撇开徐州以下的泗水迳直入淮。
为了加强北方的边防，隋炀帝把涿郡（今北京南郊）做为军事重镇，派重兵把守，并凿永济渠。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永济渠的前身基本上是利用曹魏旧渠。
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齐浣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刺史时于长江北岸凿伊娄河，使从扬子县到瓜洲的距离缩短了二十五里。
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孟简又在常州重开孟渎故渠“长四十一里”，灌田四千余顷，并引江水通漕，使大运河在常州附近北通长江。
北宋定都汴京，在后周对汴河整治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使其运输能力大大超过其它运道，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水路运输动脉。
与此同时，北宋王朝还大力整治、扩建了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使之与汴渠一同在汴京交会，构成著名的“汴京四渠”，对以汴京为中心的北宋政治与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以后，汴水实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自宋城县（今商丘）分流，经虞城县、砀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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