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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巫文化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神之间的直接沟通，人人都有直接面对神灵的权利，巫鬼神灵观念是楚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它长于幻想，又富有思辨，注重在宇宙万物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并建立某种联系。
同时，出国的巫同时还肩负着医生的责任。
《国语·
楚语下》载“巫彭作医，巫咸作 ”孔子也说“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善夫！
”《论语·
子路》南人即楚人，巫与医在楚国往往是一身二任，所以合称“巫医”。
巫医结合使得楚人产生了这样的看法：
巫不仅可以交鬼神，而且可以寄生死。
同时，巫医的结合使得巫术在楚文化中不仅具有宗教性质，而且具有人文关怀，它是楚人同疾病、同灾祸、同死亡作斗争从而保卫生命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巫代表着人的精神方面的追求，那么，医就代表了形体上的保存，而楚巫的“巫医结合”的特点将肉体的医治和精神的历练结合，影响到庄子打破形与神的绝对界限。
《庄子》一书的形神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庄子认为代表精神于与形体的诸范畴之间的关系都是并行的，两方面结合构成完整的生命。
没有形，神就无法保存，神必须依存于形而得以存在。
例如，《德充符》中写到的母猪的故事。
孔子对鲁哀公说：
“我曾经到楚国去，恰巧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乳，一会儿都惊慌地抛开母猪逃走。
因为母猪已经失去知觉了，不像活着的样子了。
”由此可见，脱离神的形也不能构成它的本体了。
另一方面，虽然庄子强调形与神的不可分离，但是，它也消解了形与神对应的等次关系，也就是说，并非好的形体贮藏着好的精神,例如，《人间世》中描写的支离疏：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官在上两髀为脇。
挫针治繲足以糊口；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上徵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
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
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⑴P138）。
他通过打破这样世俗成认为的对应关系来创造出不同的形神对应关系，从而揭示其注重精神修养的最终目的。
所以，从生命修养的角度看，庄子认为养神高于养形，精神状态能影响乃至决定形体的存在状况，精神修养达到已定程度，甚至还能使形体保持其稳定性而趋于长生。
《在宥》篇说：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
”意即精神高度凝静以后，能够守住形体不变，使形体保持常态而不变老。
第二，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消解。
庄子的物化思想就是这种消解的最好体现，明显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
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⑵P92）胡蝶已经成为与人同等的存在，人与物的等级消解了，人与物的界限也模糊了。
两者作为同等地位的存在，可以相互地转化。
物作为自己的主体，与人的主体展开交流，也许这是最早的主体间性的例证。
人与物的对立的消解还可以上升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消解。
庄子理想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他期冀者逍遥地游乎自然之中，他理想的人的形态就是那位仙风道骨的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之；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⑶P21）这是一种出世的极限状态，他不仅在精神上脱离了尘世，在物质上也有别于常人，而成为自由人的标准。
《庄子》一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借鉴自然，从自然中寻求生存的哲理，从而体现出先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这一点要从中国古代的社会情况中寻找答案。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古代中国向来以农业为生存之本。
战国时期也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很多封建王国，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
农业的兴衰成为决定一个诸侯国战斗力甚至是综合国力的终要因素。
因而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方面就成为人们最关注的方面之一，而对农业的不同态度也成为体现先秦诸家不同思想的标志之一。
因此，冯友兰先生很有见地地指出：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方面不同。
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
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
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
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教的人发挥到极致。
”“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⑷P18）
最后，庄子走到了人的生存的最本源的问题即生与死上。
生死问题既是人类思辨领域中的一个永恒课题，又是人生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人生在世，一方面要追求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
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生中的最大矛盾，它困扰着人们，也促使人们去认真思考，所以，有史以来，生死问题成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庄子》一书中，生与死的对立也被消解了。
《庄子·
齐物论》中提到了生与死的关系：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
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⑸P54）
庄子不仅消解了生与死的对立，也消解了乐生苦死的界定。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高扬死的快乐。
例如“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
繫以马捶，因而问之，曰：
‘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
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
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
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
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
"
子之谈者似辩士。
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
子欲闻死之说乎？
庄子曰：
然。
髑髅曰：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髑髅深颦蹙额曰：
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⑹P453）在庄子的思想中死亡不仅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还能带来活着的时候不能享受的快乐。
世俗的既定的生死与苦乐的对应关系在《庄子》中完全被消解了。
死亡并不等于生命的消失，而是对人生负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具有了生命的价值，并且死亡的价值还被认为超过了生存的价值，这的确是一种别具特色的生死观。
P170李生命体在生存状态下得不到的东西，在死亡的状态中都可以实现，这就是死亡的价值和意义。
生与死是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事件，它具有永恒的震撼力。
所以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庄子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
雅斯贝斯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
“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并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动去把握现实。
”（⑺P1。
）庄子的哲学就是一种生存哲学，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理念和存在方式。
其总体特征是力图透过生死的想像之异而揭示其本质之同，也即消解生死两者的对立，力图超越一般人乐生恶死的生死情怀。
在老子高扬生的价值之后，转而深究死的价值，并通过对死亡价值的挖掘而使人生死通达，生死释然，从而帮助人们度过生死大关。
二、《庄子》消解生存方式产生的原因
那么，庄子又为何会得出这种消极的处世方式和生存之道呢？
我们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个人身份窥出端倪。
关于庄子的生平，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但是，庄子可能出身于一个落寞的贵族家庭，因为“从一般的情理推断，平民出生的士人不大会一点向上奋斗的热情都没有，直接就走向忧伤的厌世主义。
只有在社会剧变或残酷政争中落败的贵族后代，才会有这样悲观的性格倾向。
”（⑻P10）从庄子向监河侯贷粟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的物质生活很贫苦。
一个有着尊贵的身份，但却过着比常人还困顿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差距反映到精神的领域，就难免会产生消极厌世的思想。
而他所处的时代使得他的精神世界也充满了悲悯、断裂的痛苦。
公元前771年，游牧于东亚大陆西北部的犬戎之族，挥鞭南下，进逼周王朝的都城镐京。
那位“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众叛亲离，兵败被杀。
于是泾渭之间，都成为诸戎牧马的乐园；
陕晋之地，都布满了被发野祭的戎族。
次年，幽王之子平王被迫向东迁都洛阳，西周灭亡了。
天上众星拱绕的明月依旧在，人间的月亮（周王室）却黯淡无光；
中华大地上的群蛾仍在飞那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却气息奄舞。
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起，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春秋战国。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
有诸民族之间的大争斗与大融混，有中原诸侯之间的争战屠戮，骨肉相残，礼崩乐坏，民不聊生。
所以后代史家说“春秋无义战”。
战国时期，战争成了普遍的生存方式。
而战争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于是农民被高度的政治强制从田野驱上战场，又从战场召回田野。
用农民的鲜血，开拓土地；
又用农民的汗水，耕种土地。
战场之上，农民舍生忘死，为诸侯卖命，其命贱如蝼蚁，死不足惜。
土地之上，农民挥汗如雨为诸侯交纳苛捐杂税，而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这个时代，至儒学大师荀子提出性恶为人之本性。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历史的进步是借助恶的力量实现的，实现得那么突然，那么剧烈。
这时，是非的界限不是那么明确了。
仁义礼乐在武力的压迫下显得那么得无力和可笑。
在这种环境中人性恶的方面被极大的激发，表现得一览无余。
人一旦有所行动，很可能偏向违背善的方面，所以一种方法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为。
什么行动都没有，那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恶的源头，这是消极但充满哲理的处世之道。
人活着就要有行动，行动标显着人的生机，所以说这种无为也是对人生存在的消解。
生与死的对立被消解，那么随之产生的仕与隐、言与不言、人与物（人与自然）、形与神之间的对立也就相应地被消解了。
人在发展中遇到挫折后往往反观其以前的足迹，所以庄子就向往着那中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的混沌境界了。
混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消解的结果。
一方面，各国都在变法革新，招揽人才。
社会变动和各国的战争，为士人猎取政治功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这使得许多士人的成就欲望被打打地激发出来，造成战国时代生气勃勃的社会流动和文化繁荣。
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带来的严酷的人类自相残杀现象，又给一些高尚的人带来强烈的冲击，使他们深感忧惧不安。
同时，各诸侯国为了一己之利，不停地发动战争，争夺地盘和人民，并且以各种借口为自己的暴行掩饰。
正如《庄子·
胠箧》中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
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时代里，有救世济世理想的人会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奔走呼号，从而成为政治家。
而关注于民生的人，却不得不反思人的存在的本真意义，反思人类生存的理想方式。
这也就是庄子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思考的问题。
同时，庄子还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
他是宋国人，在周代列国，宋国是一个特殊的封国。
《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人在灭商并戡平武庚、管蔡之乱后，“以微子开（启，纣之庶兄）代殷后，国于宋”，是为宋国。
很显然，它是被推翻了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之国，是周王朝留给殷人“奉其先祀”的保留地。
宋人自称为商，世代嫡传的是殷商文化。
其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特点是：
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属于史官文化之前的神巫文化范畴，并且是神巫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
（⑼P55-58）而此时的商文化和宋人在当是的人看来已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的代表了，著名的“守株待兔”的寓言讲的就是宋人的愚昧。
在这样一个生命脆弱的时代，每个人都“游于羿之彀中”。
死是生的一部分。
人们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的：
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
庄子认为人生脆弱和痛苦是找不到根源的，“这种苦难仿佛是从望不到底的黑暗深渊里层出不穷地浮现出来。
”（⑽P64）庄子把一切不幸的不期而至看做是一种“命”，命是不确定的集合，因此他所认为的世道黑暗没有最终的原因，实际上是认为，整个世界最终就是不合理的、悖论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庄子》用一种虚无的精神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尤其是个人的生存问题，因此也常常出现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使庄子采取一种虚幻的叙述话语，他为了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即完全消解两者之间的对立性。
人的肉体生活在奴役的现实之中，而内心却处于自由的理想中，所以形体已经不重要了，形体残缺而内心充沛的支离疏和哀骀它就成了庄子心中理想人物的典范。
当然这种特殊人物的特殊地位也只能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才能实现。
形与神、人与物、生与死的对立的消解，导向了对世俗存在方式的消解，也就建立起了庄子自身的生命观。
当西方的哲学家忙于在自然界中寻找世界的源起时，中国的哲学家却在认清严酷的外在世界后转向内心来感悟一种心灵的超脱。
因此说，庄子的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
庄子的目的是解答这个问题：
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这样一个滔滔乱世中，追求幸福、欢乐的人生。
他的生命哲学不仅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且在于如何在精神上创造生命，创造生命存在之存在的价值，也创造生命消亡之消亡的价值。
庄子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
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
他所寻求的从根本意义上自己就是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如何在错综复杂荆棘遍地的环境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存身之地。
三、庄子“消解”生存观的现实意义
虽然庄子的思想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但是以其哲学深度和充满人文关怀方法论，其生存哲学到今天都有实践的意义，甚至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内心倾向于庄子所说的生存观。
当今之世，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土匪猛进，物质财富十分丰富，生活条件同过去相比得道了极大的改善，人类生存的外在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也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身外之物。
人们对外在事物的关注越来越多。
先科技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也越来越依赖物质，甚至精神成了物质的附庸和奴仆，人们疲于奔命、患得患失。
人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失去了人自身的独立性和本真价值。
同时，因为人类越来越关注物了，所以忽视生命本身，忽视了自身的反省，很少有人经常去认真思考生命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人应怎样度过一生，如何生存才更有意义，怎样的生命境界才是人追求的等问题。
《庄子》充满生命关怀的哲学理论启迪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本质，生存的价值，生活的态度，生存与死亡这些重大的人生问题，启发人们尊重生命，淡化名利，保持虚静恬淡之心，引导人们逐步从身外之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归生命的应然状态。
庄子对死亡的独特观点也让我们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或者启示着我们对死亡的理解更深入。
庄子认为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和宗教中死亡是对痛苦人生的解脱颇为相似。
但不同的是，庄子的死亡是一种顺应生命时序的水到渠成般的终结，也是另一种新的开端。
它被描述成无痛苦却能带来快乐的事件。
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2005年11月下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了被称为“最昂贵的死亡事件”的报道：
70多岁的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住院2个月后去世，共耗资550多万元。
很多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弊病，但是人们是否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花费了高额的医疗费用，私人聘请医生组成医疗小组，来延长亲人的生存事件，这是否也体现出一种对死亡的排斥和恐惧呢？
死亡，就像出生一样的普遍且与每个人相关，不同于出生带给人们的欢乐，死亡重视与痛苦和惧怕联系在一起。
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乐生恶死”。
但是，死与生一起才构成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死亡。
《庄子》中的生存观正是针对这一现象的良药。
自由地运用理性，完全任意随性，这只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和虚幻的完美人格。
在社会价值规范缺位的社会里，人如何获得并存有个体的价值，并自由自在地存于天地之间，这是那个时代哲人思考的最现实最根本也是最高形态的问题。
人生并不必然痛苦，至乐、天乐也可以获得，但这不是从身外去找，而是从内心去发掘，即怀着一颗怎么样的心灵。
庄子提出了“成心”和“游心”两个概念。
“成心”，或游于此或游于彼，游于此则非彼，游于彼则非此，这是俗人的境界。
“游心”特别指游于观念世界，不受对立范畴的逻辑限制，打破自我与非我，非我与非我，自我与自我的绝对分界，即是不是，然不然，可不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游心是为了突破成心。
游心使人跳出主观的是非之外，打破知性遮蔽，从而使人体味到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和物极必反、相互转化的道理。
顺物是常人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前提；
而游心则已打破了人与物的界限，物即是主体，主体也完全可以是物，从物的角度观照世界。
当然，庄子生存哲学也存在着缺陷。
“庄子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与把人类社会历史事件排除在哲思之外，完全否认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历时性存在的一面。
因此，至此为止，庄子对自由如何可能问题的答案仅仅是思维的片面抽象，没有现实性的意义。
“（⑽P204）
而崔宜明也指出“庄子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排除在哲思之外，完全否认人的社会性存在的一面。
”（⑿P20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庄子思想如此吸引人却很难有人真正达到这一境界。
庄子的生存观尤其时代性。
它产生的时代具有特殊性。
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朝不保夕，人的欲望被利益激发出来，庄子的强调死是解脱的确是一种比较有智慧的想法。
所以，庄子的思想在魏晋时代兴盛。
但是，时异则事变，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有保障的时代里，这样的思想就显得十分消极。
注释：
1、⑴、⑵、⑶、⑸、⑹、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北京1983.4
2、⑷、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第二版
3、⑺、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⑻、⑽、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⑼、刘生良 《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4.5
6、⑾、李霞 《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4.5
7、⑿、崔宜明 《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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