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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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

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

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

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

型日报《循环日报》。

并任主笔。

《循环日报》1874年5月创刊于香港，报纸取名“循环”，是因为王韬认为，“弱即强之机，强即若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

⑶“循环”意味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天体运行）。

王韬选用此名，明显的反映了他那循环史观的深刻背景，也说明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

《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⑷为办报宗旨，《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它不仅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次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而且也是这个时期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评论洋务，鼓吹变法自强，重视言论，开我国政论报刊之先河。

他主张设议院、广贸易、开煤矿、筑铁路、兴纺织、造轮船、办学报。

他的这些思想成为康梁变法的纲领。

《循环日报》每天有“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由王韬亲自执笔，体材广泛，诸如欧州政局、俄土战争、国内稿片贸易，洋务弊端，等等，王韬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富于感情，文笔流利、理论深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报业和以后的维新派办报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报刊政论传统。

对新闻增加篇幅，扩充面积。

出版晚报、发表副刊、字句加圈点，增加专电，这在当时其他报纸未曾有的。

王韬是位进取型的企业家，锐意创新。

王韬还提出了先进办报思想：

①强调言论自由；

②报纸的作用在于“上下通达”、“内外通达”⑸；

③编辑素质高，要知识渊博、品质高尚；

④新闻必须真实。

1884年王韬举家迁回上海后，又继续担任《申报》编纂主任。

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罗斯威尔·

布林顿断定他是“香港中文报纸早期发展中的首要人物”⑹——他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

林语堂说王韬是“中国记者之父”。

王韬的一生是新闻家的一生，出版家的一生。

在新闻出版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王韬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接触西方、介绍西方文化,并亲身到国外游历考察相当一段时间的第一人，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功不可没的一员大将。

他以传播西学,宣传改良为己任,潜心著述,陆续撰写了《火器略说》1卷、《法国志略》12卷、《普法战纪》20卷、《弢园尺牍》12卷、《瀛濡杂志》6卷、《老饕赘语》8卷、《遁窟谰言》12卷、《海陬冶游录》7卷、《花园剧谈》2卷、《艳史丛钞》2卷、《翁牖余谈》8卷等书。

⑻这些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科技又有政论,还有方志、游记、笔记、小说等。

其中《法国志略》以自己研究法国史的成果,比较中法两种制度的优劣,为中国怎样改革提供借鉴。

《普法战纪》在翻译张宗良等协助下,先撰写成14卷,描述1870年秋至1871年所发生的普法战争,一发表即受到欢迎,不久再版即增至20卷。

这是王韬生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

王韬这些著作为国人载来从古希腊到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法律、新闻、教育、民俗等各种新知。

从其论点和阐述中可以看到王韬的人生轨迹:

“他的一生深深地卷入了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他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生长和受到教育的。

作为一个年青人,他很快突破了那种狭窄地域,大胆地跨进了那些因被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新区域,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几乎所有成年的五十五年生活中,在输入西方文化并使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⑼值得专门提及的是,王韬在香港期间,还与英华书院院长、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合作,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英文。

他对此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所译文笔通达、文采华美。

他又常为理雅各讲解经义,对比中西文化之不同。

这不但由于王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多年的译书经验,更表现了王韬传播中华文化的自觉。

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介绍西方文化,王韬功不可没,而使华夏文化典籍得以传入西方,王韬更是首功。

立足墨海书馆和香港这些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王韬得以亲身感受和放眼世界,为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改良进步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

“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将有以成之欤!

嗟乎!

此岂逆料所及哉!

”⑽

王韬主张效仿西法，但并非全盘西化。

正如王韬本人所说:

“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则合之道矣。

”“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

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

”⑾这充分表明了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识，不愧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王韬的“地球合一”说

由于亲身体验了西方,王韬展开新的全球性沉思,逐渐地超越自身的“天下”视野而形成了新的“全地球”视野。

“天下”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知的狭隘的“天下”,而是包括了中国“天下”和中国以外的地球上各民族国家在内的“全世界”。

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命题——“地球合一”说：

“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

”“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矣。

”⑿他认识到中国固有的“天下之中央”的幻觉必然要被“地球合一”趋势所取代，中国人应当为此而变法图强。

“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在王韬看来,中国已不可能再度将西方诸国拒之门外,而只能向全球各国开放,寻求共处。

与当时的一种不加分析地拒绝西方的论调相反,王韬对这种“全球化”情形毫无保留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或乐观主义的立场。

他相信,这种全球化境遇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创造性变局——“创局”。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⒀这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各国向中国开放及中国向全球各国开放,将给予中国以新的发展机遇。

王韬甚至进一步热烈地提出“全球一家”的浪漫构想。

他在《变法自强下》写道:

“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

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报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

”⒁这里明确提出了“全地球可合而为一家”的全球化理想。

王韬的“地球合一”说在当时情境下具有一种鲜明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决不是孤独的事业,而是全球化工程,因为,全球或全世界都将是推动这一事业的能动力量。

也就是说,在全球相互交往的情境中,世界各国的现代性事业都可能是彼此互利的,即他国的现代性成果将助我成功,其现代性经验和教训能为我所用。

王韬曾说过:

“夫人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⒂（《弢园尺牍》卷四）这句话说明了他的人生追求,也可视为他一生的概括。

王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按传统的分类法,他既不完全属于那种革命性的进步人物,自然也纳不进落后的行列。

他的身份是编辑、报人、翻译家、出版商、小说家,也可以说是华侨、新教教士。

他放荡不羁,名士气十足,而又思想先进,视野开阔。

如此复杂多变的身份和个性,在近代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王韬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而且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这一点得到了后世的一致公认;

同时,王韬在倡导传播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方面也作出了超越前人、启迪来者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

注释：

⑴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P40

⑵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

⑶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P38

⑷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P38

⑸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北京:

⑹颜得如、马振超《21世纪》，《21世纪》杂志社，2001年2月出版，P56

⑺颜得如、马振超《21世纪》，《21世纪》杂志社，2001年2月出版，P56

⑻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P71

⑼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P71

⑽宋建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P71

⑾王韬《扶桑游记》，日本东京“报知社”，清光绪五年（1879）出版,P36

⑿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

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出版，P215

⒀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

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P42

⒂王韬《弢园尺牍》卷四，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