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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00年至1300年的元代温暖期。

即南宋后期至元代,是一个十分短的温暖期元代初年黄河流域的竹类又得到恢复,许多地方的司竹监又恢复起来。

(8)、从1400年至1900年的明清宇宙期。

又称为方志期或明清小冰期,为低温多灾的时期,学术界多简称LIA。

全新世大暖期

大温暖期湿润的气候环境特别有利于古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距今7200年至6000年),古代人类文化飞速发展,这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前期和半坡类型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全新世温暖期气候与新石器文化对应的人地机理是:

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原始农耕文化,它是从旧石器文化打制石器的采集狩猎过度到农业、采集、狩猎并行的阶段。

气候的转暖自然有利于各个地区旱地农作物生长,也有利于人类原始耕作。

这便是新石器文化繁荣的环境背景。

中世纪温暖期

温暖湿润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造成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北界北移,产出多样性更明显;

唐代温暖湿润气候使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延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

使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增加;

使水利建设成效显著;

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

从8世纪中叶以来,气温总的来看开始下降。

明清小冰期

在传统社会里,低温会使农业生产受致命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则影响生产,民生日苦,同时也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造成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剧烈的社会动荡,形成大迁移、大移位、大战乱:

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

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扩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已成定局;

由于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率较高,社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经济的推动力和效率的转换。

由于明清时期处于一种大灾荒、大动荡、大迁移之中,农民为生存挣扎,使农业技术的革新环境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人口的膨胀使依靠土地资源以拓荒为主的投入成为满足生存的主要手段,减少投入而提高生产效益的技术革新诱发性因素受到限制,技术投入就更加不足。

这一切都成为明清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日益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河中下游植被的消退过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植被覆盖状况变化很大,总的变化趋势是森草植被,尤其是森林植被的不断缩小和破坏。

造成植被破坏的原因除了气候变化外,主要是人为开垦土地,人为采伐森林和过度放牧,所以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主要是在人类生产和建设中对植被的破坏。

按照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植被的破坏程度和时间的先后顺序,可将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分为四个时期:

西周以前植被:

自从旧时代人类学会用火以后,砍伐林木作为原燃料一直是人类的生活必需。

黄土高原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不下百处,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南部的渭河流域、汾河流域、西部的洮河流域,说明当时这些地区森林繁茂,采集、狩猎及采伐林木都比较顺利。

西周以前人类活动虽然对黄土高原植被有影响,但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和台塬地区,人类开垦土地、采伐林木的范围主要在聚落、城邑附近,人类对植被的破坏相当有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森林仍比较丰富。

西周至战国时期植被:

西周至春秋时期,植被受人类活动破坏轻微,基本保持着天然状态。

六盘山以东、吕梁山以西,渭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黄土高原主体部分既有面积广大的草地,也有广泛分布的灌丛,河谷低地和山地则以乔木植被为主。

离石——延安——庆阳一线是一条重要的植被分界线,此线以南显域性植被虽已疏林灌丛草原为主,但以栎属、桑属为主的落叶阔叶林乔木占有较大比重。

战国以来,铁农具逐渐被广泛使用,经济开发加快,对森林的获取力度开始增大。

战国时河南南部地区已经“无长林”。

战国后期秦的势力不断增强,向渭河流域和泾河流域扩展,这两个流域的天然植被被剪除,渐成农田。

战国中后期赵国向近山西北部、陕西榆林扩展,使这些地区的游牧业逐步为农耕代替,原有的灌丛草原被大片开垦。

秦汉时期的植被:

洛河流域、泾河流域植被减少明显,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天然林已破坏殆尽。

又因气候转寒,森林植被已难以恢复到战国中后期的状况。

唐宋时期:

隋唐时期农耕业达到新的高峰,人口也急剧增加,使林草植被大范围遭到破坏。

唐末随着隋唐暖湿期的结束,黄土高原气候趋于干化,加之隋唐长达三百多年对植被的开垦破坏,黄土高原植被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北部毛乌素沙漠南侵,植被带界限南移,植被覆盖度大大降低,天然植被仅保存在太行山、吕梁山、云中山、芦芽山等山地。

北宋时黄土高原植被状况进一步恶化,北宋初开封大兴土木,采伐中心向黄土高原腹地推移。

总之,到唐宋时期汾渭谷地等河谷平原,黄土台塬及黄土塬区已没有天然森林。

黄土丘陵地区天然植被已遭到很大的破坏,但尚没有达到毁灭的程度,天然森林残存在黄土高原的石质和土石山地,长城沿线沙漠南侵,土地沙漠化凸显。

唐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开发已有相当高的程度,、渭水上游、洛阳附近的森林破坏严重。

华北地区平原森林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地区已无森林,但在山地仍有一些。

明清时期:

人为松动土体造成了严重的人为土壤侵蚀。

植被的破坏,加之明代中期小冰期的到来,黄土高原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

广大黄土丘陵区天然植被已荡然无存。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化可归结为:

西周以前及西周战国时期植被保持着天然状态,自东南向西北分别由落叶阔叶林、疏林灌丛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化草原构成,不仅陇中、陕北南部,晋西有面积较大的森林分布就是陕北北部的横山、白于山,甚至更北的秃尾河上游,晋西北山地森林分布也很广,广大黄土丘陵地区呈现森林和草原相互交错的状况。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仍占有较大比重,人类活动尚没有改变黄土高原的植被面貌。

唐宋时期关中平原、汾涑河流域已没有天然植被,黄土丘陵、山地植被也遭到破坏,黄土高原北部沙漠开始扩张,自然环境处在恶化之中。

黄土高原历史植被的毁灭性的破坏主要在明清时期。

造成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破坏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为开垦土地,人为采伐森林和过度放牧造成的。

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位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与陕北一带,也是历史上变化较明显的沙地。

毛乌素沙漠沙地在历史上曾是相对湿润的地区,有“水槽丰美”之称,曾是重要的农牧业地区。

这个地区在旧石器时代边有人类居住。

在战国以前,鄂尔多斯是一片草原,主要是畜牧区,零星的年农业只是畜牧业的一种补充。

秦汉时期大量移民进入这个地区垦殖,匈奴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也进行农垦,对森林草原和地表土层带来了破坏,为以后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留下了隐患。

在唐代以后这个地区沙漠化进程加快。

北宋为防西夏入侵,在此修筑城堡,屯垦耕种;

明代则为抵抗蒙古人而修筑边墙,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同时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鄂尔多斯草原屯垦。

光绪末年至民国时期屯垦的规模更大,使毛乌素沙漠不断扩张,沙漠化方向呈现从西北向东南推移的趋势。

科尔沁沙漠:

科尔沁沙漠位于内蒙古东南地区、吉林和辽宁西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

历史上这个地区曾是水草丰茂的地区,曾出现著名的兴隆洼等新石器文化。

到了先秦时期,燕长城的修筑对科尔沁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

汉晋时期,鲜卑人的活动使该地区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不过在辽金以前,科尔沁地区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轻微。

到了辽代,移民修城和垦荒对科尔沁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直接导致沙漠化的出现。

到金代,由于气候寒冷,加上大量耕地废弃,修筑临潢路边壕城堡,使沙化更加严重起来。

由于科尔沁沙地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再加上元明400多年的停垦和相对湿润的条件,生态环境一度好转。

但自清康熙以后的大规模垦荒,特别是嘉庆以来在草地的“招民垦荒”。

更是影响甚大,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奠定了科尔沁沙地的基础。

目前这沙地是我国自然条件最好的沙地。

黄河变迁的四个阶段:

北流期、东流期、南流期、东流期

在先秦时期,黄河主要在今天津附近入渤海,为北流时期;

在汉唐时期,黄河主要在今山东入渤海,为东流时期;

南宋至清咸丰五年,黄河夺淮从今江苏入黄海,为南流时期;

清咸丰五年以后黄河恢复了东流,结束了700多年黄河由淮河入海的历史。

先秦至西汉北流为主期。

战国时期大规模修筑堤防,结束了长期多股分流而改道频繁的局面,河道相对稳定,形成了春秋战国西汉大河,在今沧州入渤海。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

东汉唐北宋时期东流为主期。

第二次改道是东汉时,69年在王景领导下治河。

北宋庆历8年(1048),黄河决堤改道,成为第三次大改道。

形成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

1060年,又分出一流经西汉大河故道、笃马河入海,称二股河。

南宋南流期。

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王朝为了阻止南下的金兵,人为决河。

使大河“由泗入淮”,从此大河离开了传统的北流和东流,进入了南流为主的时期。

进入这段时期出现两个特点:

一是河道“势益南行”,干流摆动逐渐趋向东南,决口地点渐向上移;

二为几股岔流同时汇入淮河入海。

近代东流时期。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分出三条穿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黄河结束了700多年的由淮入海历史,又开始东流由渤海入海,便形成了今天的黄河。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改道频繁的原因:

(1)自然地貌和土壤因素。

黄河流经青藏高原,再到黄土高原。

特别是在黄土高原,由于黄土颗粒细,孔隙多,耐冲性差,遇水则变为泥流,故黄河水在中游地区挟带了大量泥沙。

但是一到华北平原后,水流减缓,泥沙自然容易堆积起来,河床被抬升起来,形成悬河。

(2)气候环境因素。

黄河流域近2000年来历史气候总的来看是越来越转为干燥寒冷,全年降雨量减少,且70%都是集中在夏秋,多暴雨,洪峰流量大大高于平均流量,难免会冲坏河堤。

(3)历史时期人为的因素往往加重了水灾的成因,使水灾在频率和强度上都不断增大。

人类对黄河中游的不合理开发,特别是采伐不节制,使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受到很大的摧残,水土流失因此越来越严重,水患越来越酷烈。

在中国历史上利用黄河水作为军事工具的事例不少。

如1128年宋决开黄河以阻止金兵南下。

1232年蒙古军攻金朝归德,人为决堤于归德,造成河水夺淮入泗。

近三千多年来,黄河的决溢和改道严重影响了下游地区的地理面貌,於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成沙漠,洼地沦为湖泊,沃土化为盐碱地,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经济由此凋敝,加剧了中国黄河流域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发了社会动荡。

黄河变迁导致的湖泊变化

巨野泽到梁山泊:

巨野泽又名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东北,古时为济水、濮水所汇。

汉武帝时决瓠子东南注于巨野,湖面有较大的扩展。

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巨野泽南部淤高而向北扩展,梁山成为湖中孤山,形成梁山泊,以后不断扩大。

金代湖面开始内缩,居民多垦田其上。

但元代河水决入,梁山泊又成为一个汪洋大湖,金代以来的垦田又变成泽国。

但以后的黄河多夺淮入海,梁山泊来水减少,又逐渐淤为平地农田,到康熙时梁山泊终淤成平陆。

大陆泽到宁晋泊:

大陆泽,原是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冲积扇和黄河故道上的一片洼地。

唐代因来水有限,开始日见干涸。

宋大观二年(1108),黄河北流于邢州决口,洪水注入大陆泽,湖底不断抬升,湖面开始向低洼处转移,在其北形成宁泊,称北泊,而原大陆泽称南泊。

清后期,大陆泽完全湮灭。

长江中游河道与湖泊的变迁

全新世至先秦时代,长江和汉水夹带泥沙长期填充,形成了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观。

先秦时期的云梦泽分布在荆江三角洲和西面的泛滥平原之间。

汉晋以来随着荆江三角洲受泥沙影响,沮水以南的云梦泽开始枯萎,新扩展为陆地三角洲,而云梦泽主体开始向东部移动,使城陵矶至武汉之间的泛滥平原成为湖沼。

南朝以后江汉三角洲进一步发展,云梦泽开始不断淤平,唐宋文献中已经不见大铲湖的记载,马骨湖仅为周围15里的小湖沼。

以后江汉平原上的大面积湖面消失,演变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沼。

长江出西陵峡进入冲积扇地区后,河流比降陡减,长江开始形成分叉河道,特别是形成了内江(沱)和外江(江)之分、南江和北江之分,到今江陵一带分注云梦泽。

荆江河道历史时期形成的内江和外江之分,原来一直是以外江为主泓。

魏晋时期,江、沱分流量开始趋平。

到北魏时在江陵西南形成北江和南江。

明代嘉靖年间,由于内江径流量不断增大,而外江沙洲密布,壅塞河道,逐渐演变成为大江的汊道,而沱江演变为大江的主泓。

江沱易位,这是近2000年来长江中游河道的重要变化。

江陵以下称为下荆江,在周代以前,下荆江地区呈现漫流阶段,河槽淹没在湖沼中。

到了周至两汉时期,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在云梦泽西形成,荆江在云梦泽陆上三角洲成扇状分流向东扩散。

到了魏晋时期,云梦泽向下游方向推移,主泓道的独立性加强。

唐宋时期,云梦泽已经完全湮淤解体,荆江的统一河床形成。

这种演变除了河床边界条件改变的自然因素外,人为将湖渚开为垦田,沿江筑堤御水,使湖渚逐渐干涸,汉道湮灭,是统一河道形成的重要因素。

分汊型河床时期,河床水位变幅小,流量均匀,洪水少但统一河床形成后,水位变幅增大,流量极不平衡,洪水过程增多。

在统一河道形成后,河曲发育开始明显。

至元末明初,由于壅水和洞庭湖的顶托关系,泥沙淤积,心滩变成边滩,穴口、沙洲大多消失,下荆江河曲正式形成。

发展到今天的荆江河段,形成了蜿蜒型河型。

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地区仍是河网切割的平原景观,至东晋南朝时期开始,洞庭湖开始沉降扩展。

从三世纪开始,由于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萎缩,出现景口、沦口两股长江水进入洞庭湖平原,使沼泽平原逐渐演变成为大湖。

到了唐宋时期,洞庭湖不断发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之势。

明清以来,洞庭湖继续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洞庭湖面积达到历史时期的最高,水面达6000多平方公里。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洞庭湖开始萎缩。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藕池口、松滋口的出现,与虎渡、调弦两口的形成四口分流入洞庭局面,长江大量泥沙进入洞庭湖区,泥沙激增三倍多,湖区大量被壅塞成陆,洞庭湖逐渐被切割为一些大小不等的湖沼。

冈身:

指过去海岸在这里停留时期在海浪作用下堆积了大量泥沙和贝壳残骸,形成了高出地面的条条冈阜。

长江口南岸,在长期波浪作用下,自常熟福山起,经太仓、嘉定方泰、上海马桥、奉贤新寺,直至金山漕泾一线及其以东,形成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俗称冈身。

在松江故道以北并列着五条冈身,以南并列着三条冈身。

贝壳堤:

由海生贝壳及其碎片和细砂、粉砂、泥炭、淤泥质粘土薄层组成的,与海岸大致平行或交角很小的堤状地貌堆积体。

形成于高潮线附近,只有在海潮作用下才能形成堆积。

为古海岸在地貌上的可靠标志。

贝壳堤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粉沙淤泥岸、相对海水侵蚀背景和丰富的贝壳物源。

洲潭岛屿

由于海岸河谷的大面积堆积,形成了洲潭岛屿。

唐宋以来,一些岛屿洲潭出现,珠江三角洲进入洲潭岛屿时代。

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的成陆加快,岛屿洲潭大部分为新积沙滩所连接,现代水网基本形成。

河西四郡:

汉朝设置了河西四郡,即现在的酒泉市、武威市、敦煌市、张掖市。

【据《汉书·

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

】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羌族的联系;

同时,也让汉朝同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都臣服汉朝,并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削弱了匈奴的影响。

最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

这为将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于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西四镇:

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们对於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与规律

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一)分封制:

夏商周;

(二)郡县制:

秦汉魏晋南北朝;

(三)道路制:

唐宋辽金;

(四)行省制:

元明清至今。

(一)夏商周的分封制度

(二)郡县制的萌芽:

春秋战国

1、县的萌芽

最早的地方行政区划。

最早设县的是边缘的楚国和秦国。

春秋后期各国县数骤增,到战国时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

春秋的县和战国以后的县有所不同:

保留着分封制的残余,如可以分赐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食县邑可以互换等。

县的大小差别很大,大至如楚灭陈、蔡那样中等国家后以一国为一县,小至齐国的县约等于一乡,而以相当于一邑之地为最多。

先在边境地区设置,具有军事重镇性质。

后在腹里繁华之地亦设县。

春秋设县多是自上而下(灭国为县),战国设县多是由下而上(集乡聚为县)。

有严密的地缘组织。

由县鄙得县之名(县=鄙,国都以外的郊野之地,有土有民);

由县邑得县之形(县=采邑,有民无土);

由县长官得郡县之实(春秋后期-战国)(国君委派,流动不世袭,食禄而不食邑,临民而治(无民无土))。

2、郡的萌芽

郡的出现也在春秋,但较晚于县。

春秋末赵简子誓师,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

并非县统郡。

郡初期皆设于边远荒僻之处,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

受:

并非作为食邑,而是受一县或一郡之禄。

战国时,以郡统县的制度逐渐确立,郡县大小也渐趋一致。

边郡地大,遂分置数县。

内地事多,数县上置郡以统之。

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和采邑制始终同时存在。

齐国完全没有设置郡。

(三)秦汉的郡县制度

1.郡县数目的变化

①秦郡划小:

内史(京兆、左冯翊、右扶风);

②分割王国:

支郡;

③开拓疆域:

河西五郡、南海十郡、乐浪四郡、西南七郡;

初郡:

取代道制的新措施,保留非汉族的统治机构,不征收赋税。

2.监察区的设置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将京畿附近7郡以外全国的郡国分成13个区域,称为“部”。

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监察之意),巡视吏治,故称刺史部。

为了给每个刺史部取个名称,借用了《禹贡》九州加上《职方》的2个州名,共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幽、并11州,将雍州改称凉州,梁州改称益州。

另有2个不在《禹贡》范围内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岭南),共为13个刺史部,俗称十三州。

又将京畿附近7郡置司隶校尉监察,称司隶校尉部(司州)。

故西汉有14个监察区。

秦代:

郡县二级制。

汉初:

郡县+国-郡-县(二级三级并存);

武帝:

3.东汉的变化

秦代一郡置守(主民政)、尉(主军事)、监(主监察)三员。

西汉省监,监察事务由中央派员直接主持,每郡仅守(后称太守)、尉(后称都尉)二员。

边郡因军事需要一郡有二个以上都尉,管理非汉族的又称属国都尉。

东汉内地郡省都尉,军事由太守兼管。

边区仍保留都尉,并将属国都尉权力扩大,分辖一部分县,“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故东汉时郡一级政区有郡、王国、属国都尉三类。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了加强地方权力,以便镇压起义军,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军民,不仅有省察、举劾、黜陟权,同时还有兵权和治民之权。

于是州逐渐形成为郡县以上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了魏晋至隋初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四)魏晋南北朝的侨州郡县

1.侨州郡县(东晋南朝)

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地区。

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即就地按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称为侨州郡县。

因为南徙至长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故侨州郡县多集中在中游的政治中心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和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今南京市)附近,其次是3条南北交通线上,长江上游的汉中至成都,中游的襄阳至江陵,下游沿岸的今当涂、扬州至常州一带。

东晋初,侨州、郡、县皆设用北方原地名,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立徐州,江乘(今江苏句容北)侨立琅琊郡与临沂县。

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以原州、郡名前加“北”字,与侨州、侨郡相区别。

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而在侨州、郡、县名前加“南”字。

大量侨置州郡县的存在,造成了许多地方行政区划及其地名的进一步混乱,从而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土断:

东晋南朝时期多次实行过的一种裁减并废侨州郡县,整顿户籍的一种制度。

此制规定,不论本地人或外地迁来的人,统一在所居郡县编著户口,纳税服役。

土断的形式:

(1)省并;

(2)割实;

(3)改属;

(4)借侨名新置县。

2.双头州郡

东汉末年初行州郡县三级制时,一州往往辖有十来个或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

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

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有的仅存名目,有的两个州、郡合治一地,称“双头州郡”,实际上州直辖县,郡同虚设。

州郡县三级制已完全丧失了原意。

类型:

侨州郡贴治于实土州郡;

两个侨州郡同治;

两实土郡同治。

3.军管型政区

(1)孙吴屯田政区体制

典农校尉(郡)和典农都尉(县)。

特点:

农政合一,西晋皆改为郡县。

(2)军镇体制

当时由于军事活动的频繁,为因应军事的需要而在边地设置军镇、军府以及州郡长官兼督其他州郡地方政区的不定之制,为唐代道与都督节度使制开创了先例,从而为地方藩镇割据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北魏前期的镇戍制:

镇:

州、郡:

戍:

县。

都督区、总管区、行台区:

掌管军事为主;

准政区形态:

①统辖不清:

若干州以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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