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爱苏《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精神解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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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薄熙来书记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发表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讲话。
而我们刚才也从两段新闻当中可以了解到，缩小三个差距我们大致把它理解为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
在讲座之前非常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对本期讲座的嘉宾推荐，以及凤凰网重庆站对本期讲座的网络媒体支持。
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客座嘉宾——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研究部主人、经济管理学教授宋爱苏教授，大家掌声欢迎。
感谢宋教授今天光临咱们重图讲座，在之前宋教授说他非常喜欢重图讲座这种氛围，也非常喜欢在现场跟我们记者朋友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在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宋教授。
宋爱苏：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今天上午能和大家一块儿做分享交流。
今天我与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缩小三个差距，促共同富裕”。
重庆市委最近召开了九次全委会，九次全委会主题内容是作出了一个决议，即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就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我想今天给大家交流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想谈一谈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对于我们社会发展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个意义可能在平时生活中大家感受都很深，但我们把它概括一下，我想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因为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整个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当中，实际上贫富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域差距问题都是我们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都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
孔子先生很早就讲：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就是说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人们都是关注这个问题的。
孙中山先生也讲：
“天下为公”，也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追求。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内容，王小波、李顺在起义的时候第一次就提出了“均贫富”，就要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提出了“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追求这么一个目的。
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他对贫富问题、三个差距问题很早就有自己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讲：
“在新社会制度当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他把生产活动看成是所有人的富裕这个目的的追求。
列宁也曾经讲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可能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使所有的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是我们大家中国人民很熟悉的了，毛泽东讲：
“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的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的超过现在的富裕程度。
”他过去讲这个话的时候说富裕要大大的超过现在的富裕程度，这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邓小平先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先生在理论方面，我们知道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他研究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
”小平先生在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把这个目标就锁定得很牢。
同时，怎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
小平先生也讲：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的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大家共同富裕的目的。
”把怎么实现共同富裕也讲得很明白，这是小平先生的设计。
“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的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
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小平同志把改革开放中他没有经历但是他预见的东西都告诉了我们。
江泽民总书记也曾经提出：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锦涛总书记在最近的纪念我们党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当中也提到“要坚定不移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从上面我们看到，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都是关注贫富、收入、区域差距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本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追求共同富裕，缩小三个差距，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政治抱负和价值追求。
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当他们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曾经讲到：
“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
”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
列宁也曾经讲：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
”毛泽东讲：
“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对共产党的宗旨、价值追求的综述。
邓小平先生也讲：
“必须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
”就是我们判断事情做得好不好、对不对，主要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拥不拥护，人民群众赞不赞成，人民群众高不高兴。
江泽民同志讲：
“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的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这是江泽民同志讲的。
锦涛总书记怎么讲呢？
他说：
“立足把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马克思一直数下来到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共产党人的政治抱负、价值追求都体现在怎么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上面。
所以我们讲，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政治抱负。
刘少奇也曾经讲过：
“共产党人的理想，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的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
”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资产阶级的革命，也看到过很多的国家他们搞一些革命活动，但是这和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抱负和价值追求是有差别的。
第三，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顺应我们老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这是老百姓的一种愿望。
小平先生过去讲：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
”小平先生就把这个判断的标准给我们摆在那儿了。
我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九十年的历程都是人民群众所支持，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了今天。
陈毅先生曾经讲过：
“我们淮海战役的战胜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薄熙来书记讲：
“那时候没有给人民群众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什么报酬，但是人们群众把我们送向了一个一个的胜利。
”那么今天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的财富不断的丰富，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如果我们说要做一个群体调查问问大家对改革开放成就的肯定，我想没有人是会否定的。
但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比如说社会财富的分配当中国家占的比重是不是高了一点，老百姓占的比重是不是低了一点，穷人拿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富人拿的钱多了一点；
地区之间比沿海先发展起来了，但是和我们西部地区相比是不是我们差距了一些，尽管我们十年西部大开发了，我们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而且有扩大的趋势。
就是在重庆，我们主城区和渝东南、渝东北地区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
这些问题就导致我们还有很多人处在一种贫困的边缘和深渊，相当一部分群众收入偏低，因此就产生了一些不稳定。
整个社会当中一些不稳定因素、一些不稳定现象常常发生，这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对我们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建设就带来了很多的矛盾。
所以，老百姓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幸福指数能够高一些，不要被这些困境的问题所干扰。
所以我们讲，老百姓现在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要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老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迫切愿望。
第四，我们重庆为什么要率先提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全社会、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重庆率先提出要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它展示了重庆人民完成中央交办的改革创新的精神。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直辖十四年了，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比如说我们直辖之初或者直辖的立足之本就是三峡工程百万移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上要移百万群众移民，这是没有过的事。
这个事我通过十年甚至多一点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重庆也打响了农村的扶贫攻坚战，大家知道，直辖以后我们的区域差距很大，像我们渝东南、渝东北，地区贫困地区和我们主城差距特别大。
最近我正在做的一个国家研究课题就是关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像我们重庆与湖北、湖南、贵州这四个省市交界地方的武陵山区贫困程度相当高，像全国还有18个这样的连片地区，它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重庆要解决扶贫问题也是我们打的一场攻坚战。
直辖以后，重庆市有18个贫困县，其中国家级的贫困县14个，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振兴老工业基地，重庆人、我们这个城市很自豪的是我们工业基础非常好，我们的工业化程度在全国相对还比较高，特别是机械制造基地水平比较高。
我们重庆市在全国能够在经济社会指标方面排前面的指标不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长期处在前位的就是我们的制造基地。
这是有赖于在过去计划经济模式的时候搞三线建设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好的基础。
甚至于我们往前推一推，在抗战时期有的工厂内迁等等，这样沿革下来，我们的工业几乎都是国有经济。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老工业基地就受到了一种限制，从体制上、从产品上、从市场的发育程度上都受到了限制。
所以我们这些年重庆经济振兴当中一个挑战就是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也是我们也打了一个翻身仗。
现在我们的国有经济应该说在全国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国有经营性资产在全国已经排到第四位。
整个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全国也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挑战，我们这些年做好了这个事。
第四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建设，三峡工程，我们对长江有一份责任。
接下来，这两年总书记给我们重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就是大家通常听到的“3.14”总体部署。
总书记要求我们重庆要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第二个就是要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第三个就是把重庆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城乡差距要小，统筹发展。
这三个定位我们把它称为“3”。
“1”就是要求重庆在西部地区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咱们不敢说跟东部相比，我们经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基础条件上还有一些薄弱，但是我们在西部地区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总书记给我们定的目标。
“3.14”当中的三个定位、一个目标。
要完成这三个定位、一个目标，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建西部增长极，这两个要求实际上谈的是我们和东部区域的差距问题。
第三个目标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它谈的是我们城市和农村的城乡差距问题。
所以，真正要把三个定位、一个目标最终实现的话，实际上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要解决的矛盾就集中到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重庆为什么率先提出这个东西，全国、全社会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发达的地区、比我们走在前面的地区他们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响亮的提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提出，就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薄熙来书记讲：
“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了的榜样很多，但是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确实如此。
同时，我们这些年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建内陆开放高地。
同志们看到这两年我们建内陆开放高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薄书记到重庆的时候，2007年开全委会，我们发现重庆市你说你很开放，结果在对外直接利用外资当中全年才利用了10亿美元，当时四川比我们多很多。
后来我们就提出我们要建内陆开放高地，提出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指标五年之内直接利用外资要达到60亿美元。
说实话，当时2007年提出利用外资60亿美元，大家觉得目标很可观，很鼓舞人，但是能不能做到确实有很大挑战。
通过这两年努力，实际上在去年底就达到了63亿美元，也就是说提前两年就完成了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的完成是很艰难的，很不容易的。
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同志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也可以叫做一种规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它优先发展、发展得好的都是沿海地区。
因为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原理，经济发展区域之间是梯度转移，从沿海到内地一步一步往里面渗透的。
为什么先是沿海？
有一个简单道理，沿海地区面对世界，在运输当中成本最低、最方便，而且在今天的世界竞争中物流成本的竞争决定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竞争。
像我们重庆这两年为什么发展水平很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物流水平降下来了，长江黄金水道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企业的落户，新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就为重庆带来了笔记本电脑、IT产业的落户，没有这些，我们这些企业就不可能到重庆来落户。
IT产业不可能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汽车工业也不可能落户我们重庆。
所以我们说重这几年搞内陆开放高地，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这几年应该说我们攻克了很多难题，三次全委会提出搞内开放高地，其中就决定要提高区县特别是两翼地区（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和开放水平，这就解决区域差距。
四次全委会的时候，2008年，市委决定振兴农业特别是两翼的经济。
也就是说三次全委会提出搞开放高地，我们并没有把两翼落下。
而是希望搞开放高地要促进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工业发展。
四次全委会是提出振兴农业，农业当然更主要在两翼地区（渝东南、渝东北）。
五次全委会我们提出要建设覆盖城乡统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直接受益最大的肯定是农村。
农村和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差距非常大，如果要一体化、均等化的话，农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六次全委会做的是一个关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搞“三进三同”、“结穷亲”，同志们这两年看到重庆干的事也是缩小差距的问题。
七次全委会就更直接了，明明白白的推出了“民生十条”。
大家知道，“民生十条”是3000自的决议、3000亿的投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就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八次全委会是讨论我们重庆的十二五规划，就把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列入了我们重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作为我们未来五年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一个目标。
九次全委会就是把它落到实处，“十二条”民生措施，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从我们最近这些年来看，重庆不断挑战世界级难题，不断把自己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同时我们每一年都在不断推进民生工程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缩小三个差距，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所以我们讲这也是我们重庆在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历史任务当中一个重大举措。
我想，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从意义上讲就至少有这么四个方面，这是我给大家交流的第一个问题。
二、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是什么，我们把目标简单归结为三个。
第一，在未来五年当中要让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降到2.5：
1。
要缩小收入差距，那么现在城乡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现在是多少呢？
重庆的城市居民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历来是比较大的，直辖之初大概是接近3.9：
1，重庆市委市政府不断的推进改革缩小差距，逐渐降到了3.6：
1，去年大概降到3.4：
在不断的下降，但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我们希望在未来五年当中要降到2.5：
这个2.5：
1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打一个比方，这个水平标准就相当于去年、前年底的北京、天津的水平。
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城乡收入的差距缩小到相当于北京、天津去年的水平，缩小我们和其他三个直辖市之间的差距。
第二，圈翼差距。
就是我们主城区包括渝西一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经济水平相对比较低。
我做过调研，实际上我们主城区最富裕、发展最好的区和渝东南、渝东南最穷、发展最发展最差区县相比，最高的时候GDP有接近十倍的差距。
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数据，按照平均数据来算没有这么大。
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缩小区域差距。
比如说在前几年，同志们知道我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圈两翼”战略，当时我们在给市委市政府做很多调研的时候，两翼的同志就有些想法，说原来搞的是“一小时经济圈”战略，但是不能够带动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发展，会不会把渝东南、渝东北地区落下，他们差距就更大。
我说完全可能。
但是我们市委市政府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原来的“一小时经济圈”战略完善发展成“一圈两翼”战略，其中制定了很多“一圈”怎么带动“两翼”，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甚至于巫山贫困地区还可以到主城来建工业园区，大家共同合作。
通过这些方式，这些年两翼之间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现在的差距大概是2.2：
1，这个差距在数字上好象不大，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平均数算下来的，如果我们不算平均数的话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第三，把基尼系数降到0.35，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评判贫富差距的一个数字。
在世界上评判贫富差距的指标还不止这一个，还有很多，但是在学术界也好、老百姓当中也好，人们公认基尼系数用来作为评判标准相对比较科学、比较公平。
比如有些指数可能统计抽样不一样，它的权重不一样，可能就有一点失真，或者对某一阶段、某一区域它合理，但是在全社会来看就不一定。
所以基尼系数作为评判贫富差距的一个公认指标。
这个指标我们重庆现在是0.43左右，全国现在这个指标也很高。
统计的口径不一样，个人的数据有一点差距。
我看了一下在全国有的学者、有的机构研究的基尼系数指标已经公布到0.48了，但它是很极端的。
我们要从0.43降到0.35，这也是很难的事。
为什么降到0.35合理，后面我才给大家做介绍。
这是我们讲重庆要缩小三个差距的一个宏观指标。
要缩小三个差距，这些指标为什么这样设置呢？
第一，要体现我们时代性。
就是我们设计这些指标一定要让重庆经济发展和世界潮流，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适应，不可能超越，也不可能掉队太多，一定要有时代性。
这个时代性体现在哪里？
首先我们讲中国和重庆，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照世界上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标准来看，其中比如钱纳里对工业化的判断标准，这是世界比较公认的一个学者的判断标准。
按照这个判准判断，就是说我们重庆超过人均4000美元就意味着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他认为中期就是在3200美元-6400美元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达到中期的中等水平也没有达到高等水平，我们是在刚刚进入中期不久。
但是这个收入中期有一个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很多国家当人均GDP进入了近期阶段以后就出问题了。
一是城乡矛盾突出，因为工业化很快，按道理讲，工业化快就应该带动城市化快，农村就应该进步，这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我看了一下世界上刘易斯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他说只要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在城市里面打工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村种田的收入，那么工业化进步城市化就自然进步，这是传统理论。
你想这个道理确实如此，农民今天在家里种田，种玉米、种小麦还不如在城里面打工，我就丢掉不种了进城了，所以把城市化自然带进了。
但是这种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了，而农村就越来越穷了。
所以，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城乡发展的差距明显拉大，这是一点。
二是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工业化程度越高，资本、技术在这当中作用越来越大。
工业化程度越高我们就会体会到老百姓有时候说的一句话，现在什么最好挣钱？
钱挣钱最好挣钱，人挣钱不好挣钱。
因为资本雄厚我就可以办厂，我就可以投资，而投资大就可以分红，所以资本分红的比重就越来越高。
而且这时候技术日新月异，科技高速发展，虽掌握了先进技术，谁的话语权就强，他的分红也就多。
所以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资本、技术在分配当中占的比重就越来越大。
反而我们如果就凭一般的打工、上班，工资收入在这收入分配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样就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
所以我们讲，这就是工业化进程当中的一个时代问题。
我们重庆按照这个标准，3200美元就进入工业化中期，我们已经是40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也进入了中期。
也就面临这个问题，回避也回避不了的。
也不止是中国出现这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在3200美元-6400美元工业化中期中也出现过，比如说前两年全世界讨论得比较热烈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拉美现象”，拉美很多国家在九十年代发展很快，但是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也很快进入工业中期化阶段，结果贫民窟越来越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最后有的国家甚至把政权都搞垮了。
所以这个问题它是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发展陷井”，表面看自己发展了，进入中期了，但是实际上前面一个陷井摆在那儿不能解决好，不能正确认识它可能就完蛋了。
这是目标具有时代性，必须这样做。
第二，目标设置要体现科学性。
因为没有科学性的话，我们定性目标不能实现，达不到，我们就不能取信于百姓，就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所做的实事，一定要讲科学。
这个科学性就是要讲面对现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不能够否认它。
比如说现在由于企业的垄断、行业的垄断，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喂猪和城市里面搞IT产业收入差距也就越来越大，城乡差距就扩大。
同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大，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当中，正式的职工和聘用工差距也很大，最终就导致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拉大。
整个社会贫富悬殊拉大，我们刚刚讲到了基尼系数就反映出来了。
我们说基尼系数到底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
不能一概而论，基尼系数越低，说明社会财富平均程度越高，就越平均。
平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显示了一种公平，但是它反过来影响的是效率，这时候如果太平均，所谓的公平太公平，那个社会就不能进步了。
就像我们很多在座年纪大的同志都知道，计划经济的时候要说公平的话那是很公平的。
我这上面讲的，低于0.2就是一种绝对平均，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我们计划经济时候老百姓没有资本收入，没有技术管理收入，只有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算下来的基尼系数大致就是0.2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绝对平均状况下经济不活跃，老百姓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
所以基尼系数太低了，它表面很平均，看起来很公平，共同富裕，实际上是共同贫穷，经济不发达。
实际上计划经济的时候城市的基尼系数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还不一样，那时候农村的基尼系数还高一点。
咱们在城市，不管在哪个岗位、哪个单位级别相同的工资都一样。
农村还有点差别，农村这个生产队那个生产队都是一样的地一样的人，但是每个人种植水平不一样、经营水平不一样，多少还有点差别，所以它的基尼系数比城市还要高一些，这是基尼系数低的时候。
基尼系数越高，它反映的是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刺激力很强，很有活力。
就是说效率很高，但是太高带来的就是贫富悬殊差距拉大，走到一个极端以后可能导致社会反而走向不稳定。
实际上在七十年代末期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同志们去看看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全世界实际上都在搞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是把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西方国家也在搞改革，它的改革是把过度的、刚性的超发展的福利改变为要适度的有一些刺激，让基尼系数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在改革当中，当时有很多国家改得不好就把政权给搞垮了。
所以，基尼系数低了表面好像很平均、很公平，但是社会经济就没有活力。
高了，它有效率，刺激人们拼命劳动去挣钱，但是不可能每个人有同等机会，它就不公平，就会出现政权的更迭。
我们应该在定什么水平？
我们希望既要体现公平又要体现效率，不能够搞得像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咱们都是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钱，最后大家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个基尼系数搞得太高，它又影响公平。
所以我们这次定的基尼系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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