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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要机制先行2008年第2期>
正文文/健君
目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全社会共识。
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有些地方干部还存在观念和认识误区，出现了“左顾右盼”、“盲目大干”甚至“投机取巧”的现象，比如：
“行动太快怕吃亏”。
在关停污染企业、推进产业转型过程中，不少地方瞻前顾后、首鼠两端。
不是政府拿不出钱，也不是认识不够深刻，甚至不是问题阻力大，而是像一些干部所说，目前政策不明朗，“行动太快了怕吃亏”。
“一窝蜂”盲目争上新产业。
现在，各地掀起了争上新型产业的热潮。
服务外包成为新热点，一些地方甚至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争上“头班车”；
动漫产业前景不错，顾不上布局规划，“一窝蜂”搞同质化竞争；
中西部重化工业持续升温，不顾是否具备资源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容量。
“挂羊头卖狗肉”搞“偷梁换柱”。
甚至一些地方借新产业之名“圈地”，为以后再搞房地产开发做准备。
这里面，确有观念误区存在。
例如，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中国仍然处于中低端制造业领域。
这种趋势不是要缩小或改变，而是会扩大和深化。
产业发展要遵循市场和经济规律，受技术、资本、劳动力和全球产业链等因素制约，盲目上新产业并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选择。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相关政策和体制设计，没有得以事先引导或者作用发挥不够，加上习惯性旧思维和既得利益作怪，往往就造成了上述种种“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现象。
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解决机制先行的问题。
只有以政策机制作保障，科学发展观才能结出丰硕果实。
具体而言，首先要改革干部考核体系。
现在，干部一个任期，往往是两年要把五年的事干完。
祛除这种急进功利的顽症要从制度设计层面，不断增加民意对官员升迁的参与和决策权重。
其次，要加快配套制度的完善。
尽快完善产业发展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布局的目标。
发展主体多元化一方面以竞争激发了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宏观调控政策难落实。
确立以环境容量来统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经济发展应统筹考虑环境容量，以环境容量来统筹规划产业布局。
进一步完善财力共担的转移支付制度。
科学发展有成本，既有对过去不科学发展方式纠正的成本，也有对未来新的发展方式配套的成本。
建立更加合理的、科学的、由中央、省、市和县共担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将促进各地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贯彻。
要价格干预也要价格预警2008年第3期>
正文文/金风
近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连出组合拳，遏制市场不合理的涨价，特别是遏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价格过快上涨及其他价格违规行为。
本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临时价格干预，直指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等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
此前，国务院亦重新修订了《价格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面对价格上涨，政府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进而直接采取临时干预措施，亦为其他市场化国家所普遍采用。
但必须看到，有些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回落，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市场供应的根本性缓解。
达此，还须等待一个农业生产周期。
由此逆推，市场价格的上涨亦非在一夜之间，也有其逐步发生、发展的过程。
在市场价格变动初露端倪的当口，及时捕捉、跟踪，科学分析并形成判断，是把握最佳调控时机、降低干预成本的未雨绸缪之途。
以农副产品为例，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供需弹性均较小，决定了其价格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和减少，供应量大规模的增减必然令价格随之波动。
本轮价格攀升再次表明，国家加强对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建立相应预警应急机制，尤显紧要。
根据中央要求，新华社日前正式启动了全国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行情系统建设。
其国内分社在所在省（区、市）各地（市）设立信息采集点，定时、定点采集当地5大类43种农副产品和6种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每日向总社传送，并撰写价格分析报告确保及时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由此足见决策层对农副产品及农资价格信息预警需求之迫切。
事实上，不止于农副产品和农资，对于所有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和服务，建立起功能健全、运转有效的价格“雷达”系统，也正当其时。
这样的“预警”，必须把进一步改善民生问题，作为“雷达”监控的重点，以满足决策需要和服务公众。
还要针对当前的热点、难点、敏感点，捕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提出预见性的建议。
尤须重视的是，要充分兼顾不同群体对市场信号的不同敏感度，避免信息失真，确保价格监测和预警工作传递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声音，为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广大基础服务。
“嫡亲长子”要纾解民困2008年第3期>
正文
文/陈先锋
国务院发布命令，要求近期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不得调整。
广东省物价工作会议传出消息：
广东省物价部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发现，发现广东电网资产利润率高达11%，2007年产生利润142亿元。
这个巨额利润，固然是广东电网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但更是垄断下电价高昂的结果：
广东电价比长三角每度贵8分至1角钱。
广东省据此作出电价下调方案，从广东电网的利润中割出1/3——50亿元，让利给用户。
广东下调电价的决定，不只让广东民众欢呼，也让全国的百姓看到了希望。
我国之所以把能源、通信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的控制权交给国有企业，由国企实行“垄断性”经营，本意是让国企当好国家的“嫡亲长子”，保障国家安全、人民日用生计。
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物价上涨压力陡增，威胁人民生计。
这时候，人们更希望政府能从自己的“嫡亲长子”入手，清一清国有“专营”的交通、电力、石油、燃料、通信、银行、盐业、医院、学校、水，等等，还有多少降价空间。
人们也更希望政府先从自己的家底入手，清一清财政的钱袋子，看哪几块钱可以挤出来，给低收入家庭多补贴点米钱、肉钱；
清一清税收政策，看哪几块钱可以减征；
清一清行政事业性收费，看哪几块钱可以停收。
简单分析就可以发现，作为国有大型企业是最应该站出来稳定物价，甚至应该下调物价来维护群众的利益。
这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具有稳定物价的社会责任。
从产权上说，这些国企所掌握的石油、电力、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都属于公共产权，归全民所有，企业也就必须具有公益性性质，而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
同时，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也确实具备承担稳定物价的能力。
因为在我国营业收入最多的企业集团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南方电网等大型国企总是榜上有名，有些企业营业收入甚至超过万亿元。
而且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扩散和带领作用，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调控这些大企业的价格，那么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降低相关行业的物价，甚至带动更多的行业稳定价格，使民生得以改善。
但实际上，这些既有责任又有能力的国有企业，在社会总体观感中，似乎大都只盯着利润，其暴利已经引起了民怨。
如何让其始终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承担起“嫡亲长子”稳定物价，纾解民困的社会责任，广东开了个好头。
缓解春运压力还应有取舍2008年第4期>
正文文/林蔚
偶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春运：
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噩梦”的文章，先是十二分地不爽——快过年了，把人们的归家之路称为“噩梦”，太不吉祥了吧？
继而又不得不承认，人家不过是说了真话呀！
不是吗，就在前几天，一名叫冷静的女大学生就被拥挤的旅客挤下芜湖站的站台，死在车轮下。
姑且不提这一极端事件，媒体报道的那些“平常”事——“多趟列车晚点，广场滞留五万人”、“大雪加重春运压力，两天内火车票全线告急”等，也足以让人感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笔者还真为这些做“噩梦”的人们担心——假如真的买不上票回不了家可怎么办？
十有八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年年春运，年年像打仗，但年年完成得都算圆满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
而今年，自启动春运以来，各运输部门全力以赴组织运力。
这些，大家有目共睹。
交通部更是承诺“兜底”，保证不让一名旅客回不了家。
然而，即便这样，似乎也还是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事实上，据笔者了解，仅仅是大学生中，至今仍未买到回家火车票的就还大有人在。
虽然今年的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刚刚取消了五一黄金周，使回家或外出过年的人数陡增，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近24亿人次之多；
另一方面，近来天公不作美，把南方不少地方都弄得冰天雪地的，严重影响了民航和公路交通，加大了铁路的压力，使“一票”更加“难求”。
但一年一度的人口最大流动中突出的难题还在于客运能力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正是因为运力的供不应求，才会发生像轧死冷静的5082次车芜湖站额定售票40张结果竟发售484张那样的事情。
同样还是因为运力供不应求，才会多年来总有那么多“黄牛党”冒被捉之险倒票以牟暴利，并且屡打不绝。
改变春运的这种状况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各有关方面应提前作最大限度的部署，笔者以为，抓住增加客运能力是关键，比如铁路部门应考虑春运期间调整货运，为客运让路；
公路部门则可考虑此间免收高速公路费，保证车辆及时快速通行等。
此外，从教育部门的角度，则应该考虑借鉴错时上班的做法，调整各高校放假及开学时间，使回家、返校的学生流错开春运高峰，以分流短期大规模集中出行对有限运力的压力。
另外，以实名制购买火车票，印度可以搞，中国怎么就不能搞？
匿名时代的实名制之辩2008年第4期>
正文文/阿源
聚讼纷纭的实名制话题日前再起波澜，意见对立的双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各不相让。
实名制的争议并非始自今日。
争议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社会转型命题：
当中国社会快速地由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匿名社会之后，以怎样的规范，平衡实名制管理后的个人利益、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
在中国，实现实名制转型显得紧迫而又棘手。
也许是中国社会转型之快史所未见，各项法律和社会管理规制还没有完全来得及跟上，匿名社会的各种管理难题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诸如存款实名制、手机实名机、住房实名制、举报实名制、网络实名制，等等，动议及争论四处延烧。
对于传统的熟人社会，我们的管理办法比较完备，也因之产生了“路径”依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习惯于用旧的管理办法处理现代社会的一些难题。
但是，实名制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制度，推行的意义重大，区别只在于缓急早晚而已。
实名制是规范自己与他人的重要手段。
在一些发达国家，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品牌。
个人经济信用、犯罪记录、享受福利、收入高低、纳税多少，都和个人名字紧紧相联。
同时，上网实名、手机实名，也都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可以说，实名制是现代匿名社会的管理基础，是社会规范得以遵循的依恃。
实名制的实行程度，一定意义上与社会法制化程度、现代化程度同步。
实名制也是信用社会的基本平台。
比如个税申报、官员财产申报，及房产申报等许多经济行为，都以实名为信用基础。
当前，一些媒体发行量靠“自我认证”，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靠拍脑门，都降低了社会信用度。
解决之道，都可以从个人实名入手，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因此，实名制能够准确统计出社会财富流向及其拥有状况，预防和震慑贪污腐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调节手段更具针对性；
可以预防和震慑部分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从事诈骗犯罪、制造社会恐慌和社会冲突；
可以使坏人难以借助匿名手段和工具肆无忌惮干坏事。
当前，顺利推广实名制还要有两大前提，一是以有力措施保护好个人隐私，二是尽多尽快地在金融、社保、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出台类似“粮食直补到户”的措施，使人们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之便。
因此，从社会转型的大方向来看，在各个领域普遍地推广实名制将越来越是大势所趋，并将随着社会法制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容易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对“恶搞”无须太紧张2008年第5期>
早些日子就在一些论坛里“听”网友说过科技部网站“特有意思”——不论什么问题，都会有问必答。
在好奇心的驱驶下，笔者也上那个被一些网友赞不绝口的网站问答平台“实地”浏览了一圈，确实很开了一回眼界。
提问果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答复者却不仅始终不厌其烦，而且态度始终认真。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笔者当时真的是相当感动。
虽然现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联系渠道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及下属部门有“市长电话”、“局长接待日”，等等，而绝大多数中央部委也都开通了网上公众留言、咨询平台，但像科技部这样甚至对民众的“玩笑”、“恶搞”都“来者不拒”的，却再难找到。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胸怀，是一种真正开放、平等的态度。
然而，前几天，科技部竟收回了先前的容忍和耐心，不仅通过媒体对部分网民的“恶搞”提出了批评，还删除了大部分“恶搞”提问。
当然，应该理解科技部的做法。
毕竟，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面，任何一点“出格”，都是政府及官员的“忌讳”，何况现在这个“出格”出到了娱乐政府的份上。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不能不为科技部封杀“恶搞”而深感遗憾。
这绝不表示笔者支持部分网友到政府网站寻开心、搞无厘头。
笔者遗憾的是，科技部为什么不能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网民的“恶搞”，进而将开放和宽容进行到底呢？
事实上，大多数去“恶搞”的网民，也许并无恶意。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央部委能如此善待民众，有问必答，而想亲自验证一下才去淘气“恶搞”的。
至少有两个事实支持笔者的这个判断。
一是，在那些所谓的无聊提问中，不曾有真正的恶意言论；
二是，有网民明确表示自己留言就是为了证实科技部网站的答复不是机器所为。
诚然，回答太多的无聊提问，的确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会如科技部在批评时所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广大公众与科技部之间的正常交流”，但是，它实实在在拉近了政府部门与民众的距离，树立了政府部门尊重公众、开明而现代的形象，难道不好吗？
不值吗？
况且，随着直接交流的增加，政府部门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不再，“恶搞”也会自然退场，一个充分信任民众的政府部门没必要太过紧张。
网络文化本来先天就不那么“严肃”。
政府既然上网，就应该在使用网络这个工具的同时，包容和适应网络文化，这本身就该是政府“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
别仍让“快”跑在“好”前2008年第5期>
正文文/帅政
在新年伊始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依理、依十七大精神，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理应确保“好”在“快”前，以此确保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但是，从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却看到：
已经长期习惯于“快”的领导，仍在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快车”，说“快”的内容多，说得也很具体。
但轮到说“好”，则着墨不多，也不怎么具体。
这种倾向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4%，连续5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达到13年来的最高年度增幅。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过去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6%，这是不同寻常的；
每一年的上下波动也有限，这也是不同寻常的。
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初步走上了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科学发展之路。
尽管如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属于比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等仍然居高不下。
这就要求全国各地各部门都要“好”字当头，在“好”中求“快”，达到“又好又快”。
“快”容易做到，因为“快”有比较简单的量化标准，有客观数据体现。
但是，以往粗放式的快，却无法反映出这样的事实：
不需要精确地计算成本，也就是可以不惜代价；
而做到“好”却不然。
“好”虽然也有一些明确的标准，但这些标准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精确地计算各方面的成本，还要追求高附加值的回报率，并且涵盖的内容很宽泛，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社会因素。
其“智慧率”含量很高。
说来，更多的群众不愿看到“求”快的惯性，仍推动着一些地方领导一味“开快车”，还在一如既往地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停留在大投资、大开发、大招商的粗放式发展中；
而没能真正把经济发展的轨道转到科学发展上来。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2007年以来，节能减排出现突破性进展，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不断提高。
人们期待的是，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能因地制宜、促进这种良好势头更上一层楼。
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
但愿更多的地方能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行政主轴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
安全社区建设要名副其实2008年第7期>
正文文/金磊
岁末年初，恰是盘点年度功过的好时机。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社区等四家社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安全社区，从而成为国际上第120～123个安全社区，它们也是继济南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安全社区之后，中国的第2～5个国际安全社区，这有利于奏响社区建设的和谐音符。
国际安全社区的标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知。
早在2004年，笔者就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社区标准，起草了有关北京安全社区建设纲要；
北京减灾协会与北京市民政局于2006年9月开展了安全社区教师培训。
面对北京产生的安全社区，我以为，它们是荣誉，但如何认识它们，更是一份大家应该解答的考卷。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安全社区标准包括九个方面：
交通安全、工作场所安全、公共场所安全、用水安全、学校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安全、家居安全、体育安全。
以亚洲最大的望京社区为例，它虽然成为了安全社区，但环境状况改善效率之慢几乎令市民失去了提意见的信心。
一个事实是，北京四环路望京桥出入口至今红绿灯时间调不准，终日拥堵，2007年8月连续两天早晨7时红绿灯故障，在闪烁的黄灯下车流竟能有序地进出，不知交警作何感想？
一个连基本交通出行都难以治理的街区，却成为了国际安全社区，引人深思。
当你进入望京桥下的望京西路，便会发现道路虽已修好至少三年，但夜幕下漆黑一片，在这段不足千米的道路两端尚有几个土堆障碍，使艰难行驶的车辆更加不安全，为什么绿化隔离带不快快修好？
为什么长期供电解决不了，长达3年之久不考虑路灯的临时用电？
望京社区的住房在北京属中等标准，但有多个小区如风格雅园等已入住6～7年仍使用临时单电源供电，在这拥有近30万人口（含3万外国人）的社区中一旦失火，楼宇内消防系统的可靠供电如何保证？
国际安全社区标准中有明确要求，需关注并照顾困难群体及所处环境的安全，但如果一个社区的供电可靠问题都无从解决，高层住宅的供水、老年人生病等安全问题如何保障？
本人在望京的调研中看到，道路上开始安装了许多红绿灯，但不从望京小区的实际出发，明明是仅能右转的路，偏标上直行，令所有车辆为了右转等直行灯。
社区安全是崇高的字眼，更是我国综合减灾应急管理面向基层应抓的大事。
因为预防突发事件的关键一环在基层，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也在基层。
社区是基层，做好社区安全减灾建设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任何放弃细节而不务实的做法都必须予以反对，任何形式主义的安全建设都是对安全社区标准的亵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呼唤我们，愿务实之风的安全旗帜能飘扬起来。
爱国主义教育无价2008年第7期>
2003年9月,广东惠阳27个小朋友写了一封信，希望“全国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免费向青少年开放”。
这封信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时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的海飞手中。
以此为引子，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该不该收费”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这场历时４年多的“大讨论”，终于在2008年初有了“结果”：
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最近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根据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门票收入损失由中央财政全额补贴。
这场围绕是否“公益化”的讨论结果昭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远是公益文化阵地。
文化资源的运作有其独特规律，必须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资源。
一种文化具有商业价值，可以发挥娱乐功能，创造经济价值，这种文化是文化产业。
而另有一种文化，追求人文关怀、精神创造、智慧探求与人生情趣，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前者主要着眼于创造经济价值，后者注重社会效益。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后者。
对国家来说，承担国家认同功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最大“公益”，不能将其纳入市场体系。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爱国主义是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即使欧美国家，也高度重视“国家认同”。
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责任者是国家，教育的结果是公民和国家共同受益。
爱国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爱国主义教育是公益教育，是国家行为，由此决定了其载体——示范基地不应在经济上赢利，而重在精神层面上。
当年，一些地方千方百计“争取”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其中不乏有借此“创收”的动机。
当遇到“公益化”与“市场化”的争论时，还召开“革命纪念馆门票价格听证会”，以图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持续收费。
还有一些地方，为了这种收费而“制造”事实依据，甚至把具有公共教育功能的场所与公园捆绑在一起，把纯粹公共物品变为非纯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今天，当“免费令”下达后，希望这些地方或部门，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把免费开放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真正把无价爱国主义教育牌匾在免费的前提下挂牢了，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就真正了全民共有的公共物品，从而还原爱国主义及其教育的无价性。
莫让“毒饺子”发酵2008年第7期>
正文文/孙建红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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