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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事！
去旅馆看他？
不去！
”张允和说：
“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张兆和到了沈从文的旅馆的时候就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
“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说什么了.到北京以后，张兆和本来还想读书的，但是为了照顾沈从文，她放弃了再读几年书的打算。
她的皮肤和性格都和翠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
由此可见,沈从文写翠翠是参考了张兆和的容貌和性格的,翠翠和张兆和的皮肤一样是黑黑的,翠翠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他的眼神是羞涩的纯洁的.也有着善良的品德.
行散记.老伴》里。
沈从文叙述了一个当年行伍中的同伴。
在一座小城里，看上了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于是借买系草鞋的带子，到绒线铺里去了三次。
十七年前后，沈从文故地重游，绒线铺子依旧，那女孩一如当年坐在绒线铺里，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原先那个女孩子的女儿。
而她的父亲就是自己当年的那位同伴，其时，妻子已死，他自己也未老先衰。
”时间同鸦片烟已经毁了他“。
但他的眉宇之间，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
沈从文感到了悲凉：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当然翠翠的原型并不只来源于这三个女孩子，也不是简单的组合在一起。
这篇文章写于新婚时节,应该是沈从文感情经历的一次总结，他投射到翠翠身上的感情和他的感情经历是分不开的。
这里需要提到沈从文的初恋。
沈从文在芷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马泽淮家里回来，不知怎地，沈从文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个女孩子的影子。
伴随初次见面而来的一点惊讶，几份羞赧，那女孩子白白的面庞上飞起绯红的笑靥、细腰长身，体态轻盈，身体各部分配置得似乎都恰到好处。
胸前一对拳头大结实的小乳房，半害羞似地躲在衬衫里，又半挑逗似的仿佛要从衣缝中豁裂而出……。
青春期女孩子那份迷人处，啃啮着沈从文的心。
眼下，沈从文已到了１８岁年龄，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他不能不陷入一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子的诱惑。
过去在军队里见到那些年长士兵思念家中年轻妻子时那种神情发痴，浑身作寒作热的情状，现在被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
他以为，那个名叫“爱情”的东西，此时正在自己心里发芽生根。
”这期间，芷江突然发生了战事。
城里人都惶恐不安，关心战事的发展。
可是沈从文无暇顾及这些，他正无日无夜地给那个女孩子赶制旧诗。
当时的熊捷三亲自和沈从文议婚，但沈从文很干脆的拒绝了“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
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
我有计划，我得按照自己的计划作去。
”最后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全进了乌有之乡。
沈从文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作了错事，对不起家里，再也无脸见人。
我走了，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沈从文胸口酸胀得紧。
想到自己的行为不知道连累到母亲有多少气怄，他感到自责的痛苦。
同时，他又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点委屈。
自己并不是不想学好，到芷江以来，自己一心想认真办事，好好作人，却不明白为什么结果偏偏与自己预期的全然相反。
这责任似乎不该全由自己负担，可又不知道该怪罪谁。
翠翠的爱情的结构和这段经历有相似之处。
都是一种自由的独立的意识下支配的爱情，也都在文明中被耍了一把。
虽然他将自己在芷江的"
女难"
视为一种盲目的情感产物,而将后来的婚事成功,看成"
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
.但是,这种感情的挫折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从恋爱的模式来说.翠翠的爱情而有着他初恋的影子.他和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很少见面的,甚至比翠翠和大老.二老见面的次数还少.而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都是那一刹那的心跳,虽然看起来结局是有所不同的,沈从文是真的失败了,翠翠似乎还有希望可言,但是在很多的读者的心中已经很确定的给了翠翠的爱情的一个最残缺的结局.这个结局沈从文也知道,只是不忍说出来而已.翠翠从一个侧面来说正是当年沈从文的影子.沈从文写<
的时候也隐隐有着这种感情的发泄"
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就沈从文如何能够在自己感情最得意的时候想到自己初恋的失败并且把他以一种散文化的笔调来表现出来呢?
在三十年代,也就是在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低调的文章出来."
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何如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不过这个答案隐隐的可以从<
水云>
里面寻找.在<
里出现了"
偶然"
这个穿者青衣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高清秀,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们是在青岛认识的,感情很好,她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通过沈从文修改发表在他编辑的报纸上的.而且他们的感情最后并没有能在友谊的回声中结束而成为了婚外情,高清秀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从北京到昆明.虽然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但是这段感情却真实的存在于沈从文的生活中.可见在边城的创作过程中偶然是一直困扰着沈从文的."
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_____的这句话不失可以作为沈从文写边城的一个原因.
二翠翠的文化内涵。
《长河·
题记》里说：
“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
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
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
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
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
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
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
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
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
“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
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
“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
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
交给谁？
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
《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
“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
”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
‘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
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
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
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
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
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
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
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
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
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
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
翠翠是少女、被看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
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
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这个过程直到结束都没有完成。
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
“翠翠心想；
‘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资本的出现使得封建的家族经济变得岌岌可危,资本正一步一步的侵蚀着封闭的封建内部结构.资本的诱惑所带来的一种实用主义情绪正在这个封闭的小城里面渐渐腐蚀这这淳朴的人民,这是一个痛苦的被迫的出走.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
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
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
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
“怎么办吗？
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
“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
”“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
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
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
“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
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
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
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
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
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
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
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
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翠翠的苗文化情节同时也是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节的表现.边城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乎现实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
沈从文在苗文化的代表上这一点是很相近的,沈从文具有很深的苗文化血统,也深受苗文化影响,关于沈从文的苗文化心理研究已有很确切的研究没，这里就不在阐述.
浅析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下）（转）资料
《菜园》的调子是低缓的。
玉家菜园的主人在小城中的安宁、小康的生活，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作者似乎觉得，这种远离大都市和政治漩涡的安谧的心理状态，与自然对象心印默契，相宜无间。
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有林下风度的女主人，在作者笔下是柔和而善良的，富有人性中最纯洁的素养。
美丽的菜园与善良的主人，构成了一幅优雅纯净的图画。
但我们的作者不是那种遁迹山林的隐者，他实在是太憎恨世道的黑暗了，惟其如此，才将“田园”作为衬托，映现现存社会非道义的一面。
沈从文常借叙述者之口慨叹道，世道变化太快，且变化得令人忧虑。
人一旦离开那些近于封闭的纯美之境则往往被不测的厄运所捉弄。
玉家的儿子本来是个天生聪慧、颇晓人情的清平书生。
但他去了北平读书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在小镇子的人看来，玉家儿子实在是难得的人才，可远方的都市却让人捉摸不透。
几年后，这位多才的青年却因“共产党”的罪名而被杀害。
玉家宁静的菜园里，被一种恐怖的血气罩住，那以往的明净与闲适顿然消失。
闲适、隐逸毕竟是一场梦。
现代文明与现代政治已将山林野趣抛到了血腥的格斗场上。
不管你如何想支配你的生活与命运，终究无法逃脱异己的力量的冲击，我们的作者从玉家的悲剧之中，含蓄地揭示了现实的某种残酷性。
沈从文无法回避这种残酷，它犹如一道寒光晃动在他的内心深处。
也许是太钟爱祥和的人生了，他在作品中避开了血淋淋的杀人场景中的描写，避开了儿子与女友受难时的苦况的表现。
他似乎不忍心让这血腥的一幕展示在读者面前，而是用极冷静的手法将其轻轻掠过。
但这恰恰增添了作品的压抑的情调，生活依旧“安宁”，“安宁”抹去了笑语，也抹去了愁叹。
玉家女主人公的悲恸的面容，被菜园中菊花的姿容遮掩住了，在这令人窒息的缄默里，玉家女主人公自缢了，这给读音心灵的撼动是巨大的。
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劳苦了一生，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局，背后凸现的是一个痛苦的，毫无亮色的昏暗的人生。
无论菜园是怎样的幽寂，女主人公怎样的与世无争，最终仍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人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无怨”之境。
创造美的人死于刽子手的刀下，而阔人们却享有着田无情趣，这是对当时现代文明的一种怎样的讽刺！
沈从文写作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对现实苦难扫描的同时，他的心中一直保存着一块圣地。
他的文体是含蓄的，疏淡中透着一丝抑郁，明与暗，清与浊，甜与涩，浑然交织在一起。
沈从文即使在悲痛的时刻，依刻不放弃他心中的那块净土。
并不断从这块净土中释放出纯情的，具人性的东西。
他的许多作品不拘于诡俗和清旖之风，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即使描写从事特别职业的悲苦的湘西妇女，笔触中也总流淌出缅想且温暖的情绪，生出美的莹光。
因为这种美里表达的不是别的，正是卑贱生命的努力挣扎，那悲伤中的快乐同重负中的轻松，叫人读来不由得不如芒在背。
《柏子》描写水手与吊脚上的妇女的恋愫。
虽然写的是水手与吊脚楼中以卖笑为生的女子的“露水姻缘”，但这露水恩情，并非冷冰冰的人肉市场上的交易。
作品中的女子充满了别离和期待。
她们多情、重义、轻利、坦诚、纯朴，对未来仍充满了期待，尽管她们的生活是暗淡的，但她们那一双双放光的眼睛不会暗淡。
她们的悲哀是神圣的，她们的欲望同样是神圣的，一个妓女，红颜已衰，卖淫为生，任人取乐，受尽污辱，何至于强忍眼泪有真情？
然而，沈从文似乎有意忽略这种人生的辛酸，他关注的只是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即在生活中并不始终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在岁月中呻吟，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品尝人生的乐趣与真意。
所以沈先生总是能在没有生命欢乐的地方写出生命的欢乐，在没有人间真情的地方，写出人间至情。
一般人提起沈从文的作品中的女性，总津津乐道于《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这自然没错，沈从文一旦面向湘西边界，笔下总有一种诗意的柔情，不过他开始练习写作的时候，业已背井离乡，整日在北京城里讨生活，耳闻目睹的多半是知识者，其中少部分是上等人，他耽于回忆的梦境，时间的流水淘洗出的是故乡世俗的那份美丽，等到惊醒过来，满眼是丑恶的城市和丑恶的人们，所以他也写一些讽刺之作，如《绅士的太太》，塑造了一些势利，虚假的都市妇女形象。
《绅士的太太》全篇讽刺的要点是揭穿虚假。
绅士家庭表面上的讲究礼数，客套，互相谅解、默契、设誓，与骨子里的道德沦丧、堕落，形成对比。
这就势必造成绅士与绅士太太们每日都生活于谎言欺骗之中，而这种“虚假”为要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遂铸成他们特有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掩掩藏藏的，是充满心机的，是多方暗示的，是欲言又止的。
比如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从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当三姨太太回到客厅时便说：
“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再说：
“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
”⑨这样的话已足够使三姨太太明了事情已经败露了。
再如三姨太太让绅士太太看春宫，本来是极想看，而且随后便看了的，双方的对话却是这样的：
“太太，要看我前回所说那个东西没有？
”“这事你怎么当真？
”“不是说笑话，这里有一份。
”“真是丑事情。
”⑩绅士社会有绅士式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规则，只有懂得这个规则的才能进入这场虚情假意的游戏。
读《绅士太太》应与《柏子》对照，后者对“性”的描写更加直接，更趋原始状态，但反而纯净美丽，男女双方自由互爱，不掺杂金钱因素，真挚热烈，喷发生命力。
三
通过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沈从文是个真正热爱生活，一生追求生活中“真”和“善”的人；
一位始终拥抱着工作不放，始终在探索追求合理社会、合理人生的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书写生活。
当作者的笔触及人物灵魂世界的时候，当民族的悲观被浓缩于特定场面描写的时候，当作者热切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时候，就已潜伏着作者的感情潮流了。
退隐于人物与事件背后，将作者的主观情感融汇在人物事件的演变之中，是沈从文小说抒情的主要特点。
他不喜欢大声疾呼，他只是缓缓地，然而绵远地传递着内心的哀戚。
沈从文的创作总是弥漫着一种感伤悲凉的音响。
这成了他的作品的情感其调。
作者那样热烈地探求美的情感，美的道德，为什么又总带着伤感呢？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现实中的人情又总是处处与自然相左；
希望人与人心的沟通，却又找不到消弥这种阻隔的具体桥梁。
这种内心矛盾痛苦，正是产生这种感伤情绪的根源。
所以，沈从文用他那舒缓而又清丽之笔，塑造了一批神态各异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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