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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不看报，未必是导致60%的白领职场受挫，20%的白领产生焦虑以及部分白领囊中羞涩的根本原因。
但在知识更新如此之快的今天，居然有40%的白领“0阅读”，无疑令人担忧。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前不久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一个有趣段子，儿子问爸爸：
“我为什么要读书？
”爸爸回答说：
“这么给你说吧，读书和不读书的区别，就像品尝当下的这碗茶。
差别在于，读过书的人会说，此茶口感饱满纯正，入口绵软，圆润如诗，随之而来的是回味甘甜；
观其茶汤，橙黄透亮，幽香如兰，品位十足，当是茶中的佳品。
若你没有读过书呢，就只能说，哎呀妈呀，这茶真好喝。
”
相信没有时间读书的白领对微信上流传着的这个段子并不陌生。
诚然，阅读虽然不能马上给阅读者带来滚滚财源，但显然坚持阅读与拒绝阅读在谈吐、气质等方面有着高下之分、天壤之别。
游美学者薛涌说：
“中国人是否阅读，将决定是世界跟着中国走，还是中国跟着世界走。
”为此他还专门举例说比尔·
盖茨，Google的创建人，都是因为敢于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而出头的。
目前美国30%的劳动力属于“创造阶级”，不是他们追工作，而是工作追他们：
各种高技术公司，都要跑到这些人聚居的昂贵城市安营扎寨，因为离开了这些人的异想天开，企业就会失去了动力，而这些人，是一定要读书的。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说综合实力中物质因素只是决定着实力大小，精神因素则是决定着实力的运行方向，如果说物质因素决定着经济强弱的话，那么精神因素则影响着竞争实力的持久，二者结合，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形象的全部内容。
“清心莫如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读书，虽然不能增添一个人的宽度，但却能增加一个人的厚度。
新的一年刚开始，真心希望一些无论是家乡工作还是坚持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打拼的白领能振作起来，并不断地用阅读来充实自己，毕竟机会垂青的永远是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温暖“冰花男孩”不能依赖于新闻“偶遇”，扶贫攻坚要制度持续发力。
10日，鲁甸气温骤降，但温暖依旧。
共青团云南省委等单位及志愿者深入“冰花男孩”所在的学校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及附近高寒山区学校，送去了昨日开始发起的“青春暖冬行动”所募集的首批网友的10万元爱心捐款。
（1月10日中新网）
幼小的身躯、单薄的衣裳、一头冰霜，通红的脸蛋，“冰花男孩”让整个朋友圈都大呼心疼。
据报道，“冰花男孩”是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母在外务工。
他家离学校有4.5公里，孩子冒着零下九摄氏度的严寒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教室后，头发和眉毛结满冰霜变成了雪白，学校老师随手用手机拍了下来，很快流传到网上，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看到他的99分试卷，还有“上学冷，但不辛苦！
”的质朴话语，网友们感慨：
“冰花男孩”这么努力，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因偶然一张照片而走红，“冰花男孩”并非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在这个资讯发达、网络便捷的新媒体年代，无数的人或事都可能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爆红网络，但“冰花男孩”及其学校因此受到关注并收到大批捐款，既让人感动也令人反思。
近日，来他家的人逐渐多起来，有扛着摄像设备的媒体记者，有提着大包小包食品、衣物、文具及善款的爱心人士，也有前来了解情况发放“暖冬补助”的政府工作人员，很多社会力量纷纷表示要帮助“冰花男孩”。
闻讯而动，扶贫扶困，这是新闻媒体的职业敏感，也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当爱心捐款源源不断奔涌而来，公众还是不由得追问：
如果没有那张特殊上学照，又有谁会去关注这个贫困好学的孩子？
还有多少这样的贫困家庭泯灭在舆论的喧嚣之后？
我们为社会各界帮扶“冰花男孩”深感欣慰之时，也深深明白“冰花男孩”的走红不能复制。
当下，在一些地方“数字脱贫”“功利扶贫”“一阵风扶贫”现象严重，严重阻碍了扶贫政策的真正落实，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干群关系。
精准扶贫、脱贫致富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要摒弃形式主义、功利主义，需要各级政府沉下心来，把扶贫开发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来抓，强化帮扶贫困群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脚踏实地“看真贫、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改善乡村面貌，均衡优质资源，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全社会基本保障覆盖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给来自贫困地区和农村的孩子提供更多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
当每一个贫困儿童不因偶然的眷顾、媒体的关注而得到社会援助，每一段上学路都能更平坦温暖，每一个贫困家庭都能公平、快捷地享受到政策关怀，乃是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基本路径。
李泓冰
城市能否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就看有没有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能不能推进精细化管理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南暴雪，漫剪云端。
罕遇瑞雪的人们，霎时都变成儿童，纷纷在朋友圈晒出各种戏雪图；
杭州西湖、苏州园林、上海外滩，更是“长枪”“短炮”林立，让摄影迷们有过节的感觉。
然而，对城市管理者、服务者来说，连日大雪却令他们倍感焦虑，夜不能寐。
雪还没到，政府发布的各类提醒、路况信息、航空铁路交通预警，已纷至沓来。
历经一夜暴雪，上海人26日清早上班，却惊喜地发现：
满城银装素裹，路上却干净无冰，交通有序。
那些连夜铲雪除冰、铺防滑垫的武警官兵，环卫、路政、交警以及物业、居委会等部门，都还在一线紧盯着雪的脚步。
不少网友深受感动，纷纷晒出申城路边瑞雪如盖、道路清爽通畅的“暖图”。
“上海发布”集纳网友供图的一则新闻并配以点评“所谓岁月静好、温馨浪漫，是因为他们在默默付出”，点击量迅速冲上破纪录的400万次，赢得读者纷纷点赞：
“上海效率好高，所有道路都是干干净净的”“开车出门，意外的通畅，惊叹于这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环卫工人辛苦了，希望他们有热茶喝”。
在南京，25日市区道路积雪严重，主要路段交通瘫痪，而26日市民们推开门窗，却发现多条道路积雪已清理干净。
严寒中“浴雪奋战”的解放军战士疲惫地小憩的镜头，同样感动了石头城，令人感慨“雪夜中的那一抹迷彩色，最让我们心安”。
10年前，中国南方那场突如其来的大范围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仍令人记忆犹新。
由于灾害罕见加之应对失措，数千万人受困于突然而至的冰雪，返乡过年也成为身心煎熬的旅程。
这深刻的记忆，不能不让江南对冰雪来袭保持警惕。
然而，在如今的暴雪面前，长三角一些城市的反应速度、应急能力，的确令百姓刮目相看。
变化其来有自。
去年全国两会，领导人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经年难决的环境整治难点、社会治理痛点，正在制度创新层面，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路径，逐一化解，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
超大城市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是世界级难题。
城市能否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就看有没有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能不能推进精细化管理。
这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标尺。
而对每一座遭遇暴雪的城市而言，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衡量着社会治理精细化程度。
暴雪席卷而过，也启示人们：
安全必须保障，和谐亦要达成；
而这一切，需要制度供给，也需要管理者具备同理心，关注群众诉求，体察百姓疾苦。
“江南雪里花如玉，风流越样新装束。
”以人民为中心，串起社会治理“创新”“精细化”“共建共享”等关键词，就能不避繁难、不惧天灾，让城市更美好。
《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9日05版）
仲鸣
“听过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这是电影里的台词。
喝过很多讲宽容的鸡汤，却依旧做不到宽容这一点，则是很多现实人心的写照。
某些人对保姆纵火案受害者家属的态度，就印证了这点。
在遭到“天价索赔”的质疑后，遇难者家属、男雇主林生斌日前接受采访时作了回应。
他否认曾提出“一个孩子一亿”赔偿方案的网络传闻，称“怎么可能提这个要求，我妻儿是无价的”“四个最爱的人走了，我一个人要什么钱呢？
”就在7月12日，他还在微博表示，决定联合朋友发起设立公益基金，致力于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促进家政业完善保姆甄选管理机制等。
有网友说，林生斌是少有的体面人。
就目前看，他当得起这样的荣褒。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许多人奉若箴言却未曾做到的，他做到了。
丧亲之痛，其悲孰甚？
他也有悲痛溢于文字的悼念，但没有打悲情牌厉声控诉，也没像祥林嫂“我真傻，真的”般溺于悲伤，而是不卑不亢、克制表达，哪怕谣诼当前，也未怒形于色。
设致力高层防灾的基金会，从个体际遇照见公共隐患痼疾，则益显其人格厚度。
但受害方的不怨不尤，不是外界可以搅浑水或泼脏水的理由。
跟他的体面比，有些人的心态何止不体面，甚至还有些龌龊。
比如造谣称“男主人和女保姆有染”，比如渲染未经充分证实的结论——受害者家属要求“一个孩子索赔一个亿”，指责其“吃亲人的人血馒头”，逼其自证清白。
这些人或是不嫌事大的看客，或是自以为真相在握、将质疑之箭乱射一通的“伪理中客”。
“宽厚”本是种价值正确，但到了现实层面，总是苛责别人容易、理解别人太难。
对从无端造谣、质疑中获得围观快感的人来说，他们投出质疑的飞镖容易，“毋行苛刻”太难，他们掂量“苛刻”与“理解”对应的注意力收割量时，会罔顾瞎质疑可能对受害方造成的二次伤害。
在舆情事件特别是惨剧中，无论何时，对受害方，公众本来都该更加宽厚。
“礼不伐丧”，对个人亦应如此，我们未必做得到物伤其类、理解他们，但尽量不去凭着未证实或不具备事实基础的信息对其围困，避免造成“再度伤害”，则是可以做到的。
拿该事件而言，男雇主要求物业彻查真相，合情合理；
即便索赔，索赔金额再高，也是其权利主张。
对其诛心，是认知扭曲，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文精神。
想起某辩论节目曾讨论“丑闻主角是否该被万人虐”，主持人马东就说，要分清悲剧主角跟丑闻主角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而当下，企图把悲剧受害者扭成丑闻当事人的，总不乏其人。
可以肯定，这个社会像这样朝受害者乱扔石子的人越少，公共空间会越澄明。
西坡
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弄清本分与情分。
在由各种各样的契约将陌生人编织在一起的现代社会里，分清这一点尤为必要。
比如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让座是情分，而不是本分。
要能明白这一点，因让座而引发的大量争执都会烟消云散。
但偏偏很多人拎不清。
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向媒体记者吐槽，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让他带垃圾下楼，又不好意思拒绝，他感觉这不太尊重人，希望记者呼吁一下，大家不要让外卖骑手带垃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骑手有同样的苦恼，但也有骑手认为带垃圾是举手之劳，甚至有主动要求给客户带垃圾下楼的。
（《楚天都市报》）
骑手是送外卖的，按时按点把外卖送到是他的本分，如果他主动要求带垃圾，这是情分。
但客户不应该将骑手的情分当本分。
为什么外卖骑手不能直接拒绝非分之请呢？
很简单，客户掌握着给骑手打分的权力，得了差评就会扣分，积分低了就接不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
大数据的威力一览无余。
由电商普及起来的客户评分制度真是一个好东西。
小小的一个打分，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服务水平。
可以说，中国的消费者正生活在史无前例的幸福时代。
我们可以给滴滴司机打分，他们便不敢绕路或抱怨；
可以给银行柜台办事员打分，他们再不耐烦也要保持微笑。
我忍不住想，什么时候政府办事大厅全部引入匿名打分制，并且将评分与收入、晋升挂钩，就不会再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新闻了。
但有时候打分制这个好东西也会“异化”，比如网购买家用差评要挟卖家或者卖家为消差评而骚扰买家。
新闻里说，一位中年妇女没签外卖就先把垃圾递过去，她很可能就是在暗示自己拥有差评权。
有些人可能是被“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给误导，真把自己当上帝了。
在餐厅里冲服务员吆五喝六，跟在家里理直气壮地让骑手丢垃圾，都是同一副嘴脸。
“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流行起来，有其合理性，甚至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不过正不足以矫枉，集体主义年代顾客的地位太低了，需要刻意拔高一下。
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顾客就是上帝”应该淘汰了。
顾客不是上帝，服务员也不是孙子，顾客就是顾客，服务员就是服务员。
没必要刻意拔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双方公平交易，地位平等。
其实聪明的顾客不该奢望当上帝，因为当面被迫卑躬屈膝的人可能转眼就会骂娘使绊子。
双方先各归其位，回到本分，再来谈情分就不尴尬了。
送餐的准时准点，点餐的平等待人，再谈多一些体谅或多一些服务。
胡建兵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让学生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为拿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
这不仅背离考试初衷，更会危害学生健康。
是什么让学生、家长如此铤而走险？
当体育被异化成一种应试，学生又能从中收获多少健康、快乐？
（7月14日中国青年网）
兴奋剂丑闻一般出现在国际、国内大型比赛中，出现在一些著名运动员身上。
而这一丑闻如今却出在即将毕业的初中生身上，这就有点奇怪了。
而且这些学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是在家长知情的情况下，甚至是一些家长指使孩子服用的。
兴奋剂虽然在短时间内能提高体育成绩，但对学生的身体危害很大，那家长明知兴奋剂对学生身体有很大伤害，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首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
现在，中考体育成绩好或差，影响到孩子的总成绩。
如果体育测试过不了关，那等于无法上好的学校。
而时下，各地都在搞应试教育，功课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多学生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更谈不上抽出时间来参加体育锻炼了。
无奈之下，只得临时抱佛脚，选择让孩子食用兴奋剂来提高体育成绩，至少要让孩子过体育测试关。
其次，反映出教育出现了问题。
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学生服食兴奋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多学校只重视文化教育，对孩子的身体根本不当一回事，每天布置大量的作业，使学生根本没有歇一歇的机会。
教育部门虽然也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作出过“每周不少于4节体育课，每天不少于锻炼一小时”的要求，但哪个教育部门能真正到学校去督促落实。
试想，如果学校把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落实到位，学生天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那么，体育测试时，用得着服食兴奋剂吗？
另外，对兴奋剂的监管存在漏洞。
学生在体育中考时服用兴奋剂，这种现象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不少家长微信群里都在私下交流体育测试的“过关秘笈”，在网上咨询交流各种关于依靠功能性饮料或药物增强体力应付体育测试的招数，甚至有人直接询问何处能购买到“兴奋剂”。
有关部门难道一点也没有听说吗？
发现了怎么不去认真查处呢？
一些学生及其家长还能够从药店、网店轻而易举地买到兴奋剂类药品，说明药品监管上存在漏洞，对于一些带有兴奋剂成分的药物，有关部门为何不明确进行限制。
兴奋剂入侵中考体育，有关部门要认真反思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堵住各种漏洞。
最关键的是，要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把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真正落实，引导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从源头上改变人们不重视体育的坏习惯。
只有让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了，兴奋剂也就没有了任何用处。
南都社论
李文星死了。
据警方消息，7月14日18时55分，天津静海警方接到报警，“在静海西外环与北外环交口沟内发现一具死尸”，死者是东北大学2016届毕业生李文星。
经法医检验“未发现有外伤”的李文星，在其身后引爆了互联网上一场异常热络的讨论。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非正常死亡，在传销之恶、招聘网站之责的公共讨论中，人们甚至还来不及给死因寻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意外溺亡”可能是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说法。
警方根据李文星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媒体遍寻死者合租室友、家人以还原李文星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时间里的点滴线索，这个毕业时间不长的大学毕业生，不幸堕入对招聘网站的“信任黑洞”。
在求职网站、传销组织与李文星之死中间进行责任的归咎，并非难以实现的目标。
指责求职网站的工作疏忽或者说“难辞其咎”，也是常见的公共愤怒。
互联网技术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公众对于网络技术的依赖需要技术性的背书和信任托底。
信息是否安全可信，互联网一代对某种网络产品的使用和依赖，是建立在现行法律对互联网产品的约束和规范基础之上。
法无禁止的自由不是一种无限制无条件的自由，网络产品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为供求双方提供便捷交流的平台，招聘网站恐怕无法用技术失误来为类似李文星之死做解释。
网络产品并不天然具有公信力，“网上说的”并不天然可信或者不可信，网络产品的公共形象和信任度依然需要市场不断锤炼和检验。
问题在于，算不上卓越的某个互联网平台一旦导致巨大的社会悲剧，其善后所需要的成本同样是巨大的，李文星之死如何追究招聘网站的责任，民事抑或刑事，过去面对类似的公共事件，甚至责任方体量庞大如XX都带来社会治理的难题。
李文星在不幸身亡之后，舆论将大学毕业生（甚至是985大学）作为某个标签，公共表述之中似有言外之意。
大学或者说重点大学，其毕业生被人们认为具有天然辨别诈骗的技能，“连大学生都被骗”，或者说“连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被传销组织骗”，传销之恶、传播之广为公众所忧虑。
提防和辨别诈骗成为一种公众所希望掌握的技能，这也是对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履行职责所提出的要求。
新的时事热点被传销利用进行蛊惑和洗脑，对传销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存在执法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辨别传销不仅是公众所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应当是地方积极履职和对传销加强打击的重点突破口。
以往突发个案发生以后总会有传销窝点被精确打击，这样的连锁反应令人尴尬。
社会欺诈与信息安全的疏漏并不是人的经验和阅历足以抵御的。
李文星之死引发公众热议也在加剧和复刻人们的个中体验，社会是否有能力为之求解，依然是个未知数。
甘琼芳
七八岁的孩子被父母送去参加“军事夏令营”，针对中小学生开办的国外游学动则开价数万，还未上小学的六龄童一周要上18节课……这两天，类似新闻屡屡刷屏，无怪乎家长月薪3万撑不起一个孩子的暑假，孩子则“暑假比上学还累”。
尽管从不缺乏对父母们“疯狂报班”的批评，但我们很少听到来自当事人的反思。
这其中，既有望子成龙的传统中国式教育观在起作用，因为艺术特长、体育水平不仅与升学考试挂钩，能成为孩子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从更长远的个人发展方面来说，其在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陶冶情操等方面，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被大环境裹挟的无奈。
“身边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己孩子不学就要落后了”是家长们普遍的焦虑。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恨不得孩子的每一秒都被学习填满，在暑假这一整块时间里，这种无形的竞争更是在看不见的角落打得硝烟四起。
站在这个角度看，虽然“攀比式育儿”、“炫富式教育”让人反感，但其中透露的，是身处各阶层的父母们在面对孩子教育时难以言说的沉重心理压力。
家长们当然是用心良苦，但不能掩饰很多做法缺乏理性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既搞错了教育的初衷，也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曲解了教育的内涵，最终让孩子压力山大，也让自己疲惫不堪。
这样的教育焦虑症互相传染，堪比传销。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开宗明义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人的自我发展之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
要激发和引导，首先要遵循孩子的兴趣与爱好。
一些父母碍于升学考试、面子、攀比心理等因素的考虑，不顾孩子是否适合与喜欢，替孩子做决定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被动中选择的课程、培训、活动，对于好奇心强而自制力较差的孩子，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效果，实在让人怀疑，甚至是否产生反作用、让孩子产生厌学和消极心理也说不定。
其次，我们经常说教育要循序渐进，除了少数天才，什么年龄段的孩子适合学习什么，是由其特定的认知水平、心理因素等决定的，教育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孩子的学习规划，科学引导其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目标。
但在一些热衷报班的家长们眼里，自己认为对孩子好的、别人孩子都在学的、社会上火爆的才是衡量是否该学的三要素，比如针对给六七岁的孩子报“军事训练营”的热潮，有专家就指出把握不好容易让孩子产生自卑和逆反心理，与家长的初衷南辕北辙。
此外，遵循教育规律还应当包含家长们要综合衡量家庭实际情况。
一些父母不顾家庭的承受能力，过度追求更“高大上”的培训班，让大人小孩都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得不偿失。
第三，对于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学生，暑期教育绝不仅是学习一门技能、一种乐器那么简单，独立、勇敢和团队精神也不一定要报班才能实现，暑假更应当是培养亲子关系、巩固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的好时机。
对于现在学习繁重的孩子，父母的陪伴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父母可以教会孩子做饭、洗衣等一些力所能及的生存技能，或者与孩子一起开展亲情阅读、外出旅游、社会实践等亲子活动，都是很好的过暑假方式。
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各种培训班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抢占孩子们原本最有资格快乐的暑假，不能说不讽刺。
仅从家长层面而言，培养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少点冲动和攀比，真正遵循孩子的性格和爱好，让孩子们都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有意义的暑假，应成为父母重视的必修课。
金台论道
近期，大学生求职误入传销的新闻，牵动着世人的神经。
当地政府部门表示决战非法传销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
然而，严厉打击传销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大学生为何屡屡堕入传销深渊。
据报道，有的传销组织已经将主要目标放在了大学生身上，而在不少被解救的受骗者中，大学生竟然占了相当的比重。
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了“弱势群体”？
想必正如不少人提到的那样，现在不少学生知识知道不少，常识却了解不多，以至于“突然”走进社会，就不知所措，容易走入“无常”。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些道理都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和基础常识。
常识一旦被忽略，就会滋生问题。
“钱多、活少、离家近”——现在不少毕业生如此刻画内心最渴望的工作状态，抛去玩笑成分，应该说，这样的诉求背离了社会分配原则，凸显了大学生求职心态的畸形。
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如果大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初，便希望寻找捷径“躺着把钱挣了”，只能是痴人说梦。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没经过多少正规考察程序，很容易让人入职，而且附加各种诱人的收入承诺和发展机会，那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些警惕和求证——为什么天上会掉馅饼？
这个公司是否正规、招聘人员是否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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