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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8点多，在中国尚未遭逢劲敌，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车队大摇大摆进入伏击圈。

粟裕当即下达攻击命令，仅半个小时便解决战斗，击毙日军10余名，伤数十名，击毁汽车4辆。

深知日军很快将增援，粟裕下令迅速分路撤退。

当17卡车日军外加飞机、坦克前来助阵时，新四军早已无影无踪。

韦岗之战战果并不大，但因一是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仗，二是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完全能打胜仗，因而这一战斗声名远扬。

除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下令“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外，蒋介石也不得不传来嘉奖电：

“叶军长：

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

二、小丹阳之战：

日军惊呼“新四军是个神”

先遣支队完成任务后解散，粟裕回到了已开赴江南前线的新四军二支队。

1938年6月，国民党军和日军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开始。

作为友军，力量不大的粟裕在敌后积极动作，以一系列战斗行动配合蒋介石的正面战场作战，诸如伏击日寇军车，首创新四军活捉日军记录，牵制了日军的不少兵力。

日军没想到早已“肃清”的江南冒出一支神出鬼没的军队，因而调整部署，调动步骑兵4500人和轰炸机20余架，兵分八路，水陆并进，意图围歼粟裕的二支队于小丹阳。

粟裕则采取三年游击战时期的“敌进我进”战术，分散为三路人马袭击日军后方当涂、陶吴和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袭击中华门。

日军气势汹汹扑到小丹阳，不见一个新四军官兵的踪影，而后方却连连告急，只得匆匆撤兵回防。

粟裕乘机又下令追击，连克小丹阳等多处村镇，毙伤敌50余人，自己则毫发无损。

他的游击战令日军胆战心寒，日军无奈地说：

“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三、官陡门战斗：

8分钟解决战斗

粟裕随即又“神”了一回，1939年1月领兵奇袭官陡门，仅8分钟便鸣金收兵，破军杀将，大获全胜。

官陡门是安徽芜湖东北郊一座乡间小镇，与湾里机场和京芜铁路相邻。

小镇东西长百米左右，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溪穿镇而过，将小镇切成两半。

因地形险要，日军在这里驻有重兵，拱卫芜湖。

他们还在左右两侧四、五公里处，另设置了两个据点，与官陡门互为倚角，易守难攻。

粟裕盯住了官陡门。

他认为，日军觉得这里固若金汤，防范比较麻痹，正是可出奇兵之处，因而决定亲率一个团拔掉这一据点。

从司令部驻地到官陡门，原本应当直接向西，但为了迷惑日伪军的耳目，他没有将作战任务和目标下达给部队，同时决定采取迂回曲折的行军路线。

1月18日，粟裕率部先沿固城湖东岸北进，仅行军25公里即扎寨宿营；

次日在原地停留大半天，随即突然乘船横穿固城湖，翻过湖埂后，又改乘小船沿内河西进。

午夜时，三团穿插到距官陡门40公里处的村庄，粟裕下令就地隐蔽休息。

第二天午后，他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宣布攻击目标，分配了各部的任务。

直到此时，麾下们才明白他兜圈子的意图。

21日凌晨，星光清冷，寒风刺骨，日军龟缩于据点，或睡觉或取暖，享受着宁静的“太平”生活。

粟裕下达了突袭命令。

新四军官兵迅猛地扑向官陡门，仅8分钟便结束了战斗。

300余守敌被全歼，其中被活捉57名，缴获长短枪80余支。

粟裕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游击战一时传遍江南，也传到了重庆和延安。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他撰写《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一文，介绍战斗经验。

不久，延安总部翻印了粟裕和参谋长罗忠毅合著的《实战经验录》，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推广。

粟裕的游击战盛名不仅在党内声名鹊起，国民党也慕名而来“取经”。

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专人来到新四军二支队，请他前往传授游击战的经验。

粟裕欣然前往，一连讲了几个小时，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让诸多国民党将领犹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四、延陵战斗：

受到延安总部嘉奖

武汉失守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正面战场进攻，着手巩固华北、华中占领区，将重点转向这里活跃的八路军、新四军。

蒋介石喘过气来，发现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未被削弱，反而逐渐壮大，因而十分恐惧。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把对付中共的队伍视为头等大事。

他组建了第一游击区指挥部，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总指挥，调集3个师的兵力监视新四军。

日伪军也心领神会予以的配合，增加人马发动上规模的“扫荡”，寻歼粟裕的主力。

为集中力量对敌，新四军军部决定将陈毅的一支队和粟裕的二支队合并，不久正式改称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所辖兵力有1.4万余人。

这是陈粟搭档相得益彰的时期。

陈毅长于政治，将主要精力用于统战工作，军事指挥则交给了粟裕。

江南指挥部刚成立，日军便出动一个加强中队奔袭延陵，打算夜间出动，拂晓攻击，打新四军一个措手不及。

粟裕从容调度，先让日军扑空，当日军垂头丧气回撤时，又下令埋伏已久的王必成第二团半道杀出来，会同其他部队，将日军的加强中队全歼，击毙中队长武村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受到延安总部的通报表彰。

但延陵大捷没有改变江南严峻的局势，新四军在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和日军的双重挤压中日益艰难。

毛泽东因而决定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同时派一支八路军主力南下，与新四军共同作战。

粟裕十分赞同这一决策，还建议苏南新四军渡江北上，皖南的新四军主力东移苏南，但是军部最高负责人项英不同意。

项英和皖南军部不东移，苏南新四军也处于被冷欣合围的态势，粟裕感到形势危急，和陈毅商量后，决定立即率军北渡长江。

冷欣发现他们的渡江意图后，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

粟裕调兵遣将，打掉了这两个团各一部，随后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最终渡过日军封锁的长江，于1940年7月8日抵达苏北吴家桥地区。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当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蒋介石围歼后，成功脱险的江南指挥部成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正宗“余脉”，接过了新四军的旗号。

五、黄桥战役：

解决新四军生死存亡的问题

粟裕到达苏北后，江南指挥部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麾下主力约7000人，被整编为三个纵队，后来分别发展为赫赫有名的20、24和26三个军。

苏北因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远比狭小的江南安全，但也绝非高枕无忧。

这里已有三股势力：

老大是侵华日军，占领了长江北岸及运河沿线各县城及大镇、要点；

老二是控制敌后乡村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统辖16万人，其中嫡系即有8万人；

老三则是非韩德勤嫡系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和李长江部，以及税警总团陈泰运部。

江南新四军主力安然脱险北渡，不仅为日军所不容，也为蒋介石所痛恨。

粟裕深知蒋介石的干将韩德勤很快就会动手，因而和陈毅确定了“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以便在苏北站稳脚跟。

因为韩德勤的实力远大于苏北的新四军，毛泽东原准备等黄克诚的两万余八路军南下增援后，与陈毅、粟裕合力对付韩德勤。

为此，他还公开警告韩德勤：

“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

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处境危急的粟裕和陈毅，都没有过分远道奔波的八路军，而是准备独立对付兵多将广的韩德勤。

果如粟裕所料，兵力集结完毕，韩德勤不顾毛泽东的警告，于8月21日下达作战命令，以26个团共3万余人，分为右、中、左三路：

嫡系部队组成中路，是进攻的主力；

“二李一陈”的部队为右路；

保1旅等5个保安旅为左路。

他的主力又分为三路：

左翼为89军33师，负责攻打黄桥东面；

右翼是独立6旅，负责黄桥北面；

居中的则是军长李守维亲自统领的89军117师等部队，负责攻打黄桥东北。

粟裕指挥的全部兵力仅有7000人，战斗部队不过5000人，与韩德勤任何一路相比都处于兵力上的劣势。

但背靠长江的新四军没有退缩的余地，而且必须打赢，否则就会被赶下长江“喂鱼”。

如何打赢这一仗，粟裕反复思考多种方案，最终决定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不仅各个击破进攻之敌，而且保住黄桥。

方案确定后，他又专注于首战对象的选择。

通过对韩德勤嫡系大军的分析，粟裕将首战歼灭目标锁定了翁达的独立6旅。

翁旅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是韩德勤的绝对主力之一，全旅3000余人，军官多毕业军校，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都配备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

确定了作战方案和首歼目标，粟裕又决心大胆运用奇兵，精心部署麾下三个纵队：

将兵力比较充足一、二纵隐蔽集结，用于围歼翁达，不到2000人的三纵则守备黄桥。

9月30日，韩德勤下令进攻开始，所部倾巢出动。

粟裕首先将重点放在黄桥，令三纵司令陶勇对整个防御部署积极灵活，将主要兵力放在东门，西边和南边不安排部队，仅由后勤和伙夫担负警戒，北门也只放一个班。

89军官兵分为几路扑向黄桥后，战场形势严峻，苏北各种政治势力都将紧张的目光投向了黄桥。

原本保持中立的李明扬和陈泰运都在观望战局，随时准备反戈相向；

日军和伪军的各路侦探也忙碌窥视。

黄桥守卫异常激烈时，粟裕选择的首歼对象翁达还没有登场。

翁达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在等待新四军主力消耗在黄桥东门。

粟裕耐心地等待他出场。

当翁达终于现身，从驻地向黄桥进军时，粟裕马上计算，独立6旅采用一路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相距1.5米，全旅3千余人的队形将长达四五公里。

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独立6旅的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已全部进入了一纵的设伏地区。

他决定立即出击，实施多路突击，特别要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陈毅听说后，问是否再等等？

粟裕回答说：

“不能再等了，再等就错过时机了！

”随后，他向等待已久的突击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

整个战斗干净利落，仅3个小时便将独立6旅大部歼灭，中将旅长翁达羞愤难当，自杀身亡。

随后，粟裕令突击部队与黄桥守卫部队前后夹击李守维的89军，其军部与所属两个师很快被全歼，李守维渡河逃窜时被淹死。

黄桥生死对决见出了分晓，新四军大获全胜，共打掉韩德勤1.1万余人，缴获的弹药和军需物资则不计其数。

被逼迎敌，以少打多，能打成平手或许已是奇迹，但粟裕不仅一战而胜，还将韩德勤的老本一扫而光，从苏北的“老四”一跃而成“老大”，控制了60％的区域。

毛泽东异常高兴，说黄桥决战“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六、平原水网日军重围中自由来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以苏北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原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为代理军长、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为政委，下辖7个师。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被改编为第1师，粟裕为师长，不久兼任政委。

为消灭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面占领苏北，日军从江南增调一个强悍的旅团前来扫荡，苏中一带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降，伪军一时增加到13个师3.7万余人。

粟裕采取了诸多对敌举措，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久抗战。

1、化整为零

粟裕以主力一部阻击日军外，其余分散转移到日军侧翼和后方农村，以团或营为单位行动，一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面建设抗日根据地。

日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虽然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等空城，却没能歼灭粟裕的主力，随后又集中“扫荡”泰州、泰兴乡村，寻歼已经化整为零的新四军，最终也一无所获。

2、要点争夺战

为加紧掠夺和控制中国占领区，给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华中日军加紧“伪化苏北”。

他们控制河流，修筑公路，封锁交通，把粟裕负责的苏中地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意图将新四军1师歼灭或赶出根据地。

粟裕一面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进军日军后方，同时开展反复的要点争夺战。

日军攻占了苏中的三仓和丰利两个基本区，准备修通三仓至潘家鐅的公路，将这两处作为分割苏中的据点。

粟裕随即与日军重兵展开了长达8个月的激烈争夺，两个地方反复易手，仅有20多户人家的三仓镇被夷为平地，但日军始终无法实现企图，只得灰溜溜撤兵回营。

3、10团大战

与北方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百团大战”遥相呼应，粟裕也组织了“十团大战”。

他指挥麾下3个旅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主动出击日伪军守备的薄弱据点。

令日军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心消灭的粟裕，一直带着一个十几人的指挥机构和一个担负警卫的加强排，始终留在“扫荡”圈内活动。

粟裕曾在包围圈内反复往来，连续行军一天两夜，行程100余公里，多次身处险境，但他谈笑自若，指挥若定，最终化险为夷。

4、首创了中共第一支海军

粟裕还首创了中共第一支海军。

苏中濒临大海，日伪海军猖獗，近海的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粟裕调查研究后，组建了1师海防团，任命3旅旅长陶勇兼任团长。

海防团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面打击海上土匪武装和近海日伪军，一面开辟海上交通线，从上海等地运来大量军需民用物资，沟通了苏中与山东根据地、浙东根据地的联系。

这支独一无二的“土”海军，后来发展为拥有3个团的海防纵队。

1949年4月，已担任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还将海防纵队划入白手起家的华东海军，成为今天东海舰队的最早前身之一。

随着冬季反“扫荡”的胜利结束，1941年也接近了尾声。

这一年，粟裕指挥1师主力和地方武装作战500余次，毙伤日伪官兵6800多人，俘虏日伪官兵5300多人。

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肯定说：

新四军1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

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

5、改造苏中的地形

进入1942年，粟裕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原因有3个：

一是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更为迫切地期望将中国占领区变为它的后方基地，对富饶的苏中继续发动残酷的“扫荡”外，又开始千方百计“清剿”和“清乡”，战斗也就更为激烈和频繁。

二是蒋介石虽然处于重庆等大后方，却接受不了新四军在他昔日统治的中心大江南北活跃的现实，不断制造军事“摩擦”。

三是活动在江南，谭震林为师长的新四军6师在对日作战中损失严重，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春决定将6师并入1师，粟裕实际上同时担任两个师的师长，负责管辖的范围也扩大到了江南地区。

苏中多是水网和半水网地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城镇村落，港汊环绕。

为应对日军的“扫荡”，粟裕别出心裁，决定发动群众，改造苏中的地形。

众多河道相继被构筑了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当地的平底木船通行无阻，日军的尖底汽艇却寸步难行；

往日的大桥被改为小桥，固定桥被改为活动桥，大路被改为小路，直路被改为弯路，新四军行军作战能来去自如，日伪军行动却困难重重；

新开凿了许多小运河，将河流连接起来，便利了苏中各个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联系。

6、反日军“清剿”

1942年6月，日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决定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总力战”的“清剿”，乃至对一些要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不给粟裕的新四军利用。

粟裕针锋相对，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打破日军的“清剿”。

根据粟裕的部署，苏中各个分区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先后举行了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鸾歼灭战等较大的战斗，相继打破了日军的一、二、三期“清剿”。

反“清剿”中，粟裕如同以往反“扫荡”一样，带领一个精干的指挥所，包括警卫部队共100余人，始终留在“清剿”区内，多次亲临前线指挥重要战斗。

1942年9月25日，日军兵分两路奔袭休整中的师部机关。

粟裕闻报后，很快部署全歼这股日军，毙伤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官兵110多人，生俘日军3人，迫使其第一期“清剿”仓皇结束。

战后，粟裕命令将保田中佐的尸体装进棺材还给日军，日军旅团长亲自回信，说“贵军战后归还遗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

进入1943年后，日军为了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对华中占领区的控制和掠夺更为残酷，粟裕所在的抗日根据地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一年。

鉴于“清剿”的失利，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决定撤换屡遭失败的南浦旅团，并增调3个伪军师到苏中参加“清剿”。

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发誓说，要把粟裕的新四军赶到黄海边统统消灭，在江北造成一个“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

粟裕毫无畏惧，提出“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反“清乡”方针，准备迎接这一残酷的挑战。

为打乱日军的部署，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抓住敌人“清乡”尚未准备就绪、日伪军调防和某些据点空虚的有利战机，对日伪军发起攻势。

2月23日，粟裕亲自指挥1师教导团主力发起曹家埠战斗，全歼伪军1个营200余人，乘胜拔除孙家窑等据点。

随后，其余主力相继相继攻克三阳镇等日伪军12处据点，摧毁40余座碉堡；

还以部分兵力挺进长江北岸，掩护群众烧毁日伪军用以构筑篱笆封锁线的大批毛竹。

粟裕还加强分化瓦解伪军，使南通500余伪军集体大逃亡，海门伪军则暗中表示中立。

1943年4月，日军终于开始进行屡屡推迟的“清乡”。

粟裕对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做出了不同的要求和部署：

主力部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时而跳到“清乡”圈外围攻击日军守备薄弱的据点，时而突入“清乡”圈内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

仅4、5两月，主力部队便进行了42次主要战斗，先后袭击和攻克金沙等重要集镇的日伪军据点，平毁碉堡108座。

地方武装和民兵则在“清乡”区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以武工队对日伪军的重点打击为辅，坚持原地斗争。

粟裕还号令“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乡与乡、支部与支部之间一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杀敌竞赛。

两个月的时间，武工队处决汉奸、特务274人，日伪从苏南调来的“清乡”骨干被捕杀过半。

“清乡”人员胆战心惊，许多人开小差，请长假，龟缩在南通城里不敢上任。

与此同时，粟裕还要求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继取得反封锁、反保甲、反抽丁、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的胜利。

从1943年4月开始到1944年2月，日伪军实际长达一年的“清乡”，最终以失败告终。

1943年这一年，新四军1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624次，毙伤日伪军15054人，生俘日伪军11949人；

民兵自卫队作战2855次，毙伤俘日伪军4105人。

七、车桥战役：

新四军最大的一次胜仗

日军黔驴技穷时，粟裕开始准备局部反攻。

1944年2月，他提出“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决定主动进攻，发起车桥战役。

车桥座落在涧河两岸，驻有日伪军500余人。

这里筑有53座碉堡，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四周围墙高达2丈，外壕宽1.5丈，外围还有互相拱卫的10几个坚固据点。

粟裕决定调集5个团的主力，加上地方部队，采取攻坚打援的方针，一方面拿下车桥，一方面歼灭一批日伪援军。

具体部署是：

以7团为第2纵队，负责主攻车桥；

以1团、3分区特务营及泰州独立团1个营为第1纵队，担任对两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

以52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组成第3纵队，担任对淮安、曹甸、宝应方向之警戒，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之任务；

以师教导团1营及4分区特务团及炮兵大队组成总预备队。

粟裕说，过去对日军作战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是一定规模的对日军攻势作战。

因为这在苏中还没有先例，为保证战役一举成功，粟裕慎之又慎，对战前准备特别是协同作战的准备要求异常严格。

他要求参战部队充分摸清、摸透地形、敌情，进行目标明确、要求具体的针对性练兵。

战役的总指挥粟裕亲自担任，以麾下旅长叶飞为前线总指挥，但他还是不放心，带几个人悄悄跟上了前线，但叮嘱不得告诉任何人，以免部队因出现两个“头”而出现请示的混乱。

战役于3月5日深夜打响，共打掉三泽大佐以下日军460余人，其中活捉24人，歼灭伪军500余人，成为新四军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次胜仗。

延安新华社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兴奋地说粟裕“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1944年一年中，粟裕指挥所部与日伪军作战825次，共歼日伪军1.6万人，苏中根据地也从黑暗中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八、三次天目山战役，报“皖南事变”一箭之仇

1944年下半年，侵华日军逐渐式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粟裕带部分主力渡长江南下，向东南沿海发展，强调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

粟裕过江后，受到国民党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阻挠，并派出重兵在浙江天目山发起三次战役，准备围歼粟裕的部队。

粟裕奋起自卫，巧妙指挥，三次均大获全胜，共打掉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1.36万人，其中包括了“皖南事变”的急先锋52师。

这是粟裕继黄桥战役之后又一次大兵团运动战。

战后，粟裕以苏浙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负责苏南、浙西和浙东三个抗日根据地的征战事宜。

正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的毛泽东闻讯后，喜不自禁地说：

“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四五十万军队是后来一个大野战军也就是方面军的规模，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惊人的准确证实。

九、高邮战役：

新四军对日最后一战

第三次天目山战役后不久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避免同室操戈的内战，国共两党开始和谈，毛泽东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

按照毛泽东“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粟裕随即奉命率苏浙军区主力北渡长江，返回苏北，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经营原新四军除1师所属的苏浙军区与李先念五师之外的全部地盘。

这时候，华中地区其他的新四军主力已奉命开赴东北或山东，粟裕麾下三支主力之一叶飞旅也调往山东，仅剩下了王必成和陶勇两个旅（纵队）。

华中敌占区已大片被收复，但南面的高邮依然被日伪军占据，共有日军1000余人及伪军5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