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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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史记·
太史公传》中记载：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
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
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
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
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
公元前98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宠臣李延年的兄长）攻打匈奴，被贰师将军派出，从居延海出塞向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借以分散匈奴的兵力，不料遭遇匈奴八万大军的围攻，他率士卒激战八天，杀敌过万，而终因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且救兵不到而被迫投降。
上报汉武帝后，汉武帝因其投降而大怒。
司马迁因感李陵勇敢杀敌，为了士卒之命，且是否是真正投降还尚不明确，就在所有人不敢为其申辩时，为李陵申辩，因此被处以腐刑。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种刑罚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
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人生、社会进行了一定的质疑与反思，他的修史动机也随之而发生改变。
司马迁首先质疑的就是人的命运由谁或什么来主宰，在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谁主沉浮。
李陵之祸“不仅让他的身体、人格体会了巨大的屈辱，更重要的是让他的思考迈进了一个沉默失语的领域。
羞辱让他把目光转向人的自身，转向生命最深处的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才会闪现《史记》古往今来中国史书中绝无仅有的人的光辉。
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的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到底是一步什么样点的著作呢，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史记的成书和体例。
（二）《史记》的成书于体例
1、《史记》成书简介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此书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体例：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v本纪—序帝王—以主宰天下政局的帝王为纲，以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记载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
v表——系时事—以谱牒形式，用清晰简明的表格，概括排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
v书——详制度——专门记述礼乐、军事、历法、天文、祭祀、水利、经济等社会政治制度；
v世家——记侯国——主要叙述侯王和有特殊功勋人物的历史；
v列传——志人物——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代表性历史人物的传记。
《史记》之前的史书或以时间为线索，比如《左传》，或者以事件为线索，比如《战国策》，有别于以前的史书，《史记》以人物为主，所写人物众多，而这些人物大都以悲剧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要深入理解《史记》，便可以从这些人物入手，在分析悲剧人物形象之前，首先要了解悲剧、悲剧人物的含义，他们的内含与外延。
第二部分悲剧人物的定义及其内涵
（一）悲剧：
三重含义
“悲剧”一词，源自欧洲文明的悠久传统，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戏剧类型，起源于古希腊酒神祭祀的仪式之中。
但是，这个概念历史地发展到今天，含义已经非常宽泛，现在我们使用这一概念，基本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1，狭义：
戏剧的主要类别或体裁之一：
悲剧、喜剧、正剧
2，现实生活的悲剧：
指不幸的遭遇
3，美学范畴的悲剧：
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悲剧意识是人在感受自我与外界的对立时产生的对立意识，促使人对悲剧必然性的明确认识，并进行理性反思的意识。
悲剧精神即为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在苦难与毁灭面前所迸发出的抗争性的精神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悲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发怜悯和恐惧之情。
黑格尔：
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
鲁迅：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恩格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刚才我们对悲剧、悲剧人物有了一个界定，对中外不同的悲剧有了一定认识，我们在来看《史记》，《史记》中的悲剧既是现实生活的悲剧也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决定了它的现实性，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的，同时它又是文学著作，决定了它的美学性，其中蕴含着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人物在苦难与毁灭面前具有顽强的抗争精神，他们的理想被毁灭，生命终结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引起读者的共鸣。
无论是最初作为戏剧的悲剧，还是经过进一步发展的广义上的悲剧，它都有一个主角，即悲剧人物。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悲剧人物的内涵。
（二）悲剧人物
1、定义：
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
（亚里士多德）
2、悲剧人物的标准在于：
一，作为悲剧承载主体之士人，或具有崇高的人格，或在历史发展中有过贡献，或力有所作为，但命运悲惨的士人；
二，悲剧性命运主要是由外部势力的打击造成，而非自身之缺陷与不足造成。
这样，他们遭遇了不应遭遇的厄运，而使人们产生了怜悯和同情之情。
而其道德人格越伟大，对社会之贡献越大，受外部邪恶力量打击越猛烈，其命运的悲剧色彩就越浓，而其悲剧精神也越为震撼人心。
《史记》全书共有人物传纪一百二十篇，其中以悲剧人物命名的篇目就有五十七篇，加上虽不以悲剧人物作为篇名却涉及到人物悲剧命运的二十几篇作品，《史记》共有七十余篇悲剧作品，记载悲剧人物近一百二十余人，单从数量上看，史记就是一部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著作。
第三部分悲剧人物类型及其形象分析
（一）悲剧武士——以李广、韩信为代表
武士是指以要厮杀与战场或主要以靠战场之功取得社会地位之士。
春秋战国之事，楚汉枭雄之争，汉匈无数次的交战，千万次的战争中涌现出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最过于醒目的莫过于处于战争最前线的武士将领，他们处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驰骋于疆场，成为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闪烁的璀璨明星。
然而，有些璀璨的明星，他们没有陨落在战场上残酷的厮杀中，而是牺牲在看不见的刀刺下。
这是作为一个战士的悲哀，也正是他们悲剧之所在，这样的悲剧武士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1、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以李广为代表的一代名将悲剧
提到李广，我们就会想起王昌龄那句著名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初文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感叹道：
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来借此感叹自我的时运不济与不得志，并使此意流传千古，而李广的悲剧性命运也随着这首著名诗句再一次深刻在人们的心中。
①猿臂善射、英勇善战:
最能体现李广善射的莫过于李广射虎，“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如果说此次是由于人在情急之下潜力被激发所致，那么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
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足可见其箭术高超。
李广英勇善战，一生与匈奴战70多次，常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以致匈奴人闻名丧胆，称之为“飞将军”
②作战机智、谋略过人:
汉景帝时，李广率百骑出巡，匈奴数千骑突然而至，随骑惊恐欲奔，李广说：
我们离大军甚远，如走，匈奴立可追杀尽我们，如不走，匈奴以为我们设计诱敌，必不敢逼迫。
他令随骑解鞍下马，独一人往来奔突射杀匈奴数人。
匈奴恐其是计，不敢迫前，夜半撤围而李广得归。
③仁爱士卒、敢于承担:
他治军简易，对士兵从不苟刻，尤其是他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
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公元119年，李广以六十岁高龄从卫青出击匈奴，出塞后，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了单于的驻扎地，他想让公孙敖立功，并且“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徙广出东路，与赵食其出击匈奴。
然因道路难走且军无向导而迷失道路，延误了军期。
然而至幕府对簿时，他将责任揽于一身，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李广）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一代名将，以自杀尽职，留给世人无限悲痛和惋惜.
2、功高震主，权大遭忌----以韩信为代表的汉初功臣悲剧
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
“吾何以得天下？
”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
刘邦遂说：
“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
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
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汉朝的建立离不开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的名字。
韩信是汉初开国功臣，帮助刘邦打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建立大汉基业。
作为一个独立个人，他自信傲然：
在寄食于南昌亭长时，敢于因受辱而愤然绝去；
他知恩图报，对漂母一饭之恩也要许以回报，他能够忍辱负重，甘受胯下之辱，以此换来生存乃至实现日后的更为高远的目标。
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
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他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
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
韩信可以说是一个军事上的千古奇才，是一个傲视群雄的英雄武士，他将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彻底击败，一举奠定建立汉王朝的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
淮阴侯列传》这样评论：
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可是这样一位人物却因勇略震主被谋杀。
韩信在打下齐地后以功要挟封齐王，在陈豨谋反之事上的优柔寡断，然而，从整篇《淮阴侯列传》我们可以看出，手握重兵，又用兵如神，且功高盖主，为帝王最为忌惮，才是他最终被杀的主要原因。
“国士无双”的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狡兔死、走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帝国破、谋臣亡”的悲剧结局。
而其后的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梁地展开的大规模的游击战，掐断了项羽，前后方的联系，与刘邦一起消灭了项羽，也是汉初的开国功臣，然也终因刘邦、吕后所猜忌，被“吕后乃使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之罪名杀害。
还有黥布、陈豨等，也因恐惧、怀疑、猜忌被逼“造反”而被杀。
他们是叱咤疆场的英雄，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对功高震主、权大遭忌的君权政治的最好诠释！
3、精神解读：
（1）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
《易传》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对古老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
儒家入世思想：
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
项羽：
彼可取而代之也。
刘邦：
大丈夫该如此。
陈涉：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项羽虽没有真正成为一代帝王，但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所建立的功业几近于真正的帝王，司马迁把他列于“本纪”已体现出他对项羽的钟爱与称许。
而司马迁所以如此称颂项羽的，决不单单是项羽的功业，最主要的是项羽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
正像他在《项羽本纪》中所赞美的那样：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一直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主旋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以其执著奋斗的人生历程，为后世的仁人志士奏响了壮行的凯歌，他们的进取精神融注于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凝结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普照后世。
（2）知恩图报、仁而爱士的美好品德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韩信对刘邦知遇之恩，坚守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在蒯通、武涉劝其叛汉之时，忠汉之心毫不动摇。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
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史记·
淮阴侯列传》
李广带兵：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
李将军列传》
（二）悲剧文士——以孔子、屈原为代表
《韩诗外传》七说：
“君子避三端：
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
”这里把操笔杆子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
苏秦说的“文士并诺”，便是指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人。
《史记》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文士，他们活动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凭借他们的知识与技能，或成为当时以至后世人们敬仰的思想家，如孔子；
或成为当时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士，如苏秦、张仪、萧何、张良、陈平等，在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的舞台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然而，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开始以悲剧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时，如屈原、孙膑等，不能不震撼这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的思考。
1、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孔子为代表的生未逢时之悲剧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弟子周游列国14年。
他关心政治，关心民生疾苦，看到百姓备受战争之苦，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的统治者。
他不但有着这样的宏伟的政治理想，还有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的政治才干。
他直道而行，坚强不屈，他在战争纷乱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仁政的政治理念得以实施而奔走；
他不顾艰险，在55岁之时，背井离乡，开始周游列国之旅，在途中多次被围，被人耻笑为“丧家之狗”，他却依然坚持着信念。
然而，一生刻苦顽强的孔子，有着治国安邦才能的他，却始终没有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重用，甚至连自己的故国也不能回。
他历经十多年的时间，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甚至险些丧命他乡，其命运是何等坎坷。
孔子的悲剧在于，在当时那个已经礼崩乐坏的社会，战争频繁，各个诸侯国所想的是如何强兵壮国，而孔子以“君子之礼”辅政，以夏、商、周为治国典范，这样的政治理想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是找不到出路的。
因此，孔子至死得不到重用，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数士人，他们有着美好的理想，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是背离了时代的现状，以致壮志难酬，抑郁终生。
2、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屈原为代表的怀才不遇之悲剧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他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但却因此受到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宠妃郑袖等人的嫉妒与谗害。
继而楚怀王对其疏远，致使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
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
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屈原感到报国无望，政治理想破灭,只得以死明志，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可以说是志洁行廉、品格高洁、忠贞爱国的典范，司马迁赞美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这样一位“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忠臣，却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终因“谗人间之”导致一向非常信任屈原的楚怀王恼怒且疏远了屈原。
至此，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怀与昏君谗臣所不容的事实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并没有对国事置若罔闻，也没有对上官大夫表现出丝毫的屈服，而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表达自己的不平与心志，即使是在被放逐之时，仍旧“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这是屈原最初的抗争。
楚怀王因听信谗臣“身客死于秦国”，屈原更加痛心，也因此再次遭到奸臣的迫害，被放逐到更远的地方，悲剧性加强。
当屈原在江滨与渔父对话表白心志时，其悲剧性的结局已经蕴含在其中了。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仅仅是有昏君、奸臣的迫害是构不成真正的悲剧的，充其量是一幕人间惨剧，博人几分哀叹而已。
而屈原所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屈原没有因为“举世混浊”而“随其流而扬其波”，没有因为“众人皆醉”而“餔其糟而啜其醨”，反倒是带着自己美好的治国理想和这种理想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无奈，带着自己美好、高洁的品格不被理解的愤懑，毅然“怀石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虽然死去了，但他的死使他的人生悲剧有了质的超越，他的爱国情怀、高洁之志成为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在中华民族的上空。
纵观屈原的一生，他是清正刚廉的政治家和才华出众的文人，年少得志，被统治者重用，然正因如此，便受小人嫉妒，谗言诋毁，被君王猜疑而疏远，在一种怀才不遇、郁闷忧愤的状态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他们仕途上的坎坷与悲剧，是中国封建文人仕途苦旅的代表
3、精神解读
（1）坚持理想、独善其身的高洁志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贾生列传》
（2）忧国忧民、英勇献身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与实际表现。
司马迁的《史记》以巨大的热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歌颂了历史上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英雄和对国家、对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壮烈的屈原对祖国的热爱可以说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典范。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的愤懑记叙了屈原悲剧的一生，歌颂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刚直不阿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屈原作为楚国的政治家兼诗人，他“眷顾楚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完成统一中原的宏伟大业，所以他“奔走以先后”，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弊政、连齐抗秦。
即便是在受谗见疏、贬谪流放的境况下，他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始终以祖国的前途为念。
他
在因忧愁忧思而作的《离骚》中，将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强烈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泪融为一体，把一篇《离骚》写得如泣如诉、回肠荡气。
他总结古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以古论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希望楚王觉悟，改弦易辙，奋发图强。
他明知“鲧婞直以身亡”，“謇謇之为患”，却拒绝女媭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终“忍而不能舍也”，表现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在他上下求索、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后，神巫指点他离楚远逝，但他始终不能离开祖国一步，最后以身殉国，用高尚的节操、光辉的品格，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屈原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品质，千载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也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的士林阶层重建一统天下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着力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林阶层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所呈现出来的“扶义倜傥”（《太史公自序》）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育化作用。
所以说，《史记》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三）悲剧谋士——以商鞅、伍子胥为代表
1锐意革新、敢为人先----以商鞅为代表的改革家之悲剧
商鞅，公孙氏，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称为卫鞅。
初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被公叔痤举荐但未受重用。
后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和实行郡县制。
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并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
但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孝公死后，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
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的罪名诬陷商鞅，将他逮捕并车裂。
商鞅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秦王朝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遭到反对党人的联合绞杀，他以死亡获得作为特殊存在的优越性。
按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他们的变法应该得到合理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下，却遭到了阻挠、打击和迫害，直至不容于世。
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新观点、新思想、新的事业开辟道路。
商鞅与甘龙、杜挚之千古雄辩，两千年后依然振聋发聩。
他徙木为信，奠定变法的基础，他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
他的变法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变法所起的影响却并未消失。
商鞅的变法也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的措施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2遭际悲惨、忍辱偷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政治家之悲剧
伍子胥不随父兄而死，而是为了“借力以雪父之耻”，为报杀亲之仇而隐忍苟活，自此，开始了他一生传奇而又悲惨的逃难历程。
从楚到宋，出宋至郑，最后逃之吴国，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
位，与谋国政。
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荐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
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之策，引兵破楚，终报杀亲之仇。
对此司马迁如是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于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1）变法改革、开拓创新
不断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便是中国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变法改革运动。
改革是人类智慧最惊心动魄的表演，是生命活力的集中体现。
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改革在历史上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以如椽巨笔描写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变法图强、开拓进取的改革家形象。
虽然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其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有的改革家得以保全自己，有的改革家却以身殉职，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却万古长存，尤其是后者。
变法改革既有在思想领域的探索，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社会的急剧变化诊脉开方的诸子，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道家的老子、庄子，抑或是法家的韩非子等，他们都有“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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