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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2008/09

中国

国际

大米

-4937

-1586

2500

2900

0.295

0.131

玉米

-710

2365

6600

2830

-2000

0.256

0.140

小麦

-10050

-4050

6470

5860

7000

0.386

0.186

注:

国际库消比的计算不包括中国在内。

实际上,自从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小麦收购市场基本上被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

见表2。

表2近三年小麦收购情况

 

2006

2007

2008

收购量

比例

托市收购

4069

94%

2895

80%

4133

83%

国企收购

4310

3615

85%

5003

88%

托市收购比例=托市收购量/国企收购量,国企收购比例=国企收购量/社会收购总量

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的三年中,在集中收购期,国有企业的收购量占全社会收购量的80%以上,并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2006年为80%,2008年上升到88%。

在国有企业收购中,托市收购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占国企收购量的80%以上。

实际上,连年庞大的小麦托市收购量表明小麦供给确实相对过剩。

但是,笔者认为小麦托市收购量庞大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粮食生产企业主动降低了库存水平。

粮食生产企业的库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周转库存,一个是预防性库存。

周转库存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生产规模越大,所需原粮越多,那么其周转库存也往往比较多。

预防性库存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

如果市场供给充裕,企业不担心采购不到原粮,那么就会倾向于减少预防性库存;

如果市场供给紧缺,企业担心未来价格上涨,采购困难,那么就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库存。

由于近年小麦供给相对充裕,托市收购小麦定期投放市场,生产企业采购原粮相当方便,因此企业肯定有减少库存的动力。

因为托市收购的小麦反正是要定期供应市场的,那么企业何苦要在新粮上市期间和国家竞争收粮呢(实际上,由于托市收购有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种补贴支持,生产企业在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并且从近几年的托市销售来看,小麦销售底价基本上是在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上正常的保管费和收购费用,基本上不存在国家垄断粮源牟利的情形。

这样的话,生产企业自己收粮备用和从国家购买托市粮没多大差别。

因此,很多本应在新粮上市期间参与收购的生产企业也减少甚至放弃了采购,反正到时候到国家那里买粮就是了。

这就是为什么小麦集中收购期几乎成了国企托市收购的“独角戏”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想象,如果生产企业坚持正常的收购行为,托市收购是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

当然,庞大的托市收购量也有“虚胖”的成分。

很多生产企业同时是托市收购的代收代储库点,那么这些企业有可能将为自己收购的粮食转为托市粮,因为托市粮可以获得较为优厚的补贴。

虽然托市粮粮权属于国家,但是毕竟是临时库存,很快就要卖出去,那么企业到时候买回来就是了。

这几乎相当于国家为企业储粮,还倒贴钱给企业,这样的好事,谁不干?

小麦市场拱手让与托市收购,让与国企,这意味着国家对小麦市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试想,小麦年产量的40%为托市所有,再加上正常的国家储备,为社会其他主体所掌握的小麦比例是相当的少了。

如果将政府看成是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可以说完全垄断了小麦市场。

因此,后期小麦的涨跌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愿。

因此对政府政策的把握将是判断小麦后市走势至为关键的因素。

稻谷市场:

东北粳稻卖粮难“昨日重现”?

今年的早稻收购前期价格是高开高走,后期出现了回落。

总体收购价比去年高出约15%。

那么这个15%是什么概念?

据我们对湖南、江西、广东等早稻主产省的调查,今年早稻的生产成本至少比去年上升30%,15%的价格涨幅意味着农民的种植收益反而可能同比下降。

我们分析一下早稻的收购情况。

近年早稻的年产量接近3200万吨(2007年3196万吨),据国家粮食局的统计,2008年截至9月15日的早稻收购量是760万吨,占总产的24%。

2007年截至9月30日的收购量为637万吨,占总产的20%。

这与同期小麦高达50%以上的收购比例形成很大的反差。

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一个说法是早稻的商品量要低于小麦。

根据一些市场人士估算,近年早稻的商品率约40%,小麦在55%左右。

但是即使考虑到商品率的差异,早稻的收购进度还是严重偏缓。

笔者认为国家粮食局早稻的统计数字可能小于实际进度。

由于早稻和中晚稻的收获期仅间隔3个多月,相对而言,农民早稻的销售压力要大于小麦,因而惜售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因为毕竟马上中晚稻要上市了。

同时,相对于小麦,非国有企业参与早稻收购的比例更大,而民间收购的统计相对来说更困难一点。

特别是规模很小的个体加工贸易企业的收购,估计难以统计。

笔者相信,实际的收购进度应该快于统计数字。

经过连续几年的增产,中国稻米由前几年的产不足需转为产需略有结余。

美国农业部预计2008/09年度中国大米产需结余290万吨,约占当年需求的2%(见表1)。

但是要辩证地看这2%的余额。

笔者曾在“东北粳稻(米)卖粮难”一文中分析指出,虽然近年稻谷总体表现为增产,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发现,稻谷的增产的源动力在于东北。

如果剔除东北的粳稻,那么全国的籼稻总产几乎是没有怎么增加的。

东北的土地仍然有巨大的增产潜力(最近中央就批准了吉林100亿斤的粮食增产规划),而籼稻增产仍然困难重重,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笔者预计2008/09年度的稻米增产估计绝大部分仍由东北粳米贡献。

而东北的粮食外运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短期内也自然难以解决。

因此笔者估计今年的稻米格局仍是“籼强粳弱”。

今年初,国家通过运输补贴,东北大米才得以低价“倾销”南方,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南方大米价格的快速上涨。

可以肯定正常情况下,下一年度东北粳稻米卖粮难问题仍将上演,国家是再度祭出“运输补贴”政策还是托市收购就地库存?

不得而知。

然而政策选择的不同对市场的影响却是大大不一样。

如果国家仍然采取补贴政策,那么增产的东北粳稻可以借此顺利低价出关,大米整体价格将受到压制。

如果考虑到稻米库存较为薄弱的现实,增产的粮食用来增加储备,那么大米价格将可以获得很好的支撑。

实际上,在口粮品种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大米的库存是最为薄弱的。

美国农业部预计2008/09年度中国大米库消比为29.5%,而世界为13.1%(见表1)。

世界大米库消比在安全线之下运行已有时日,一有风吹草动,价格即会暴涨,上半年泰米的表现即是活生生的例子。

也就是说,一旦国内大米供给出现问题,世界市场根本是没有指望的。

因此国家可以考虑优化小麦和稻谷的库存结构,适当降低小麦的库存,提高稻谷的库存,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玉米市场:

再次出现供需缺口意味着什么?

美国农业部9月份预计中国2008/09年度的玉米产量为15600万吨,增产2.7%。

然而需求增长更迅速。

预计2008/09年度的需求为15800万吨,同比上升6%。

这样中国2008/09年度的玉米反而出现了200万吨的缺口。

200万吨缺口虽小,但国际市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将由玉米净出口国转向玉米净进口国。

如果玉米步大豆后尘,那么国内玉米价格与国外的联动性将进一步增强。

而国际市场上,玉米一直是一个人气很旺的品种,各路资金对玉米的操作也是乐此不疲。

因此,未来分析玉米市场走势时,国际方面的因素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国内玉米市场区别于小麦、稻谷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的控制较弱,玉米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决定。

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仅限于稻谷和小麦,玉米的收购基本上由社会市场主体完成,政府收购并不占主导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市场上的玉米库存也大多分散在农户、企业手中,政府储备玉米所占比例要远低于小麦和稻谷。

因此,若玉米价格发生变动,政府手上并没有过多的筹码予以调控。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估计,2008/09年度末中国玉米结转库存为3648万吨,占该年度消费的比例为25.6%,短期内供给还是有保障的。

但是中国玉米存在较快的刚性增长需求。

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04/05-2008/09年度,国内玉米需求由13100万吨增长到15800万吨,4年间玉米需求增长20.6%,年均复合增长4.8%。

随着玉米深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导致禽肉制品需求的提高,玉米未来的需求增速有可能加快。

因此,不考虑进口的话,中国玉米的库存将快速减少,玉米价格长期内将保持坚挺。

短期而言,由于玉米是三大粮食品种中唯一出现年度供需缺口的品种,并且年度结转库存消费比也是最低的,因此玉米价格也有望保持相对坚挺。

结语

从1998到2008,中国粮食生产超越上一次顶峰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1230万吨的背景是粮食罕见的连续四年增产,产严重大于需,价格不断下跌。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1997/98年度中国的小麦库存消费比高达88%。

2008年粮食产量再次恢复甚至超过1998年水平的背景是粮食有记录以来的首次连续5年增产,然而此次粮食增产基本上与需求增长同步,因此粮食价格也呈持续上涨态势。

在这10年间,中国人口持续增长,2008年人口比1998年增加8000多万,平均每年增长800万人。

按照年人均粮食消费370公斤计算,2008年粮食需求比1998年多出3000万吨。

2008年虽然粮食取得历史性的丰收,但是由于需求的增长,三大谷物产需预计仅结余790万吨(见表1的数据),占当年需求的2%。

粮食需求的增长是刚性持续的,而生产却难以持续增长,所以5年的连续增长才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接下来粮食略有减产,产需将可能再次出现缺口。

因此,长期而言,粮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但是,短期内,中国的粮食库存还是较为充裕,增产的大部分粮食又充实了政府的库存,因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小麦价格基本上在政府掌控之中。

由于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幅度较大,因此粮食价格的底部空间将上移,后期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很小。

粮食大提价在决策层可能已形成共识

在日前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有关报告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建议,应该适时提高粮食价格,并认为,涨价宜早不宜迟。

而在分组讨论中,几乎所有发言委员都表示支持提高粮食价格,有的委员更是建议应大幅度提高粮价。

如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李登海就表示,目前农民种粮是赔钱的,秋天很快要播种了,如果国家还不出台小麦适当提价的决定,势必要影响今年种小麦的面积;

现在种一亩地的花生收入等于种五亩地小麦的收入,如果国家粮食不提价,农民一定会选择种花生,这就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粮食的安全。

牟新生委员则称,在粮价问题上有关部门要下决心,粮价不是要一般地提,而是要大幅度地提才能解决问题。

陈玉杰委员也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提高粮价。

应该尽快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价格,如果国家有困难的话,也可以考虑分步实施,但是提价的信号现在就要传达给农民。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构,全国人大代表的动议不可不重视,尤其是当一项动议获得几乎所有与会人士普遍赞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意味着这项动议在最高层面已经通过,很可能将成为不久之后的现实政策。

而粮食不仅是人们果腹之物,亦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粮食涨价牵一发而动全身,投资者应审时而动,相关粮食消耗企业亦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深度分析

对农村土地隐形抛荒的调查与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

粮食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在确保我国粮食增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过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土地抛荒问题。

虽然土地抛荒在中央政府惠农政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一种隐性的土地抛荒却广泛存在,这主要表现为将原本种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简称“双改单”)。

“双改单”后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田地并没有抛荒,但这种“季节性抛荒”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如不加以遏止任其继续扩大,必将危及我国粮食安全。

本文以湖南为例,对此作一分析。

一、农村土地隐性抛荒现状

1、土地隐性抛荒现象普遍

土地抛荒是蔓延于全国的普遍性现象,湖南也不例外,2007年湖南全省土地抛荒的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了10%以上。

虽然在实地调研中,许多地方并未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像2007年调研中抛荒最严重的双峰县梓门桥镇抛荒面积为1.3%,最少的桃源县桃花源乡抛荒面积仅为0.28%,但是所调研的乡镇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双改单”的隐性抛荒现象,一些村”双改单”的比例为20%,而一些村甚至达到了80%。

实际上,很多农民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双季稻种植习惯,改为种植单季稻,2007年,仅”双改单”造成的隐性抛荒这一因素,使位于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益阳市就少产粮食18万吨左右。

不得不提到的是2008年6月中旬在娄底等地调研时,虽然一些乡镇基层干部信誓旦旦表示本乡镇不存在土地抛荒问题,并给予种粮大户实施了种粮补贴,而实际上一路走来,能看到乡村公路两边很多荒芜的良田。

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

2、土地隐性抛荒绝对量大

从表面看,土地隐性抛荒的后果不像直接抛荒那么严重,但如果综合统计,全省各地土地隐性抛荒的绝对量是不容小视的。

据湖南省粮食局的统计,湖南省2007年早稻播种面积约为2250万亩,较前年同期减少了130多万亩。

调研显示,2007年,在衡山县白果镇这个传统的水稻精耕细作区,土地抛荒率不到1%,但“双改单”的田数达到了20%,即5000多亩改种了单季稻;

双峰县梓门桥镇共39000耕地,抛荒率为1.3%,但全镇直接抛荒土地累计达500亩,“双改单”的亩数达到1800亩,原种水稻改种其他非粮食作物的亩数为2800亩;

在澧县宜万乡,由于棉花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稻谷的栽种,每年有约1000亩稻田转化成棉花地,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到宜万乡的蔡家村,“双改单”的亩数为1200亩,占能种双季稻田的80%,另有850亩水田也改为种植经济作物。

3、土地隐性抛荒负面作用强

大量农田“双改单”,有可能导致湖南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大幅下降。

从2007年的湖南早稻收购来看,已经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收购萎缩,同期收购量仅为前年的1/3左右。

收购量的大幅萎缩一方面缘于农民粮价上升、农民待价而沽;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早稻播种面积的锐减。

浏阳市是全国商品粮生产重点县(市)之一,粮食面积和产量一直居湖南省前列。

但据浏阳市农业局2006年对全市粮食生产状况的一次摸底调查显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143.9万亩下滑到了2006年的99.6万亩。

粮食种植面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季节性抛荒,即农民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

如果对隐性抛荒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粮食耕种面积大量减少,就可能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粮食储备也必然随之下降,一旦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发生大的国际冲突,粮食供应必将成为棘手的问题,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

二、农村土地隐性抛荒的原因分析

1、农业比较效益低造成土地隐性抛荒

尽管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然而,种粮仍未走出“比较效益低”的怪圈,农业的比较收益低,是导致抛荒的直接原因。

市场粮价低,作为市场主体,农民自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减少产出,包括直接抛荒、隐性抛荒以提高效益或者减少损失。

“种上一年粮,不如打半月工”,农民普遍觉得种粮不合算,种植水稻的意愿不强,他们种田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目的是不买粮食吃,并非出于成本收效考虑觉得种粮有利可图,更多赖于多年来种粮习惯以及“保口粮”的想法,而种一季稻就能够保证全家全年的伙食,因此,许多农民就把能种两季的也只种一季了。

2、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土地隐性抛荒

土地隐性抛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湖南是农业大省,更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空心村”、“留守村”、“妇女村”、“老幼村”,这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凸现出来。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一产转向二、三产业,土地基本都留给家中老人或妇女耕种。

而从湖南省的地形条件和当前农业生产条件来看,粮食生产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种田仍然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体力活,留守老人或妇女根本无力承受双季稻的劳动强度,再加上带孩子等事务占据了很大的精力,他们就只好采取“双改单”的耕作方式。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已取代务农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传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正在演变为“副业”,农民“断层”之忧也并非无稽可谈。

3、制度安排缺陷造成土地抛荒

从理论上讲,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能够为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创造耕地资源方面的条件,有利于将有限的耕地集中起来耕作、提高农业收益。

但是,当前的粮食生产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这种分散的经营方式的优点是农民有了最大的生产自主权,其缺点是生产缺乏统一管理,生产要素不能形成合力,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同时,对于农民而言,对土地的依赖性虽然降低,但几千年来土地是命根子的观念依然浓厚,大部分农民情愿让自己名下的承包地季节性抛荒甚至全年抛荒,也不愿意交给别人经营,更不肯出让土地承包权。

可见,由于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迁移至城镇的农民所承包的耕地并不能有效地流转以达到集中的目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非但没有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农户收益的提高,反而直接导致我国宝贵而稀缺的土地资源遭到闲置。

在土地分配制度没有改变,大量耕地被抛荒而不是有效流转的情况下,农业的总收入理所当然会有所下降。

三、解决农村土地抛荒的对策

1、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

现阶段农村土地抛荒现象的存在虽然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但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运作平台是导致抛荒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

如果缺乏活力十足的流转市场,即便其他方面的因素得到了解决,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抛荒问题。

因此,必须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正确处理好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探索多样化的流转形式,积极引导农民采取转包、托管、租赁、代耕代种等方式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户集中,并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对种粮大户和种田能手给予扶持,促进耕地流转,从而避免土地隐性抛荒。

2、突破社会保障制度盲点,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与措施。

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应着力于发展农村经济,减少农民收入波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淡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第二,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三,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这样可以改变大多数农民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看法,解除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之后转包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后顾之忧,为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清除观念上的障碍。

3、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国家实施了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出台之初确实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而随着农资价格和农民工价上涨,粮补政策激励作用不断消减,与此同时,经过这几年的实际操作,粮补政策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如粮补的目的是作为生产性补贴补贴给种粮户,而实际操作上却是补贴给了稻田的承包户,农民种不种粮、抛不抛荒都可以拿到。

生产性补贴实际已经变成了人头福利,这种粮食补贴上的“普惠制”在持续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按照目前的粮食补贴政策,种植双季稻所得的补贴仅仅是略高于单季稻,对种植双季稻的刺激作用不大,这也是农民不愿种植双季稻的原因之一。

因此要积极探索支持粮食生产的新办法,在这方面,益阳市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如2008年益阳市各区县(市)严格实行“谁种粮谁得补助”政策,只种一季粮食,只给一季补助,赫山区、桃江县设立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奖励双季稻生产种粮大户和先进乡、村,还给予种粮大户连片种植双季稻给予每亩50元至200元不等的补贴。

新疆更是探索出把种粮补贴和粮食产量结合起来。

这些经验都值得推广和借鉴。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粮食危机已经在国际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来说,未雨绸缪显得至关重要。

现在是中国农业企业海外屯田的好时机

根据有关报道,中国农业部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鼓励农业海外投资方案,将把支持农业企业在海外收购、租赁土地开展农业生产列为国策。

非洲和拉丁美洲又是其中的重点。

在世界市场粮价高涨、国内通胀食品价格一马当先和粮食产品出口管制强化的背景下,中国有意海外屯田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屯田关乎经济与政治

其实,中国在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开发和技术援助早已有之,笔者少年时期在武汉的邻居中就有人去非洲中国农场劳务输出,从事农机维护等工作。

当时毛主席说过,中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黑人兄弟抬进去的,而他们愿意如此为中国两肋插刀,中国对他们持续的农业技术援助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当前形势下,海外屯田更有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早在去年年底中国取消84种粮食产品出口退税时,笔者就提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过多地着眼于国内供给,而没有对国外供给给予足够注意;

仅仅将粮食市场动荡视为必须大力应对的挑战,却没有反过来看到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应当牢记的是,帮助别国提高粮食产量就等于间接增加本国粮食供给。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海外农业开发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缺粮国家增加粮食生产和出口贡献一臂之力,将是两国双赢甚至是造福全人类之举。

屯田具有可行性

以非洲为例。

在安哥拉,按照气候与安哥拉相近的中赞友谊农场的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一年两季,每公顷生产15吨粮食,只需9万公顷耕地就可以解决安哥拉的粮食问题,而安哥拉除了广阔的牧场之外还有300万公顷可耕地。

其实,何止非洲,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巴西、阿根廷,都是中国推动海外农业开发的潜在合作伙伴。

世界性粮食危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推进海外农业开发的契机,是因为在粮食危机的压力下,东道国社会各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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