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模式及其借鉴价值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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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城市发展中这种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企业的变迁和集聚以及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城市兴起和发展中的企业集聚问题，特别是以一个县域为单位的城市化路径及制度研究，目前却还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

“晋江模式”的实质就是通过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竞争与合作趋势的不断扩大，晋江民营经济发展中原有的一些先发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晋江模式”能否和怎样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成为加快晋江现代化进程必须破解的关键性问题。

2008年10月在进行科研课题选择时颇费了一番思考。

我希望以晋江——一个县域的城市化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角度入手，探究企业集聚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内在动因和规律，进而深入揭示一个县域城市化发展的奥秘，为我国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些借鉴。

今天主要是从分析目前晋江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着重研究发展中的“晋江模式”在新经济环境下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探寻晋江经济实现新跨越的战略、途径和对策。

演讲将围绕以下五个方面问题来谈一些研究心得，与大家作一个交流和探讨。

当前，晋江的民营经济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的常态，已积淀而为一种创新文化，深深浸润晋江大地，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氛围。

民营经济的体制机制活力既为实现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新飞跃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撑，也为晋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不断创新发展的民营经济，正是活力晋江的活力之源。

一、“晋江模式”新特点所具有的经济文化价值

晋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通过企业集聚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实践为中国县域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

随着改革开放领域的不断深入，“晋江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经济文化价值，值得认真总结：

1、经济发展的民本性质——民有、民营和民享。

“晋江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发展的民本性质，即民有、民营和民享，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好的市场经济，不是少数人得益的经济，不是权贵主导的经济，应当是民本经济。

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目前尚在培育壮大之中的“晋江板块”，正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持续演绎着晋江民企的成长故事，从而不断涌现出日益增多的百万、千万、亿万富豪。

2、发展动力来自内部——内生型源动力。

民营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构成了晋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晋江民营经济所包含的内涵是深刻的，是一种内生型的，其发展的源动力来自内部，比起国内一些以外资为主导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更加具有发展的后劲和爆发潜力。

3、经济立基民营资本——以民为本，兼顾发展。

晋江经济发展是立基于民营资本之上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这与晋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

外来资本主要动机来自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相对而言比较难以生根。

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较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4、政企关系相对独立——“无为”与“有为”的融合。

30年改革开放，在这个艰难的发展转型过程中,晋江市政府与企业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各自积极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政府由“无为”到“有为”，市场从无序到有序、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都呈现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

理性、智慧、勇气体现其间。

5、充满活力的集群经济和品牌经济——从“品牌之都”到“晋江板块”。

晋江发达的产业集群，是建立在已有的专业化市场基础上的，这是“晋江模式”朝着更高起点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当前晋江经济的重要特点是正在努力由“晋江制造”转向“晋江创造”，在产品功能提升的背后是对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力度的加大。

这样的变化，反映出晋江传统产业整体转型的一种趋势——相当一批企业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和市场营销网络优势，或组建松散型产销联合体，或委托加工生产，或通过资产重组扩大规模，实现名牌产品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加快优良资产向名牌产品、名牌企业集中。

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晋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和内在源动力。

目前晋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遍布世界各地，一些品牌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已初步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二、晋江模式面临的发展困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竞争与合作趋势的不断扩大，原有在与“国有经济”竞争中优势明显并迅速壮大的晋江民营经济，正在逐步丧失原来的先发优势，晋江“原生”型民营经济在与“外资经济”、“转制型民营经济”的竞争中劣势日益凸现。

晋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和怎样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成为加快晋江现代化进程必须破解的关键性难题。

（一）产业层面面临的困境

产业层面的晋江模式，从本质上是一种集群经济，一个乡镇、一个地区或几个乡镇集中生产同一类产品，一群高度关联的生产企业群体、供应商群体和其他相关产业，以及行业协会集聚在某一个特定区域，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基本形成了一批以市场化网络为基础的分工精细，联系紧密以及生产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晋江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10多个产业集群，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确认，如“中国鞋都”、“中国茄克之都”、“中国伞都”、“中国纺织工业基地”、“中国拉链中心”等十多个国家级生产基地。

他们一度成为晋江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主体，具有鲜明特点的区域特色工业。

然而，这些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低成本要素和精细化分工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人际关系和市场网络为支撑的营销网络和营销能力基础之上，由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企业、名牌产品还为数不多，除了十几家已上市的龙头企业外，更多的企业还只是在规模、价格等低层次上竞争，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难以取得商业利润，导致区域生产效率难以进一步提升。

因此，晋江产业集群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晋江产业集群总体上还不属于创新型的产业集群，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行业出现过度竞争。

企业大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不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亟待提高。

特别是传统产业领域投资不多、技术简单、产品易于模仿，跟风投资和盲目生产频现。

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缺乏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和集体行动的规则，基本上还深陷在靠打价格战和拉长帐期等低层次手段进行竞争的泥潭之中，过度竞争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行业持续处于低利润率状态，严重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

第二，晋江产业集群发展将越来越受限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短缺。

晋江目前人均耕地少，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土地越来越少，企业征地的价格也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想获得一块土地已非常困难。

此外，晋江众多中小企业是在家庭作坊、家庭工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有相当部分企业老板的观念和管理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相当多的企业机制落后，引不进人才，留不住人才，招工难，“技工荒”成为许多企业的一大病痛。

第三，行业间的整合力度不够，行业企业两级分化明显，导致集群化趋于松散。

目前晋江有几万家企业，除了几十家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外，绝大部分还是低、散、小，更多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品牌，导致产业集群的优势是以价格竞争力为基础的低层次优势，不仅容易被竞争者模仿，而且过于激烈的价格竞争容易对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环境造成破坏性后果。

而且，由于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本身的快速发展，区域内原有互为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在产品质量升级、技术升级等跟不上龙头企业的发展。

这样，原先联系紧密的集群化正在逐步趋向松散化，龙头企业通过资源整合一方面在各个环节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跃升本身导致了对区域行业集群的脱离，初始阶段的集群化逐渐被打破，但新的更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集群模式尚未建立。

第四，发展产业集群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完备。

目前政府对提升发展产业集群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措施。

但有关部门对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够深入，公共政策框架不够清晰，扶持措施还不够到位。

晋江迄今尚未形成可操作性强的法规保障和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的制度环境亟须取得实质性突破。

此外，也还有一些产业集群时有环保和安全问题发生，如东石镇制伞业遭遇环保问题、围头及深沪湾畔大量漂染企业污水排放问题等。

第五，产业处于较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

晋江一些产业集群将国际市场作为主导产品的重要市场。

然而作为出口依赖的企业，基本上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底端，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主要以跑量为主，过多依靠低价竞争。

长期的低价竞争，既影响对外商的谈判力和出口效益，又常遭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制。

出口导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还受到劳动成本更低国家和地区的挤压。

尤其是出口无序现象突出，不少企业为争夺出口订单不惜相互倾轧价格，自食恶果。

由于低价竞销量大和出口秩序不规范，也造成一些国际贸易摩擦。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更是让许多本来利润就不高的外贸企业陷入利润低谷、资金困境和赖账困扰。

（二）企业层面面临的困境

晋江民营企业一方面由于规模较小，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容易按照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

另一方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不存在国有企业所固有的预算软约束。

这些为民营企业后天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比较优势，并成就了民营企业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是，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缺点和不足，严重制约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家族制度明显，缺乏较为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

晋江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大部分是以“夫妻店”、手工作坊的家庭工业经营方式存在，由于规模小、融资难，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经营管理模式，而家族制度恰好能够提供这一需求。

家族制由于适应了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对于决策效率、内部管理和融资等方面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但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家族制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种体制障碍。

这主要是由于企业的不断成长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和管理链条的长度提出了挑战，简单的直线管理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较低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管理素质也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构成了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改革管理模式，重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将相对混乱的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理顺就显得十分重要。

2、人文精神的缺失，束缚了进一步发展的翅膀

晋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之一，凭借着领先一步的经营意识，取得了先发优势。

如今许多晋江企业进入上档次、上规模、创品牌的新阶段，爆发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出现了对各类人才的极度渴求，人才短缺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短缺是企业反映的普遍问题之一。

这种优势也成为许多职业经理人选择到晋江就业的主要理由，但现实却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晋江比较厚重的实利主义使得部分晋江企业家比较急功近利、缺乏人文关怀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蚕食了职业经理人立足晋江的创业激情，人才的无序流动，也给晋江民营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3、融资难，缺乏进一步成长壮大的资本源泉

融资难，资本短缺几乎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民营企业，这个绝大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群体，当然也毫不例外。

对于晋江来说，民间资本高达1000多亿，但是对于晋江民营企业而言资本短缺是包括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在内的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由于制度缺失，这种要素的分配在晋江更是较为稀缺。

缺乏制度支持的民营企业又由于自身的规模和还款能力有限，就更难获得商业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需求饥渴背景下，诱致而生的地下钱庄和高利贷，成为游离于国有金融之外的民营企业的资金补给链条，而这种补给链条的不规范和高成本又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桎梏。

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突破融资瓶颈，寻找相对广阔的融资渠道。

4、政策劣势，缺乏充分的政策支持

与传统要素相比，政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变得的越来越为重要，在我国的转轨经济中一直是被视为重要资源参与生产要素分配。

民营本来就是相对于国有而言，在一个国有经济主导的国度里，民营经济的政策劣势相对也较为明显，资本配给的短缺，行业领域进入的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开放一直是针对国外，实际上国内的开放，或者是主要是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

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劣势不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更关键的是停留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上。

所谓“国有即国家，民营即私有”的思想观念可能是民营企业政策劣势在人文思想层面的一个集中反映。

因此，民营企业政策层面的缺失，将是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晋江模式”新发展所面临的四个挑战和应把握的四个重要趋势

（一）“晋江模式”新发展所面临的四个主要挑战是：

第一，如何应对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再造投资营商新优势，让晋江企业“把根留住”，这是个全新的课题。

第二，如何实现晋江企业产品的高附加价值，从而逐步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相对有利的位置。

当前工业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期，这一趋势将不可逆转。

晋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要在高成本时代实现高利润，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既要保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又要想方设法减低消耗，提高效益。

第三，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辨证关系，努力培育新兴产业，获得新一轮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

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下，晋江企业与以前相比将进入相对低速增长的时期，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

第四，如何应对晋江企业成长所带来的老板角色转变和培养新型的企业家所带来的挑战。

（二）晋江模式新发展应把握好的四个重要趋势是：

（1）企业高利润率时代行将结束。

随着分配天平向劳动者倾斜，既降低了企业利润率，也降低了其利润增长速度，同时还意味着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下降。

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也将放慢，至少企业所得税这一部分的增长将相应放慢。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双双超高增长，相当程度是靠挤压了劳动收入增长实现的，因此并不能认为这就是高的经济效益导致的。

从今往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将会保持相对较低增长，部分因素也将是工资增长较快导致的，因此也不能认为这是效益下降了，关键还是得看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2）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加速。

一是制造业结构将加快优化提升，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制造业的档次较高产品需求将增加，从而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化转型；

二是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在收入增长提速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劳务需求，同时在经济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充分竞争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将加快。

（3）经济增长格局向内需主导型式转变。

当劳动力出现短缺，同时其它主要经济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的时候，将会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格局转变。

企业由于劳动等要素“挤压”力度加大，就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

同时由于消费“拉动”力度增长情况下，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4）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坚实。

低利润状况下，企业可用资金减少，从而减少投资，放慢资本扩张和产能增长，但同时也促使企业加快提高素质。

更重要的是劳动工资增长加快，国内消费增长也会相应加快，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因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是有可能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这显然会对晋江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四、“长三角”与“珠三角”若干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1、南海模式突围----从制造业手中拯救制造业

南海模式的特点在于由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租，村里的农民出资入股，凭股权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

1992年，南海市开始试行土地股份制，即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集体财产及集体土地折成股份集中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组织，然后由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租，村里的农民出资入股，凭股权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

这样，集体土地不用经过国家征地就可直接转为建设用地。

相对于使用国有土地，企业租用集体土地的手续简捷，且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年期有长有短，适应了不同的用地需求，因此许多企业更愿意租用集体土地搞建设。

到2002年，南海全市工业用地共15万亩,其中保持集体所有的达7.3万亩。

这种手续简捷、价格低廉且租期较有弹性的供地方式引来了大量企业在南海落户生根，促进了南海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

南海土地股份制中农户的股权是其土地承包权的延伸。

股份合作组织一般是规定原集体组织的承包农户才有权入股分红，承包制下农民拥有的土地转让权只限于农业用途，而股份制则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权延伸到非农用途，农民可以凭借股权分享土地农转非带来的增值收益，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南海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时也是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原来消极的土地发包方——村集体组织——成为了积极的土地经营者，代表土地所有者的股份合作组织控制着土地非农用途的转让权，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南海模式同样也带来诸多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陷入了成长困境，面临着突围的艰巨任务。

传统的模式已经摸到天花板。

新一轮发展模式就是要变无序为有序,变粗放为集约。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将要更为积极,由“无为”到“有为”。

2003年，南海从全国“百强县”的第二名，滑至第六名。

对南海的批评渐渐集中于两句话：

只见星星，不见月亮。

虽然企业数量多，并已形成了一些有竞争力的特色行业，但缺乏龙头，这与同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诞生了像格兰仕、美的、科龙、容声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

由此而来，南海开始改变原来纯粹发展民营经济的做法，进入招商引资时代，全力推进吸引外来投资的战略，主政者将其称为：

“搬大树回家”。

据不完全统计，2003—2009年，南海引进世界500强的项目超过30个。

其中，以本田为龙头的汽配产业，以东芝-TCl为龙头的小家电，以及以奇美为龙头的液晶电视产业，成为南海三大新的支柱产业，被外界称为南海的新“三驾马车”。

一只白炽灯，在批发市场上售价不出10元，一只节能灯能卖到几十元，但一只LED灯却可以以270元的高价卖到日本，这是发生在罗村——位于南海的一个街道里的最新故事。

这种灯被誉为继火和电灯之后的“第三次照明革命”，是目前最为节能环保的灯。

这个中文名为“发光二极管”的半导体照明技术，凭着高功率、高亮度和比普通灯省电70%以上等优点，被誉为继火和电灯之后的“第三次照明革命”。

由于LED产业发展不仅对照明和半导体产业具有战略带动作用，同时也会引发家电、汽车、手机等一系列终端消费品的技术变革，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对LED产业均给予高度认同和关注。

LED，并不在原先南海政府预想的马车之列，却意外地挤进了新兴产业的队伍。

敏锐捕捉市场上生长出来的“野草”，通过政府之手在关键环节的推动，重塑领跑世界的新兴产业链，带动庞大制造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是南海最新发生的产业故事。

南海可借鉴的经验：

搬大树，扶野草。

2、昆山“从自费开发区”到“百强县首富”

20世纪80年代初，昆山通过自费办开发区，开启了一条后来被全国许多城市广为学习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化之路，学界称其为“昆山之路”。

昆山的“三位一体”解决了当时昆山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和农民“离土不离乡”的问题。

在昆山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同时，在小城镇周边开辟“工业小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分散在各村的乡镇企业集中在“工业小区”，以解决当时“村村冒烟的污染和基础设施不配套”问题，并将乡镇企业的职工迁移到小城镇居住，从“离土不离乡”变成“离土又离乡”，成为城镇居民。

昆山的这些做法当时学界有些反对者认为这种城乡一体化的模式不科学，觉得这样下去会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也有人认为昆山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快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好，因此昆山的经验难以为其他城市学习。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发展经验却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也获得中央高层的充分肯定，认为从可持续角度，较大程度地做到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且也没有以损害农业为代价。

之后，中西部地区不少城市就借鉴了昆山“三位一体”的理论创新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和城市化。

昆山坚持“先干后说、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

1985年，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统筹规划，在县区东侧自费创办了第一个工业新区，这便是今天昆山开发区的雏形。

创业之初，县委、县政府在当时资金有限、经验不足的条件下，适时制定了“富规划，穷开发”方针和“依托老城，开发新城”的策略，在昆山开辟出3.7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

1992年4月，江苏省委下发文件，授予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大自主权，开发区面积迅速扩大到20平方公里。

1992年8月，开发区通过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就这样，到目前，全区规划总面积已达115平方公里。

目前，昆山新引进外企平均每亩土地投资额达26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达5000多万美元。

“昆山模式”引起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它的扩张速度，更多的是它的规划战略。

比如，自1992年以来，昆山开发区在周边乡镇相继建立起十余个工业配套区，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区体系。

从招商工作方面来看，上世纪80年代初，昆山提出“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横向经济联营的思路，主动在上海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建立了首家沪昆联营企业上海电视一厂昆山分厂，很快又引来四川、陕西、江西等省客商纷纷前来。

接着，他们又把眼光投向国际资本市场。

1988年，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投资创办了江苏省第一家外资公司。

1990年10月，昆山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不久，顺隆、顺丰、顺进、顺发等“顺”字台资企业先后诞生，一时间台商纷至沓来。

如今，昆山已成为全国台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被公认为“小台北”。

欧美企业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进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特别是1992年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的到来，开启了昆山“以商引商”“以大引大”，与国际大型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