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及对比分析综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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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语言综合研究,即结合社会、文化、心理、国情等外在因素研究语言[4],钱冠连称之为语言实体附着因素的研究[5]。

从目前所研究的趋势来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对语言本体和语言综合研究都很重视,尤其是对语言综合研究。

事实上,语言综合研究不仅更加符合语言本身的意义和存在,也可以促使人们加深对语言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对语言的发展规律、语言发展规律的生成机制、语言个性与共性的并存、语言发展未来趋势等方面的了解。

3.英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

英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应该注意三个结合即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个性（差异性、异质性）与共性（普遍性、同一性）相结合。

但是,以汉语为主体还是以英语为主体的方法论问题,目前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还是以英语为主体,以英语语言或语法理论为参照系统作英汉语比较研究。

当然,也还是有强调应以汉语为主体的[6]。

关于主体性问题,笔者认为在排除意识形态干扰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从语言材料来看,应当是双向研究,因为涉及到英、汉两种语言。

从研究目的来看,应当以汉语为主体,即以解决汉语本土问题、创立现代汉语语言理论为主,象早期的马建忠、赵元任、王力一样。

因为汉语的特征阐述清楚了,其他诸如对外汉语教学、英语教学、翻译理论建设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从语言学体系来看,汉语应当借鉴英语语言理论和语法体系,这不仅是因为英语先汉语而建立语言理论体系,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从语言的发生学或语言哲学来看,英汉语的同大于异。

事实上,人类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着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是直接建立在人类思维本质的基础即逻辑上的[7]。

同时，我们还可以用到对比分析的方法。

对比分析最早是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家Fries和Lado提出的。

对比分析以“各种语言是可比较的”这一假设为基础，以发现两种语言中二值对立（对比）的类（typologies）为其研究目标。

对比分析可以归属为中介语研究、语言应用研究以及双语研究。

对比分析即属于理论语言学，又属于应用语言学，以后者为主。

对比分析的心理基础是迁移理论、学习理论中的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和刺激-反应理论。

其目标属于心理学，而其方法则来自于语言学。

对比分析首先借助语言学对语言层次的划分；

其次它使用语言学对语言描述的分类。

第三，它与语言学一样使用从语言模式发展出来的相同的描述方法。

目前语言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开展语言间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所以对比分析大都是具体微观的对比，并且因此受到批评。

批评者说，语言并不是一些不相关的碎片的拼凑，语言的学习也不单纯是点滴的积累。

但是，第一，不首先将系统分解成可以分析的基本成分，就不可能了解系统有多么复杂，系统间整体的差异对比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多数对比分析的目的最终是用于二语习得，而实际的二语习得需要点滴的积累，至少在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如何整体地习得语言的情况下，对比分析应当为二语习得者提供这些点滴的差异的知识。

对比分析设计到两个步骤：

描述和比较。

对比分析也可以运用在宏观语言学当中。

宏观语言学的特点是：

1.重视语言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而不是乔姆斯基意义上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competence）。

2.对语言实践作超越语言环境的描述。

3.寻找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

由于这些特点，宏观语言学发展出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和篇章分析（textanalysis）。

对比分析的主要应用是二语习得的理论与实践，所以它在教学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当然也可以应用到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当中[8]。

二、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英汉语比较与比较语言学

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实的基本方法之一。

任何事物,通过比较便会使之形态更具体、特质更鲜明,因而更便于人们去研究、去认识、去掌握。

这是因为比较不仅可以揭示事物的特殊本质,而且可以借以认识诸种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为了认识语言的共同本质,人们逐渐创立了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Philosophy或comparativeLinguistics）。

比较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德国。

1808年,FricdrichVonSchlegel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文中就已经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个术语。

19世纪的西方比较语言学,主要是通过对相互有联系的多种语言的词汇和吾法的历时现象的比较来寻找语言的系属性,因此它的侧重点是研究语言的共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一1846）一书中曾对当时的比较语言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普遍意义。

就英汉语比较研究和比较语言学的关系而言,萧立明（1994）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英汉语比较研究可以视为比较语言学的分支,然而实际上,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9]这样说,理由有二：

第一,英语和汉语不属同一个语序,过去相互联系甚微；

第二,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与英汉语比较研究不太相适应。

因此,有必要另起炉灶,独辟蹊径。

这里之所以说“比较语言学的主要方法与英汉语比较研究不太相适应”,是因为英汉语比较研究除了探讨英汉两种语言的同一性之外,还要探讨两者的异质性。

而这一点又是受了对比语言学的影响。

2.英汉语比较与对比语言学

自世纪年代开始,西方语言学家开始探讨不同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对比,即采用对比分析（ContrastiveAnalysis）,对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进行对比并因此逐渐形成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

人们一般认为第一个提出“对比语言学”这个名称或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美国BenjaminLeeWhorf（1947）;

第一本用对比分析法写成的著作是美国RobertLado的《跨文化的语言学》（LinguisticsacrossCulture）一书。

随着该书在1957年的出版,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应用对比语言学”。

（AppliedContrastiveLinguistics）即也就随之奠定了基础。

对比语言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展很快。

那么什么是对比语言学呢?

它与比较语言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它与英汉语比较研究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许余龙曾给对比语言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

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

”[9]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区别是明显的。

王宗炎对此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

“对比分析或对比语言学不同于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Linguistics）。

比较语言学是历时性研究,它要追溯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对比分析是共时性研究,它要揭示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和分歧性—尤其是分歧性。

但是为了说明问题,对比分析有时也不能不谈词源和语言的某些历史演变,这是不难理解的。

”[10]

可见,英汉语比较研究与西方比较语言学及对比语言学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它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和英语虽然没有语系上的亲属关系,接触时间也并不很长,但当人们通过现代汉语翻译语言了解到英语对现代汉语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当人们通过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语翻译语言了解到古代汉语对现代英语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当人们通过佛经翻译语言了解到印欧语对中古汉语有一定影响的时候,汉语和英语及印欧语的类型关系问题正在被赋予一种新认识。

这提醒我们在谈论汉语本身的时候,要注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两个很可能蕴涵着一定程度的新的意义的概念；

西方语言学者如洪堡特在世纪初通过对古代汉语的研究而认定的汉语的孤立语特征,很可能越来越不适合于现代汉语（如现代汉语的词法形态、句法严密性、表意精确性等方面都明显地有别于古代汉语的孤立语特征）；

而英语的发展—从历史到现在—却又是越来超多地具有汉语的孤立语特征。

因此我们便不难看出,英汉语之间的关系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同大于异”的特征。

3.英汉语比较研究的三个时期

刘重德认为中国的英汉语比较研究可分三个时期[11]。

第一个时期可以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和严夏的《英文汉话》（1905）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结束。

在这时期,代表人物除马建忠、严复外,还有黎锦熙、赵元任、吕叔湘、王力等一代语言大师,他们为英汉语比较研究及汉语语言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一1976年为第二时期。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

根据赵世开所作的初步统计,从1950年至1980年间,用英文发表的英汉语比较研究的论文有38篇,其中有关语言的17篇,语义的7篇,语法的14篇,基本上属于微观研究[12]。

第三个时期是以1977年5月吕叔湘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为标志。

据初略统计,从1977年到1994年国内其发表英汉语比较研究的论文约500篇,专著和论文25集部。

然而,英汉语比较研究在进入90年代以后才获得蓬勃发展。

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定期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

另外,在高校中有关英汉语比较课程的开设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这些也都极其有力地推动了该学科的普及与提高,使该学科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宗旨与目标

1.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西方对比语言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从本国语言教学的需要出发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对比。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吕叔湘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所作的题为《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也主要是从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出发的。

这种对外汉语教学与对内汉语教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同的,难度在于它需要讲清楚汉语的特点。

然而,“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13],因为只有通过跟非汉语比较,汉语的特点才显得明晰,这样才便于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2.促进现代汉语研究

现在,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对外汉语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14]

王宗炎（1995）在谈到广州外语界科研情况时说“中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王福样、刘润清对此也持肯定态度,他们说“引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引进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本土的语言条件进行研究,提出合适的理论,解决本土语言问题,并对普通理论做出贡献。

”[15]应该肯定地说,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我们知道,在英汉语比较的第一个时期,马建忠、赵元任、王力等人,他们运用比较语言学研究英汉语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汉语的研究。

他们之所以被人们视为汉语语言大师,是因为他们为解决汉语本土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面对高速发展的21世纪,我们重新提出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来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十分紧迫。

几十年来,现代汉语问题并没有少研究。

但是情况怎么样呢?

刑福义在《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法研究四十年》一文中对此作了总结,他认为:

“毋庸讳言,即使在今天,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有的重要现象甚至尚未发掘出来。

至于真正从事物的本质上全面而精确地认识现代汉语语法,更是有很大的距离。

”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理念问题,即我们缺乏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理念。

二是方法问题,即我们不懂得运用比较的方法去从事现代汉语研究。

三是知识结构问题,即几十年来的专业分科教育造成了“综合性人才”的匾乏。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外语界普遍缺少中国文化的修养汉语界普遍短于外语实践能力。

如果我们克服了这三个不足,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必然会取得本质性的突破,而不是有人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汉语研究进步缓慢是印欧语言理论的影响所造成的。

3.深化英语教学改革

西方对比语言学认为,最好的外语教材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方面对所学外语进行科学的描写,一方面对学生的本族语进行平行的描写,并加以仔细的比较。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对比分析应该作为英语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洲、欧洲、亚洲的外语教师们锲而不舍地研究对比教学法,目的是要有效地提高外语教学质量。

如在美国,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学习日语,除了采取直接教学法以外,还讲授英语和日语的比较,从理论上让学生弄清楚两种语言的异同。

结果收效很快,学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学会了日语。

“至于我们国内,恐怕问题还不是搞得太多,而是工作仅仅开头呢。

”[16]

笔者认为,国内英语教学界应该高度重视基础英语教学阶段的系列教材问题。

我们应该敢于创新,敢于将英汉语比较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基础英语的系列教材中去。

前些年,外语界普遍存在一种片面的看法,即认为汉语是学习外语的干扰。

事实上恰恰相反,要想真正地学好外语,必须掌握好母语反之亦然,对母语的深刻领会,必然会促进提高外语学习的质量。

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4.深化汉语教学改革

回想近年来大学生汉语水平总体下降的情况,我们应该对国内汉语传统教学法有所反思。

汉语具有巨大的文化功能,汉语教育对于提高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已普遍感到原有的汉语教学法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

从原理、观念、方法上进行探索。

这种探索是否应该包括英汉语比较研究成果的运用呢这无疑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它对于提高国内汉语教学质量会起到一定的革新作用。

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被人们意识到。

其实,只有将本族语同其他的语言进行比较,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恩格斯语）。

5.为翻译学建设打基础

翻译是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17]就像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一样,翻译一直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当今,信息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成为现代生产和生活的一种资源,国际间的信息交流也随之把人类带入了“翻译时代”。

尽管人类有几千年的翻译史,中国也有着自周代以来的几千年的翻译史,但是翻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一直十分缓慢。

相比起西方来,中国翻译理论建设至今仍很不完善。

很多人都不满意“信、达、雅”作翻译标准,呼吁建立翻译学,但到底应从何人手改建翻译标准,大家众说纷纭。

[18]面对这样一个既蓬勃又无序的翻译界,萧立明提出了建立翻译学所需要的三大知识模块,即语言学模块、哲学模块和文化模块[19]；

王东风将此表述为翻译理论工作者的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所需要的哲学功底[20]。

就英汉翻译而言,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仍是立足于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观点下的英汉双语的异同性。

找不出异同性,尤其是系统意义上的形式结构的系统性,就必然会使翻译操作带上浓厚的主观性,就谈不上翻译学。

刘宓庆提醒大家要从形式结构上对双语做出周全的符合科学的形式论证和对应距阵,推出最佳对应规律,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双语转换的质量和效果[21]。

问题在于这种带有基础工程性质的“形式论证和对应矩阵”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远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如果英汉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取得整体突破,那么中国翻译学建设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6.革新英汉、汉英词典编幕工作

词典对学习和掌握运用语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词典编纂工作首先涉及到词的句法结构标志和词的语义结构标志。

词的句法结构标志可以用来区别词义的语法类别、表明词的语法意义。

词义的语法类别是由词的语法功能决定的。

英语是形合语言,每个词的语法功能在词典中一般难以清楚标明词的语法功能。

但是,人们从语文学习、汉语规范、汉语教学,尤其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诸多方面出发,逐渐认识到词典中标明的语法功能是极为重要的,能够有效地提高正确使用英汉语的水平。

所以80年代末期以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都在尝试着标明词类。

这种尝试也在影响着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

如1993年出版的《汉英词典》吴景荣主编,商务印书馆没有标出词类,1978年出版的《汉英大辞典》吴光华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则尝试着标明词类,这无疑是汉英词典编纂工作的革新。

另外,英汉词典编纂工作也需要利用英汉词语比较的研究成果不断地革新。

英语词和汉语词在词义上有完全对应、完全不对应和不完全对应这三种情况。

这三种情况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不间断的研究。

有的英汉两个词表面上似

乎完全对应,实际上意义相距甚远,用法各异。

完全不对应的词最值得注意,这种完全不对应关系不仅表现为词的多义现象的参差交错,也表现在同一义项的内涵差异上。

就不完全对应词而言,一般英汉词典的释义是利用同近义关系和上下关系演绎地描写词义,缺少归纳性的语义分析。

这种做法将词的意义等同并局限于对应词,不能准确而有限地提供词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

这就人为地扩大了英汉词语意义的不完全对应[22],从而降低了英汉词典的使用效率。

为了完善词典学和词典编篡工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英汉词义的全面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要将这些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教学实践或体现到英汉词典及汉英词典中去。

随着英汉语综合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又逐渐意识到双语词典里应该设计一项“语用知识”,林大津称之为“文化注释”[23]。

早在1988年,吴克礼在《语言国情学和双语词典》一文中,陈楚样在《双语词典编纂与语言国情学》一文中,都先后提到有必要在双语词典中增加“国俗语义”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

可惜辞书界至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革新现代汉语词典编篡工作冯志纯和周行健主编的《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张寿康审订,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9月第1版可以说在革新汉语词字典学及编纂工作方面作了一个突破。

8.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赵世开认为语言比较研究不应只限于以教学为目的,它也可以用于语言结构普遍现象的理论研究[24]。

也就是说,通过这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结构,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

如何认识语言的本质?

赵世开曾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语言的“普遍性”问题,因为“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人类语言的本质特点。

”[25]中国语言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片面的看法,“只强调汉语和英语的不同,忽视了二者共性的研究。

”[26]即使是在最近十多年来的英汉语比较研究中,仍然是“极少有人注意研究汉语的普遍性问题。

”[27]对于这一情况许国璋早在年的《论语法》一文中就指出过“我感到我们对普遍语法的研究太不够了。

我们历来强调汉语和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语言有很大的不同,而忽略了两者也有相同的一面,这是很可惜的。

”[28]

语言研究中如果忽视共性研究,那就很难找到普遍规律,也不可能在语言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有碍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所以,为了深化对语言本质的全面认识,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对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同时加强全面、系统的研究,把研究的角度提升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层面上来。

就汉语而言,我们能否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理论?

这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普通语言学的态度。

叶斯柏森曾经这样描述过西方语言学家对待普通语言学的态度我们的问题还是哪个老问题能否有一种普遍或一般的语法?

[29]有趣的是,语言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当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有着相当大的变化。

9.促进英汉语言类型学研究

赵世开认为“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加深对语言结构类型的认识。

”[30]对于英语和汉语的语言类型问题,人们大都集中在屈折语类型和孤立语类型这种绝对的概念上。

英语被视为屈折语,因为它的词有形态变化汉语被视为孤立语,因为它的词没有形态变化。

屈折语又是重形合的（hypotaxis）,即讲究句法结构完整,注重形态变化,多用连词、介词等孤立语是重意合的（parataxis）,不讲究句法意义的完整,表意为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等等特征。

然而,这种对英汉语类型的绝对划界是否完整符合英汉语的现实情况呢?

关于语言类型的划分问题,主要集中在词法的形态变化和句法的完整性这两方面。

西方语言学家,如洪堡特（1826）,在对古代汉语进行了一番研究后,认为汉语没有词类,缺乏语言的形态标志,因而是孤立型语言。

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专设“形态类型”一章,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汉语的形态问题,其中包括重叠、前缀、后缀、中缀等内容[31]；

任学良在《汉英比较语法》一书中,也从词类的角度全面论述了汉语的形态特征、形态标志及形态变化等问题。

[32]

关于汉语的形态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注意这样几个语言事实:

（1）古代汉语中的形态特征不突出,形态标志比较少,形态变化也不多;

20世纪以来,由于英语翻译语言的影响及汉语在现代的发展,其形态特征已有明显增加,形态标志在逐渐丰富,形态变化也较前多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变化,而应该继续加强研究。

（2）从语言的表意功能上来讲,英汉语都具有一些形态如英汉语的词缀。

区别在于英语形态的表现形式为“粘着式”,汉语为“独立式”。

汉语中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是关于汉字的构成问题。

林汝昌、李曼压在《英汉文字比较实验报告》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汉语的问题。

（3）从汉字的形体看,古汉字是表形的,为“象物之形”而现代汉字已趋向符号化,很多简化字已失去其表形功能。

从字的构成看,古汉字多属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它们多属纯表意字现代汉字多属形声字,具有一定的表音作用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看,古汉语多为单音词,字义即词义,汉字与汉语是完全相适应的现代汉语多数为多音节词主要是双音节词,一个词往往要用几个汉字来书写,词义一般不是字义的简单相加,汉字与汉语相适应的程度已有所减弱。

[33]

英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Leech于1994年9月14日至25日应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学,发表了题为《英语语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讲演,介绍了目前英语语法出现的三种发展趋势,即由

（1）屈折语向孤立语的演变;

（2）英语语法的美语化；

（3）英语语法的口语化。

其中英语的美语化和口语化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主张语法孤立语化,而这种“朝孤立语的方向发展规律方面更接近汉语”。

再从句法的完整性来看,事实又怎么样?

方梦之曾经指出印欧语对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34]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影响包括词义、词法、句法、修辞、语篇及文体等。

朱庆之等人对佛经翻译语言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汉代以来输人中国的佛经翻译语言对古代汉语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20世纪初以来的西语尤其是英语翻译语言,对汉语表意系统的完整性也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汉语增加了不少的形合性成分,如连词、系词、介词、主语的增加等等。

王力在他40年代撰写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设“欧化的语法”一章,讨论过现代汉语中的这些“欧化”的现象[35]。

从50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种趋势并无减弱迹象。

刘重德最近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