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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小说呢,有一位大师讲过,小说中除了名字是假的,其它的都是真的,传记中除了名字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所以小说是一个作者最可靠的传记,但这个传记最后不是外在的、事实层面的、或者叫历史性传记,而内在的人格学、情感学、心理学、精神学意义上的传记。

所以小说它是以客观的形式通过塑造人物、讲述故事、通过这种虚构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作者的心灵传记,所以一部小说它的成就、它的价值,决定一个小说家自己的人格状况、自己的伦理境界、自己的人格修养、以及它的思想成熟度。

所以我们总是能在小说作品中看到完整的内在意义上的作者,所以在西方很多很多的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来研究评论小说家,你比如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是根据他的日记,也不是根据他写的自传来研究,而是根据他的小说作品,这个例子太多了。

很多很多的西方理论家研究,德国的学者叫劳尔,他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想全部是通过对他小说作品的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小说作品中的作者形象的问题,那么在讲这个之前需要先从理论进行梳理,因为大家对现代小说理论形成以来有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倾向,就是切断作者与小说的观点。

这种尊重理论的思考和探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实际的文化后果来看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小说艺术的深入,影响力的降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跟我们的小说理念发生这种严重偏差是有关系的。

那么,小说的消亡与小说的死亡这种论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论调,但是在影响全世界文学观念的西方甚嚣尘上,比如像法国的新小说,它自然进入到小说的怀疑时代,那么他否定斯坦曼的传统、否定巴尔扎克的传统,认为过去的小说的理解经验已失效,小说的传统的写作方式已以终结,大家进入到怀疑时代,那么大家读法国新小说,罗勃格理约理论很熟悉的话,包括像罗朗巴克这样的新小说的理论很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危机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最早在1952年美国一个学者叫菲德勒,他就宣布小说死亡,那么他这个小说的死亡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在里面,他认为小说家做为一个精英阶层把小说打铸,需要向大众讲故事,向大众塑造他们熟悉的人物形象,能接受的人物形象,变成了专家学者过于精英化、交流著作的表述,所以小说死亡。

他死是因为他忽略小说大众的或者通俗的小说性格,我认为这观点也是很对的。

因为我们古代会经常讲到“话须通俗方长远,语必关风才动人”,按照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讲就是,陪人聊天的艺术,你搞得人云里雾里,东拉西扯,很好的能够说清楚的事情你硬是要把时空打乱。

所以欧州有一位小说家兼理论家他曾讲过一句话,托尔斯泰能用三句话把人在即将死亡的意思写清楚,但是我们现代主义小说家就需要经常三千字甚至三万字来写,而且还没写清楚,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现代小说跟小说的理解出现严重的偏差。

另外一个美国人马克思科恩的写过一篇文章《二战后的美国小说》,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小说曾经是虚无主义存在悲观主义,心理分析的,因为这种小说有技巧上达到了相当精妙的地步,描写非常的深入到人们的潜意识深处,跟传统的小说写动作、写性格、写话语,人物自己的语言不一样。

但是这种技巧他是颓废主义的、是片面和简单的,它导致了小说的死亡,美国学者他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尤其小说与大众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分析小说在我们的眼里,我认为是这是很客观的。

那么后来正如法国新小说家罗勃格理约讲了,他还很悲观,小说艺术陷入一种很严重的停滞状态。

几乎整个批评界都注意到并指出了这个惰性。

那么他的理由就是要颠覆过去的固有的传统,像巴尔扎克写一个人物,写他所居住的环境、房子、街道、还有整个的房子的结构、甚至人物。

衣服上的铜扣子、什么颜色、什么花纹,他都要通过这些外在的物像的描写写人物的性格,他接近拥有财富的状况,这其实也是一种象征的手法,未尝不可。

但是在法国新小说家看,这就是一种陈旧、过时、无用的技巧,于是要颠覆掉,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但是不要写人物的意识、只写人物的行为和痛苦,于是这些人物都变成没有来路、没有去路,没有意识,没有欲望、没有动机的一些机器人,法国的批评家提出新小说叫机器人小说。

所以开始提出了小说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它具有对传统经验的忽略和蔑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导致了小说危机感,因为它切断了与与小说普遍的、传统的普遍的经营关系。

  

  我要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一个伦理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说小说作者的形象,小说中其实是由关系构成的,由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以及作者经营的小说所建构的与读者的关系,由这几种复杂的关系构成的。

而我们到现在为此小说里面大概有四种路线:

一种是文本为中心的的客观主义研究,我只研究文本的,不涉及别的,不涉及社会、不涉及历史、不涉及作者的传记,作者的的想法我都不考虑,我只看你的作品是怎么结构的、怎么述叙的;

另外一个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修饰学和伦理学研究,这个在西方的五六十年代是具有主宰性的研究模式,它又继承古希腊的修辞传统,让一切的声音的发出都是跟作者、跟言说者的动机有关,这是一种;

第三种就是纯碎是客观性的研究,就是技巧、结构、对话,一种述叙模式研究。

第四种就是与读者的反映和感受为内容的阐述性研究,像这样的一些研究我认为都没在将整个小说艺术理解为一种的关系,你比如像读者理论研究,他就认为读者读得越多的作品就越关心的,读者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他完全不是作者的想法,这就导致阐述学上的主观随意任性,他不是把小说理解为读者经营阅读作品,或者与作者进行精神交流沟通,那种彼此存在事关你我亲和的关系。

而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分离的关系。

所以小说伦理指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和处理伦理关系的能力。

他不蔑视任何一种主体、不蔑视人物,也尊重读者、更尊重作者。

他建立一种和谐的、一种丰富的主体关系。

同时还有一种关系就是整个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忽略掉的关系,没有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与跟自己现实时代是隔绝的;

也没有一个伟大小说家不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现实对时代发生作用,推进他的文学进程。

但是当下的作家没有人有这样的抱负,没有这样的理想。

  前两天我在无锡开会,去无锡之前的一个晚上,应该是七点半钟的时候,得到消息得知诺贝尔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之前呢,《三湘都市报》的记者就问我:

你预测一下,莫言会不会获奖。

我说极有可能,因为在这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西方任何一种奖赏,对中国的作家一般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一定会奖给中国的三流以下的作者。

为什么?

我到无锡开会,一个杂志的编辑不屈不饶的、非常诚恳的要我写一篇关于莫言获奖的文章,我再三推脱都不行。

他说:

我们约了几个专家学者一起写,其中另几个一致推荐让你来写。

我最后觉得还是写了,写得比较长有8000多字的一篇文章。

因为这样的官样文章,其实都有,为什么呢?

我认为西方国家要真正的读懂中国,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完全用不着去苛求他,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你都应该视之为正常的。

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是一种封闭结构的,中国社会也是封闭结构的。

一个西方人即便他从小就阅读中国的书,像一个德国学者叫顾兵、一个叫马悦然的读过中国的《战国策》、《汉书》呀,他们从小就读,可能比我们都读得认真、读得细致深刻,但是、他依然不可能准确的、深刻的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还一位美国人叫赛珍珠,大家应该知道她,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大地》出版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活着,鲁迅先生看了以后就有点哑然失笑的意思,其实赛珍珠出生在我们中国,几乎很长很长的时间也生活在我们中国,可以叫大半个中国人,但是他写出来《大地》这样的王龙、王虎这样的人物我们看了就像忽然穿着宋代的衣服从梁山伯下来一样,他完全是事是而非,不是那么回事,让我感觉中国这个社会,一个外国人或者有其它文化背景的人要深入他的内里去感受他,在日常的氛围里去感受它、理解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从语言尤其是汉语非常难掌握。

你可能说你把《汉书》、《战国策》读得很懂,每个字都懂,但内里更深在的不在字面上的意思,你肯定不懂。

很早以前在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叫小田玄一的日本人学者,是一个修养很好的汉学家,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翻译了一部叫《英译太白诗》,很能说明我刚刚提到的结论,这《英译汉白诗》被闻一多先生看到了,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叫《评英译汉白诗》,在这书里面小田玄一先生注意力都在最难懂的句词上面去了,相反每一个中国人都懂的、很简单的而他不懂得,你比如李白写的“吾望李夫子,风流天下闻”,那么风流这两个字,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读书识字的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有很多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语境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会把它说错,但是你知道小田玄一是怎么翻译的吗?

他忽然之间把它翻译成什么东西呢?

zhewindand把风流翻译成风和水流,类似的错误在这一本翻译本里特别的多。

闻一多先生指了很多例子,但闻一多先生是一厚道的学者,他说一个外国人有这样一个热情,而且这样的努力把我们的经典介绍到外国去,我们应该表示感谢,但是这样的错误几乎很难以避免,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

  反过来我就讲一下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他颁这个奖给莫言,我们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它完全是建立在这个误读的基础上,因为莫言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水准,我们中国的读者,中国的专家学者、批评家应该是最清楚的,只要你有良好的鉴赏力和判断力。

所以在无锡的会上,我看疯了,尤其几个作协的领导在这里疯狂,好象只要莫言只要获得诺贝尔奖,莫言成为世界级一个大师,从此中国文学的奖也将走入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就这么一个象征性的,只具有符号意义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本质,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极度自卑的、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隔膜忽略中国文学曾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有很多的作家足以与欧州的第一流现代文学家相提并论的大师,比如象鲁迅、比如象张爱玲。

我讲的张爱玲有人可能呲之以鼻,请你一定不要这么去想,张爱玲的才华是第一流的,另一半张爱玲的你们是不知道的,我敢断定你们在座的相当一半的朋友没有读过张爱玲的足以证明她伟大的作品,那就是《赤壁之恋》和《秧歌》,因为在中国没有出版,由于一种偏见,它没有出版,而这两部作品它展现的是张爱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一个时代人民的疼痛和不幸的一种诉说。

而不仅仅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男欢女爱,张爱玲是一个大师,她是写男女之间内心情感、男女之间情感的大师,也是叙述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那种广阔的史诗性的社会生活画面的大师。

所以像鲁迅、张爱玲、老舍、沈从文、巴金我认为足以代表我们的现代文化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受之无愧的,可是诺奖评委员会是看不见的。

再比如到了当代,他们是看不见汪曾琪对汉语这种伟大的文学的发扬光大,也看不到史铁生作品里面的忧悲和艾怨,爱的愿望、爱的博大的一种精神;

也看不到王小波新国民性批判意义和价值,也看不到陈忠实《白鹿原》的苍凉和内在的一种悲剧性,也看不到路遥小说的温暖和诗意,也看不到张一和散文的优雅和高贵。

也看不到杨小奎的疼痛和凄苦,杨小奎的小说其实是中国的古拉克学家,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批评界、我们的文学研究界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注,也没有成为媒体关注市场炒作的热点。

西方人的焦点是跟着我们的媒体和市场走的,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人呢,你比如说象于华、莫言、贾平凹等一些被影视文化、要么被娱乐文化高度关注的作家。

相反,那些寂寞的,沉静的在中国社会历史深处沉陷下去写作的作家,或者按照我们本民簇的文学经验来写作的就被忽略掉了,我说如果单个作品论应该获奖的就是《白鹿原》,一个作家整体创作成就论,我们也很有经验,所以呢一定要认清楚由于本身文化限制的。

诺奖它只是一个西方国家奖项,它不是世界奖,它不是对东方文化能够平等的、公正的去容纳的一个奖项,它从来不是一个世界意义上文学大奖。

我们一定不要老是把诺奖看作一个世界文学评价的至高无上尺度,因为这个奖不仅到现在为些,由于对中国的怠慢使我们看到了它的不完整性,由于对中国的误读使我们看到它的极其无能的低能的一面,基本在诺奖的早期,它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偏差,整个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也能最代表人类文学的最高成就的作家就是托尔斯泰,那么当1901年第一次颁诺奖的时候,欧州就有30多位学者包括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很多的文学史家就写信给诺奖评奖委员会,要求推举托尔斯泰为第一个获奖人,但是诺奖评委会没有给他,为什么?

因为诺奖评委会的一开始的评价尺度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曲解了诺贝尔的理想主义标准,在他们看来,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作家都是批判性的、质疑性的。

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怀疑旧的家庭关系的正当性,怀疑有的人仅仅凭借偶然的条件,又有财富的合理性,怀疑宗教的正当性,怀疑国家存在的合理性。

所以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容易给保守者造成一种虚无的、破坏一切价值的消极印象,所以曾十年之久诺奖评委会都没有给托尔斯泰颁奖,一直到托尔斯泰巨大的文学成就和无上的精神荣耀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这是诺奖最不能原谅的失误。

后面还有象契柯夫04年才去世的,至少有4年应该给这位文学大师颁诺奖,但是没有,而且那时候契柯夫的影响非常之大,还有布朗特斯,他是一个文学史家,而且是一个天才文学史家,他开创了现代文学的一种写作模式,精细的感觉诗意的表达,以这种历史学家开阔的视野和这种判断力,但是正因为他的批评同样具有同样的顛覆性,于是拒绝给他颁奖。

而他后来冲击这一文学奖的至少有三人,勃格斯,丘吉尔,罗素都是非创作性文学奖的获得者,那为什么就不能给布朗特斯呢?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也就是说诺奖是一个存在严重缺陷的很多时候建立在误读和偏见的基础上一个的文学奖,它不是公正的、也不是普遍的,更不真正世界影响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冷静的看待这个文学奖。

诺贝尔奖给莫言的奖有两行字的评价,因为莫言将现实与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佛克兰和马尔克斯人物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文学和口头文学中找到一种出发点,我认为这些评价有一句是切实的,其它的都是虚而不实的,切实的是哪一句呢?

让人想起佛克兰和马尔克斯,因为我曾经讲过西方最欢迎的作品是什么?

有两类:

一类就是作家他所反映的符合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东方性想像,你比如像《废都》、你比如像苏从的《妻妾成群》,为什么西方的人对这个感兴趣呢?

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甚至到今天为此我们的男人背上还垂着一要根辫子,他们叫猪尾巴叫辫子,而我们的女人还是裹着三寸金莲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在西方的想象中东方的人滑稽、可笑、愚昧、落后、凶暴、残忍、不开化。

这是一点,另一种是以西方人的手段述叙烙着东方色彩的西方经验,什么意思呢?

烙着东方色彩人物方面都是中国人但是经验完全是西方经验,这个典型主要体现在于华和莫言的写作。

因为在这两人的里面,于华的都是来自法国的新小说,那里的人同样没有欲望、没有思想、没有目的、没有潜在的内在东西,就是一个机器人,一出来就开始做着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于华的小说离不开刀、离不开斧头、离不开打耳光,完全不是正常的;

莫言的小说里面人物都是卡通化的,没有个性,没有内在的性格、心里情感和风度可言,都是一个类型,你看《蛙》小说里的姑姑,《天堂上来客》里的金菊等一系列的女性都是一个模子,都是二百五,女性的温柔没有、含蓄没有,都是二百五级的人物,另外莫言小说里面述叙的语言和述叙方式,澎湃的、飞扬的、滋事的、不加克制的、叠加的那种修辞手段他完全是西方式的,尤其他那种对现实生活的虚幻化和魔幻化是来自于马尔克斯,所以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他没有什么中国性的,没有中国的时代性可言,非常的贫乏。

真正的中国作家,你让人家西方欣赏汪曾棋,那是不可能的,因这他不懂汉语,他不知道汪曾祺语言幽雅优雅在什么地步,美在什么地步,汪曾棋的语言翻译成英语、瑞典文,他们看了索言寡味的,相反象莫言,于华的作品充满了病句,狗屁不通地方经过那些汉学家一翻译都很美丽,所以他们的误读建立在一个充满错误的文本里面,或者充满这种不对称的文本里面,而且象我们这的这些著名的作家,如蒋聪、贾平凹、莫言、于华等等这些作家学养比较贫乏,没有好好读过书,另外经验也都贫乏,没有丰富社会经验,他们唯一的优点那就是勤奋,不停的写,然后没有思想、没有学养,没有经验积累的写作本质上就是“见光死”的写作,你可以有丰富的亮点去达到亮,但是从内质上去看它是贫乏的,没有审美理由,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堕落的文学批评家们,文学家评委们可以给他大奖,可以把它当做颠峰,当做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短命的速写的写作,所以诺奖给莫言颁奖的副作用非常大,我后面讲到鲁迅先生对诺贝尔奖的看法,因为它严重歪曲了中国文学的形象,不是你描述和想象的那个样子。

2006年莫言在演讲中讲到,他说:

也有人说莫言是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们的批评是一种赞美,一部小说就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应该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中充满了气味,声音、画面充满了温度、这个对小说的理解有一半是对的,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的思想脱离了,尤其是长篇小说,离开了思想长篇小说就失去了推动器,发动机它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长篇小说本质上它是对一个时代,对一个开阔生活非常的理解,就在这一介的基础上才能建构我们的关系,才能做整体的结构,才能干,这是一个微观的事情,感觉当然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宏观思想的作用的话那你的感觉是无序的,没有目的的,盲目的,我们读莫言的小说就象看张艺谋的电影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感觉泛滥的时代,我们现在是真的很需要给自己的感觉套上理信的笼头,要控制自己这种泛滥的感觉,那么感觉有冲就有丰富的冲击力,它能使我们想象的世界里面飞扬起来,飞扬落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巨大的无意义感,没有目的感觉,尤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如果作者不能够很好的限制自己的想像,然后让自己的想像感觉淹没了人物,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带来人物形象的破碎和苍白,你比如《天堂蒜苔之歌》写的人物金菊的心里,她是怎样描写人物:

“想起夜里的事(就是金菊和高马两人的事,发生男女关系),她心里嘭嘭的跳,血往脸上流,她情不自禁的再次扑到他身上,用牙齿轻轻的咬着他的脖子,并且贪婪的吞噬着被他脖子他灰尘污染成咸辣味的口水,她咬着脖子一侧那根粗大的动脉时,感到它强有力的博动着,这澎湃的搏动,令他心醉神怡,她难以自持,她咬着他、添着他、用两片嘴唇夹着他,她感到内部的器官鲜花般开放,这时她说,高满哥,高满哥,就是死了也不冤了。

”这段描写句它完全是不精确的,他是作者任意想像的一个结果,我曾经试图去理解它的真实性,你比如说一个人的嘴巴能咬着脖子上的动脉?

大家不妨去摸摸自己的动脉,一个女孩子爬在你的脖子上能咬住你的动脉,这可能吗?

而且它还感觉到它强有力的博动着,而且澎湃的博动让她心醉神迷,用大词是作家才华低能的表现,因为它不精确不真实,不诚实,他试图蒙混过关,什么叫澎湃的博动令他心醉神迷,首先它不真实,不可能,怎么心醉神迷啦!

而且两片嘴唇夹着动脉,我们自己都摸不着动脉在哪?

她怎么夹得到呢?

而且感觉到内部的器官鲜花般开放,这种假文艺腔,这种作做,这种娇情,内部的器官怎么像鲜花般开放?

都是虚假的语言,多么蹩脚的语言,这就是莫言把他自己的想像感觉无限的放大淹没了里面的人物,不尊重人物的感觉,你在红楼梦里能找到这样的句子吗?

黛玉和宝玉的啃唇亲在一起,他们感觉到澎湃的、博大的、心花怒放的,这不是扯蛋吗?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妮娜和弗龙斯基见面,他们这种情人的关系,而且非常的热烈,没有一句涉及到肉体的这种感觉,他还有一篇小说叫《克莱采奏鸣曲》这也是写婚外恋情导致凶杀的中篇小说,非常有名,没有一句涉及到床上的两性之间的事情,他关注的是灵魂,他关注的是由于这种关系导致人类的撕裂感,以及那种彼此之间的冲突。

我们读路遥的小说,你能看到一行这样肮脏的文字吗?

看不到。

你读《静静的顿河》,他写葛里高里和阿克西娅尼两个人物去约会,到了河边的菜园子里去,菜园里长满了金色的向日葵,但是进去以后,肖洛霍夫一个字都没写,然后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们从园子里走出来,身上沾满了草屑,头发上落满了金色的向日葵花瓣。

你去想象这个,这叫什么,这叫对人物的尊重,也叫对读者的尊重,它体现的是作者自己的人文修养,以及审美趣味所达到的水准和高度,所以像莫言的这种歇斯底里式感觉的发泄,他是对人物的巨大的不尊重,而且在写作上极为不严肃的一种态度,这不是孤立,不是一个灵魂,你比如在这个《檀香刑》中,他在写这个孙媚娘在抒发对钱丁的爱,这个爱情这种话语我相信到现在为此的中国人都说不出来,她怎么说的呢?

孙媚娘说:

“鸟儿,鸟儿,神鸟,把我的烈火还要热烈,比秋雨还要緾绵,比野草还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羽雕琢成的嘴巴,叼起来吧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让他知道我的心,我情愿滚刀山跳火海,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的门槛,让他的脚踢来踢去,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胯下的一匹马,任他鞭打任他骑,告诉他我吃过他的屎,老爷呀,我亲爱的老爷,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鸟儿呀鸟儿,你赶紧飞吧,你已经载不动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树繁花惊起了我的眼泪,散发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一树繁花就是我的千言万语,我的亲人呀!

”这是人话吗?

这是中国人说的话吗?

但这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因为他是陌生人。

我们只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光下朱丽叶倾诉他的思念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但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那是一个贵簇小姐,而我们的这个孙媚娘她是一字不识的姑娘,她哪来的这么多体会,她哪来这种浪漫时代的情感,她哪来的这种想像力,她怎么会这么贱,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尊严:

我愿变成门槛,让你踢来踢去;

我愿变成你胯下的一匹马,让你骑来让你打,我还吃过你的屎。

这表达爱情与吃屎有关系吗?

到现在为此,我读荷马史诗,我读《史记》读《红楼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表达爱情的方式是要吃对方的屎,一只兔子会写小说都不这么写,而一个中国人写这样的小说还获诺贝尔奖,这不是扯天下之蛋,滑天下之稽吗?

所以中国人脑子一定冷静,你别这样昏,我觉得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这次是从文化上羞辱了中国人。

所以,从文化上保持一种清醒和愤怒,别脑袋发热。

  前几天开会,我们一个领导说:

我们为有这个中国的作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感觉到高兴,这是我们民簇荣耀、国家荣耀,我们鼓掌。

我说你鼓什么掌,跟你有什么关系呀,这是十几个瑞典人的“勾当”,跟你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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