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未来态势与城市发展转型的中国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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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如何进行战略对策研究呢？
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上海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教授。
他认为，新一轮的转型是在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全面转型，涉及到很多具体的生态化指标，也许要通过一个或几个五年计划才可能显现。
为了使现阶段独特的转型现象寻求到可以清晰把握的政策契机，郁教授从考量指标出发，就世界转型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回落、上海转型的战略、转型发展等关键问题，诠释了世界城市转型正对上海发生着的多重关联，揭示了当前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利益格局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基础与价值基础。
五种态势——世界转型与未来发展的战略替代
本刊记者：
现在学术理论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在20世纪末出现了以“世界城市”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思潮及其社会实践，但由于金融危机等后危机时代的背景，关于世界城市的理论缺陷及其实践问题已明显暴露，进而提出要构建注重差异化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发展范式的时代。
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们不妨可以将此世界转型比譬成竞争驱动下的一场击鼓传花。
所谓鼓不打不响，花不传不香。
郁教授，您如何看待未来二十年世界在转型发展中的态势？
郁鸿胜：
世界城市转型的本质是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体，因此未来二十年世界在转型发展中将会面临五个方面的基本态势。
一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为世界转型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世界产业发展的多变性、多级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全球未来的消费和增长的重心必将发生质的转型。
世界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将从绝对依赖一次自然矿产资源的物质消耗为主，向相对依赖二次或三次自然矿产资源的物质消耗为主转变。
世界的整体工业化水平将进入中后期，高科技研发和发达的技术，推动了自然资源二次的综合有效利用，以自然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增长来发展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自然矿产资源的有限消耗和综合利用已经成全世界发展方式的共识。
世界后工业化时代的曙光已初露端倪。
二是形成国际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性和全球的不平衡性，为世界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重点表现在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和制度要素的一体化。
世界大国全面掌握了全球资源开发的领先科技，助推了世界资源的全球化、技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劳动力全球化和消费结构全球化，同时通过制度要素的一体化，助推了全球生产一体化、全球市场一体化。
世界大国通过百年强权建立的科技帝国大厦，在未来仍然是世界发展方式的风向标，经过无数次经济、金融危机，世界大国的各类危机修复能力已经炉火纯青，未来国际形势的走势仍然是以世界大国为主，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仍然以世界大国为标杆。
全球的不平衡性发展方式的变化在加剧。
世界的多极化、多元化、分散化，催生了新型大国的崛起，打破了世界经济一国独大的平衡态势，在任何时候、任何区域，新型大国都与世界大国一样，更关注世界科技领域的转型，更关注世界经济结构的转型，更关注世界发展方式的转型，新型大国将会在世界科技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中拥有话语权、引领权和自主权。
三是全球恶性的资源性争端引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加剧，为全球安全体系的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总体上稳定，处于维持阶段，但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元素结构性震荡加剧，新旧体制交替，国际战略处于黄金期。
恶性资源性争端加剧，局部区域表现突出，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态势难以改变，重大国际突发事件不断产生，国际政治动荡局面不断发生。
四是国际文化的多元、模式的多极、核心价值观的趋同化，为全球文化思想的包容性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际上的务实政治和全球治理理念有东西方融合之趋势，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认知观、协同观越来越明确，全球转型理性发展的观念，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发展中国家已经完全能够接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向接受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样，成为维护全球发展的重要定律。
五是多国和利益国集团的全球治理机制逐步形成，为全球国际新经济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奠定了重要的合作基础。
为更好地治理国际经济体系、开展全球性发展合作，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体系已经成为历史，新型大国的内聚力不断增强，在维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平衡性上，挑战世界强国的趋势明显。
打破一国体系治理全球的局面，建立国际程序、架构更加合理的呼声高涨，构建一个稳定新东方、调整新西方、实施全球治理的体制框架正在初步形成。
三层导向——转型发展与城市发展的战略关键
提到转型关键，往往会涉及到价值定位、产业升级、管理升级、资本运营、文化转型、产权结构、核心能力等概念，这其实是以社会文明发展尺度加以衡量的结果，是应对经济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利益保障与战略回应，是城市化过程中有序制度的结构化、市场化的整合性表达。
我们现在理解的城市化，基本上局限于人口城市化的范畴。
比如，中国的城市化率50%，是指中国的城市人口（非农业户籍人口和城市、城镇常住人口）与全国总人口之比。
这样的政策解读准确吗？
这是很有局限性的误解。
从城市化的内涵分析，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城市化，还应包括土地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
所谓土地城市化，是指单位时间内，农用地向国有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化率。
比如，近十年来，我国的农用地转向建设用地增长了7%。
这就是土地城市化的一个指标。
所谓产业城市化，是指“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占区域经济结构的比重，中国制造业占的经济结构为43.3%。
这就是制造业的产业城市化的一个指标。
有一个重要判断值得注意：
十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镇）集聚增长了4%，我国农用地向城市集聚了7%，我国的制造业的经济结构为43%。
为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慢于土地城市化约3个百分点，快于工业城市化约3个百分点。
因此，在“十一五”末，上海农村居民与农业耕地的土劳比为1∶1左右，即征用一亩耕地，就要解决一个农转非户口。
但是，近五年来，每年进入上海的外省市人口机械增长约100万左右，还有930万的常驻流动人口。
因此，上海的城市化态势是，产业城市化率高于人口城市化率，人口城市化率高于土地城市化率。
实施上海城市化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一个实施城市化政策的过程。
上海城市化的政策基础需要从上海的城市化结构上来认识。
上海全市的城市化结构布局不等于上海郊区每一个具体区县的结构布局，每一个具体区县的城市化结构布局会有不同的反映。
如果我们用全市的城市化结构来替代各区县的城市化结构，不作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就很难把握上海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意义。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上海转型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已经不是政策替代的模式解读，而是期待机遇的强势运作。
如此而言，郁教授，您认为上海转型发展的关键在哪里呢？
上海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布局、结构、政策等需要落实到上海郊区的具体区县，需要形成各具体区县的差别化政策与措施，这是上海未来十年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关键所在。
因此，上海城市化发展是一个综合战略体系。
上海走新型的城市化道路，按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必要形成三个层级体系。
一是城市化战略导向体系。
根据区域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方向，制定区域城市化的重大发展战略。
二是城市化政策导向体系。
根据区域城市化基本特征，制定人口、土地和产业城市化的发展目标、重大政策。
应该说，目前对我国城市化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土地城市化过快，我国的农用地被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占用，且人口进城、进镇的速度还低于土地集聚度，使得土地资源放空，土地的利用率不高，大广场、大马路、大开发园区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司空见惯。
同时，工业经济结构占的比重或服务经济占的比重还低于人口城市化率，这样粗放型和资源消耗性的城市化将不可持续。
理想的我国城市化结构，应该是与目前的现状相反：
产业城市化高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高于土地城市化。
所表现的是，在现有的土地资源基础上，土地经济效益产出最大化，这将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提供服务，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又起到了保护农用地和耕地的作用。
从制定上海的城市化政策来看，重要的是判断上海城市化将处在哪个阶段。
应该说，上海人口城市化，用大户籍人口（常驻人口）计算，城市化率超过了80%，上海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占0.6%左右，上海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
这就是上海城市化的政策基础。
三是城市化环境导向体系。
城市化发展是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政策有着重大关联。
城市化环境导向政策的重点，在于统筹城乡协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在城市化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化了的农民利益，也要保护和发展好“三农”的利益，制定一系列加快“三农”发展的重大政策与措施。
上海的城市化三个层级综合政策体系，形成了上海转型发展中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系统战略设想。
这三层导向体系的建立，不仅体现上海经济结构、工业结构、城乡结构的优化，而且也反映上海的“放慢”速度是坚定不移的转型方略，是进一步在考验上海改革创新的智慧策略，即不能以积累社会矛盾为转型代价。
多元调整——增长回落与上海转型的战略研究
2010年世博会后，经济学家就认为，上海经济将由“快跑”变“慢走”，经济增长将呈现周期性回落。
虽然企业利润的增长、市场销售的增快、基础投资的加快、中国次萧条经济所导致的投资下降、外需疲软、产业空心等困局得到一定的缓解。
但是在宏观层面，我们不得不看到受货币政策的渐趋紧缩、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用工成本的增大、土地资源的减少等制约，上海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公平待遇、汇率风险、融资困难、经营成本等牵涉到市场大环境的诸多问题。
您怎么看待经济转型中上海经济增长的回落？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上海经济稳中有降趋势反映了转型中的结构调整战略。
抓住中国在发展转型中的重大机遇，是实现我国在新世纪中叶建成全球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
新世纪的头十年末，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第一位。
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世界第一位，制造业的总值达到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的20%，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这为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如此而言，在全球化下，我国的经济转型意味着亟待开掘的重大机遇。
那应该怎样认识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上海经济发展特点呢？
一是要肯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8%。
“十二五”末，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7%，但是有可能在8%以上。
到2020年之前，我国的GDP可能达到80万亿人民币。
如果按照8.5%或者9%的预期速度，GDP可能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
我国的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周期从改革开放时期算起就有40年，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要理解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高度关注世界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危机和风险，其目的就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延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形成世界经济的反周期运行。
通过国家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反周期运行中，要把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平稳性拉长。
通过经济的平稳性，腾出手来用好战略机遇期，为我们企业升级、地区合作、国家转型提供重要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看到上海转型的标杆作用。
上海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33年来，总体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上海经济发展速度平均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从适应性调整转向了战略性调整快于全国3-5年。
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期，上海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增长基本持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发展方向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
“十二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全球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战略性调整，成为上海发展的方向。
上海经济结构从国内的主动的率先调整转向为适应全球国际化发展的被动转型调整，经济增长将平稳回落，低于全国区域省市经济增长的2-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持平。
很明显，您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也同今年上半年发布的《2012上海经济发展报告》中强调经济增长动力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指导策略是一致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仍然是靠消耗资源发展。
上海的转型，正从依靠消耗资源发展转向依靠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那么，您对上海经济转型在战略研究方法上有何思考？
我们国家要逐渐把科学技术变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逐渐使科技主导经济逐渐取代资源消耗型经济，使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
因此，上海经济转型战略上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
第一，上海转型应包括转型规划、转型实施、转型管理和转型系统四个方面。
上海转型战略规划研宄，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国际转型战略体系的变化阶段分析；
中国转型战略的闯关分析；
中国转型与世界转型的匹配调试阶段分析，特别关注上海转型的利弊分析。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如何提高中国和上海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
第二，上海转型应着眼四个方面。
其一，评价世界转型趋势。
分析国家和上海的战略机遇重点在哪里，要有危机意识，有危机才有机会。
其二，上海转型战略决策重点诉求。
破解中国和上海转型的重大困境，丰富战略和谋略，要掌握上海未来转型的特点。
其三，建立上海转型战略的全要素框架。
要分解全球、国别、区域和短、中、长期国内外转型统筹的重大思路。
其四，上海转型互动和调试。
掌握转型的程序、程度，要解决转型的开题、破题和答题的重要问题。
经您这样一分析，上海未来的转型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具体指标体系的落地，在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断解放思想，要包容各种创新精神，培育富有前瞻眼界的精细化政府管理行为，注重环境建设过程中的能效整合。
的确，目前转型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是告别投资拉动为主的驱动方式，而要完成这样的“质变”，不仅政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营造更利于市场的环境，还主要涉及到行政效率与效益，特别是要摆脱地域性思维惯性。
非常感谢您的世界转型视野下对上海的经济解读，为上海未来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后续发展的战略研究思路。
再次感谢。
后记
许多专家认为，亚洲的城市化进展中还没有形成理论以供借鉴，借鉴西方经验的趋向不利于亚洲的发展，因此世界未来转型对上海而言，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城市化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上海不能和别人比GDP的增速。
上海的未来转型既是经济转型，同时也是从制造到智造的打造智慧性城市的过程。
今年五月底举行的“上海论坛”闭幕之际正式对外发布的《上海论坛共识》中指出，未来十年，我国应重视政府对于危机的积极作用、推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世界经济秩序调整、致力于有效突破能源约束推动经济增长，应坚持合作与创新、努力推动发展转型、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化城市的地位及其作用。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是上海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
因而未来五年内，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核心发展目标，不仅仅是推进自发性秩序下的理性化改革，更是构建现有社会框架下多样性社会与文化的演进过程。
如何在世界城市未来转型的全球化一体进程中，设计与实践更加科学的适宜上海的转型发展道路、有效突破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瓶颈、提升利益冲突领域博弈的公平公正性，这的确是上海在当前转型发展中要通盘介入的包容性利益调整策略。
郁鸿胜教授对上海转型战略研究的探讨与思考，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落实好新一轮的各项政策计划，同时也为发扬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拓展上海科学发展、更加全面和谐惠民提供了专家破解难题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结合实际探索上海的未来，并科学研究切实管用的措施，使上海的未来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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