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市长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讲话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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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问题皆因二元户籍制度所致。
1、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过程，因为城市人口用地比农村人口少得多。
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没有户籍门槛，农民进城就能定居，尽管进城后城里会增加100平方米建设用地，但农村可以退出200多平方米宅基地，“一进一出”耕地会有所增加。
由于户籍的阻碍，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农民在城市、农村“两头”占地，耕地不增反降，使我国守住耕地红线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保住耕地红线从严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地价上涨推高了房价。
2、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逐步转移，当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即占总人数10%的农民通过务农的规模效应可实现与城市务工相当的收入，城乡一体化将基本形成。
由于存在户籍门槛，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年老力衰后还会返回农村，“刘易斯拐点”不会正常出现。
十年前，全国有八九亿农民，现在依然如此。
城市化、工业化并没使农民减少，农业生产也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3、世界各国只有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我国实际上出现了“非城非乡”的第三类人群——农民工。
每年，农民工“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迁徙，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由于二元户籍的阻隔，使得长期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
比如，城市居民子女接受义务阶段教育是免费的，但对收入相对更低的农民工子女却要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择校费，这是不公平的。
又如，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因户口不同而不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每年少保障1000多元，参加医疗保险每年少保障七八百元。
这会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使投资环境更好，但为什么是牺牲农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权利呢？
这“三大悖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实践证明，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不能实现改革突破，国家发展后劲将大大减弱，影响今后30年的长远发展。
推进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障碍，将产生强大的持续拉动力。
具体而言，有五大好处：
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
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三是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五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亦是大局所需。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
1、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换发户口簿，而是要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后真正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五大保障”。
当前，一些城市人对农民工吃苦、没有好待遇，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这不是城市人的“冷漠”，根本上是制度造成的隔膜。
不能让农民工永远是社会的“另类”，根本途径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真正享有平等待遇。
2、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以土地换户籍、换保障。
有人认为，重庆是为了要农民手中的土地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没有调查的无稽之谈。
如果真是为了要农民的土地，完全可以按照过去30年传统的征用办法实现，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动为城市创造了社会财富，理应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
我们规定，农民工在主城固定工作岗位上有五年以上工龄，就可无条件转户，并不以退出农村土地为前提。
这是农民工的基本人权，是农民工通过有效就业改善了自己的保障体系。
而且，在首批338万转户对象中，约有100万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出生于1984年之后，由于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他们实际已没有承包地，但同样可以无条件转户。
过去农村孩子读大学“鲤鱼跳龙门”才能转户进城，现在中职学生也可转户进城，这对农村孩子今后的学业、就业、成家都很有好处。
3、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不会让城里人吃亏，反而会让城市受益。
有人认为，由于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会被划出一大块而减少。
事实恰恰相反。
比如社会保障，现在城市原住民平均年龄四五十岁，10—20年之后就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而进城农民工大多二三十岁，他们要30—40年之后才会享受养老金待遇。
这是农民工在弥补城市养老金的不足，城里人实际沾了农民工的光。
有人认为，大量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基础设施就会不够用。
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政府缺乏规划、管理无方的体现。
城市化过程是巨大的内需扩大过程。
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创造财富，城市化才拥有更强的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会不断提升。
有人认为，城市需要的是大学生、投资者这样的白领。
其实，城市发展不能寄望于天降精英。
试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扫地、务工的蓝领，那将是怎样一个乱象迭出的地方。
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的过程，绝不是城市人口卡拉OK、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
城市作为一个有合理分工的有机活体，应该有70%左右的人群属于蓝领，他们在不同岗位贡献力量、创造财富。
4、转户对象的设定不分重庆本地还是外地，没有歧视外地农民工。
重庆是省的构架，农民工转户不是在户籍地，而是在工作地，因此更多的转户是跨区县的，这同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民的关系是一样的。
当前，转户对象主要是重庆籍农民工，但出发点没有区分重庆籍还是非重庆籍。
事实上，在重庆务工的农民工90%多都是重庆人。
今后，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随之增加，户籍制度又安排得好，不仅在市外务工的400万重庆农民工会有相当部分回流，而且周边省市的农民工也会到重庆。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论外地还是本地农民工，只要城里有需要他的岗位，并且实际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届时就解决他们的户口。
5、城市户口对农民不仅不是无用，反而是“护身符”。
有人认为，现在户口已经无用，农民在农村挺好的，没必要转户。
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
诚然，对于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对他并不重要，别说户籍，连国籍都无所谓。
但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而言，只有拥有城市户籍才可以被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所覆盖，才能活得更有尊严。
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富有同情心的认识。
（三）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分两个阶段推进：
1、今明两年“消化存量”338万人。
主要包括三类人：
一是在重庆务工经商已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地就近就地转为城市居民。
连同农民工家属，这部分群体共有230万左右。
二是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新增农村籍退役士兵，共有68万人。
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征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库移民等，共有44万人。
计划年内转户100多万人，明年全部解决。
目前转户总体有序。
有人认为，没有出现农民排长队的场面。
这是不是农民转户不积极？
其实不然，而是有三个平台分别推进，800多个派出所是基本服务平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企业组织平台，各区县政府是政府推进平台。
不需要他们排轮站队。
2、往后十年“吸纳增量”六七百万。
首先，每年转户农村籍大中专学生20万人。
今后十年，本地生源可能逐渐萎缩，但只要地方政府大气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只要就读中职校就给予补贴并转户，会吸引更多外地学生来渝读书，校方也愿意配合并乐见其成。
其次，每年新增转户符合条件的农民工40-50万人。
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累计转户100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过去，国家以常住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就纳入统计。
因此，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原地踏步的局面。
直辖以来，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8%提高到51%，提高了23个百分点；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5%提高到27%，提高了2个百分点。
二者的差距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其实质是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之外的农民工。
全国亦如此，现在48%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28%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相差20个百分点，涉及2亿多农民工。
我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者的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
这将成为重庆实现城乡统筹的主要标志。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落户问题，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不回避矛盾、不作表面功夫，下决心攻坚突破，打一场改革硬仗，不辱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探路的历史使命，不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
二、关于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是当前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熙来书记精辟地指出：
“衣食住行都是民生，住房是最关键的民生”；
“现在稳天下，民生问题、衣食问题要从住房入手”。
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制度缺陷。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
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许多大学毕业生、城市新生代等“夹心层”买不起房。
尽管国家不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却一直攀涨。
调控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把体制性问题当成了政策性问题，只推出应对政策，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治标不治本。
为此，我们提出了“235调控体系”，即建立“双轨制”供给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五管齐下措施”。
（一）建立“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
所谓“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即政府保障与市场供给双轨运行。
城市居民大体有60%—70%能够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但有30%—40%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需求群体中，低保户可租住廉租房，但只占整个群体的3%，还有27%的人群处于“夹心层”，既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又没有资格租住廉租房。
为此，市委、市政府本着民生为重的原则，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以满足“夹心层”的住房需要。
1、公租房重点覆盖三类群体。
一是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居民，他们住房空间狭窄，可租住公租房。
二是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已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家属，可住得较为体面，租金只占其家庭月收入的1/6。
三是在重庆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初的三五年需要租房，以后有条件再买房。
2、大体量建设公租房。
重庆现有六七百万城市居民，按30%测算，约有200万人需公租房，按每人15—20平方米测算，需建3000—4000万平方米。
若不从实际出发，只建几十万平方米“摆个样”，会引发新的矛盾，损毁政府的信誉。
为此，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三年内建成公租房3000万平方米，每年推进1000万平方米。
年初开始，在主城迅速布局了8个公租房楼盘，每个楼盘100多万平方米，现已全部开工，明年3月可全部竣工。
3、科学规划布局公租房。
主城已进入“二环时代”，按规划内外环之间将布局21个人口集聚区，每个集聚区20多万人，累计新增城市居民500万人。
总体考虑，在21个集聚区中各建1个可容纳几万人的公租房楼盘，使公租房住户与集聚区居民共享城市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
每个集聚区中可能有10多个楼盘，其中有1个公租房楼盘，可称为“大插花、小分开”，不是一栋商品房中夹杂几层公租房，也不是一个楼盘中修建几栋公租房。
4、公租房实现“三位一体”保障功能。
一是今后不再专门建设廉租房，廉租户租住公租房。
过去，由于廉租房安排方式、地方财政紧张等原因，廉租房质量和档次普遍较差，现在安排廉租户住进公租房，但租金仍按原廉租房标准。
这是人性化的举措，既改善了廉租户的住房环境，又让他们保持了享受低租金的待遇。
二是今后不再建设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五年后可以进入商品房系统交易，赚取翻番的收益。
这是利益输送。
重庆不再建经济适用房，但公租房可作为经济适用房卖给公租房承租人，但如果承租人将来要再卖，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按一定的利息和通胀系数回购，再租给公租房对象。
真正的公租房应该姓“公”，不能变成私人产权房；
公租房总是起保障作用，不能变成某些人发横财的工具。
只要把住“出口”，“进口”宽松点也没关系，因为不会出现利益输送。
（二）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
1、低端有保障。
即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开发商利润“四个没有”，保证公租房体量大、租金低。
建设公租房，重庆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三年内建成3000万平方米，大体可解决50多万户。
按2000多元/平方米，需投入700亿元左右。
其中，政府划拨土地3万多亩，按每亩土地出让金60—7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为公租房注入200多亿元；
同时，通过每年土地出让金的5%和今后开征的特别房产税，再注入100亿元左右；
另外400多亿元资金，通过银行贷款、信托等方式融资获得。
相比其他省市，重庆可以大规模地干，不仅因为有丰裕的土地储备，且资金能够实现平衡。
总体看，融资400亿元每年利息约20亿元。
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60万套，按每套租金6000元，每年约有36亿元租金的现金流，不仅可对冲掉银行利息，剩余部分还可用于房屋维护等。
公租房具有不动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建设公租房实际上是把优质资产留与了后人，绝不会留下数百亿、上千亿的财政窟窿。
2、中端有市场。
不仅靠市场供给，也给予政策扶持。
对老百姓购买第一套普通商品房给予优惠，即按揭贷款返还个人所得税40%地方留成部分。
这个办法全世界通行，如美国，凡居民家庭购买第一套房，按揭还贷期间，家庭个人所得税可抵扣用于还贷，也是帮助中产阶层增加财产性收入。
目前，只有重庆这样做。
3、高端有遏制。
遏制高档商品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单靠收紧信贷，作用并不大。
比如别墅，200平方米以上，价格为普通商品房均价的三倍以上，当然应该收房产税。
我们拟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其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三）“五管齐下”调控房地产市场
1、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控制在25%左右。
这个比例是用相关数据模型测算出来的，适用于扩张期间的新兴城市。
2002年—2009年，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预计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50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仍将保持在25%左右。
这不是巧合，而是调控的结果，全国只有重庆保持这一比重。
2、房地产建设规模按人均30平方米控制。
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1000万人需建住房3亿平方米。
建设总量确定后，如果3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甚至60%，就会产生房地产泡沫；
如果30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又可能太少，城市会发育不足。
因此，需要合理控制房地产建设规模。
3、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
最近，上海拍卖一块地，楼面地价3.5万元/平方米，房价肯定超过10万元/平方米。
对重庆而言，绝不会让地价先涨，再逼着房价涨。
但房价上涨后，地价应该随之提高，因为地价收益是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老百姓建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否则就会把利润拱手让给开发商。
政府的调控，首先是做好土地储备。
当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时，地价最高不能超过3300元/平方米。
如果房价还是太高，再推出几块地平抑市场。
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好，所以，重庆房价总体是健康的。
4、抑制投机“炒房”。
温州炒房团或国外炒房团大批量低价买房，然后价高时卖出，大量利润被赚走，这是国民收入和民脂民膏的流失。
有人认为，外来人炒高房价，使本地居民财富增长了。
其实不然，因为本地居民仍然住原住房，这种增长是虚无的。
美国为了防止外来炒房，对不在本国居住和工作的人的购房行为扣以重税。
我们也设想对投机性购房征收房产税，待国家批准后推行。
哪怕炒房团减少后重庆房价下降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有利于稳定投资环境。
重庆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目前房价比贵阳还低，如果不加强调控，两三年后重庆房价就可能翻番。
5、稳定的金融政策。
利率的高低决定着房产的增值或贬值，除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银行利率政策一般应保持稳定，以保证房产财富的稳定性。
这涉及中产阶层的利益。
三、关于内陆开放
重庆工业销售值今年可达1万亿元，但缺少加工贸易。
到2015年，全市工业销售值达到2.5万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占到40%，成为第一支柱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关键在于通过内陆开放，实现了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的跨越发展。
（一）加工贸易为什么很难在内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加工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50%，达到1.1万亿美元。
但加工贸易主要布局在沿海，中西部几乎为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疲软，加之沿海地区劳动力、油电煤运等成本提高，加工贸易有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但由于物流成本高等原因迟迟未能实现。
加工贸易总是大进大出，零部件和产品如果在上海和重庆之间来回运输，会增加2000公里物流成本，这足以抵消重庆煤电油运、劳动力的优势。
（二）国际电子信息产业重组带来了契机
2008年，由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到一般电子消费品，市场几乎都萎缩了30%—40%，但唯独笔记本电脑产业保持增长。
因为技术革新，2008年前后实现无线电脑上网，第七代液晶面板大规模生产、价格大幅下降，台式电脑被笔记本电脑逐步取代。
目前，全世界每年销售5—6亿台手机、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一旦实现笔记本电脑手机化，笔记本电脑销售将达到3—4亿台。
对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敏锐作出判断，如果将苏州、上海的原有1.6亿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转移到重庆并不现实，但全球新增1.6亿台笔记本电脑的市场无疑是天大机遇，于是毅然组团拜访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惠普公司。
（三）加工贸易模式创新使重庆赢得了机会
沿海加工贸易模式是零部件和销售“两头在外”、加工制造“一头在内”的水平分工，物流成本极高，违背经济规律。
合乎逻辑的应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进项物流成本归零。
我们向惠普公司提出，将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创新解决物流问题。
只要惠普公司给重庆4000万台订单，零部件厂商就会蜂拥而来，保证在2—3年内实现80%零部件本地化。
这一模式创新引起了惠普公司极大兴趣，也赢得了台湾代工企业的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品牌商、三大代工厂、一百个零部件制造厂，即“1+3+1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
原计划80%的零部件本地化按“三三四”的比例三年完成，但今年已达到48%，明年可全部实现。
今年惠普项目正大规模修建厂房，明年产能将达2000多万台，后年达到4000万台。
由此，我们悟出一个道理：
与企业谈判，不要把对方作为对手，而要成为战略混合体，大家共同谋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共享，这是招商引资的最高境界。
以自残方式压价，拼血本，就算赢了，最多也只能算第二层次。
（四）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具有多重意义
当前，我国仍处于加工贸易低端，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远离世界加工贸易体系。
殊不知，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2亿人的就业问题。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引入加工贸易的高端，否则中国制造业是没有出路的。
重庆不仅不会扬弃加工贸易，反而会把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动力，通过创新加工贸易方式，争取坐到“微笑曲线”的高端，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1、实现零部件制造的转移。
由此带来四大好处：
一是降低内陆加工贸易物流成本，这是实现内陆加工贸易的前提。
二是零部件不再长距离运输，无形中降低了能耗，更加环保、低碳。
三是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力增强。
过去“零部件在外”，比如1000亿美元出口，其实是购买800亿美元零部件组装后再卖出去，净创汇很低。
零部件大量在本地生产，增加了出口创汇量。
四是随着越来越多零部件厂商的集聚，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2、实现研发基地的转移。
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不在总装厂、代工厂，而在零部件企业。
建出口额1000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总装厂，只需投资50亿美元，但建立为其配套的零部件厂及其研发中心，至少需要投资500亿美元。
做电脑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电板的工厂，一般需要投资几十亿美元。
重庆与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新普科技公司已正式签约，准备下月开工，总投资几亿美元，产品占全球的50%。
零部件研发基地迁入，也会提升重庆的科技实力。
3、实现加工贸易结算的转移。
一般的结算是采购原材料、销售产成品、中间物流加工、劳动力的结算，企业在哪里上税，结算就在哪里。
但加工贸易不同，其结算有五个层次，品牌商将电脑卖给商店，代工厂造出电脑交给品牌商，零部件厂把零部件交给组件厂，物流企业对产品进行运输，这些环节都会产生结算。
这种结算，不是发生在每个点，而是由它的全球结算中心统一进行。
惠普在中国的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原来在新加坡结算，整个中国1.1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也基本都在境外。
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于是说服惠普将结算中心转移到了重庆，现已开始运行。
这会带来三大好处：
一是结税，每年产生税收100多亿元；
二是结利，流动资金都在银行，每年产生几十亿美元的服务费；
三是结人，形成成千上万的会计等白领在重庆聚集。
（五）为推动加工贸易发展搭建好开放大平台
推进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很大帮助，支持重庆建立了内陆首个保税港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全国面积最大的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
保税区是关境、边境叠加在一起，货物在沿海一进入保税区就一次报批、一次审检、一次过关。
货物在上海港登陆，运往重庆保税区，如果上海已经查过，重庆再查就多此一举；
同理，重庆保税港货物运到深圳后，深圳海关再查也多此一举。
内陆要建保税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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