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日占时期的香港参考文章页1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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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侵佔廣東
自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東部的海岸遭受日軍的封鎖，廣州一帶的華南沿海地區，漸漸成為中國從海外輸入物資的重要孔道。
為了切斷這條物資補給線，日軍在1938年中，決定發動廣東作戰。
同年十月，日軍第三十八師團登陸大亞灣。
由於當時中國政府放在華南的防禦力量較薄，日軍得以迅速推進，淡水、惠州、增城等地，相繼陷落。
廣州最後亦於同月21日失陷。
自此以後，日軍不但切斷了經港澳地區往內地的物資輸送路線，而且更為日後的南侵，建立了一個基地。
香港從此亦處於日軍直接威脅之下。
‧蓬勃的抗日運動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至香港淪陷的十年間，抗日活動在香港一直很活躍，當時港人的愛國情緒，可以說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香港迅速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僑居香港的日人甚至成為襲擊的對象。
由於騷動持續，駐港英軍亦奉召出動，以維持市面的秩序。
其後的數年間，在大部分的中文學校裡，愛國教育成了主要的課題。
不少在這些學校任教的老師，便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知識份子。
此外，體格訓練亦受到額外的重視，一些學校甚至實行軍事訓練，又或組成「大刀隊」之類的半軍事組織，以期學生將來或會投身抗日戰爭的一日。
除了學校教育外，當時香港蓬勃的出版事業，亦為抗日思想作出巨大的支援。
其實早自十九世紀末，香港已經是不少鼓吹革命及愛國思想的報刊根據地。
及至1930年代，特別是1937年上海遭受日軍的攻擊及包圍後，不少原居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及知識分子南逃抵港，隨即出版報刊。
這段時期的報刊，很多開宗明義的指出它們的出版目的，就是鼓吹抗日。
另一方面，香港的電影工作者，亦於此時攝製了多齣著名的抗日電影，樹立了香港電影的愛國傳統，如《最後關頭》、《民族的吼聲》、《孤島天堂》、《前程萬里》等。
亦由於這一傳統，到了日佔時期，幾乎所有的香港電影工作者，都拒絕與日人合作，使日人希望藉本地電影以作宣傳的計劃落空。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3）
這段時期，在香港出現眾多的抗日組織。
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
這組織的成立目的，就是向海外人士及華僑推動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募集經費、藥物及醫療器材，支援中國的抗日鬥爭。
此外，各式各樣的青年團、婦女會、學生賑濟會、同鄉會、華商會等，也紛紛成立又或擴大服務，以金錢或物資，支援抗戰。
這些團體的籌款形式多不勝數，包括定期捐款、特別捐款、獻金、義賣、義演、募捐物資、購買救國公債等。
在這期間，不僅華僑富商慷慨捐輸，就連不少貧苦的低下層市民也節衣縮食，踴躍認捐。
例如1938年8月，70多名中環及深水小販，合力舉行義賣。
其後，其他小販及商人也紛紛加入，結果一個月內便籌得款項超過一百萬港元。
一些本地居民，更組成慰勞會又或回鄉服務團等，前赴還未給日軍佔領的自由區如惠州、曲江、桂林等，甚至遠赴昆明、重慶這些大後方，為抗日戰爭出力。
‧難民的湧入
「七七事變」後，中日終於爆發全面的戰爭。
在其後的一年多，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相繼失陷；
其中特別是廣州一役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
香港的人口亦由1931年的約84萬，激增至1941年的160多萬。
這給香港帶來極嚴重的居住、糧食、醫療、衛生及治安問題。
當時香港不論政府又或慈善機構，莫不為救濟難民而疲於奔命。
為了解決難民的居住問題，政府於是在北角、九龍仔、京士柏、馬頭涌、牛頭角等地，興建一些簡陋的難民營，並聯同一些慈善機構，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和醫療服務。
但由於難民實在太多的原故,數以萬計的難民仍被迫露宿街頭甚至野外。
惡劣的居住及衛生條件結果導致霍亂、腦膜炎等疫症猖獗。
此外，因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的例子，可說無日無之。
另一方面，由於當時香港地位特殊，不少中國的政要及名人，均先後在這段時期暫居香港，除上文提到的宋慶齡女士外、還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國民政府的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顏惠慶及上海聞人杜月笙等。
這些顯赫一時的人物，倒也給香港帶來另一番的熱鬧。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4）
‧香港的備戰措施
踏入1930年代的下半期，國際局勢開始急劇惡化，特別是1938年底日軍佔領廣州後，英日關係日趨緊張。
從1938年到1941年的三年間，日海、空軍多次闖入香港境內進行挑釁，造成數十名香港居民傷亡。
面對日軍的威脅，英軍的防衛策略，鑑於香港守軍兵力不足（正規軍只得四營），防衛重點只能放在港島。
新界及九龍即使受襲，也不會作出重大的抵抗，防禦設想也只在於破壞和拆除重要的設施。
位於九龍北面剛建成的「醉酒灣防線」，亦因而被迫放棄。
雖然開戰前香港的守軍因得兩營加拿大軍的增援，「醉酒灣防線」再被從新使用起來，但自始至終，防禦港島仍是整個防衛計劃的重心。
民間方面，早於1939年夏天，港府已隨英國通過義務兵役法案，規定所有18至41歲之間的英籍男子均須服役;
同時徵召條件適合的男子加入義勇軍。
此外,一些重要的地點都被列作禁區又或警衛區。
到了1940年中,港府開始興建大量的防空洞，並多次舉行防空演習及擴大徵集防空隊員。
這年6月,香港宣佈進入非常時期，居港的歐籍婦孺亦被安排撤離香港，前往澳洲。
3.十八天戰事
‧新界及九龍的陷落
1941年12月8日早上約8時，日軍轟炸機在戰鬥機的保護下，先後襲擊啟德機場和深水兵營；
陸軍則以工兵及步兵作先遣部隊，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正式開始對香港的攻擊。
日軍的侵略部隊，是以酒井隆中將統率的第23軍第38師團為主力。
此外，協同攻擊的還有特別為這次作戰而調來的炮兵隊及航空部隊。
以兵力及火力來說，日軍都遠在守軍之上。
另一點對日軍有利的是：
戰爭爆發以前，由於出色的情報搜集工作，日軍已充分掌握了守軍的資料及香港防衛的情況。
還有，開戰時由於日海、空軍已在西南太平洋一帶取得絕對優勢，故戰爭爆發後，香港守軍已沒有獲得增援的希望。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5）
攻擊開始後，日軍即把三個步兵聯（團）隊分成左、右翼及迂迴隊進犯新界。
由於守軍放棄新界的戰略，到了開戰後的第二天，日軍已推進至大帽山及馬尿水一帶。
英軍及義勇軍的爆破阻延部隊且戰且退，最後撤入「醉酒灣防線」。
當天午夜，日軍夜襲城門碉堡陣地成功，打開了防線的缺口，即提前發動總攻擊。
11日上午，日軍已佔領西線的金山陣地，東面亦進至大老山。
香港守軍司令莫德庇少將（Major-GeneralC.M.Maltby）於當天中午下達撤出九龍的命令。
西段的英、加部隊即撤回港島；
中、東段的印籍部隊邊戰邊走，終於在13日凌晨自魔鬼山橫渡鯉魚門海峽，撤回港島。
自此雙方隔著維多利亞港展開炮戰。
香港守軍經過此一階段作戰，損失並不太嚴重。
莫德庇少將即重新部署港島的防禦，將從新界及九龍撤回的部隊與港島原來守軍混合編成東、西兩旅。
日軍亦在加緊準備登陸港島之餘，於13日及17日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但均被港督楊慕琦（SirMarkYoung）所拒。
‧港島的陷落
日軍兩次欲不戰而下港島的招降計劃失敗後，最後於18日晚上在微雨和濃煙的掩護下（北角油庫於早一天的炮戰中中彈，以致兩天來維多利亞港的東北部一直濃罩著厚厚的黑煙），登陸港島北角、鰂魚涌及筲箕灣。
日軍登陸後，遭受派駐該處一帶的印軍一些抵抗，然而他們仍成功確立登陸點，並迅速向高地進發，計劃穩定陣腳後即迂迴攻擊港島北部的市區。
19日黎明前，日軍已佔據柏架山及畢拿山。
守軍東旅被迫向赤柱方面後撤；
西旅則於黃泥涌峽（今陽明山莊一帶）與日軍激戰，旅長羅遜准將亦在此地力戰而亡。
由於守軍在金馬倫山、灣仔峽、馬己仙峽等處都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且一直頑強抵抗，日軍進擊一時受阻，傷亡頗重，未能一舉攻佔全島。
另一方面，守軍雖曾多次進行零星的反擊，但都未能奪回失地。
20日後，日軍重炮及野戰炮部隊等陸續登上港島助戰。
原留在九龍的兩營步兵也渡海增援；
加上天氣好轉，日軍機得以頻頻出擊助戰。
經過一輪苦戰,日軍於22日攻陷金馬倫山,灣仔峽和摩利臣山也危在旦夕；
南部的淺水灣一帶亦告陷落。
至此，港島的大部分陣地除赤柱炮台外，已失去防禦能力。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6）
‧投降
到了24日，戰局其實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但楊慕琦仍沒有投降之打算，且英國首相邱吉爾亦曾多次拍發電報，指香港不能懷有投降之意，務必頑抗到底。
聖誕日早上，日軍再一次向楊慕琦勸降，楊慕琦仍置之不理。
中午，日軍加強攻勢，灣仔一帶甚至進入巷戰的階段。
3時，莫德庇少將向楊慕琦報告戰局，說明港島北岸的陣線均已瓦解，大炮與彈藥均缺乏，加上水源已斷，實在無力繼續戰鬥，若抵抗下去只會犧牲更多性命。
結果楊慕琦接受莫德庇的建議，向日軍提出無條件投降，並於當天黃昏渡海至半島酒店的日軍戰鬥司令室，正式簽署降書。
十八日戰鬥，至此結束。
在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戰事中，雙方傷亡人數高達6,000人以上。
香港守軍兵力、火力雖遠在日軍之下，卻在劣勢中仍奮勇抵抗，可是由於外援斷絕，終於未能扭轉敗局。
4.三年零八個月
‧淪陷前後的混亂
早於日軍攻佔新界及九龍時，不少黑社會分子及流氓，趁著守軍和警察撤退，在九龍大舉搶劫及勒索。
其後因發電廠被毀，夜間全市漆黑一片，九龍頓成無法無天的世界。
香港守軍投降前後，市區的盜賊更形猖獗，流氓到處搶劫勒索、勒收保護費、傷人甚至強姦婦女，社會秩序蕩然無存。
一些坊眾因此組織街坊自衛隊，避免受到暴徒的侵擾。
可是更可怕的事接踵而至。
香港守軍投降後，日軍高層為獎賞部隊，特別發假三天，放縱部隊胡作非為。
日軍因而肆意姦淫劫掠和殺戮。
無數居民特別是婦女，人人自危。
此外，日軍到處搜捕抗日份子及「搗亂分子」。
不少市民因而被抓，不幸的更被即時殺害。
所謂「搗亂分子」，不少其實只是饑民而已。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7）
‧戰俘及英籍居民的處理
日軍佔領香港後，最初並沒有為收容戰俘作出任何的計劃。
他們將大部分戰俘驅往深水兵營（今深水公園、麗安及麗閣邨一帶），少數則被囚於北角的難民營。
初期日軍看守較鬆懈，但自一些戰俘成功逃脫後，看守變得嚴密起來。
不久，日軍把士兵與軍官分開囚禁，前者仍留在深水，後者則被遷至亞皆老街的集中營（今香港眼科醫院至九龍醫院一帶）。
至於印籍戰俘，由於可被用作宣傳工具，大部分被囚一段短時期後，即被釋放。
1942年秋天開始，先後約有3,000名戰俘被運往日本作苦工，但其中近1,100人在往日本途中遇事喪生。
留港的戰俘都被迫從事如修路及擴建機場等勞務。
至於被認為是「敵性國民」的英裔（也包括一些美籍人士，但他們大部分被囚不到一年便被遣送回國）居民，除一少部分有利用價值如銀行家外，不論男女老幼，均被送至赤柱作拘留。
由於居住環境十分擠迫，加上缺乏食物及醫藥等，大部分的戰俘及被拘留人士在囚禁期間均處於營養不良、飢餓及疾病的交煎之下。
在營中因而死亡的人數以百計；
另外，也有一些因與外界聯繫而遭日軍處決。
‧軍政時期
日軍佔領香港翌日，即著手成立以酒井隆為首的「軍政廳」政府,下轄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和海事五個部門。
為了加強軍政統治，日軍得隨時宣佈戒嚴、查封房屋、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並發行軍票。
這段時期歷時不到兩月便結束。
另外，由於社會秩序大亂，若干紳商在日人授意下，這段時期成立一個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的過渡組織，以解決一些迫切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如糧食及治安等。
‧「民政」時期
1942年2月20日，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設立總督府以代替「軍政廳」。
五天後，日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佔領地總督，行政中心由半島酒店遷至匯豐銀行大廈。
軍政時期結束，「民政」時期隨即開始。
這一段時期直至日本投降為止，長達三年半。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8）
總督部是日本戰時內閣直轄機構之一，香港成為日本的領地，地位與台灣及朝鮮一樣，因此和其他東南亞的日佔地區不同，日本並沒有在港籌組所謂「自治」的傀儡政府。
總督部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總督之下的行政首長是總務長官，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部門（共七個:
民治、財政、交通、經濟、報導、管理和外事部）的工作；
此外，與總務長官同級還有負責治安、操生殺大權的憲兵隊隊長及負責防務的防衛隊隊長。
總的來說，當時的港日政府在組織上遠比戰前（又或戰後）的港英政府簡單得多。
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的最大目的，並不是打算藉此發展香港，而只是希望使香港成為其控制華南的中樞而已，對於政府內的架構，日人因而可簡則簡。
為了拉攏華人以達至「以華制華」的目的，磯谷廉介上任後不久，兩個由華人組成，名為「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的組織雙雙成立。
這兩個簡稱為「兩華會」的諮詢組織，代替了戰前的行政及立法局。
理論上，「兩華會」的成員可說為政府與民眾間的橋樑。
另外，為確保政策能下達地方基層切實執行，總督部成立後，即加緊擴大軍政時期已成立的地區事務所。
其形式是在民治部在港、九及新界各設一個地區事務所，所長一職，由日人出任，統轄一切。
地區事務所之下，再分置多區，由當地華人出任正副區長，其職責包括物資管理、米糧分配、戶口調查、街道衛生、人口往來及其他與華人有關的行政事務。
到了1942年中，全港共分為28區。
這樣的分區管治模式，對香港來說，倒是前所未有的。
自日軍佔領香港後，港日當局隨即把香港「日本化」，以進一步鞏固日本在港的管治。
早自香港淪陷初，軍政廳已下令取締在公共場所展露的英文標記、告示，甚至店舖的名稱。
「昭和」成為香港的年號。
1942年（昭和十七年）4月,總督部公佈港九主要街道及地區均須改用日式名稱，如皇后大道改為明治通、彌敦道變成香取通、西環改稱山王區等。
另外，一些主要機構和地點，也被冠上日式名稱，動植物公園變成大正公園，半島酒店成為東亞酒店。
此外，為了灌輸日本的文化及價值觀念給港人，日本的節日、天皇的壽辰等，亦在香港作大事的慶祝。
官方語言自然以日語代替英語。
在學校內，仍有機會上學的學童，除了必須學習日語外，日本的道德禮法以至國情，也在學習之列。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9）
日佔初期，香港人口估計高達150萬（少部分的人口在開戰後不久即離港,故數字與開戰前有少許出入），這除了帶來嚴重的糧食負擔外，亦對香港防衛的資源分配構成重大的問題。
因此早在1942年1月，軍政廳即頒佈華人疏散方案，以勸諭、利誘，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居民特別是無以為生者離港。
在香港淪陷後的一年間，估計超過50萬人離港回鄉。
在艱辛的回鄉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奪或襲擊，甚至因飢寒交迫而死的，不計其數。
到了1943年，由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歸鄉政策的執行變得更嚴厲，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
在這政策下，香港人口大幅下降，至日本投降時，只僅餘約60萬人。
‧殘暴統治
雖然在宣傳中，日本一直聲稱攻陷香港是為「華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日本在香港的整個統治系統，比戰前的殖民地政府更獨裁、官僚及腐敗；
自始至終，日人所使用的手段更是殘酷和野蠻。
從軍政廳成立起，日人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大小規例，這些規例可怕之處，是日人隨時可以犯例為藉口，打罵、囚禁甚至殺害居民。
例如不向站崗的日軍鞠躬行禮，輕則遭受掌摑，重則甚或招至殺身之禍。
憲兵隊亦常藉口檢查、又或搜捕抗日分子，隨意闖入民宅，為所欲為。
此外，為了統制言論和消息，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莫不受到極嚴格的檢查。
自日佔初期開始，日軍一方面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控制存糧，另一方面卻對居民的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自1943年起，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造成運輸困難，配給制度更形苛刻。
在日佔的最後兩年間，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被迫進食木薯粉、花生麩、番薯藤，甚至樹葉樹根充飢，餓死的居民更無日無之。
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發行軍票作為貨幣；
並肆意提高軍票面值，以方便其掠奪物資。
到了1943年中，港日政府更宣佈軍票為香港唯一的合法流通貨幣。
由於軍票的濫發，影響所及，香港的物價飛漲，投機風潮澎湃。
到了日佔後期，日人貪污成風，一般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不到兩年間，香港由一個繁盛的轉口港，變成一個市面蕭條的死港。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10）
‧抗日活動
日佔期間，分別有兩個組織在香港作抗日活動。
首先出現的是一支開戰前已活躍廣東東江一帶的游擊隊（1943年底正式稱為「東江縱隊」）；
另一個則是由一名前香港大學教授於香港淪陷後籌組，名為「英軍服務團」的軍事組織。
「七七事變」後，為了爭取港澳居民及海外華僑支援八路軍及新四軍抗日，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籌募捐款和物資的辦事處。
廣州淪陷後不久，這辦事處即組成一支武裝游擊隊，由最初的百多人一直發展至數千人，並設立小型兵工廠，不斷在日軍後方伺機破壞。
香港淪陷後不久，游擊隊成立總隊部，下分五個大隊，其中一個即為港九大隊（後改稱獨立大隊）。
大隊以下分區建立中隊，在香港活躍的就有大埔、元朗及西貢中隊。
較後成立的還有海上、大嶼山和市區中隊；
這些中隊的成員不少都是香港的居民。
日佔期間，這些游擊活動，一直使日軍頭痛不已。
淪陷初期，不少知名人士（如何香凝、茅盾、夏衍、千家駒、廖沫沙等）和抗日分子，為避免成為日人的宣傳工具，便是在游擊隊的協助下逃離香港。
此外，港九大隊的工作，還包括刺探情報、清除盤據新界的匪幫、在適當及有利的情形下爆破日軍的物資倉庫和擾亂其運輸補給（例如位於窩打老道的九廣鐵路火車橋，游擊隊便曾成功爆破），並以武力對抗巡邏的日軍、憲兵和漢奸等。
至於「英軍服務團」（BritishArmyAidGroup,簡稱BAAG），其創辦人賴廉士（LindsayT.Ride）原是前港大生理學教授，同時亦任義勇軍野戰救傷隊的指揮官。
香港淪陷後不久，賴廉士與三名屬員在港九大隊的協助下，成功從深水戰俘營逃至惠州，再輾轉抵達戰時廣東省臨時省會曲江（今韶關市）。
1942年3月，賴廉士得到英軍高層及蔣介石的同意，創辦英軍服務團，並先後在曲江設立團總部及惠州成立前哨基地。
其工作重點是派遣特工到香港搜集情報並作分析、運送物資進出香港、協助營救戰俘及其他人士逃出香港、傳遞消息進出戰俘營，並向戰俘和被拘留人士秘密供應特別是藥物等的物資。
英軍服務團成立後，雖然在營救戰俘的工作上因戰俘身體孱弱等原因，使成功的例子絕無僅有；
但在其他方面，仍是相當成功的。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11）
然而，不論東江縱隊又或英軍服務團，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若成員給日軍拿獲的話，可說九死一生。
今天在西灣國殤墳場的牆壁上，便刻有部分英軍服務團殉難團員的名字；
另外，豎立在西貢斬竹灣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就是紀念在日佔時期犧牲的游擊隊隊員。
5.重光
‧戰後香港的歸屬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軸心國敗象已呈，故有關這些國家所佔地區的前途問題，在國際間開始受到注視。
香港方面，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象徵，因而主張把她交還中國。
此時中國已擠身大國之列，當然希望消除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
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多次主張香港歸還中國，使之成為國際自由港。
但另一方面，英國卻極力要求戰後保持包括香港在內的遠東殖民地，首相邱吉爾並在香港問題上多次表態，對交還一事，寸步不讓。
由於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間的利益關係，香港的歸屬問題始終沒有在國際會議上提出。
‧英國接收香港的經過
1945年8月15日，日皇正式向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
早一天前，英軍總參謀部已得知日本將投降的消息，便指令其駐華大使通知中國，謂英國將接收香港及恢復香港的管治；
同時命令其太平洋艦隊組織一支特遣隊，趕往香港受降。
當時國民政府大加反對，幾經交涉，國民政府最後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兩國政府的授權下，在港接受日軍的投降。
另一方面，當時身在赤柱拘留營的前港府輔政司詹遜（F.C.Gimson），亦已從英國駐重慶大使方面接到指示，著他在日本投降後，即接掌香港政務，以待英國的先遣部隊抵達。
8月28日，詹遜在電台宣佈，他已是當前英國駐港的首席代表。
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的特遣艦隊抵港，其指揮官夏愨少將同日正式獲任軍政府總督一職，同時兼任部隊總司令。
由於英國早在1942年底已決定戰爭結束初期，將以軍政府形式管治前殖民地，故夏愨接管香港後，即於9月1日頒佈「軍政府統治公告」，正式宣佈成立軍政府。
英軍控制香港後，立刻接收政府機關及船塢，釋放戰俘和被囚的英籍僑民，並確保重要的公共設施如水、電等的
第五輯日佔時期的香港——參考文章（頁12）
供應。
警署、航政署等部門亦陸續恢復工作。
公共秩序在英軍的協助下，大致得以維持。
‧重建香港
戰爭結束後，日人在香港留下來的問題極多，包括八成人口營養不足、醫療衛生條件極差、傳染病猖獗、大部分的適齡學童失學、不少房屋受到破壞又或日久失修等。
此外，大量香港原來居民及難民的湧進（1945年底，人口估計已回升到100萬,這段時期平均每月再有10萬人湧入），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為了迅速重建香港，夏愨的軍政府一開始便執行全面的統制政策。
對外貿易、工商業，以至一般市民的糧食、燃料、日用品、住屋和工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統制。
可是供求一時仍難於協調，黑市大行其道。
不過，軍政府對於黑市貨物，還是採取放任的態度。
統制政策實施兩個月後，軍政府決定除部分物資外，恢復自由貿易。
1946年上半年，香港經濟已經恢復一定水平，貿易漸復常態。
由於大亂之後人心思治，軍政府的工作總算沒有出現重大的問題，8個月的艱難歲月終於度過。
1946年5月，楊慕琦重返香港，復任港督；
軍政時期宣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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