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面试热点资料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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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明，此前有关部门的所谓核实、审查根本就是一纸空谈?
“房叔”折射出的权力监督问题，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出现了大金额案件多发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就与反腐败制度的漏洞、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有很大关系。
权力一旦少了约束，后果堪忧。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下大力气解决拒腐防变的问题，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里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房叔”这类蛀虫的生存空间。
啃老族现象
题目】啃老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你怎么看?
【试题类别】综合分析类试题
【考查要素】综合分析能力，看待问题能够全面、客观，分析问题能否清晰透彻。
【思路点拨】本题属于综合分析中的社会现象类。
考生在回答此题时应注意，对于“啃老族”本身要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判：
指出“啃老”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以及一部分年轻人被迫“啃老”的无奈;
但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不思进取、无所事事的“啃老族”进行批评，认识到此种现象产生的消极影响，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分析“啃老族”现象产生的内外因，包括政府、社会层面的，还有年轻人自身层面的的原因，最终给出解决“啃老族”现象的对策。
【参考答案】
“啃老族”指的是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已经成年且具备谋生能力，但却赋闲在家，仍然依靠父母供养。
客观来说，一部分“啃老族”并非主动“啃老”，他们积极主动地去工作、去生活，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就业难、社会竞争大、房价偏高等社会环境因素客观上促使年轻一代“傍老”与“啃老”;
还有一部分“啃老族”则是由于缺乏面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的勇气，承受不起挫折和压力，选择了逃避，整天无所事事，做“啃老族”。
“啃老族”现象的产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进行公正客观的分析。
一方面，“啃老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
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家庭收入和财富也不断增加，部分家庭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仍有余力对子女进行经济支援。
但另一方面，“啃老族”更多地反映出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生活成本大、就业难等客观因素导致年轻人被迫“啃老”;
而对于那些无所事事的“啃老族”的存在则说明当代一部分年轻人还没有具备自立自强的能力和精神，长此以往对于年轻人的健康成长、对于整个社会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于家庭的和谐可以说都是不利的。
第一，长期“啃老”很可能导致年轻人独立自主生活能力低下。
年轻人过分依赖父母，必然造成适应激烈社会竞争的能力较差，踏入社会后“等、靠、要”思想严重，一旦遇到困难，就会产生退缩、萎靡的情绪。
第二，当“啃老”由“无奈的过渡”变为“主动的选择”时，“啃老族”勤奋拼搏的精神就会完全消解，心安理得将啃老作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变得意志薄弱，无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第三，啃老的出现对于广大被“啃”的父母而言，也会形成强大的经济负担，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对于“啃老族”现象我们必须给予重视，对“啃老”的年轻人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第一，政府、社会应该为那些被动的“啃老族”减轻压力，为他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给予适当的帮助，降低青年的生存成本和求职风险。
有关部门应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尤其是家庭经济贫困、来自农村地区的高校毕业生，通过最廉价、快捷的方式（如网络）进行失业登记，使待业青年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基本生活补助和就业指导。
第二，家庭也应该及时调整教育观念，不能过度溺爱孩子。
家长要学会适当“放手”，逐步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磨练其意志，走向成熟，敢于面对挫折和困难。
第三，最重要的是年轻一代自身要加强学习、转变就业观念，特别是那些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啃老族”，要能够树立正确的、务实的就业观和人生观，学会在失败中、在挫折中成长，尽早学会自强自立，成为一名有责任感、对社会有用的年轻人。
总之，一个国家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决定了整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发展。
对于“啃老族”现象，我们必须要予以重视，各方面共同努力使广大青年能够顺利就业，独立生活，承担起该负的责任。
廉租房空置问题在哪儿
近日，由河南省审计厅披露的一项对全省6个省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审计结果显示，6个省辖市廉租房的空置率居然高达51%，同时还有4390户被审计出违规享受保障房待遇。
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能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居住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现在政府为低收入群体建设的廉租房怎么会有这么多空置呢?
廉租房空置率为何这么高?
一是有的地方租金高，让人租不起;
二是有的地方设置申请廉租房的条件苛刻，很多地方没有把常驻外来人口纳入，因而申请廉租房者少;
三是一些地方的廉租房建筑质量差，让人不敢住;
四是一些地方把廉租房建设在偏僻的地方，那里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等建设没有跟上。
人们住在那里，无论上学、就医的成本，还是上班成本都很高。
考虑到这些生活、学习、工作的成本，根本不合算，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在那里住。
超半数廉租房空置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廉租房建设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建起廉租房就万事大吉了。
廉租房不是政绩工程，而是民心工程、实事工程。
因此，我们在廉租房建设上也要围绕民生，要把便民举措落到实处，不能只是做做样子。
所以面对当前这么高的廉租房空置率，有关部门要深思，看看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空置率，不能只顾着建设廉租房。
如果建了廉租房没有人愿意住，只是空着，那么建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只会劳民伤财。
因此，各级政府在加大建设、分配廉租房监督检查力度的同时，恐怕还要加大对廉租房使用率的考核。
廉租房不能建设后就空置着，对廉租房建设在偏僻地区的要坚决制止，要放宽条件，让应该住得上廉租房的家庭有机会住，同时要想办法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让他们能付得起租金。
高房价摧毁青年人想象力
“如果一个青年在城市里没有父母的资金支援，永远不可能买到房子。
”“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初始工资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农民工，这样的
现象对青年发展和就业来讲是不适合的。
”……
近日，在一场主题为“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与青少年发展”的研讨会上，与会的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指出，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是弱势群体，当前我国的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都面临转型，亟待制定相应的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
当天研讨的背景是，青年在近期英国骚乱等群众性社会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黄敬宝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在
英国法院收审的骚乱犯罪嫌疑人中，有82%不足30岁，且有69%不足24岁，“很明确，青年是主体”。
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在英国）被忽视的边缘群体，这群愤怒和失望的年轻人对国家有着日益增长的怨恨。
”
与会专家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法律、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他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青年在街头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背景和原因，并针对中国的青少年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教授认为，当代青年改变了传统有组织的、团体的、一致性的社会参与方式，但这并不等于不参与，而是表现为对传统政治活动的冷漠与个体化、社会化政治参与并存。
“比如说抵制家乐福，青年是最积极的。
”她认为，当代青年只是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模式，而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比如网络政治参与”。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郗杰英摆出今年的统计数据：
全世界每4个网民中就有1个中国人，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网民，而每10个中国网民中就有8个在40岁以下。
所以，郗杰英认为，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青年的社会，对虚拟网络社会的关注就是对青年的关注。
加强虚拟社会的管理、创新，就是针对青年加强服务和管理。
他同时指出，虚拟社会管理一定要和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现实问题解决不了，在网络上就会爆发。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解决青年问题不应单单从青年身上寻求答案，应该构建起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同时要加强青少年事务的管理工作。
在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风笑天看来，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到青年本身，要看到造成青年问题、青年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风笑天近期所做的12个城市在职青年压力的调查显示，将近70%的在职青年感觉最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而41%的青年遇到经济压力时，是向父母寻求支持。
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排名仅次于经济压力。
“很多人根本没有把青年压力当回事，更没有认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我觉得，我们应去了解探索青年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的来源和构成，积极寻找有效的化解途径，不能光依赖家庭、父母。
”风笑天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专家杨雄建议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要关注大学生毕业后的蚁族、蜗居现象。
网上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青年人的爱情和想象力，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了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一开始就过着物质化生活，结束了青春期浪漫的人生，这很危险。
第二，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比如上海现在14～35岁的外来人口反超本地人口，深圳、北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俊彦在分析青少年问题成因时指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制度没有跟上，最明显的是不同行业的分配不公。
“有一个直接的数据，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的在校学生，工科生所占比例从55%下降到33%，文科生所占比例从20%提高到37%，背景是父母和社会热衷于金融、法律、财会这些分蛋糕的行业，人们不愿意从事做蛋糕的行业。
日前，国家出台相关规定，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对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拥有自己的汽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节假日自驾出游，2012年中秋与国庆双节连至，为人们提供了了外出旅游的“黄金机会”，在此大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了相关规定，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对此我认为应该全面的看待：
其一，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是调整和完善收费公路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成果。
对那些选择在节假日自驾游的人们来说，是比较利好的消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行成本，降低了费用负担;
其二，对于高速公路公司企业来说，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对企业的盈利提出了挑战;
其三，高速公路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全商业模式不太恰当，然而从交通顺畅的角度来讲，此政策的出台可能进一步加剧节假日交通的压力。
所以，针对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政策，公众更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方能真正的把这项方针政策落实到实处：
第一，小型客车的车主应该理性看待政策的出台，不应该盲目制定出游的计划，给节假日拥挤不堪的交通情况增加新的负担，出游效果也可能不甚理想;
第二，高速公路公司企业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此政策并不是高速公路完全免费，所以高速公路公司应该适当调整节假日经营模式，谋求新的利益增长点;
第三，在此项政策的同时，政府可以效仿电力部门的阶梯电价方式，在收费方面采取分段计费，从技术手段控制需求，从而真正做到合理。
国家出台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政策，本意是惠民利民，因此在政策之后，更应该在执行层面加大监管，及时收集民众的反馈信息，使得这项政策真正收到成效。
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建议考生在备考过程中注意时事热点和时政热点的积累，开阔思路，灵活运用答题技巧。
祝各位考生在2013年山东省考面试中取得优异成绩，金榜题名!
近日，江苏镇江一辆黑色皇冠轿车，因在下班时间抢行慢车道在网络上被曝光，镇江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跟帖承认该车是他的“座驾”，并就司机抢道行为道歉，获得了大部分网民的谅解和认同。
请谈谈该局长网上实名道歉对政府工作的启示。
镇江市城市管理局局长郭必东能够关注网络反映的问题，听民意、重民意，迅速真诚道歉，值得肯定。
在我看来，该局长网上实名道歉对政府工作的具体启示包括：
第一，随时关注民意，对社会上的舆论焦点及时回应、及时引导。
镇江市城管局长郭必东恰好在网民处于“人肉搜索”的狂热之中、隐而未发的情绪尚在酝酿之际，迅速通过实名道歉进行回应，使得谩骂及时转为喝彩、不满及时转为叫好，其迅速回应的姿态对转化危机的作用可见一斑。
如果他一味保持沉默或意欲蒙混过关的话，不仅无法平息公众舆论，而且势必引起更大的质疑声浪。
对于社会上的舆论焦点问题第一时间反应、及时引导，是政府的明智之举，有利于控制事态、缓解社会矛盾，降低负面效应。
第二，要有向群众承认错误、自我反省的勇气。
在古代中国官吏文化中，“官本位”意识长期占主导地位，为官者维护个人威信、讲求“面子”的情况普遍盛行，这至今仍对部分官员有残留的影响，道歉行为以及道歉文化有时是难能可贵的。
镇江市城管局长郭必东放下架子，跟了一个真诚道歉的帖子，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宽容和理解，网友的反应由“狗仗人势”、“狗仗车势”的抨击转变为“有风度，很阳光”的赞美、喝彩，这表明群众对于有错能认错的领导干部是能够理解的，只要能够正视问题、敢于认错、知错就改，就容易赢得群众的认可。
政府的工作中犯错不怕，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
如果是怕担责任、怕丢面子、怕失威信，始终不敢承认错误，则小错可能会酿成大错;
如果能坦荡面对，知耻近乎勇，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而不是漠视、隐瞒、回避、撒谎，就容易消除公众的质疑、抨击甚至谩骂。
第三，在出现错误之后要能展现出切实的反省态度，防止错误再次发生。
镇江市城管局长郭必东能够被大部分网友认可，不仅仅是因为他勇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更在于他表态今后要改正错误、减少错误的发生。
政府道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蒙混过关。
政府部门在承认错误之后，更要以此为动力解决问题以及防止问题的再次发生，避免给群众一种受欺骗、受愚弄的感觉。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改变工作态度、工作作风，避免道歉成为责任人逃避责任的工具、手段。
总之，该局长网上实名道歉对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有诸多的深层启示，重视、善待民意的行为应该成为政府的一种常态和义务。
近日重庆綦江的公交车上，给一位80多岁的老人让过座位的人都会收到老人回赠的一个红包。
红包里除2元纸币，还有一张印有感谢话语的卡片。
让座给红包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公共理性缺失的社会背景下，让座行为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质疑与动摇。
让座红包的给与不给，在触碰了人们社会传统道德困境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热议。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理性而全面的看待。
一方面，仅仅2元的让座微红包和情真意切的感谢卡，传递出了受惠者“投桃报李”般的致谢，这种良性的互动增强了社会对于让座行为的社会认同。
虽然只是老人的个体行为，却恰恰体现着对于让座者的激励，其中蕴含的感激之情也更能够打动人心，来壮大让座队伍。
借助着让座这个载体，微红包和感谢卡则成为了相互理解和关爱的平台，在社会相融与理解中平添了和谐的元素。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小的红包和卡片的激励有助于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培育价值理性，用文明与激励的方式传递让座的正能量，从而推动公民道德
另一方面，作为接受千百年来传统道德教育的我们而言，让座本是尊老爱幼的基本道德要求，实乃天经地义、道德自律和义务使然。
然而让座就要奖励红包却折射出了一个让人汗颜的道德困境的现实。
在多元社会的当下，个性张扬与异质思维淡化了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
所以，通过正向鼓励和道德回流能够给予人继续做好事的勇气和动力，而让座通过微红包、感谢卡的方式表示感谢，是对公民道德的一种奖励和赞赏，同时也鼓励了更多人为其他老人或者不方便的人们让座。
然而，道德教化和正向鼓励不能够仅凭让座红包去实现，在公民道德素质日益提高的今天，如对让座等行为更可通过道德宣传、榜样激励以及现场表扬等方式予以传扬。
只有人们在道德的感召下，在助人为乐的同时充分感受到助人之乐，从情感反馈和道德评价中净化灵魂，从而进一步固化和延续自身的良好行为习惯，继而在未来能够更加爱持之以恒的做好事和行善举。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尊老爱幼，举手之劳。
相信千百年来奉传统道德为立生之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等能够得以延续、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文明之举也定能够构成社会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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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众生相，规则与习惯碰撞的尴尬
10月16日，北京市某十字路口，行人们不顾交通灯红灯警示，三五成群地通过马路。
去年年末，“中国式过马路”引发了关于交通陋习的全民大讨论。
新年伊始，“最严交规”施行后，“规则”与“习惯”的碰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再次掀起对“中国式交通”的调侃与反思。
人多车多，是中国道路环境的主要特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大群体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路面拥挤、路况复杂的大环境，汇成中国道路交通众生相。
行人：
集体无规则拷问城市管理
“无论红灯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走。
”去年10月，一则微博引发了全民对“中国式过马路”的大讨论。
是行人素质太差?
还是管理欠缺?
这种“集体无规则意识”也引发了持续的反思。
随着讨论的发酵，多地交通部门对此展开了整治，却收效甚微。
1月9日17时40分，记者来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和增光路、百万庄大街交叉路口观察，在15分钟的时间里，就有30余人闯红灯。
时值下班高峰，在并不宽阔的路面上，闯灯的行人在机动车中辗转腾挪。
记者就“安全风险”和其中几人攀谈，受访者均面带不悦，一个中年男士留下一句“这不都在闯红灯么”就匆匆离去。
专家认为，闯红灯现象不能全归责于行人素质，交通信号灯中红灯时长超过行人忍耐限度也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记者观察的几个路口，斑马线上的红灯持续时间均长于绿灯，有的红绿灯时长甚至相差三四倍。
针对行人违规的现象，执法者也感到有心无力。
北京对闯单行人开出罚单，“凑一堆就走”的情况却并没有减少，而交通协管员的身份使其没有执法权，在劝阻时甚至还经常遭到白眼。
评论认为，要反思国人的素质，但更需要反思粗放式的管理思维。
城市在交通规划和管理的精细化及服务“人性化”方面增强，“中国式过马路”才会减少。
自行车：
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蛮横自行车一直是国人出行的重要载具，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路面上的自行车越来越少。
然而，每到上下班高峰，路面上仍会出现由自行车、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构成的出行队伍。
由于具有机动车不可比拟的“灵活性”，自行车、电瓶车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中穿行，成为路面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相比针对机动车违规的处罚，中国对于非机动车违规的惩罚力度要轻很多。
2005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非机动车闯灯罚款20元。
此外，涉及罚款的非机动车违规行为还有：
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或者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停车滞留;
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等等，罚款数额分为20元和50元两档。
此外，随着监控探头的普及，交通部门对于违规行为的监测基本依赖机器抓拍，交警更多的忙于事故的现场处理。
然而，电子眼并不能有效的记录下非机动车的违规，这就使得非机动车成为一个游离于监控体系之外的“盲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非机动车就显得尤为“蛮横”，“最严交规”的效果在“中国式骑车”面前，也打了折扣。
非机动车无视红绿灯，在马路上“见缝插针”，机动车则不得不“忍气吞声”为其让路。
一个小伙子接受采访时的态度反映很多骑车人的心态：
“嗨，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就成了呗，骑个自行车哪还有那么多规矩!
机动车：
旧交规、驾考不严助推驾车陋习去年12月，北京公安交管等部门启动整治行动，在列出的九类突出问题中，涉及机动车的有：
违法停车，加塞并线，驶入公交车、非机动车道，闯红灯，酒驾等，这些正是城市交通中最常见的驾车陋习。
今年年初，“最严交规”的实施，对于上述现象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同时这也说明，旧交规“不严”，才助推了驾车陋习的长期存在，而“严规”正是对生命的尊重。
此外，新交规中“闯黄灯扣六分”的条款引发空前争议。
红、绿灯之间的缓冲不复存在，司机一时间难以适应。
因此，既出现了机动车“黄灯停”，交通路口更加有序的场面;
也出现司机面对绿灯变黄突然刹车导致后车追尾的事故。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交警监管的路口，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机动车理直气壮地占据了强势地位，面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很少停车让行，行人只有抱团才能逼停机动车。
“中国式过马路”成为了很多人被迫的选择。
“我们要是不走，这些车永远不会主动停下。
”一位行人如此抱怨。
新交规争议尚未平息，“最凶残驾考”再度成为焦点。
新交规实施后的第一次驾考，多个城市学员“全军覆没”，部分地方合格率不足一成。
有评论称，并不是新标准太严，而是以前太简单，而这也正是各种驾车陋习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也有抱怨之声，但是更多人则希望严格的考试可以从源头上减少驾车陋习，使路面更安全。
中国式交通尴尬：
规矩之外还需观念建设、人性管理
从“中国式过马路”到“史上最严交规”，人们关于道路交通安全和出行文明的关注从未减少;
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探索着优化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可行之法。
然而在“规矩”与“习惯”的碰撞下，仍然上演着各种尴尬局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称，在规则意识和法制意识还没根植人们心中之时，人的从众心理就成了不文明行为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闯红灯可能并非是因为赶时间，他们只是觉得人家都闯，如果停下来就会被人看做‘傻’，就会‘吃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副教授张璋则认为，这对政府管理、城市规划也是一个难题。
目前城市规划还欠缺一个整体思考，城市化迅速发展，政府管理和服务理念也跟不上这一进程，才导致了“中国式交通尴尬”的无处不在。
有分析称，城市文明需要提高城市的综合素质，这既包括市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包括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破解“中国式交通”乱局，寻找道路交通健康发展的方向，不仅要从塑造现代交通文明入手，将“规则”与“习惯”统一，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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