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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对其进行加工改编,把它写成了一部反映社会黑暗,官吏腐败的社会悲剧。
《窦娥冤》中的窦娥三岁丧母,七岁被卖,十七丧父,二十遭刑宪。
为了表现剧作的悲剧性,关汉卿巧妙的运用叙事策略和技巧,使整部作品戏剧冲突强烈,高潮迭起,强化了悲剧意蕴。
从剧作的叙事时间结构上分析:
根据时间发展的进程依次展开叙述,线索分明,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井然有序。
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特点突出,其中省略了许多场景,如仅用一个楔子就交代了窦娥悲惨的身世,将十几年的时光一笔带过,实现了时空的大幅度跨越。
另外,一些次要环节,比如表现赛卢医谋害蔡婆婆,张驴儿父子救蔡婆婆等场面,只进行了一些轻描淡写。
关汉卿把重点放在写窦娥与张驴儿和梼杌的矛盾上,力求突出窦娥的悲惨命运,把悲剧气氛逐渐推向顶点。
关汉卿根据剧情与主题的关系来定,与主题联系密切的叙事时间较长,重点描写,引发读者思考;
而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则叙事时间较短,仅仅发挥提示或辅助作用。
这种处理手段为剧作揭示悲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窦娥冤》创作的社会背景——黑暗、腐败、混乱的社会现实
的腐败、的盘剥、社会“泼皮”的危害,正是的社会背景。
关汉卿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并参考了当时有关的戏曲创作,完成了这部着名悲剧的创作。
经过关汉卿的改造和天才创作,《窦娥冤》已不再是民间传说中的“东海孝妇”故事的翻版,而是一部深刻反映元代社会现实的激动人心的着名悲剧。
它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元代社会高利贷盘剥的残酷、社会的混乱、官府的黑暗。
成功地塑造了悲剧女主人公窦娥的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道路的妇女的典型。
二、《窦娥冤》的悲剧冲突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
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
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
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
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
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
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
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
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
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
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
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
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
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
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
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
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
”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
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
“我替你细细愁:
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
”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
”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
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
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平反,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
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
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
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
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崇尚文明,尊重人性,追求和谐,向往美好,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做到的。
人们幻想惩恶扬善,让痛苦的心灵能得到一点慰藉,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在结局时,设计成一种大团圆,给人“梁祝化蝶式”的弥补,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这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在窦娥的故事中,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借用神话色彩,使这一理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正义得到伸张,人性得到张扬,邪恶受到严惩。
窦娥临刑前发出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逐一应验,以明深冤。
这些应验尽管是非正常的、超自然的,但仍给人欢欣鼓舞的力量。
张驴儿被剐了一百二十刀处死;
楚州太守桃杌,被杖一百,永不续用;
塞卢医被发配边远地区,永远充军;
窦娥无罪,案卷重新改正。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切都是借窦娥的鬼魂争取其父窦天章来实现完成的。
这些超现实的极具个性的想象,尽管都是虚幻的,但我们分明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这种理想式的大团圆结局,无疑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审美需求,宣泄了广大群众的心理情绪,表现了正义终会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事物本质的真实。
中国古典悲剧的三个主要特征,在《窦娥冤》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剧,受历代欣赏者喜爱和推崇的重要原因。
三、《窦娥冤》的悲剧形象及意义
(一)窦娥冤的悲剧形象
在《窦娥冤》中,关汉卿塑造了一个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却又至死不屈的悲剧形象:
窦娥。
她的性格具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正直刚强、敢于反抗的一面。
其形象堪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下层妇女的代表。
1、窦娥是一个善良温顺而又多难的女性。
她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
但是,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亡母,幼小的心灵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
可是,她没有想到,父亲为了借参加科举考试的盘缠,竟忍痛将她出卖,让她小小年纪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无形中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
她在蔡家平淡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到十七岁方与蔡婆婆的儿子成婚,但不久,丈夫因病去世,窦娥随即变成寡妇。
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在使窦娥磨练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同时,也使温顺的她对“天命”产生了怀疑。
所以她在出场时,便满怀幽怨地唱道:
“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却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竟还在后面。
而窦娥善良的性格则突出地表现在对蔡婆婆的同情和关怀上。
在公堂,即使被打得皮肉横飞、血泪淋漓,她也不肯屈认罪名,但当官府转而拷打其婆婆时,她立即把“药杀公公”的罪名揽了过来;
在押赴刑场时,她还嘱咐刽子手不要从前街走,免得让婆婆看见了伤心。
她为救婆婆而送了命,临死的要求只是希望婆婆看在她死去丈夫的面上,“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
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
她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却提出了最小的要求,其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2、窦娥是一位悲剧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
所以,她的性格在具有善良、温顺的同时,又具有正直刚强、敢于抗争的一面。
而这一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
事实上,善良、温顺有时候并不等于软弱。
剧中,窦娥并不是一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羔羊。
当张驴儿父子闯上门来,强要招亲,蔡婆婆已经完全屈服时,她敢于一口回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并嘲讽了蔡婆婆的软弱;
她的头脑里本来充塞着孝顺、贞节等封建伦理观念,被迫对簿公堂时还对官府抱着“明如镜,清似水”的幻想,然而昏官桃杌的一顿毒打,使她看清了官府的本质,从而发出了悲愤的呼号:
[感皇恩]呀!
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
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
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
则我这小妇人毒药从何处来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她更对那个社会,对天地鬼神发出了大胆的诘问与斥责:
[正宫·
端正好]没来由的犯王法,不提防遭刑灾,叫声屈动地惊天!
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一番愤激刚烈的控诉,充分展示了潜藏于这柔弱女子身上的刚强与反抗精神。
而窦娥在临刑前发出的誓愿:
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更是体现了窦娥性格刚强,敢于斗争的一面。
(二)窦娥冤悲剧形象的意义
1、随着一系列不幸遭遇的逐层出现,窦娥的性格,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敢于痛斥官府、控诉天地的女性。
深刻的悲剧性,使这一形象蕴涵着丰富的审美价值。
这既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慨和抗争,更是对正义的强烈呼唤,同时也是一种复仇愿望的象征,一种揭露和谴责的深沉力量。
2、窦娥温顺善良,与世无争,她本想尊奉封建道德规范生活下去,却被斩杀了。
封建社会塑造了窦娥,却又不能保护窦娥,“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
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连最能忍耐的顺民都忍无可忍,被逼反了,提出了抗议,这种抗议比起英雄豪杰的抗议来,更为深刻有力。
3、“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
四、《窦娥冤》悲剧性质的界定
(一)《窦娥冤》是一出社会悲剧
在中国戏剧史上,剧作所体现的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特征,要比体现的戏剧分类中悲剧、喜剧、正剧的戏剧类型特征鲜明得多。
但《窦娥冤》却是一部学术界公认的、特征鲜明的悲剧杰作。
在戏里写了窦娥的两个愿望。
窦娥是人生苦难的化身。
她三岁丧母,七岁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被父亲用来抵债,做了蔡婆的童养媳,十七岁成亲不久,丈夫便亡故了。
一个二十岁无儿无女的寡妇面对着无边的苦难,“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这时她的生活愿望是:
守节尽孝,用今生受苦以修来世。
但是,在重重封建道德的束缚之下,窦娥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谋取幸福的能力和自由了。
最终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被张驴儿和官府粉碎了。
张驴儿逼婚不成,药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以此诬陷窦娥杀人,窦娥没有屈服,选择了“官休”。
这时她对官府的期望是:
是非分明,执法公正。
这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实现的心愿,也是考察一个社会吏治明暗的惟一标准。
窦娥的这个愿望被官府粉碎了。
由此可见,《窦娥冤》首先是一出社会悲剧:
它深刻揭露元代社会民不聊生的一幕幕:
残酷的高利贷盘剥;
混乱的社会秩序;
腐败的吏治……让人看到了造成小民呻吟号呼的既不是抽象的命运,也不是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而是整个社会的黑暗。
(二)《窦娥冤》同时也是一出性格悲剧
从表面上看,窦娥先是作为被买卖的童养媳,后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最后沦为阴谋的牺牲品,在社会面前她是十足的弱者,她的一生都受人操纵。
她的悲剧好像从最初就被决定了,其实不然,她的悲剧有相当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她的倔强刚烈决定了她必然对仇家蔑视痛恨,毫不妥协;
她的善良又决定了她必然对亲人担起情感与道义的责任。
所以,她的敌人必置她于死地,而她又自愿为亲人牺牲了自己。
这种自主选择生动地照应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古语。
她的性格悲剧不是由性格的缺陷造成的,而是由于道德上的完美和情感的坚贞。
道德是有时代性的,窦娥身上的某些道德,如贞节观念,在今天已不应当再加提倡。
这是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需要指出的是,剧中人的思想并不等同于剧作家的思想。
关汉卿在其他戏里(如《望江亭》),对寡妇再嫁是持支持和赞赏态度的。
之所以用贞节观念塑造窦娥形象,完全是从提高悲剧质素考虑的,是从批判当时社会的深度力度方面考虑的,这正是戏剧家艺术匠心的体现,为后世戏剧人物塑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年版,1958。
2.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
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3.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张一木:
《浅谈窦娥的“节”与“孝”:
读〈窦娥冤〉札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
《窦娥冤》窦娥悲剧原因浅探
摘要:
《窦娥冤》是元朝着名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是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也被王国维称为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悲剧比较都“毫不愧色”的作品,本剧通过对一个蒙冤而死的窦娥悲剧命运的描写,强烈地控诉了黑暗社会下吏治腐败、流氓恶霸横行的罪恶现实,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剧中一出场窦娥就是一个“孝女”、“节妇”的形象,在张驴儿等人污陷毒死公公一案中,窦娥更是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性格。
首先,窦娥美丽、善良,面对张驴儿的逼迫,太守桃杌的酷刑坚强不屈。
最后,伸冤无望但仍不放弃,发起“三桩誓言”以示冤屈,表现出了反抗精神,预示着窦娥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
悲剧;
善良;
孝女;
节妇;
反抗
窦娥拥有善良、坚贞不屈、敢于反抗等诸多优秀品质。
而这个具有高尚品质的女子的悲剧原因:
我们可以多自身条件和社会背景方面考虑。
在其自身条件方面,性格的双重性——温柔、善良而又坚强不屈,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一、善良的品格是构成了她含冤受屈的主观因素。
窦娥三岁丧母,家中一贫如洗,随功名未遂的父亲窦天章流落到楚州,因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无法按期归还,于是把七岁的女儿卖于蔡婆婆做童养媳,到了十七岁时与丈夫完婚,可当年夫君因病去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1]。
窦娥的悲剧命运从此开始,家庭迫使她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在此剧第一折出场时,她已是守孝三年的媳妇了,现实生活的深重苦难使她不由得自叹道:
“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
”虽感叹命运的捉弄,但也安分守已。
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也没有逾越封建文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家尽心尽力侍奉婆婆,很好的维护了封建女子应有的“孝女”、“节妇”形象。
如第一折中,婆婆出门讨债许久没有回来,窦娥为婆婆担心。
后来,窦娥在被冤入狱时,庸官酷吏使她在堂上“挨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杖,一道血,一层皮”,被打得昏死三次后仍不屈服,只是听说要拷打婆婆的时候才不得不屈招投毒一事系自己所为与婆婆无关,她宁愿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也不希望婆婆受皮肉之苦[2],窦娥言行符合当时做媳妇的标准。
又如,第三折中临赴刑场时,她怕婆婆看见自己这副样子后伤心,特意请求刽子手不走前街而绕道走后街。
从这几点,充分体现出窦娥的善良、孝顺,这也是悲剧的重要原因。
作者也是借着强调主人公窦娥的善良、温柔、毫无过错等优秀品质来衬托出她的无辜,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连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弱小都无法容纳,引发了读者的思考,突出了窦娥的悲剧色彩。
追根溯源,造成窦娥悲剧的最根本源在于社会政治的黑暗,贪官桃杌、恶霸张驴儿,万恶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浸蚀,无形中成了窦娥悲剧命运的帮凶。
二、罪恶的“贞孝”观是构成窦娥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妇女毫无地位可言。
她们尊崇的无非是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窦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便接受了封建思想的教育,深知“守节”“尽孝”是一个女子必备的道德,她也从不违背这个道理,一切在父亲窦天章的安排,安分守已,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窦娥没有追求自由的权力,一切听从命运安排,不反抗。
只是逆来顺受,表现出了封建伦理道德对窦娥的束缚,使窦娥已经失去了追求自由或是反抗的想法,失去了人性的认识。
夫死为之守节,尽心尽力侍候婆婆成为一个出嫁妇女理所应当该做的,在窦娥心中,“贞孝”观是她的精神信仰,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可以为之丢掉性命。
如果不能“贞”“孝”两全就会万念俱灰,这也体现了窦娥的愚昧、麻木。
因为坚守贞节而拒绝张驴儿的要求,因为对蔡婆婆的“孝”被屈打成招,这都是封建文化熏陶下的悲剧命运。
又如,当婆婆为张驴儿说亲时,窦娥坚决反驳并劝说婆婆“贞心儿自守”。
同时,自己严守妇道,对欲行非礼的张驴儿反抗到底,甚至死后还念道“好马不鞴双鞍”。
即可以看出在窦娥心中的重要地位,碍于婆婆的面子没有加以忤逆,只好暂时作罢忍让。
当婆婆生病时,窦娥还是不计前嫌全心全意地待奉她,还为她做羊肚儿汤,这体现了窦娥的“孝”[3]。
如,第四折中,窦娥死后化为冤鬼道:
“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窦娥是封建礼教的忠实追随者行事作风都遵从伦理道德的标准,“贞节观”“孝道观”在窦娥思想生了根,发了芽,甚至长成了参天大树,如有违背则是大逆不道。
“不节”、“不孝”在当时的社会视为大罪,会被万恶唾弃,就是这样的教化,使她成了“贞孝”观下的冤魂,是这个封建社会的必然。
三、封建信仰对窦娥精神的禁锢
造成窦娥悲剧的另一个原因:
封建信仰对窦娥精神的禁锢,身体的苦痛可以治痊,精神枷锁打不开,就让一个人永远被禁锢,窦娥从小便饱受痛苦,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使她苦不堪言。
剧中一出场,她自叹道:
”窦娥知道自己的苦,却没有从自身找原因,从整个社会大背景找原因,只是感叹命运的捉弄,既是命运的安排则是不可违的。
所以,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困难,窦娥没有想要反抗。
只是逆来顺受,安分守己,信奉天命,相信只要今生苦难修来世必好报,就这样一步步的忍让屈服,无形的精神枷锁困住了她,使她安于现状,听天由命。
人一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就会寻求来世,期望神的避佑,表明封建信仰对人的精神寄托也是思想禁锢。
如,第一折中“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
”“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由此可见,窦娥相信前世今身,因果轮回,就算是临死也还嘱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倒不了的浆水饭,倒半碗儿与我吃;
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
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
”(第三折),体现了窦娥对封建迷信的信仰和对天命的遵从,这是社会强加给窦娥的悲苦的命运,使她不得不寄希望于虚幻迷宫的世界,也使她逐步失去“自我”意识,沦为封建迷信信仰造就下的附属品。
四、庸官酷吏,流氓恶霸成为窦娥悲剧的帮凶
窦娥虽是从小失去母爱、父爱悲苦万分,好在有蔡婆婆的慈爱、关心,日子也算是安稳、幸福。
但张驴儿等人的闯入打破了窦娥原有的安宁生活,贪官污吏草菅人命让窦娥走入绝境。
当窦娥受到张驴儿陷害时,张驴儿扬言要将窦娥告官,除非让窦娥随顺他,叫他三声亲亲的丈夫,他便饶了她!
(第三折)反映了张驴儿的地痞流氓行径。
当张驴儿看到卢医想谋蔡婆婆性命,便心生歹意“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
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的媳妇儿,何等两便”又暴露出了你趁火打劫的本质。
张驴儿威逼利诱下窦娥不从,于是想到栽赃嫁祸,以“官休”相威胁。
窦娥哪能屈服,相信官府“明如镜,清似水”定能还她公道,让凶手现原形,可谁曾想。
楚州太守桃杌是一个不顾枉法的主。
以:
“但来告壮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做官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的信条,听信张驴儿的谗言诬告,将窦娥屈打成招,反映了元代黑暗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身为父母官,不为民为事还涂害百姓与强势恶霸相勾结。
“告状来的要金银”的信条,以是让百姓有口难言,社会恶势力仗着自己的特权地位,嚣张拔扈、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更是让百姓怨生载道,苦不堪言。
他们的勾结无疑是将百姓至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元代这种欺压弱势群体的行径已是普遍现象,窦娥的反抗只是无辜受冤、不堪重负的妇女的代表,窦娥的惨死只是在官府与恶势力的勾结下的无数冤魂之一。
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流氓恶霸的横行和封建迷信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三者互相交错,融为一体。
就像可怕的阴影笼罩在窦娥生活的社会,不断吞噬像窦娥一样善良、柔弱的人们。
《窦娥冤》深刻刻画了窦娥为代表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妇女的满腔怨愤,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的悲剧是儒家道德观与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必然结果。
所以窦娥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
窦娥的悲剧主人公形象是元代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代表,是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典型。
注释:
王甜《浅谈窦娥的悲剧原因》
[1]高益荣着《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欧阳光主编《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3]张大新着《二十世纪元代戏剧研究》(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贺玉春着《浅谈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形象》(《戏剧丛书》2010年04期)[5]罗宗强、陈洪主编《古代文学史2》(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