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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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

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５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１８４４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６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８卡·

马克思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７（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８）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１８４５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９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０。

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１８４７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１１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１２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１３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１４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１８５０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

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

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

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１５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０１卡·

马克思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

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

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Ｑｕｉｓｉｃｏｎｖｉｅｎｌａｓｃｉａｒｅｏｇｎｉｓｏｓｐｅｔｔｏ；

ＯｇｎｉＶｉｌｔà

ｃｏｎｖｉｅｎｃｈｅｑｕｉｓｉａｍｏｒｔａ》①．

马克思

１８５９年１月于伦敦

１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①“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

（但丁“神曲”）——编者注

第一册

第一册资本

第一篇资本一般

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一章商品

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

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①。

①Ａｒｉｓｔｏｔ．ｄ．Ｒｅｐ．Ｌ．１，Ｃ．９（ｅｄｉｔ．Ｉ．Ｂｅｋｋｅｒｉ，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

商品首先是，按英国经济学家的说法，“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或快意的某种东西”，是人类需要的对象，最广义的生活资料。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

例如小麦是一种不同于棉花、玻璃、纸等使用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只对于使用有价值，只在消费的过程中实现。

同一种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

但是，它可能有多少用途全在于它作为具有一定属性的物的存在。

其次，使用价值不５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卷第９章第１３页（贝克尔编１８３７年牛津版）］。

“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

两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

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

其他货物也是如此。

”仅在质上是一定的，而且在量上也是一定的。

不同的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自然特征，具有不同的尺度，例如小麦论舍费耳、纸论刀、麻布论码，等等。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

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

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

例如，这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一颗钻石。

从钻石本身看不出它是商品。

当它作为使用价值时，不论是用在装饰方面还是机械方面，在娼妓胸前还是在玻璃匠手中，它是钻石，不是商品。

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

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①。

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①这就是德国编辑ｃｏｎａｍｏｒｅ［喜欢］谈他们称为“货物”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缘故。

例如，见Ｌ．Ｓ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ｄ．Ｉ，ｄｅｎ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ｖｏｎｄｅｎ《Ｇü

ｔｅｒｎ》［罗·

施泰因“政治学体系”第１卷，“货物篇”］。

关于“货物”的知识应该到“商品学指南”中去找。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

因此，１卷“普罗佩尔提乌斯歌集”和８盎斯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

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

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

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

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

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物化劳动。

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

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性，是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

假定１盎斯金、１吨铁、１夸特小麦、２０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

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

等量地物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

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

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

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

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

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

如果１盎斯金、１吨铁、１夸特小麦、２０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或等价物，那末１盎斯金、１/２吨铁、３蒲式耳小麦和５码绸缎就是根本不等量的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差别是这些物品作为交换价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

作为不等量的交换价值，它们代表较多或较少的、大量或小量的简单的、同样的、抽象一般的劳动，即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

试问，怎样衡量这些量呢？

或者，不如说，既然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量的差别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的差别，那末这种劳动本身的量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

正如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

假定劳动的质已定，劳动本身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就是劳动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

作为劳动时间，劳动用时、日、周等自然计时尺度作自己的尺度。

劳动时间是劳动的活的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

它是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同时带有这种存在的内在尺度。

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又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

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价物，换句话说，一切使用价值，在它们包含的已支出的物化劳动时间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

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

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

生产交换价值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殊方式；

最后，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

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

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

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

这样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

换句话说，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

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

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而且是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的简单劳动①。

这种平均劳动的性质本身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却是一定的。

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

甲用６小时生产铁用６小时生产麻布，乙也用６小时生产铁用６小时生产麻布，或者，甲用１２小时生产铁，乙用１２小时生产麻布，这显然只是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用法。

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

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１个复杂劳动日等于３个简单劳动日。

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

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

①英国经济学家称它作《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ｌａｂｏｕｔ》［“不熟练劳动”］。

其次，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还包含一个前提：

物化在一定商品如１吨铁中的劳动，不问是甲还是乙的劳动，总是同样多，或者说，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

换句话说，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

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是劳动的社会规定，或者说，是社会劳动的规定，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通常的意义，而是特殊的意义。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

首先，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们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通过事实上把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

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而且也只有作为相同的劳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才表现为交换价值。

其次，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

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没有差别，既然大家完成的是相同的劳动，所以这样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所有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

因此，任何个人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其他每一个人为生产同一商品也会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

它是个人的劳动时间，是他的劳动时间，但只是作为大家共同的劳动时间，因此，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中表现出来；

这个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同它直接表现为某一个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一定的使用价值形式无关，可以任意换成０２卡·

马克思它作为任何别人的产品时所具有的任何别的使用价值形式。

它只有作为这样的一般的量，才是社会的量。

个人的劳动，要成为交换价值，就必须成为一个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人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使一般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的劳动时间。

仿佛是不同的个人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共同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不同量表现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上。

这样，个人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社会为生产一定使用价值、满足一定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但是，这里成为问题的仅仅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殊形式。

例如，纺工的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物化在１００磅麻纱中。

假定织工的产品１００码麻布也代表同量的劳动时间。

既然这两种产品代表同量的一般劳动时间，因而是每种包含同量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它们也就互为等价物。

在这里，只是由于纺工的劳动时间和织工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从而他们的产品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织工的劳动才成为纺工的劳动和纺工的劳动才成为织工的劳动，一个人的劳动才成为别一个人的劳动，也就是对他们两者来说，他们的劳动才成为社会存在。

相反，在农村宗法式生产下，纺工和织工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家庭中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

但是，它们的社会性不在于纱作为一般等价物去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不在于两者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

倒是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烙印。

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

在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

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①。

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

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使个人劳动不能成为私人劳动，使个人产品不能成为私人产品，相反，它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

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

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

①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

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

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

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最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

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

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②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末必须补充说：

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

１磅铁和１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两个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

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正如简单的化学物质按一定比例化合而形成化学当量一样。

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

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

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

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

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

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

②“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Ｇａｌｉａｎｉ．《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ｐ．２２１．Ｉｎｖｏｌ．ｖｏｎＣｕｓｔｏｄｉｓ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ｄｅｒ《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

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第２２１页］）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财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泉源，就是同义反复。

说自然物质本身由于不包含劳动也就不包含交换价值①，说交换价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质，也是这种同义反复。

但是，威廉·

配第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贝克莱主教问：

①“物质在其自然状态中总是没有价值的。

”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é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ｃ．》，ｔｒａｄｕｉｔｐａｒＰｒé

ｖｏｓｔ．Ｇｅｎè

ｖｅ，１８２５，ｐ．５７．［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普雷沃译，１８２５年日内瓦版第５７页］。

可见，连一个麦克库洛赫都比德国“思想家们”的拜物教高明得多，后者把“物质”和半打杂物凑在一起说成是价值的原素。

例如，参看罗·

施泰因“政治学体系”第１卷第１７０页。

“四大原素和包括在其中的人类劳动难道不是财富的真正泉源吗？

”①美国人托马斯·

库伯通俗地解释说：

①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ＴｈｅＱｕｅｒｉ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０［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ｆｏｕ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ｎ’ｓ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ｒｅｉｎｂｅｎｏｔｔｈｅｔｒｕ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

“从一块面包中抽掉耗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抽掉面包师、磨坊工、农夫等等的劳动，还剩下什么呢？

不过是一把对人没有任何用处的野草籽而已。

”②所有这些见解所说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物质财富源泉之一的具体劳动，总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

既然这里的前提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那末，这里的前提也就是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效用并合乎一定的目的，而从商品的观点出发，这也就充分无遗地包含了对于当作有用劳动的劳动的一切考虑。

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们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属性，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

即使这种劳动由于某种发明减少了１９２０，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

即使它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