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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观的历史事件在“认识——意识”的作用下，成为历史文献或史料中的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会渗透有主观的因素在内，不管人们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历史文献和史料中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称之为“主观化[Ⅰ]历史事实”，意思是说即使是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也是主观化的结果，具体说是第一次主观化的结果。
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中的主观化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在以史料、历史文献的形式出现，成为进行历史认识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透其间的主观性的内容。
这种主观性，首先是社会性的内容，同时也包括学识、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的主观性的内容，当然也不排除由于个人情感所造成的非理性因素方面的主观内容。
尽管如此，这些主观化的因素或主观性的内容，仍然是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为依托而存在的，它们并不是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和的全部内容。
主观化并不排除它们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这一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在认识论领域之内，“纯而又纯”的，没有丝毫主观性因素在内的历史事实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这类文献和史料才是十分珍贵的，对历史认识主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主观化[Ⅰ]历史事实
从以上基本认识出发，人们可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称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为“主观化[Ⅰ]历史事实”了。
尽管这类史料不多，对历史认识主体来说弥足珍贵，但它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纯粹”客观的，因此历史认识主体就不能对其盲目的崇拜，错误地认为这些史料自己会说明一切、证明一切，所谓“史学本是史料学”即源于此。
我们正确的态度是，认识主体应是史料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对任何类型的史料都要进行科学的鉴别，即首先要鉴别它的真伪，当然这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要考察其社会意义和阶级内容，从中发掘出蕴含其中的更深刻的历史内容，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使认识主体对其能有更接近客观历史真实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科学的历史认识活动。
对包括原始史料在内的史料进行考察和鉴别，中外史学都有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汉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班固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康和吴平著《越绝书》，两位作者生平不详，从作品的内容推测，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人。
《越绝书》可被视为地方史的著作，《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汉魏丛书》均收入，但严格地说，它是属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书，主要内容是记述吴、越地区之事，特别是越事，以续补《春秋》。
既使如此，作者也收集了不少东汉以前有价值的史料，一些为《史记》所采用。
作者还对史料进行了考察，在《外传记宝剑》篇中写道：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而春秋之时，则“作铁兵”。
作者对兵器究竟用何种材料制作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了不同的记载并非有误；
通过以石、玉、铜、铁不同的材质制作兵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和以铁为兵，“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
1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学的进步，对历史文献和史料的鉴别和考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史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历史学主要的分支学科之一。
汉代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宋代郑樵著《通志》，宋元之交的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以及以后的乾嘉学派、古史辨派等，都为史料鉴别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史料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史研究所依托的文献及史料的不真实，决定了凭借这些文献和史料所编撰的历史的不真实，所以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辨伪”，不仅要辨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及史料的“伪”，而且也要辨作为历史认识结果的历史自身的“伪”。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疑古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它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前后，疑古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风靡一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时疑古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
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文中写道：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2
在西方，古代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对在他之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等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在史著之中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而仅在于满足一些人的兴趣而已。
因此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中，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到对所选择的史料的鉴别和考察工作。
他十分重视史料的确凿性，强调要对其进行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
对史料的考证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之一，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成为历史学批判方法的主要内容。
到了18世纪，“虽然这些大搜集家们很少使用批判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资料，可是学者们却开始更自由地鉴别史料与传统了”。
2怀疑主义思潮和批判性历史研究有所发展，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对待权威作者和他们提供的史料方面缺少批判能力”，已经成为影响历史学发展的障碍之一。
3
19世纪，西方批判史学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
他批判地查核了早期罗马史的文献资料，在详尽研究的基础上，纠正了前人，包括李维、马基雅弗利等著名史学家的不少谬误，完成了著名的《罗马史》。
在他看来，大量的历史记述，即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也不可能全是虚构的。
因此要用批判的方法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寻找“真实”与“虚构”的结合点，使历史记述在可能的条件下，更接近历史真实。
他说：
“在放下笔时，我们必须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
1普鲁士陆军元帅毛奇对其十分钦佩，认为他就像一名外科医生一样，他的解剖刀把传说中的、杜撰中的“肉”统统割去，留下赤裸裸的历史真相的骨架。
尼布尔被认为是以“正在进行解剖的一位生理学家那种精神研究历史”。
他自己也说：
“就像解剖家解剖身体那样解剖文字；
我设法把堆放得杂乱无章的由骨化石构成的骨架从异物中分离出来”。
4尼布尔的“解剖”和“分离”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清除早期罗马史文献资料中的“主观因素”，使其对罗马史的研究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实际。
尼布尔对西方史学发展的贡献，并不在于仅仅具体地考证了罗马史的文献资料，揭开了罗马史研究的崭新一页，而在于他毫不留情地对旧的史学传统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成为西方批判史学的先驱，而他的代表作《罗马史》则成为西方近代史学开端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
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们尊严的独立科学；
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
5
从以上中外史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史学家为了追求“真实”、“客观”，才对包括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进行鉴别和考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各种历史文献和史料，其中包括原始的、第一手的，甚至是出自目击者、亲临其境者的史料，都含有不真实、不客观的成分，尽管这些“不真实”、“不客观”不是有意伪造或编造出来的。
造成这些“不真实”、“不客观”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进入人的认识领域，转变成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至少是一次的“主观化”的结果。
这样，人们就完全有理由对所谓“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的“原始性”或“初始性”提出质疑。
实际上，所谓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仅仅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而当这些史料一旦纳入人们的认识领域，一旦成为与历史认识主体相联系的“认识客体”，发生了主观化的过程时，“原始”也就不再是“原始”的了，“第一手”至少变成了“第二手”。
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主观化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对其主观因素渗入的不可避免性有正确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认识主体才有可能将自己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基础上，首先要在先进的世界观，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排除史料中、包括所谓的“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中的主观因素，透过这些史料中大量纷杂的表象，认清他们所传达的真实的历史信息，以及这些史料中某些内在的本质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
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贯穿于历史认识的始终。
在研究工作的准备阶段，或在如何正确认识史料的客观性、主观性这个基本问题上，也离不开它。
我们承认史料中的主观性因素，并不是因此对历史认识持一种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在“主观”面前束手无策，放弃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共性。
恰恰相反，我们公开地承认历史事实中的主观因素，正是为了主动地、自觉地、清醒地来克服这些主观性，而不是坚持这些主观性。
如果对其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的立场，那将适得其反。
这样，历史事实中的主观性因素不仅不会得到克服，反而会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脱离客观历史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认识结果。
第二节历史认识和主观化[Ⅱ]历史事实
一、从“主观化[Ⅰ]历史事实”到“主观化[Ⅱ]历史事实”
“主观化[Ⅰ]历史事实”，指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他们虽然被称作是“原始”的，这只是一种习惯上的说法，但其实质也是主观化的结果，具体说是最初进人的认识领域，第一次主观化的结果；
那么，“主观化[Ⅱ]历史事实”则是指在此之后，历史文献和史料的第二次以至更多次的被主观化认识的结果。
在具体的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这类历史事实是大量存在的，对其进行必要的研究，有助于在历史认识中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不断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
“主观化[Ⅰ]历史事实”，大量地以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考实”、“纪实”，而在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被纳入人的认识领域之后，作为“原始”的史料被广泛的应用。
在应用的时候，并不都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主观化[Ⅰ]历史事实”的始作俑者的理解，来使用这些历史事实的。
即使是同样的一条“原始”的史料，同一时代的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时代的不同的认识主体，都会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按照自己的需要做出自己的解释；
对同样的历史文献，也会有种种不同的理解。
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样，应用的过程是又一次主观化的开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应用，首先是建立对“原始”的历史文献和史料内容的理解上。
每一个认识主体都有自己的理解，不同的认识主体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渗透有种种主观因素在内。
例如，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130篇。
这部名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地收集、占有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包括当时的经史典籍和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国家的文书档案。
他“既参阅金匮石室的图书，网罗遗失放逸的旧闻；
又复考之游历，访之朋友，征之金石。
然后斟酌损益，得其是非写成了自成一家之言，传之不朽的《史记》”。
仅司马迁自己曾谈到他所引用的书就有如下诸种：
《三代世表序》：
“余读《牒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
《秦楚之际月表序》：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
《高祖功臣年表序》：
“余读《高祖功臣》”；
《秦始皇本纪》：
“吾读《秦记》”；
《管晏传》：
“余读《管氏》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传》：
“余读《司马兵法》”；
《商君传》：
“余读《商君书》”；
《孟荀传》：
“余读《孟子》书”；
《屈贾传》：
“余读《离骚》”。
其他还有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上秦始皇书》、司马相如《子虚赋》等。
1司马迁广泛收集天下遗文古事，并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来撰写《史记》，使《史记》在历代均被认为是“信史”。
这里所说的“信史”，是从总体上对《史记》的评价，赞美司马迁著史的审慎态度，强调这部作品是建立在真实的、现实的人的活动基础上的历史著作，而非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神话传说，更不是说这部作品中的每一条史料都是与客观历史实际完全相符，是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的“原始”的、纯而又纯的客观实录。
司马迁在论及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时，强调要“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历史来认识现实和未来；
他还“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直言”2,总结历史经验。
这种明确的目的和旨趣贯穿于这部名著的始终。
司马迁在引用各类文献、史料时，也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取舍，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那里还有什么纯粹的“客观”可言。
《史记》引用了《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等大量文献资料，司马迁将这些文献资料应用到自己的《史记》中时，是带有强烈思想倾向的选择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将上述文献资料在自己头脑中的又一次主观化，使其成为主观化[Ⅱ]历史事实”，因为它所引用的那些文献资料至少是属于“主观化[Ⅰ]历史事实”的范畴。
不难看出,无论《史记》，还是其他历史著作，包括中外闻名的经典力作，它们中的每一条史料都不可能是“客观”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在进行历史认识时，我们所遇到的历史文献、史料，都含有主观的因素在内，只不过这些因素的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区别而已。
历史认识主体只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明确摆在他面前的史料都是客观的“历史事件”一次、或两次，以至是多次主观化的结果。
总之，都是已经“主观化”了的历史事实。
例如，《史记》在其作者司马迁去世，由其外孙杨恽将它传布出来后，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将《史记》的有关内容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通过这些内容以阐释或加强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引用的结果，是至少在已经是两次主观化的基础上的又一次主观化。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主观因素的程度往往又会发生变化的。
客观的历史事件成为人们认识领域的“历史事实”，或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实”时，其间会不可避免地渗透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性”，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历史认识的目的在于不断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通过分析一系列历史事实所传达的历史信息，逐渐认识历史内部矛盾运动的本质联系，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内容。
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
历史真理，是历史的感性认识和历史的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正确的认识。
在历史感性认识的过程中，始终存在有两种类型的“主观性”因素。
一种是有积极意义的主观认识，它的特点在于它的认识结论中虽然带有主观性，但是它所依据的却是客观的历史内容。
之所以在客观的历史内容的基础上得出了带有主观因素的结论，这是由时代的局限或认识能力的局限造成的，而这些局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将会不断得到克服，从而不断接近历史真理。
另一种是有消极意义的主观认识，它的特点在于它的认识结论也是建立在主观的历史内容上，即建立在脱离客观历史实际的“伪历史”上。
这种“主观性”完全是与历史真理背道而驰的。
例如，俄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恩·
弗列罗夫斯基（瓦·
瓦·
别尔维），在1869年完成了他的名著《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恩·
弗列罗夫斯基的考察和研究》。
作者真实地描绘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他怀着对工人、农民所处的悲惨境地十分同情的心情，深刻地揭露了地主、资本家和官僚的罪恶。
他认为俄国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
马克思对这部著作个十分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这是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
……可以看出，这个人曾亲自到各地作过旅行和观察。
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
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土地神秘主义（尽管赞成公社所有制形式），没有虚无主义极端。
有时也有些善意的空谈，但这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
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
1马克思为了研读这部著作，开始自学俄文，并在不久能够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部著作。
马克思在赞美这部著作“赋予俄国以真正的荣誉”的同时，也对它的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理论观点给予了批评。
这些理论观点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在本质上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所谓“那些人的发展水平”即是由时代的和阶级所造成的恩·
弗列罗夫斯基等人的局限。
正是这些局限，使恩·
弗列罗夫斯基对19世纪6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了鲜明的、详尽的描述之后，却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判断。
“雇佣不是别的，只是继奴隶制后得到改进的第一步。
奴隶制将被消灭，将让位于雇佣制，而雇佣制必须让位于合伙关系。
在劳动与资本大企业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则应当是合伙关系”。
2马克思对这种“合伙关系”的思想，给予了严厉的，但却是十分公正的批评。
他在这部著作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的评语：
这是“老一套的幻想”；
“这是普鲁东主义的要义”，是“荒谬”，是“老一套的普鲁东式的蠢话”。
蒲鲁东是19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却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批判的，主张用发展小私有制来代替社会革命，以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
在《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观念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有好坏之分，通过消除“坏的方面”，建立“好的”资本主义；
否定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通过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成立工人合作社和小工厂、让生产者进行平等交换等方法，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恩·
弗列罗夫斯基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所以才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论上的无知，特别是在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站到了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
但是，恩·
弗列罗夫斯基在这些问题上所产生的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主观认识”，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主观”的结论，和执意歪曲、伪造历史事实，将自己的认识建立在主观臆造的虚幻的“事实”的基础上，产生主观的认识，得出主观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这样，恩·
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尽管存有种种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名作。
1933年2月27日晚，在德国发生了“国会纵火案”。
这是对德国，以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
德国《柏林时报》记者德尔曼当时在燃烧着的国会大厦进行了现场采访。
希特勒对这位记者说：
“上帝作证”，“这火是共产党人纵的。
你亲眼看到德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端。
这场大火就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始”。
希特勒挥动着手还说：
“你看这烈火熊熊的大厦……如果共产主义的幽灵统治了欧洲，不用两个月，整个欧洲就回像这幢大楼一样烈火熊熊”。
“这可是个上帝恩赐的信号！
如果这场大火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确实是共产党人干的话，那么，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用铁拳来砸碎这一伙杀人害命的歹徒”。
1事实早已证明，这场纵火案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手制造的，他们诬蔑这是共产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然后颁布紧急法令，大肆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为全面建立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开辟道路。
希特勒从这样罪恶的政治目的出发，颠倒黑白，自然得出脱离客观实际的结论。
这种“主观性”的认识和结论，同，恩·
弗列罗夫斯基“主观性”的认识和结论，显然有质的区别，不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
二、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因素
人类的历史是完全可知的，剥去种种神秘的外衣，人们完全有能力认识客观的、合乎规律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
但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的认识。
人们在不断克服主观认识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带有主观性的认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因为会出现“主观性”，而放弃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追求。
我们承认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恰恰是为了自觉地克服它们的影响。
在历史认识中，要学会区别“历史事实”中的两种不同的“主观性”，并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对待它们。
对于积极的主观认识，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找出它们主观因素产生的原因，认清其实质，以及它们在具体的历史认识中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通过历史学、史料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克服其消极因素的影响，发挥其积极因素的作用，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
对于消极的主观认识，则要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指出其已经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澄清已经形成的各种认识上的混乱。
对种种消极的主观认识，应采取坚决摒弃、批判的态度，它们和历史真理没有任何的联系。
历史研究的过程离不开选择，无论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当客观的历史事件成为人们认识领域的“历史事实”时，离不开选择；
当这些“历史事实”成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实”时，仍然离不开选择。
在这里，“选择”无疑是一种主观化的过程。
历史学家所以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如将“主观化[Ⅰ]历史事实”变成“主观化[Ⅱ]历史事实”，或将“主观化[Ⅱ]历史事实”再次主观化或多次主观化时，不是盲目地、无意识的选择。
除了上面已经论及到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观、价值观，或具体的历史学理论方法论之外，往往也离不开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
而这种经历，并非是一种独立于、游离于上述诸种因素之外的另类因素，即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因素。
实际上，“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紧紧属于抽象的“个人”。
因此，对于个人经历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要做具体的分析，对其既不要夸大，也不要无视，这在历史认识中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西汉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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